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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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樗萄锼堑母呱衅分剩惴⒍运堑陌摹６了纳⑽模３１凰钦嬷康陌乃卸械奈恼律踔潦呛妥爬嵝闯傻模腥酥辽睢Ｕ饫锝鼍僖焕�1993年，他在《哭冯至先生》一文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几年之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发人哭白发人”，不也同样的惨痛吗？我觉得，人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也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
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读了这篇悼文后，专诚给季羡林写了－封信，信中说：“拜读大作《哭冯至先生》，使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冯至先生的谢世，是我国文学界、翻译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冯至先生走了，他得到了‘解脱’，而留给生者的是难以忘却的怀念！他地下有知，读到您如此亲切诚挚的悼文，也会含笑九泉的。可我们却为您的健康担心，用自己的血泪来写悼文，可－而不可再啊！”郑曼女士这里说的“可一而不可再啊！”是有所指的。她曾在1987年读过季羡林的《重返哥廷根》－文。文中描述他在养老院中与他的“博士父亲”瓦尔特施米特见面时的情景，深夜离别时依依难舍的场面，使郑曼女士感动得泪湿衣襟。她于是打电话告诉季羡林：“我读了您的《重返哥廷根》，都哭了。”季羡林回答说：“我是含着泪写的。”郑曼女士担心季羡林这样一次次地用血泪来写文章，有害健康，所以才有“可一而不可再”的话。一周以后，郑曼女士收到了季羡林的回信：
郑曼
克家：
你们的来信收到，谢谢！
苏轼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个道理，我经过八十多年的生活历程，是完全理解的。然而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每遇到悲离之事，则仍不能排遣，实在无可奈何也……
但是，“对待坏人，又另当别论”。季羡林绝非好好先生。他对一切恶人恶事决不姑息迁就，有时甘冒生命的危险与恶势力斗争。季羡林对“坏人”的看法，颇有新意，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1999年7月24日，他在《新民晚报》的“人生漫谈”专栏中，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坏人》。他写道：“积将近九十年的经验，我深知世界上确实是有坏人的。……那么，什么又叫做‘坏人’呢？记得鲁迅曾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千万干不得。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季羡林这种关于坏人的看法，也许欠缺理论基础，也许会遭到生物学家、伦理学家们的质疑，但是它符合生活实际，尽管目前科学还不能证实它。而且许多人都会有同感，只是还没有人像他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来罢了。
最后，再来谈一谈他做人处世的第三条原则：处理好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平衡的关系。
每一个与季羡林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性格的平和、宽厚与朴实。他从不疾言厉色，也从未见他发过火，骂过人，抱怨过什么事。一般人看见他平时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样子，会觉得他是一个刻板而枯燥无味的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正像许多了解他性格的人所说的，他就像一个“铁皮暖瓶”，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同他谈话，你才会了解到他的睿智与幽默，听到他发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声，看见他露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容。从表面上，你永远不会看出他内心有什么痛苦与烦恼，似乎他永远安详、恬静，像一潭平静的池水。事实上，他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一点也不比常人少，甚至比常人要多得多，只不过他从不对别人说起而已。比如，1999年，他在一篇叫《世态炎凉》的短文中写道：
我已到望九之年，在八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又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可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我因为胆大包天，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帽子，被“打”成了反革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至今回想起来还毛骨悚然的折磨。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有长达几年的一段时间，我成了燕园里一个“不可接触者”。走在路上，我当年辉煌时对我低头弯腰毕恭毕敬的人，那时却视若路人，没有哪一个敢或者肯跟我说一句话的。我也不习惯于抬头看人，同人说话，我这个人已经异化为“非人”。……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我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加官晋爵，又开始了一段辉煌。原来是门可罗雀，现在是宾客盈门。你若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当然是有的，一个忽而上天堂忽而下地狱，又忽而重上天堂的人，哪能没有想法呢？我的想法是：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有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这就是他在遭到那么多大劫难后，仍然能够保持心理平衡的“秘诀”。这“秘诀”其实非“秘诀”，不正是孔子当年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恕道”的永恒意义。孔子这句话，世人皆知，不是什么“秘诀”。但是，世人皆知，并不等于世人皆能做到。能做到的人，从来就是很少的，尤其在今天。
当然，一个人除了政治上受迫害，会使心灵遭受极大痛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同样会使人心理失衡，比如权力、地位、金钱、死亡等等。季羡林从不追求权力、地位和金钱，这是人所共知的。对于死亡，他的坦然和超脱，简直使人吃惊。他曾开玩笑说：“我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从l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了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我的满意程度。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随时准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我自己的确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极其自然的事。连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会灭亡，戋戋者人类何足挂齿！”（《谈老年》）一个连死亡都参透了的人，还有什么事情能使他痛苦和忧虑呢？
中国古代的两位圣人：孔子和孟子，都是长寿之人。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孟子活了八十四岁。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寿命，算得上是长寿纪录了。这两位圣人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孔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知者乐，仁者寿。”季羡林长寿的“秘诀”，大概也就在一个“仁”字上吧！
辉煌的学术成就
如果用百米赛跑来比喻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的话，那么，可以说六十七岁（1978年）以前，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干扰，只跑了二三十米；六十七岁至今（2002年）的二十四年时间内，则跑完了最后的七八十米。而在最后的七八十米跑中，从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则是他最后的冲刺阶段。所以他说：“我的学术研究冲刺是在八十岁以后。”在这最后十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糖史》、《吐火罗文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这三部巨著的完成，了却了季羡林平生的心愿，也可以说给他六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说到季羡林写《糖史》和《吐火罗文译释》两部书，倒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事。
季羡林写《糖史》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不可避免。引他人的著作和观点，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季羡林决不敢有违。可是，季羡林所需的资料都在古书中，这些书现在尚未输入电脑。他只能采用最原始，最笨，可又决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为了写《糖史》，他用了两年时间，天天跑北大图书馆，查《四库全书》，硬是把一部《二十四史》翻了一遍，详细摘引出其中的宝贵资料。他在回忆这段工作时写道：
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季羡林人生漫笔·我的学术总结》
在这两年中，季羡林一直沉迷于书山书海之中，不但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健康，也忘记了燕园的旖妮风光。他写道：“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燕园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人视为奇观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是书香。”季羡林这种忘我的治学精神真可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
《糖史》写作完成以后，他又着手《吐火罗文译释》的写作。这时，他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里。“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吐火罗文译释》也不是一座容易攻克的堡垒，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没有办法，他只好向海外求援。现在虽然号称为信息时代，但是季羡林要的资料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只好耐着性子等待。等得不耐烦时，心里经常像火烧油浇一样，却毫无办法，只能听天由命。如此又熬了一年，才完成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写作。
在完成《弥勒会见记剧本》后，他长吁了一口气，本想休息片刻，没想到《中国佛教史》的写作任务又找门来。其中“新疆卷·龟兹与焉耆的佛教”目前国内只有他一人能写，推辞不了。只好又拿起笔来，继续战斗下去。
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焚膏继晷”地进行学术研究“冲刺”，完成了几百万字的重要学术著作，这件事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在世界学术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奇迹，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从1978年至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季羡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这十一部著作是：《初探》《校注》（合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敦煌吐鲁蕃吐火罗语导论》《糖史》《吐火罗文译释》等。这些论文和著作涵盖的内容包括：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糖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
看了上面长长的书单和广博的内容，谁都会惊讶不已。凭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在二十四年里竟能写出如此浩繁而艰深的学术著作，简直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何况，其内容又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美学、宗教、文化交流，甚至科学技术，真是好一个“博”字了得！诚如周一良先生在《序》中所说：“羡林兄在十多个文化学术领域或层面的成就和乾隆皇帝号称‘十全武功’的军事成就相比较，不是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得多么？”
在这里不可能对季羡林的学术成果作全面详细的评介，既为篇幅所限，也非笔者能力所及。只能举其荦荦大者，略加介绍而己。
1、《糖史》
《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1998年，是季羡林至今为止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七十三万余字。
季羡林不是科学家，对科技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为什么竟然写起看似科技史的《糖史》来了呢？他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这是因为在“糖”这种全世界人天天食用的食品背后，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这部历史非常复杂，非常曲折，又非常有意义。通过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以揭示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既然是写《糖史》，完全不讲科技方面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季羡林的《糖史》重点始终是放在文化交流上，在这一点上，他的《糖史》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有所不同的。
季羡林写《糖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输入，常常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了音译字。在中国，此类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啤酒、苹果派等，举不胜举。“糖”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实物同名字一起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流。这个发现，在季羡林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产生写一部《糖史》的念头。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到了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P3303的敦煌卷子，辗转到了北大历史系几位教师手中，他们拿给季羡林看。季羡林一看，像是一张有关制糖术的残卷，惊喜之至。内行人都知道，敦煌卷子中，大部分抄写的是佛经，有关科技方面的资料，少如凤毛麟角，这类卷子被学者视为瑰宝，这张残卷便是有关科技方面的，自然十分珍贵。这张敦煌残卷原写在抄录的佛经背面。因为当时纸张极为珍贵，所以就一纸两用了。这张残卷字数不过几百，似乎还没写完，字迹基本清楚，但有错别字，也漏写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难解之处，不能通读其意。季羡林决心啃一下这个核桃，可是最初也没啃动。他昼思夜想，逐渐认识到：整张卷子的关键就在“煞割令”一词上。此词若能解决，则通篇皆活，否则仍然是一座迷宫。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他忽然顿悟：“煞割令”不就是梵文的sarkara吗？这个谜一破，他惊喜若狂，拍案而起，立即解读其他部分，都迎刃而解，于是立刻写了《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文章首先解读了这张敦煌残卷的内容，它讲的是印度的甘蔗种类；造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与煞割令的区别；甘蔗酿酒；甘蔗种植法等。接着，文章又从这张敦煌卷子提供的线索，通过大量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于是，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技术，取得经验回来后，中国造的糖“色味愈西域远甚”，意思就是在颜色和口味方面远远超过了印度。这本是常见的现象，中国古语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由“糖”的传播而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使季羡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感到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因为从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这就是季羡林研究“糖史”的发韧和滥觞。
此后，季羡林就开始注意搜集有关“糖”传播的资料，并且陆续写了多篇有关“糖史”的文章，如《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1981年）、《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1983年）、《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l987年）、《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1987年）、《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1987年）、《再谈cīnī》（l994年）等。1993年和1994年两年，如前文所述，季羡林天天跑图书馆，集中精力查阅中国古籍及国外有关资料，把其中有关“糖”的资料挑选出来，再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撰写出了这部长达七十多万字的《糖史》。
《糖史》用大量事实证明：糖和制糖术一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糖史》还勾勒出了这些交流的路线，考证出了交流的年代，集散的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糖的种类、品质也随之大大提高，逐渐形成我们今天常见的白沙糖、冰糖的整个历史过程。《糖史》还使我们了解到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有关甘蔗和食糖的种种知识，如：甘蔗的种类、名称、种植技术及其传播；糖的名称及其演变，糖的典故传说，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糖的产地分布和贩运、制造工艺等等。
《糖史》还证明了印度最早制造出了砂糖（sarkara），传到中国，也传到埃及和西方。因此糖字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her，俄文caxap，都源自梵文sarkara。后来中国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这样，白糖又输入印度。因此印度印地语中称白糖为cīnī（意思为“中国的”）。中国在制造白沙糖方面居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明末，中国人发明了“黄泥水淋法”，用这种方法制出来的糖，颜色接近纯白，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明末清初，中国向外国输出的白糖，就是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其次，中国在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技术传播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夏威夷群岛、日本、琉球、中南美洲、南洋群岛等等地方，中国苦力在甘蔗种植园中，努力操作，流尽了汗水，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最后，在沙糖的运输贸易中，中国人也起过重要作用。中国制造的白沙糖曾被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当地人民食用和药用增添了品种，提高了当地人民的享受水平。这也可以说是蜚声全球的中国食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糖史》虽不是一部纯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这是因为季羡林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季羡林为了求真，在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中，爬罗剔抉，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证据。仅在《国内篇》中，他选来使用的资料，其出处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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