季羡林文集-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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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这同前面1954年关于纸和造纸法的文章属于同一类型。我在上面下过一些工夫，可以算得上一篇学术论文。
　　4、《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欢呼》
　　这是一篇应景的杂文，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1956年
　　这一年共写了五篇文章。汉译《沙恭达罗》出版。
　　1、《纪念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
　　2、《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
　　3、《序》
　　4、《沉重的时刻》（译文）
　　5、《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这是印度佛教史上和西方梵文巴利文学界的一个老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关于原始佛教究竟使用什么语言学习佛言。我的结论是：佛允许比丘们用比丘们自己的话来学习佛言。
　　在以上五篇中，只有最后一篇可以算是学术论文。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季羡林为什么在这里一口气把七年中写过的东西都罗列出来？他写道：“我那样做是有用意的，我的用意是在‘示众’。”
　　季羡林的“用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是个“惜阴如金”的人，“衣不求华，食不厌蔬”，一生所求只在“学问”二字，每天早晨四点即起床，伏案读书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不敢有丝毫逸豫。可是“皇皇四十载，书剑两无成”，怎能不令他“言念及此，心如刀割”。他连声呼道：“奈之何哉！奈之何哉！”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第六章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
　　20世纪的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　
　
　　


反右风暴擦身而过
　　20世纪的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
　　正当全国知识分子从平静的1956年迈进1957年的时候，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由帮助党整风，鼓励提意见，忽然变成“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使所有知识分子大惊失色。在他们被吓得目瞪口呆，惊魂未定，甚至还来不及做自我检查的时候，一张大网已将五十余万名知识精英一网打尽。五十余万人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被打入“另册”，被批判，监督，劳动改造。被株连的亲友，铺天盖地，不计其数。被株连者在入学、就业、提干、入团、入党，甚至婚姻等方面均遭到歧视。
　　1957年北大从整风到反右，整个过程都发生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
　　4月25日，北大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于同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党委委员、各行政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并邀请校务委员、系主任、民主党派、工会、学生会负责人等一百五十人参加。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揭露学校中存在的“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这是北大党委贯彻中共中央开门整风指示，召开的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会议，也是北大党委整风的开始。
　　这次干部整风会议是一次马拉松的会议，从4月25日开到5月14目。期间，在大会上有五十多位教授和干部发了言。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批评。后来这些发言者中的部分人，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
　　5月14日，会议最后一天，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宣布：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不过，它只是北大整风运动的序幕。
　　应当补充一笔的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一周，即4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北京的哲学界人士。北大哲学系郑昕、冯友兰二位教授参加了接见。接见中，在大家谈到关于逻辑问题时，毛泽东说：一切学术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讨论。当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到来时，毛泽东特意向冯友兰说：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应继续下去。毛泽东的话使郑、冯二位教授深受感动，使他们对党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深信不疑，同时，北大的教授、干部们闻之也深受鼓舞，打消了在整风运动中大家的种种顾虑。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整风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5月19日，北大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同学”的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质问校团委关于北大出席团的“三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北大整风运动中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
　　接着出现了哲学系龙英华贴出的大字报，建议开辟“民主墙”。
　　这两张大字报出现后，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蜂涌着，奔告着，争论着。北大学生的“大鸣大放”随之开展起来。
　　5月20日，大饭厅附近的墙上，已经被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贴满。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教学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意见。其中一篇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写的《一株毒草》，批评《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并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办刊物。
　　傍晚，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在16楼旁与不同意见的同学展开辩论，形成了一个辩论会。
　　晚上，江隆基在大饭厅向同学们作当前学校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表示支持同学“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5月21日，谭天荣宣布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
　　刘奇弟贴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轰动全校。
　　这一天，油印小报《自由论坛》、《春雷》、《百花坛》出版，同时贴出墙报《广场》，与其持对立观点的油印小报《观察家》、《五月》也随之出版。
　　5月23日，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到北大大饭厅旁广场上进行讲演，引起极大争论。
　　北大的“大鸣大放”随之进入高潮。
　　大字报像雨后春笋一样贴满了一切可以贴的地方。为了弥补大字报不能充分说理的缺陷，新的辩论会形式出现了。晚饭后，学生们把饭桌当讲台，轮流上台发表演讲，争论激烈，情绪激昂。这个阶段，有人无所畏惧，有人惊惶失措，有人义愤填膺，也有人冷眼旁观，鲜明地凸现出每一个人的性格。在这些日子里，从饭厅到宿舍和教室区，到处是辩论会、演讲会，整个北大沸腾起来了。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右派分子”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报刊上。这篇社论的发表意味着：反右，开始了。

　　当人们读到社论，醒悟过来，为时已晚。
　　这一年北大没有放暑假，全校师生都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了。
　　季羡林在整个运动中的经历颇为奇特而又鲜为人知。从整风开始到反右结束这段时间，他一直呆在北大，然而他既没有被划为右派，也没有参加批判右派的斗争。他自己说：反右期间“我成了‘逍遥派’”。
　　许多当年参加过北大反右斗争的人，被问及是否还记得季羡林在运动中的表现？大都摸摸脑袋，皱皱眉头，想了想，然后说：没有印象。
　　那么，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到哪里去了呢？
　　是一件突发的事件使他远离了运动。
　　运动初期，东语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由于几年来在招生工作上出了点问题，导致有的毕业生工作分配后有改行的现象，这在计划经济时期被视为工作的失误。这件事对东语系在校学生产生了很大冲击，一部分学生提出转系的要求，其他学生也为自己毕业后的前途忧心忡忡。于是在东语系学生中顿时刮起了一股转系风。季羡林作为一系之长，自然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学生情绪激昂，四处张贴大字报，指斥招生计划的错误，要求领导批准他们的转系申请，在教室的黑板上，大字书写“救救没娘的孩子！”以示抗议。他们天天纠缠住季羡林不放，要他作出明确回答，言辞十分激烈，甚至出现过几次围攻季羡林的紧急的场面。这当然有些冤枉了季羡林，一个系主任怎么能对国家的招生计划负责呢？他又有什么权力对学生作出同意转系的许诺呢？可是学生不管这一套，硬是揪住季羡林不放。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教育部不得不派一位副部长亲自来北大参加处理这件工作，并派了一位司长天天来北大协助季羡林面对学生做工作，事情才终于得到妥善解决。
　　等到转系风平息下去，善后工作处理完了，“鸣放”已经结束，运动转入了反右阶段。季羡林说：“事情得到解决，我也就算是过了关，从此成了‘逍遥派’。既不被批，也不批别人，逍遥自在，为所欲为。”“逍遥派”这个词儿当时还没产生，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出现的，季羡林在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说明自己的处境而已。
　　当时全校到处摆满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战场，而办公楼礼堂是最大的一个，此处离东语系所在的外文楼最近。季羡林有时候就坐在办公楼前的石头台阶上，听大礼堂中批判右派的发言。他回忆道：“其声清越，震动楼瓦。听腻了，便也念点书，也写点文章。我悠闲自在，是解放后心理负担最轻的一段时间。”
　　在北大如火如荼，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中，竟也有像季羡林这样的“逍遥派”，竟还能念点书，写点文章，若不是季羡林自己说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
　　季羡林一生的经历平淡如水，没有什么传奇色彩，但是他在每个“节骨眼”上，都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真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没有东语系的转系风波，季羡林同大家一起参加运动，提意见，他也不会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这倒不是因为他说话谨慎，善于审时度势，而是“一方面，我有一件红色外衣，在随时随地保护着我，成了我的护身宝符。另一方面，我确实是十分虔诚地忠于党。即使把心灵深处的话‘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来，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前文中说过，季羡林于1956年4月4日经支部大会通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为一年。1957年4月4日再经支部大会通过，季羡林遂成为正式党员。这便是季羡林说的“红色外衣”和“护身宝符”。一个刚刚转正没几天的党员，一般是不大可能对党说出什么“逆耳”之言的。再说，解放八年来，季羡林的日子过得一帆风顺，在历次运动中不曾受过什么触碰，在政治上受到信任，在学术地位上受到尊重，是北大教授中“又红又专”的典型，他对“三害”尚无切身感受，对党更无怨言，所以，即使“‘竹筒倒豆子’，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这是出自内心的真话。那么，季羡林当时是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的呢？他在回忆中写道：“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季羡林当年虽出于偶然的机缘逍遥于反右运动之外，躲过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但是他并没有忘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这场劫难。经过多年的思考，他对反右斗争这场运动终于有了新的认识。1999年，他在《记张岱年先生》这篇短文中，说了以下的一段话：
　　1957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了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季羡林语出惊人，引来了颇多议论。这段话确当否姑且不论，但它至少说明，季羡林这个当年的“逍遥派”，对反右斗争并非无动于衷，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最终得出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　
　
　　


狂热的1958年
　　西谚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上帝为什么要发笑呢？因为人类一思索，往往就距离真理越远。
　　今天，当我们回忆起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事，也和上帝有了同感，会哈哈大笑，笑我们自己狂热地干了蠢事。可当年却是不笑的，不但不笑，还豪情满怀，充满必胜的信心。人们那种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现状的渴望，改天换地的豪情，“超英赶美”的雄心，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上，恐怕也是前无古人的。遗憾的是，这一页最终竟成为历史的笑柄。
　　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5年的“社教”，在这八年中，究竟搞过多少次运动，现在已经很难条分缕析地说清楚了。仅1958年这一年，在高等学校内开展过的运动就有：反右补课、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大辩论、整改运动、兴无灭资运动、“双革四化”运动、大炼钢铁运动等等。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一个新的运动，人人忙得喘不过气来。至于大运动中的小运动，更是多如牛毛，诸如：引火烧身、公开交心、抱西瓜给老师送礼、插红旗拔白旗、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大专小红论、批判“粉红论”等等。所谓“双反”运动，即“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所谓“粉红论”，即在政治上既不红透，但也不“白”，取红白之间的“粉红”之谓也。运动形式和斗争手法层出不穷，若非亲历者，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总的说来，运动可分为“务虚”和“务实”两大类。“务虚”，是指改造精神世界，其目的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如“红专大辩论”。“务实”，是指改造物质世界，其目的就是要改天换地，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如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的北大没有放暑假，炎炎夏日里，全校师生在各自岗位上，汗流浃背，夜以继日地苦干、巧干，每天都在“放卫星”，有时一天放好多颗“卫星”。
　　8月8日，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师生向党委报喜，宣称他们放了一颗“大卫星”：本专业师生奋战一周时间，完成了二万条词条、一百万字的《汉朝词典》。这种“卫星”难以让人相信，以当时朝鲜语专业的力量，全体师生不吃不睡，一周内抄也抄不出一百万字的词典来，且不论词典的质量了。可是当时并没有人怀疑这些“卫星”的真实性，甚至私下里也没有人说怪话，这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季羡林也不例外。他是个赤诚的爱国者，热切盼望国家早日富强。他又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而且按他自己的说法，“在政治上是属于幼儿园水平”，像他这样的人，处在全国人民热情奔涌，如痴如醉的年代，焉能无动于衷，置身事外？
　　季羡林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道：“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们现在还可以从1996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中，读到季羡林在大跃进期间写的文章。因为季羡林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有言在先：不悔少作，不避讳过去文章的浅陋或错误，凡能找到的，有文必收，并保持原样不作改动。
　　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季羡林都要写一篇文章向海外侨胞们报告祖国建设的成就并谈谈自己的感想。1958年他写的文章题目是《在大跃进中庆祝国庆节》。文中写道：
　　我以前常用“祖国的建设简直是日新月异”这句话；但是在今年，这句话无论如何也不够了。如果允许我杜撰的话，我想改为“祖国建设简直是秒新分异”。
　　接着，文章便开始介绍“大跃进”“秒新分异”的情况：
　　最初在报纸上读到有人想亩产小麦千斤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满是问号。然而不久亩产千斤的纪录就出现了。不但出现了，而且像给风吹着一样，纪录一天天升高。有的时候晚报上的最高纪录，第二天早晨就被打破。有一些科学家也着了慌，他们用最高深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来证明，小麦亩产最高产量是三千斤；然而事实却打了他们一记耳光，纪录一直升到七千多斤，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现在有许多农民和科学家已作出计划，明年的产量不是以千斤计，而是以万斤计。
　　稻子也是一样，早稻的最高纪录已经达到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中稻竟达到四万三千多斤。有些人觉得这些数字简直是神话，他们有点半信半疑。信嘛，他们不能够想象，在那有限的一点点地方，这么多的稻子如何摆得下；疑嘛，他们又知道，中国报纸从来不说谎话。不管这些人怎么想，我可以告诉诸位侨胞：这些纪录还只是牛刀小试，不用说明年，就是在今年，也还会有许多地方打破这一纪录。至于最高纪录究竟是多少，现在很难预言；我只希望侨胞们有一个思想准备，将来不至于过分吃惊。
　　季羡林说的水稻亩产四万三千多斤的纪录，果然是“牛刀小试”。1958年9月18日，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上赫然登载了广西容县水稻亩产达十三万斤的报导，放了一颗特大“卫星”。这个鲜为人知的容县顿时名闻天下。在全国人民为这颗特大“卫星”欢呼雀跃的时候，也让世界人民笑掉了大牙。

　　“大跃进”、“浮夸风”、“蛮干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骇人听闻的地步，全国人民却浑然不觉，依然沉醉在“放卫星”的狂喜之中。只有当时的苏联沉不住气了，他们说，把一亩地全铺上粮食，铺一米厚，也达不到中国报纸上吹嘘的产量。这本来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说法，然而却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普遍反对，被中国老百姓嗤之以鼻。就连季羡林这么实事求是的人，也从没有怀疑过报纸上的消息。他说：“我听到‘上面’说：全国人民应当考虑，将来粮食多得吃不了啦，怎么办？我认为，这真是伟大的预见，是一种了不起的预见。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季羡林在文章里还向侨胞们报告了北大大跃进的惊人成果：
　　只是化学系一个系就完成了研究项目一千多项，经过严格的审查，其中七十几项超过了国际水平。……我所在的东语系，在短短的二十几天以内，已经编出了汉朝词典、朝鲜外来语词典、华日词典、越汉词典、乌尔都汉语词典、印地汉语词典等等。这些词典，无论是从量的方面来看，还是从质的方面来看，都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这些词典也许编出来了，但是当时并未出版，其中有的至今也未出版。至于它们是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就只有天晓得了。
　　引述季羡林在“大跃进”年代写的文章，目的只在说明，季羡林也是一个凡人，他当时同“六亿神州”一样幼稚，并不比别人高明，也没有金睛火眼、远见卓识。他虽是留过洋的教授，但是在“全民无意识”的狂热社会环境中，知识和智慧也帮不了忙，一个留过洋的教授丝毫不比一个文盲更清醒。
　　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神话。接着来的便是三年“自然灾害”。人们普遍挨饿，浮肿病四处蔓延，校医院门口排上了长龙。北大不得不“减少生产劳动、停止剧烈的文化体育活动、暂停体育运动会、严格控制会议。”党委的中心工作是“办好食堂，劳逸结合”，从全校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到食堂工作，口号是：“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
　　两年前燕园里大跃进热火朝天、车水马龙的风光顿时销声匿迹，眼下是一片偃旗息鼓，冷清萧条的景象。
　　季羡林曾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说：“我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说过。”实际上，在这段“困难时期”，季羡林的精神面貌反而格外地好，从他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散文这点上，便可以看出来。关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