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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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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窒铝罟フ剂�25、27、17、18、19、2O、21、22、23和24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三幢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井冈山兵团打垮。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起死人事件：一起是，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走进图书馆翻阅期刋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另一起是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当时各级公、检、法都已被砸烂，打死人是没有人管的。这两起事件发生后，人人自危，北大校园内，随处可见一队队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武斗队员，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过。整个燕园冷冷清清，人迹罕见，气氛紧张而森严。
两派虽然忙于武斗，但谁也没有忘记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审讯和批斗。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校文革在校内44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多处，井冈山兵团在28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其中党委书记陆平被关押在生物小楼内，曾被用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和逼供。1967年冬天至1968年春天这段时间，是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也是派性膨胀登峰造极的时候。
季羡林在这段日子里，除了继续被批斗、审讯以外，还被迫进行劳动改造。
当时，隔上几天，季羡林总会被批斗一次。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
首先是北大的工人批斗季羡林。前面说过，解放初期，季羡林曾长期在北大工会工作。他生平第一个“积极分子”称号，就是“工会积极分子”。他先后担任过北大工会的多项职务，l952年北大迁到城外以后，又被选为校工会主席。在沙滩时，还曾经学过美国的竞选办法，到工、农、医学院和国会街北大出版社各分会去做过竞选演说，精神极为振奋。当时刚解放，他心情舒畅，看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干劲十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兴奋得好像每天都生活在云端里。工会工作是兼职，不拿一分钱的补贴，完全是自觉自愿地为人民服务。有时为了布置会场，他彻夜不眠，同几个年轻人共同劳动，并以此为乐。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位担任过工会主席或副主席，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却成了季羡林的特殊罪状。北大的“工人阶级”早就对臭知识分子领导他们心怀不满，到了季羡林被“打倒”，在批斗季羡林的高潮中，他们也挤了进来。工人的想法和做法与教员学生区别十分明显。工人比学生力气大，行动更粗野。一天，在一阵激烈的砸门声后，闯进来两个工人，声称要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季羡林只好从命。
他们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都揪出来，一起批斗。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到，只剩下季羡林孤身一人来演这场独角戏。
工人不喜欢在室内斗争，也不喜欢用嘴来批判，他们更喜欢在外面“游斗”，也就是在大马路上，边游边斗。这样可以供更多的人观赏，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或者别的什么心。季羡林糊里糊涂，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任人摆布，任人捉弄。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观众”，口号声上彻云霄，中间还搀杂着哈哈大笑声。仿佛一场杂耍盛会。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脾气：理论讲得少，拳头打得重；口号喊得响，石块投得多。耳光和脚踢，已经是家常便饭。这一次因为是“游斗”，虽然挨打比较多，但没有坐喷气式，这让季羡林真有点感恩戴德了。
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找上门来了。在“文革”前，北大根据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所。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找到季羡林，要他担任所长。季羡林推辞不了，只好答应。其实所长之职，只是个挂名，什么事情也不管。因此季羡林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利害冲突，关系还不错。可是季羡林一被“打倒”，亚非所的人也不甘落后，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决不能放过批斗季羡林的机会，这多少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季羡林被揪到燕南园的所里。批斗是在室内进行的。屋子不大，人数不多，都是研究人员。季羡林说：“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
东语系的批斗会已经数不胜数，其中有一次给季羡林留下颇深印象。在主斗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面孔以外，竟然也有井冈山的面孔。他们两派虽然斗争异常激烈，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在批斗季羡林时，却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同仇敌忾，一致对“敌”。这次批斗的主题是从季羡林日记中找出的一句活：“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这当然犯了大忌，简直是对“红都女皇”的大不敬。但是这句话本来是说明季羡林派性有多么顽固，是站在井冈山的立场上攻击新北大公社的，没想到，时过境迁，自己对之忠贞不二的井冈山一派竟然出卖自己，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自己了。
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季羡林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静。他想得很多，很远，他在《牛棚杂忆》里写道：
我想到了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真是可恶之至！
可是，季羡林明白，后悔是没有用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考虑一下如何改善当前的处境。他觉得，他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锻炼身体。这不是指一般的锻炼，而是一种特殊的锻炼，说白了就是专门锻炼双腿。他认真分析了当前的种种矛盾，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要善于坐喷气式。能够坐上两三个小时而仍然坚持不倒，便是最大的胜利。在历次的批斗中，他最受不住的就是坐喷气式，倘若一旦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批斗者一定会认为自己是故意捣乱，罪上加罪，拳打脚踢之外，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方法来惩罚自己哩。他必须坚持下来，但是坚持下来又是万分不容易的。他写道：“坐喷气式坐到半小时以后，就会感到腰酸腿痛，浑身出汗；到了后来，身子直晃悠，脑袋在发晕，眼前发黑，耳朵轰鸣。此时我只能咬紧牙关。我有时也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别说，有时还真有效。”
虽然历次批斗季羡林都坚持下来了，没有倒下，背语录也多少作用，但是他觉得并不保险。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有个长久之计。于是，他就想到了锻炼。他下定决心，每天站在阳台上进行锻炼。他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同时，他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汗为止。他说：“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如果我不讲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人们一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今日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
季羡林每天站在阳台上锻炼，有时能看见几只麻雀跳跳蹦蹦地觅食，一会儿，翅膀一展，便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季羡林非常羡慕，他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小鸟呢？”在被红卫兵押解的路上，经过湖边，看见在湖中枯木上晒盖的王八，一听到人声，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季羡林又会羡慕不已，他又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当然这些幻想都毫无用处，只能暂时排解一下自己的苦恼而已。
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出去劳动。所谓劳动，就是劳动改造，简称“劳改”。这改变了季羡林天天在家等候批斗的窘境，他心中略有喜意。从此以后，他便同上面提到的东语系首先被批斗的那位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劳动。
他们这一对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成了东语系造反派的阶下囚，成了一对难兄难弟。每天早晨8点到指定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干杂活。12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6点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不断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他们两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多脏多累的活，只要那工人的嘴皮一动，他们就必须去干。这位工人站在一旁，什么也不干，只是看着两位老教授干，有时还大声斥责，颐指气使。他就是这样来“领导一切”，改造知识分子的。
季羡林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决不敢，也不愿走阳关大道。因为在大道上走最不安全。大道上都是三五成群，或几十成群，戴着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来来往往。像季羡林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他满脸晦气，目光呆滞，一身破衣烂衫，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当时谁都可以对他这样的人打一拳，踢一脚，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会受到人们夸奖的。连十几岁的小孩子都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唾沫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他眼里撒，如果任其撒，眼睛是会瞎的。碰到这种情况，季羡林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走”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说：“过来！我拍拍你！”季羡林也只有快走几步，逃跑了事。
不敢走阳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只好专拣偏僻的小路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大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冲天。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这地方却成了季羡林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难闻，但是非常安全。到了这个环境里，季羡林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还敢抬头看一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感到异常的快乐。
有一天，季羡林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他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他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刻血流如注。此时那个监工的工人不但毫不关心，反而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季羡林正准备挨几下耳光，不料那工人大发慈悲，没有打耳光，而是说了声：“滚蛋吧！”季羡林连忙乘机滚蛋。他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只能用一只脚走路，另一只脚拖着走，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他不敢去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的，平时看见他还怒目而视，现在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回到家，两位老太太看到他这副狼狈相，大吃一惊，也一筹莫展。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可是下午还要去劳动，否则怪罪下来，还是自己倒霉。这时季羡林不期望有谁会对他讲什么“革命人道主义”，他说：“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
此时北大两派早已开始武斗了，两派都有自己的武斗队。兵器就是把好好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一支长矛。武斗队员个个头戴柳条编的安全帽，手持长矛，像古代武士一样，十分威武。季羡林没有亲眼看过两派武斗的场面，只是时常被监工头领到学生宿舍区去清理武斗后留下的战场。四周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满了石块，这是两派交战时的炮弹。他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一次，他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他大吃一惊，继而心里莞尔一笑。大家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这是井冈山兵团的人用来嘲弄新北大公社那个“老佛爷”的。季羡林忽然觉得这些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季羡林看着那串破鞋差点笑出声来。他脸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意了，笑的本能似乎已经忘掉，不意这次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在他囚徒生活中也算是一个轻松的插曲。
1968年的整整一个春天季羡林都在劳改。此时大地重又回春，燕园里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一片花海。季羡林原是个爱花如命的人，但是到了此时，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的花朵，在他眼中都变成了灰色。他哪里还有心思去欣赏这春色满园的美景呢？令季羡林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风和日丽，绚烂多彩的春天，又一场暴风骤雨突然降临。1968年5月4日，中国的“青年节”，新北大公社不知是为了纪念这个节日，还是其他什么目的，突然决定对全校的“黑帮”进行一次大批斗。
5月4日，囚徒们一个个被从家里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在当时真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对付这群文弱书生，他们的力气绰绰有余。“文革”初期，到煤厂劳动过的“走资派”，一提起煤厂，都不寒而栗，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
现在全校“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牛鬼蛇神”都被押到煤厂来了，其中包括“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珮云。每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他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季羡林一看阵势，估计批斗时间不会短，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路途颇远，他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然后回去坐在地上待命。他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风暴呢？
时间终于到了。只听到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仍是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被两只手卡着，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学三食堂。囚徒们被押解着，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排，都坐上了喷气式。季羡林只瞥见他的左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楚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一阵“打倒”声，每个囚徒都被“打倒”了一遍。然后恭读语录，接着是批判发言。季羡林什么都没听见，只关心批斗什么时候结束。他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直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他那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
过了不知多久，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季羡林知道，批斗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在大饭厅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头。”季羡林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侍”他。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不但抬不起头，连身子都站不直。季羡林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不知有多少人在“欣赏”，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于是“游斗”开始，但是走路的速度比上一次快得多，季羡林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他无法走得那么快。于是他身旁的两个年轻人就拖着他走，不是架着，而是好像拖一只死狗。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摩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么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稍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
这一次行动真非同小可。同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大不一样。季羡林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嗡嗡作响，心里怦怦直跳。在朦胧中感觉到脚趾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他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兴尽后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他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他感到宇宙间好像只有他们三个被斗者。张学书和王恩涌比季羡林年轻，身体也结实。他们俩把季羡林搀了起来，把他扶回了家。这种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使季羡林永生难忘。
太平庄劳改
季羡林原以为在大批斗以后，能恩赐两天的休息时间，他实在支持不住了。没想到，在大批判的第二天，聂元梓的校文革便决定将全校一百三十余名“黑帮分子”集中成立“劳改大队”，押送到昌平县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称200号去关押劳改。劳改大队的总负责人是国政系学生刘╳╳。
季羡林当时并不知道校文革的这个决定。他只是接到命令：到煤厂集合，而且要带上行李。季羡林一听要带上行李，便知道又出了新花样，不知道这回要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哩，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非常凄凉。他扛着行李，战战兢兢地走进煤厂，先被领到一个墙外的木牌子下面，低头弯腰，站在那里。他随时准备脸上，头上，肩上，背上，脚上，被打几个耳光，挨上几拳，被踢上几脚。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他觉得十分反常，心里很不踏实，觉得这不是吉兆，其中必定暗藏杀机。
过了一会，他们这群“黑帮”被命令排成两列纵队。一个新北大公社学生模样的人，大模大样，手执长矛，开始训话。他说明了这次集合的目的，是要去200号劳改，同时讲了一大通歪理。现在季羡林没有坐喷气式，能听清他说的话，其中警句颇不少，比如“你们这群王八蛋，你们的罪恶，铁证如山，谁也别想翻案！”训话者几次抖动手里的长矛，提高声音说：“老子的长矛不是吃素的！”这一点季羡林完全相信。在训话的同时，有人就从“黑帮”队伍中拖出几个人去，先是一个耳光或踹一脚，把他们打倒在地，然后几个人拥上去猛揍一顿，再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被打者一声不敢吭，打完再回到队伍中。这是杀鸡给猴看的把戏，季羡林是懂得的。季羡林幸而是“猴子”不是“鸡”，没有被拖出去，不过也生怕自己被拖出去，吓得直打哆嗦。
“杀鸡”的把戏耍完，“黑帮”们在长矛的押解下，排队登上几辆敞篷卡车，开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劳改的地方——太平庄。
到了太平庄以后，“黑帮”们被安排在一些平房里住下。这些早已荒废不用的平房，门窗几乎没有一扇是完整的。屋里到处布满尘土，木板床上也积了很厚一层土。好在“黑帮”们早已经无所谓了，什么卫生不卫生，已经没有感觉了。每屋住四个“黑帮”，与季羡林同屋的有东语系那位老教授，还有一位非常熟悉的国政系姓赵的教授。他们虽然都是熟人，但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敢笑一笑。他们都变成了失掉笑容不会表情的木雕泥塑。他们都从“人”变成了“非人”。
此地处在燕山脚下，北倚大山，南面是纵横交错的田畴。距离居民聚居的太平庄，还有一段路程。实际上它孤立在旷野之中。然而押解他们的革命小将或中将，对这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却怕得要命。他们大概害怕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黑帮”会团结起来暴动，所以长矛总是不离身的。其实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哪里还有什么暴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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