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9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桥勺さぢ笳牡鹿饨淮恚且恢肿さぢ蟮牡鹿ㄔ薄薄１此固爻耸谴罂占湮侍獾淖也⒃�1941年和1942年担任过驻法德军司令官的行政官员外，还曾做过党卫队律师，是德国警察问题的权威和（如同里宾特洛甫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海德里希的合作者”。因此，尽管德国外交部长可能会夸口说，这个全权代表的任务是他进行的“试验”的一部分，即试用“温和的手腕和妥协的方式”去对待丹麦人，判断其效果如何，可是使贝斯特在1942年获得丹麦这个职位的，并不是由于他的外交经验，而是由于他同党卫队的关系。他在丹麦任职的那两年半期间，除了接受外交部的指示外，一直还接受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指示，同时又与“内政部长、希姆莱和党卫队圈子里的人士”保持着“联系”。
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可以施展重要影响的另外一个外交部代表，就是赫尔曼·诺伊巴赫尔。他在1943年9月7日奉派以“特使”的身分前往巴尔干各国。然而，象贝斯特一样，他也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而是纳粹党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其他占领区内，即使有外交部的代表，他们在德国占领工作方面也只不过起着次要的作用。在荷兰，所谓外交部驻外机构长官贝内，显然是由赛斯…英夸特而不是由外交部委派的，他成了德国专员的下属，其主要工作根据规定是：“处理还有可能在荷兰发生的那种外事方面的政治问题”。鉴于德国政府的其他机构不断地尽力防止这种问题再度发生，这就意味着贝内对处理各项事务方面的影响实际上是很有限的。
可是，对外交部代表的影响加以限制的这种政策，也确实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尽管里宾特洛甫和其他部长为占领区内各自的职责时常发生冲突，外交部和德国民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却一直相当融洽。出现的唯一一次激烈的冲突是为了东方占领区，当时里宾特洛甫反对政府部长罗森贝格的意见，主张外交部应有权参加俄国占领区的内部组织工作。虽然希特勒马上就驳回了他的这一主张，但是外交部长通过在外交部内组织一个“东方委员会”，并通过培养自己的东欧流亡者集团，显然继续干预东方地区的事务。因此，1942年5月，罗森贝格不得不又向希特勒申诉，其结果是，希特勒终于接受了罗森贝格的意见，于1942年7月28日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外交部和东方事务部在东方占领区内各自的职责。这给了外交部处理同外国有关的东方占领区各项事务的权力，不过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外交部长应同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保持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罗森贝格却奉命肩起全部责任来，为“建议置于德国民政机关管辖下或者置于德国主权下”的这些前苏联领土的“政治领导和开发，拟定预备性的措施”，不过遇到罗森贝格采取的行动有可能影响到德国的外交政策或军事政策时，他也应同里宾特洛甫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进行磋商。至于占领区的人民和他们的代表（包括流亡人士），如果占领区仍然是在军事占领之下，那么德国武装部队就代表德国，如果是在民政机关管理之下，那么罗森贝格的部门就代表德国。
纳粹党组织只有在合并区和民政长官管辖区内才以政党的地位在促进德国占领的目的方面起主要作用。在这些地区，纳粹党的主要工作是，“使这些地区并入德国”，并帮助搞好使当地居民同化的工作。为了这一目的，党成立了一些特别的地方组织——所谓吸收团体。这种组织可以批准大批通常不够入党条件的当地人民加入它们的队伍。这种组织就是：阿尔萨斯的献身团、洛林的日耳曼民众团体、卢森堡的日耳曼人运动、下斯蒂里亚的居民会和上卡尔尼奥拉、西兰和米埃斯塔尔的卡恩特纳民族联盟。其中前面三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公认是专门为了“加速重新德意志化的过程”，参加这些组织通常是取得德国“国籍”的先决条件，而要取得正式的德国公民权并保住担任的公职，积极的工作则是必要的条件。因此，在大多数地区内，居民都受到很大的压力，要他们参加这些组织。结果，洛林的日耳曼民众团体和下斯蒂里亚的居民会终于能够声称，当地成年的居民分别有百分之九十八和百分之九十五全是它们的成员。但是，这样庞大的会员人数显然并没有影响到正规党组织在这些地区建党的步伐。例如，在阿尔萨斯，尽管献身团只吸收了当地居民约百分之十五入团，国家社会党早在1941年3月22日便已经成立，而在洛林，尽管日耳曼民众团体的成员按总人口比例而言，比献身团要多出六倍以上，但是国家社会党直到1942年7月30日才正式成立。
在其他占领区内，为了实行“领袖原则”并使政治权力同时集中在最高德国代表的手里，有必要不但使纳粹党从属于德国专员，而且还对地方党组织进行改组，以便使它们在每一地区完全独立。例如，在荷兰和挪威，纳粹党的地方组织原来是隶属于中央国外组织的（海外德国人的党组织），后来都不受该组织的管辖，而完全归赛斯…英夸特和特博文分别管辖了。在总督辖区，1940年5月6日成立起来的地方党组织——总督辖区波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从一开始就置于弗朗克的控制之下，尽管总督委派“副领袖的代表”（1941年5月以后是纳粹党办公厅的代表）在一切有关党的事务上充作他的“代表”。同样地，当希特勒于1942年4月1日在东方占领区成立东方地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时，他任命德国部长罗森贝格为它的“领袖”。罗森贝格立即禁止各级党组织未经他明确批准在东方从事任何活动，从而把党的各项事务的控制权集中到了他一个人手里。在保护国，纳粹分子显然认为，只要设立一个“党的联络处”（Parteiverbindungsstelle），使党组织同德国保护长官和他的下属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也就够了。可是在保护国，党的机构不归牛赖特而归邻近的下多瑙河行政区长官尤里领导。
关于党卫队在希特勒的欧洲的规划与形成方面所起的作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因此，这里只需要讨论一下党卫队同占领区各行政机构的关系，并指出由于希特勒未能使党卫队和警察听从德国代表和军事司令官管辖而造成的某些后果。
党卫队在占领区所行使的权力，有不少都集中在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的手里，而他通常则是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和党卫队头子兼警察总监希姆莱的代表。在德国占领下的所有地区，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的办事处是千篇一律的，当民政机构或者军政机构在占领区一组成，党卫队马上就向那里派遣一名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而且，虽然各占领区的民政或军政机构的形式可能不同，党卫队和警察统治的形式却一成不变，即使在占领区和德国本土之间也并无差别。每当一个高级党卫队军官兼警察头子奉派到一个占领区去时，他总有一套同样的党卫队和警察机构供他指挥，而遇到有必要使用公安组织（奥波）、保安警察和保安处作为一支联合力量时，他也具有同样的权力可以负责指挥这些机构，就象他在德国本上的同僚们那样。同时，他在对他的顶头上司希姆莱的关系方面，仍然保持同样的地位。这样，通过使各占领区的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成为正规的党卫队和警察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使他们听从希姆莱本人的直接指挥，希姆莱就保证了他对各占领区象对德国本土那样，实行同等程度的独裁控制。此外，他还象卡尔登勃鲁纳作证时所说的那样，建立起了一个纵横交错，伸展到希特勒的欧洲每一角落的庞大的权力工具。
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同德国代表的关系是按种种不同方式予以规定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总给他留下一个空子，使他可以避免完全从属于民政或军政当局。在保护国，其地位是根据1939年9月1日发布的“关于重建行政机关和德国保安警察的命令”规定的，牛赖特以德国保护长官的身分统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所有德国官方机构、办事处及机关”，国务秘书卡尔·赫尔曼·弗朗克则成为他的“总助理”。可是，根据该项命令的第二部分，保护国的保安警察在行政方面仍然是德国保安警察的组成部分，因此完全归希姆莱控制。但是，由于弗朗克已经是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因而在党卫队和警察事务方面也是希姆莱的地区代表，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多少有点特殊的局面：就一般行政事务而言，他名义上是牛赖特的下属，但是在关系到保安的一切问题上，他却是完全独立的，只向党卫队首长希姆莱一人负责。然而，实际上弗朗克逐步对警察和行政两方面都承担起责任，从而防止了出现混乱的任何可能。1943年8月，当弗里克接替牛赖特的职务时，德国保护长官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改变，变得不但事实上而且名义上都移交给弗朗克了。
在其他占顿区内，趋势也是牺牲德国代表的权力以扩大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的权力。在荷兰，德国警察机关仅仅是置于德国专员和武装部队的管辖之下，而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则须经希姆莱提名，由希特勒任命。结果是，每当赛斯…英夸特向德国警察下达一道命令时，后者无疑总要“调查一番，以搞清楚＇这道＇命令是否同希姆莱直接发给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的指示相符合”。另一方面，荷兰警察则从一开始就归德国专员管辖。但是，当赛斯…英夸特设立行政与司法、保安、财政与经济和特别事务等四个“委员会”时，他显然受到希姆莱的压力，被迫把保安“委员会”连同对荷兰警察的监督权交给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劳特尔。这样一来，又出现了那种混乱的局面：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在行使某些行政职权时名义上是德国专员的下属，而在作为德国党卫队和警察部队的首长这一主要身分方面，则完全是独立的。
在东方占领区，德国人采用了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来规定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在德国代表下的地位——然而最后的结果却完全一样：使希姆莱一手控制了党卫队和警察的全部事务。在这一事例中，这个党卫队头子从一开始便占了便宜，他在当地民政机构尚未组成时，便参预了那里的事务，因为当该地区还在军管时，希姆莱便接下了与该地区民政机构的筹备工作有关的“特殊任务”。据说，这项“特殊任务”是由于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而引起的。因此，希特勒于1941年7月17日颁布关于东方占领区行政事宜的法令时，明确地指出，德国党卫队首长的权力“将不受”本法令各项规定的“影响”。事实上，希姆莱在这方面的权力是由元首另下一道手谕规定的。这道手谕使“新占领的东方地区的警察保安工作”很明确地成为“德国党卫队首长兼警察总监的事务”。他还有权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向文职的德国专员发布命令”，虽然除了“十万火急的问题”外，他一般应通过东方事务部“下达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命令”。这意味着，希姆莱在采取重大的警察措施时，只要宣称情况“十万火急”，事实上就总可以把东方事务部排斥在外。此外，派往该地区的那两名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在警察事务方面也无须同东方事务部进行磋商，因为根据该法令的规定，他们“本人”不是“直接隶属于”罗森贝格而是隶属于德国专员科赫和洛泽。
然而，德国代表和高级党卫队军官兼警察头子之间为管辖权的冲突，在总督辖区内具有最为广泛的反响。这部分是因为希姆莱的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许多活动集中在总督辖区，部分是因为总督弗朗克和高级党卫队军官兼警察头子克吕格尔对民政机关和党卫队在德国占领工作中各自应起的作用都喜欢固执己见。
不象大多数其他的德国代表，弗朗克一开始就坚决强调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的地位应从属于总督和副总督。1940年3月8日，他在向一批官员讲话时声称：“在总督辖区里，没有什么权力在级别、威望和权势方面是超过总督的。甚至德国武装部队也没有行政管辖的职责……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警察和党卫队也不例外”。可是，经过两年的斗争后，他显然开始认识到，自己正在同克吕格尔进行一场难以取胜的战斗，因此他在1942年初便力图同希姆莱就这个问题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以便澄清他同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的关系。这项协议于1942年3月14日拟定后，终于写进了1942年5月7日元首颁发的一道法令里。这项协议力图使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以负责保安工作的国务秘书身分参加正式的政府机构，从而实现一项折衷办法。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在这个职位上将隶属于总督（很象劳特尔的地位，他以驻荷兰的保安专员的身分在行政方面隶属于赛斯…英夸特）。但是，希姆莱仍旧保持着向克吕格尔发布“直接命令”的权利，虽然在执行这些命令前，克吕格尔应取得弗朗克的批准，就象如果弗朗克向他下达命令时，他应取得希姆莱的批准一样。为了防止克吕格尔擅自取得更多的权力，弗朗克在达成协议后立即颁布了一道法令，详尽无遗地规定了这个国务秘书的职权范围。
虽然这种多少有点累赘的安排公开受到赞扬，认为会促使总督辖区的“行政重建工作”“在组织方面”达到“定局”，但是这项协议才实行了大约“四个到六个星期”，弗朗克和克吕格尔之间的冲突倒又象过去那样激烈地展开了。这时候，由于弗朗克在希特勒试图使德国司法部门纳粹化的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他已经失宠，只是为了“外交政策上的原因”才保住了总督的职位。这意味着，他这时不仅成了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可以轻易攻击的对象，而且也是其他政敌可以轻易攻击的对象。因此，到1943年4月，克吕格尔终于能同拉默斯一起拟定了一份揭露弗朗克在总督辖区种种缺点的很长的备忘录，目的显然是想把他搞下台。此举本来肯定是会成功的，若不是那个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也失去了柏林上级党卫队对他的信任，突然被免职的话。
以上举以说明德国代表同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之间关系的几个实例，完全是取自民政长官管辖的地区。可是，如果篇幅容许的话，我们还可以揭示军事司令官管辖的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因为，这些权限的冲突所造成的混乱，是整个德国占领区一种共同的现象。这部分也是希姆莱和党卫队冷酷无情、永无休止地同文职代表和军事代表争夺权力的结果。然而，在更大程度上，这却是希特勒本人所造成的，因为他没有把德国代表同党卫队机构的关系明确地加以规定，也没有坚持在他们之间合理地划分权力。
鉴于德国宣传机关十分强调需要按照纳粹路线在欧洲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因此，可以料想，德国人从一开始就欢迎各占领国内同德国合作运动的成长。然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许多事例中，这种运动就算没有公然遭到敌视，至少起初也遭到猜疑和冷落（大概是因为任何其他的政策必然会使当地另一部分人民同德国疏远）。只是在德国人发觉很难说服当地的其他人士来帮助管理这个国家后，他们才对合作运动当真加以鼓励。
1940年5月以后，德国人在荷兰遵循的方针也许最能说明德国政策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那里，赛斯…英夸特最初所关心的是：设想出某种形式的德国监督机关，既可控制住当地的高级文官，又可监视其他级别较低的荷兰政府机关。因此，他设置了四个德国“委员会”（行政与司法、保安、财政与经济和特别事务等）以及各个科室，去指导荷兰的那些秘书长的工作，而后者则应“在各自活动的特殊领域里有条不紊地办理好自己部门的工作”，并对他负责。同时，他委派了一些委员去监督荷兰各省的行政机构以及阿姆斯特丹市和鹿特丹市的荷兰市长。他很细心地指出，这些委员不可以是“行政官员，甚至是有政治经验的人”。因此，他同博尔曼（当时他在希特勒的副手赫斯手下工作）作好安排，“几乎完全从纳粹党内”挑选人去担任这些委员。
那时候，赛斯…英夸特对于促进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米塞的政治鸿运已经不感兴趣，因为他认为，后者的才干“不符合德国一般行政长官的条件”。相反，他宁愿尽量使用一些“非政治人士”，甚至使用米塞的对头罗斯特·范·托宁根那样的人。赛斯…英夸特认为托宁根完全符合“思想意识方面的各项条件”，所以任命他为荷兰银行总裁和财政部秘书长。可是，在德国对俄国发动进攻后，荷兰的抵抗加强了，米塞的前途于是光明起来。1941年12月14日，由他领导的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成为荷兰唯一的政党。十二个月后，米塞本人终于获得了“荷兰元首”的称号，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对荷兰的行政机构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尽管如此，赛斯…英夸特对于“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考虑到占领国意见的各项事务”，仍然保有最后决定权，而且甚至在这么晚的时候，他似乎还直言不讳地承认，当他把米塞捧上台，只是为了必要时再把他抛弃掉。所以，1943年3月，他建立战时民兵（后称战时后备军）——“一支地区性防卫部队，旨在防止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时他并不把这支军队交给米塞，却把它交给德国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劳特尔指挥，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在挪威，德国人起初似乎也有点勉强，不肯使用那个大内奸吉斯林，特别是经过占领初期同他的倒霉政府合作过以后。因此，早在1940年8月，那个挪威民族统一党的领袖就不得不向希特勒哭诉说，德国专员“在那种政治局面里没有给予他充分的支持”。1940年，在拟订德国行政管理的细则时，特博文显然渴望尽可能多保持一些控制权在自己手里。因此，他在全国范围内增设德国专员办事处，并在诸如基尔克内斯、特罗姆瑟、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利勒哈梅尔、卑尔根、斯塔万格和克里斯蒂安松等分散得很开的地区，设立了区专员和区办事处。尽管他在1940年秋天承认挪威民族统一党为“该国的领导政党”，但是直到1942年2月1日，他才同意支持成立一个以吉斯林为首相的“挪威民族政府”。在这期间，特博文先是通过1940年4月15日挪威最高法院和德国公使设立的“行政委员会”（Administrasjonsrad）来治理挪威，后来从1940年9月开始，则是通过十三名“临时国务参议员”来治理。1941年9月25日，他授予他们正式部长的头衔。然而，甚至到1942年2月，任命吉斯林的那项决定看来也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因为驻挪威的海军司令官雷德尔和鲍姆海军上将背着他向希特勒提出了请求才促成的。有人指控特博文，说他“破坏”吉斯林的名声，使后者在挪威人民面前“信誉扫地”。
在比利时象在荷兰一样，当地的行政管理大部分仍然操纵在德国控制下进行工作的前政府各部的秘书长手里。德国人发觉他们的处境很为难，因为他们不得不在佛兰芒民族主义者和比利时瓦隆族人的两种对立的愿望之间作出选择，还在这两个民族集团内部主张彻底合并和其他一些合作者所主张的仅仅同德国结成联盟这两种对立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因此，他们在施予恩惠时，在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举棋不定，这就不足为奇了。在佛兰德，他们起初看中了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VNV），在它把荷兰民族主义团结联盟（Verdinaso）和佛兰芒族的雷克斯党徒置于控制之下后，便于1941年5月承认它为佛兰芒省的唯一政党，并将内政部秘书长和布鲁塞尔市长这样重要的职位派给了它的成员。可是，到1942年底，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开始失宠了，那个主张合并的日耳曼…佛兰芒工人协会（Deutsch…VlamischeArbeitsgemeinschaft）反而受到垂青。在瓦隆地区，德国人也在雷克斯党徒和口头上叫得更响的亲德的大德意志帝国之友（Amis du GrandReich
Allemand）两者之间犹豫不定。他们有时候鼓励雷克斯党的领袖德格勒尔，甚至委派他的党徒担任重要的职务，可是有时候又对他的比利时人政策深为不满。其他一些运动，象瓦隆国家社会党等，虽然表面上是亲德的，对于德国当局却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所以即使没有正式遭到镇压，也受到了强大的阻碍。
在丹麦，德国人促使丹麦国家社会党参加处理国务的努力，最后完全失败了。这方面的主要尝试是在1942年10月发生“外交危机”时作出的，当时希特勒决定：德国当局的目的“必须是尽可能迅速地成立一个由丹麦国家社会党领导的政权”。那时候�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