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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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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要靠得到额外的劳动力供应来维持其作战，这一点上文已经叙述过了。在它控制下的地区，主要有三种人是它可以吸收来补充自己国内日益缺少的劳动力来源的。那就是战俘、集中营的囚徒（其中有些是德国人）；以及最重要的，外国的平民工人。
大战期间，德国对于招募外国的平民劳工并没有遵循一项始终如一或前后一贯的政策。某一时候在某一国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受到各种因素的支配，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和工人的祖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属于何种类型，当时需要劳工的迫切程度，以及对于人种低劣这一概念的应用情形。所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从自愿应征直到强迫押送。由于有时候在一个地方同时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招募方法，所以情况更形复杂。不过，总的趋向大致如下：在德国以东的各国，等占领军取得控制权后，立刻就进行了强迫招募，但是在西方，这种方法一直推迟到劳动力情况恶化以后，也就是说，直到1942年方才采用。可是，某些地区在1942年前没有发生过直接强迫的事，并不表示大多数工人是完全自愿地选择到德国去的。根据绍克尔在1944年3月1日向中央计划委员会发表的讲话，“来到德国的五百万外国工人中，甚至没有二百万人是自愿来的”。
在任何办得到的地方，如数提供所需招募的工人送往德国去的责任，是留给有关工人的本国行政机构的，这样便减少了对德国劳工组织的压力。可是，这一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这些机构是否愿意合作。在有些盟国和中立国里，德国对劳工的要求被欣然接受，至少在战争的头几年是如此。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劳工移居到德国乃是一项传统的政策。鉴于战争爆发后，正常的经济活动业已停止，造成了就业人数的减少，这项政策就证明是更加可取的了。德国同这些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新的双边协定，规定把季节工和长工运送到德国。根据大多数这类协定，德国的合伙国家负责对应召的工人先行挑选，最后的抉择则由德国劳动机构派驻当地的代表作出。
可是，在大多数国家里，德国并不能指望当地人民对它的招募政策给予多少积极的支持。它于是被迫成立了自己的机构来招荐劳工。这些机构有时同原有的机构并行不悖地工作，有时则完全取代了它们。在合并区，劳工组织全被并入了德国的劳工体系，招募工作大致按照旧德国的方式进行。
在战争的后期，德国在欧洲占领区各地的招募方法是非常相似的，强制性的征募往往总是通过暴力来进行——这已经成为常例。不过，在西方占领区，在实行强制性招募之前，先采用了种种其他的不那么严厉的措施，只是在劳动力情况变得非常严重以后，先前一直认为只适于用在“劣等的”东方民族身上的野蛮手段，才在西方广泛地予以应用。
最不费力的招募方法，也是在西欧最初使用的方法，就是说服工人自愿移居到德国去。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着重指出到德国去做工不仅对工人本人，而且对他的家属所会带来的好处。通过报纸和无线电广播，通过散发引人入胜的小册子和举办群众大会，德国人企图诱骗男男女女自愿到德国去做工。对于那些自愿前去的人，答应给他们高工资，答应提供方便让他们把工资中的很大一部分汇回家给他们的家属，答应给予良好的生活条件，答应定期有探亲假，不扣工资，还答应让他们参加比别处已有的远为先进的德国社会保险计划。
当时普遍存在的情况有助于这项政策的成功。在西欧，军事行动固然很短暂，却使生产资源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经济也全面脱了节，而德国侵略者直接执行的掠夺政策，则使这种情况更形恶化。失业现象十分普遍，德国人提出的高工资和优惠条件全很动听。
可是，几乎立刻就变得很明显，自愿应征不大可能为德国提供需要的工人的人数或工种。对于劳动力的需要日见增加，加上有关德国真实情况的消息的传播，这就有必要在西欧采用别的招募方法。他们使用了各种间接的强制性措施，其中最常用的是对那些被宣布身体合格但拒绝自愿到德国工作的人取消其失业救济，不发粮食配给证，以及把当时选定要调遣到德国去的某几类或某种年龄的工人强行解雇。德国在被占领国家实行的关闭工厂和延长工作时间的政策，也增加了失业的人数，从而使可以采用上述方法强迫前往德国的人数有所增加。
与此同时，在东欧被占领区，强迫应征从一开始就是常事。在总督辖区成立民政机构的第一天，对波兰人就规定了劳动义务，对犹太人则规定了强制劳动，而1940年2月的另一道法令更进一步规定：遵照第一道法令征募的人可以送往德国去从事农业和其他工作。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于1941年12月19日颁布了一道类似的法令，规定在以前的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被占领区内也采用强迫劳动的办法。
德国先对波兰劳工，后对“东方”劳工提出的需要是如此之大，以致强迫招募的方法势在必行。早在1940年5月10日，弗朗克的日记中就记下了下面这一段话：“根据德国的要求，现已颁布法令，鉴于自愿去德国服务的人力不够充足，可以实行强制。这种强制意味着大有可能逮捕波兰男女。”在德国以东的全部占领区内，为了使德国获得越来越多的工人，恐怖、暴力和纵火无所不用。那些拒不应征的人，他们的产业全被烧光，他们的亲属也遭到逮捕并被关进强迫劳动营去；不仅在大街上，而且还到住宅和教堂里进行搜捕。1942年10月25日的一份备忘录，对于在俄国被占领区所用的招募方法作了如下的笼统叙述：
在目前对斯拉夫人普遍进行的漫无止境的虐待中，所用的“招工”方法也许只有从贩卖奴隶的最黑暗时期才能找到其根源。经常展开搜捕，不同健康状况和年龄大小，把人民运送到德国去，结果立刻发觉有十万多人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有种种缘故不能干活，因而不得不再遣送回去。
只要德国对它以东的地区还保持着控制，招募工作就以这种步调继续下去。诚然，俄国人的挺进，促使德国人试图把最后的一点后备劳动力在完全丢失给敌人以前全部搜捕起来。
从1941…1942年的那个冬天起，德国劳动力情况的急剧恶化，导致了在西欧各国全部采用强制劳动服役的方法，而不象以前那样主要是在东欧国家推行了。例如，在比利时，驻军司令官于1942年10月6日颁布的一道命令规定，凡年龄在十八岁至五十岁之间的男子和年龄在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未婚女子，一律有义务接受强制劳动，并可送往德国。在荷兰，全体居民从1942年3月起，也有义务或是在本国，或是到外国去参加劳役。到了1942年秋天，强制劳动服役在大多数被占领国家和被统治的国家里已经成为常事，虽然在被统治的国家里，这种服役主要是为了提供劳动力来为德国当局进行建筑和其他工作，来保养运输设备和从事农业，而把劳工送往德国去则只是次要的。丹麦的情形是一个例外。在1943年8月的那场起义以前，它一直作为德国的“模范”保护国而受到优待。从那时起，随着在东方丢失了土地以后，在别处，特别是在法国和仍然受到德国控制的那一部分意大利地区，招募工作强化了，因为据认为这两处还有大量的后备劳动力。西方盟国于1944年夏天在诺曼底的登陆，带来了一个新的、更为不顾一切的招工阶段，终于把能够找到的体格健全的男子全都抓了起来。
外国人到了德国后所受到的待遇同招募其中许多人时所用的手段一样严酷。除了少数人（主要是从西欧各国来的熟练工人）以外，“奴隶劳工们受到了俘虏他们的人的几乎难以置信的催残和凌辱”。绝大多数人住得差，吃不饱，而且简直不大有或根本没有行动自由。官方对外国劳工采取的方针，从1942年4月20日绍克尔拟定的劳工动员计划中摘录出一句话，使可予以说明：“对于所有的人，都必须以这样的方式给予食宿和其他待遇，以便我们能够用可以设想的最低限度的开支使他们生产出可能的最高的产量来。”可是，就连这种标准也没有维持下去。有许多外国工人，尤其是从东方占领区来的人，被迫在严重损害他们工作能力的条件下生活，从而造成了产量的大大减少，尽管德国人对所谓偷懒怠惰的人总给予十分严厉的处罚。
虽然为了方便起见，大部分农业工人是由雇主供应住处的，大多数工业工人却住在营房里，不同国籍的人有各自的营房，至少有各自的营棚。在德国人看来，这种安排具有明显的好处。它不仅花费小，而且减少了监督的问题和把外国工人同德国工人分隔开的问题。虽然理论上，这些营房是旨在供给外国工人良好的设备，但是事实上，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有缺陷。大多数营房都是因陋就简地仓促建成的，没有足够的家具供应，甚至连必要的桌椅或盥洗设备也没有。营房里住得过于拥挤；冬天，由于配给的燃料根本不够而非常冷。在战争的后期，情况更进一步恶化：不仅弄到德国去的外国人日益增多，而且各种材料都缺乏，这也意味着必要的修理往往无法进行。
粮食的情况同样不能令人满意。虽然除来自东方占领区的人外，外国人有权领到相当于他们工种的德国人所获得的配给量，但是事实上，由于种种相对的非常不利的条件，他们吃了亏。德国工人可以随意更换配给证，而外国人则不得不把配给证交给营地的长官，然后到公共食堂去就餐。“工人们必须到营地上的食堂去就餐，那里配给的数量，比他们凭配给证应可领到的要少得多。”在购买不配给的食品的条件方面，外国人也受到限制。“德国当局对于暂时或经常不实行配给的食品采取了其他的管制措施，例如顾客身分证、顾客记录表和家庭购物证等等以限制其出售。禁止店主把不实行配给的商品卖给没有正式列入这些记录表或没有领到这些证件的顾客，违者严惩。”由于实际上没有几个外国人持有配给证，他们显然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补充他们的配给量。
在粮食供应方面，待遇特别差的是从东方占领区来的外国工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其次是乌克兰人、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和波兰人。其他的外国人至少有权享受和德国平民一样的配给量，但是东方工人却明文规定得不到这些供应。“俄国人是容易满足的。因此应当少给他们吃些，免得我们的粮食平衡受到严重的破坏。不应把他们养娇或让他们吃惯德国的伙食，而应使他们感到满足，并保持同派给他们的任务相称的生产能力。”
供应的食品质量既差，数量又不足，往往只有少量用黑麦麸皮、甜菜片和麦秸粉做成的所谓“俄国面包”，或者只有几瓣菜叶和几片罗卜的水一般的清汤。这样的饮食造成了疾病率的惊人增加，负责照料东方工人的人因而提出了一系列的抗议。可是，尽管有这些抗议，尽管国社党当局承认这些抗议不无理由，对东方工人的粮食供应并没有显著地增加。
德国当局对于自愿到德国工作的人，曾经答应给予优厚的工资、合理的工作时间和固定的假期等等。这些许诺全没有兑现，那些获得保证可以同德国工人享受同等待遇的人，发现自己的处境大不相同。就算他们的物质境况同德国工人一样（实际上并非如此），也还有某些不利之处使得在德国工作的所有外国工人都感到苦恼。那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工作，讲一种陌生的语言办事，感到自己正被迫为一场往往是针对着自己本国同胞的战争出力。虽然从西欧自愿来的工人的条件已经令人不满了，从东欧来的工人的条件却更为恶劣得多，因为德国人曾明白表示不给予他们和德国人同等的待遇。
除明文规定不列在内的人外，所有的外国人都有权支取和他们同工种的德国人所支取的相等工资。但是对于同一工种付给相等工资的做法，决不能保证一个熟练的外国工人就支取到和同样熟练的德国工人相同的报酬。例如，派给外国人做的工作，往往比他们在国内惯做的工作级别要低，而他们的工资也就按照这种熟练程度较差的工作级别支付。从西欧和中欧来的绝大多数工人还得按德国规定纳税并对社会保险计划缴费，虽然从这些计划中他们当然决不能希望得到全部的好处。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另一种不满的原因关系到汇钱回家给家属的问题。在大多数被占领国家内，通货膨胀得很厉害，可是汇款的兑换率并没有大幅度地改变，结果汇出的款项的购买力大大地降低了。
东方工人和犹太人则受到另一种不同的待遇。官方曾经声明，德国的劳动法规和劳动保护条例只有在特别指定的范围内才适用于俄国人、波兰人和所有的犹太人。他们不仅工资被定得特别低，而且交税的税率也要高得多。俄国工人最受歧视，他们必须缴纳一种特别的“东方税”，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工人倘使每星期所赚的工资在十马克至七十马克之间的话，他只能领到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在发薪时作为缴纳德国的税款都给扣除了。税率定得非常高，因此一个工人不问工资多么大，每星期的收入决不会超过十七马克，其中十个半马克又被雇主作为伙食费和住宿费而扣去了。东方工人的条件是如此恶劣，以致从1942年夏天起，曾经作过某种努力想来改善情况。每星期十七马克的最高限额取消了，工资等级稍许提高了一点，东方税相应地降低了。最后，根据1944年3月25日的一道命令，专门用于东方工人的工资制度也废除了。可是，总的说来，东方工人从这些改变中实际上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大的好处。
除了从苏联被占领区和前波罗的海国家来的工人外，所有外国工人按规定都有固定的探亲假。但是拿波兰人来说，只有工业工人依法有权享受这种假期，而在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内，甚至这些人的权利也被暂时停止了。有许多来自西欧的工人在战争的初期获得过休假，但是由于发放必要的证件和运输方面的困难，加上德国当局不愿意失去（即便是一个短时期）任何劳动力，这就意味着批准外国人的休假变得越来越罕见了。
在德国的工厂和田地上工作的外国工人，都要工作很长的时间，每周很少有不足六十小时的，尽管随着战事的发展，工作日的长度和每一工时的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为了试图补救这种局面，德国当局采用了许多措施，从公开的高压到答应改善条件和增加工资。到战争末期，高压手段用得越来越频繁，工作时间延长了，因此到1944年秋天，要求外国人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中间只有一小时的休息。
战争爆发以前，德国就已经认识到战俘作为劳动力来源的潜在重要性。他们发布过命令，规定万一发生战争时，将俘虏作为工人使用，并强调了同招募民工的当局密切协调的必要性。
根据1929年7月27日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条款，使用俘虏是准许的，但是关于可以使用的战俘的种类和可以要他们去做的工种，都订有严格的规定。
交战国可将军官和与之地位相等的人员以外的身体健壮的战俘，按照其身分和能力，作为工人使用。但倘使军官和与之地位相等的人要求适当的工作时，应尽可能为他们安排此项工作。被俘的未授军官衔的军官，除明白要求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外，一概可以强迫他们仅仅担任管理的工作。
对于可做的工种则作了如下的规定： 战俘所做的工作不得同作战有关。具体地说，禁止使用俘虏制造或运输任何种类的武器或军火，或运送指定供作战部队使用的物资。 由于德国人企图从他们控制下的俘虏身上得到最大的好处，这些规定一贯遭到他们的忽视。俄国战俘受到特别野蛮的对待，理由是既然苏联没有遵守日内瓦公约，德国当局在对待俄国人时也就绝对不必受该公约条款的约束。许多国家的未授军衔的军官，以及俄国正式任命的军官，都被迫干活。使用俄国军官一事，的确有明确的指示，例如1942年3月24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一道命令中就说：“由于总的劳工情况，使用苏联战俘，包括军官在内，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原则上到处都允许这样做，除非在个别情况下出于防务的缘故而提出异议。”各个国籍的俘虏都被迫在军火工厂做工，他们被用来把炸弹装上飞机、修理飞机场和构筑防御工事。
战俘作为劳动力来源的重要性，从下面这张表中就显示出来： 使用的战俘（5月31日的统计数字）
1940 348；000
1941 1；316；000
1942 1；489；000
1943 1；623；000
1944 1；831；000
关于战俘生活条件的规定，也同关于使用条件的规定一样遭到忽视，而最受虐待的仍然是俄国人。
他们有几十万人确实是饿死或冻死在我们的营房里，这件事对我们的友人或是敌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据说是手头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他们。特别奇怪的是，唯独苏联战俘缺乏粮食供应，而波兰、塞尔维亚、法国、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战俘，对于所受待遇发出的抱怨，却并没有变得很强烈。
可是，在许多情况下，其他国籍的战俘受到的待遇，也决不符合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最低标准。
鉴于大战期间德国出现的严重缺少劳动力的情况，放着大批闲置未用的人（虽然他们受到严密的监禁），显然是违反德国的利益的。因此，希姆莱在1942年春天作出决定，要在可能的最大范围内动员集中营里可加利用的劳动力。
战事已经引起了集中营结构上的显著变化，并改变了集中营在使用囚犯方面的职责。单纯为了治安、教育或防范的缘故而把犯人拘禁起来，已经不再成为主要的理由了。当前为了这场战争，在不久以后的和平时期为了建设，把所有适合工作的囚犯动员起来，越来越显得重要了。根据这种认识，产生出了某些必要的措施，其目的是把集中营改变成更适合于执行经济任务的机构，而在过去它们仅仅同政治有关。
在使用集中营的劳动力时，除了从囚犯身上榨取最大的工作量外，其他概不考虑。
这种使用必须真正做到竭尽其力，以便取得最大限度的工作量。……工作时间没有限制。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营中工厂的种类和所要做的工种。它们由集中营长官单独决定。因此，任何会使工作时间减少的情况（例如就餐、点名）都必须尽量加以限制，使其缩短得无可再缩。禁止让他们走很长的路去干话，中午休息只是为了就餐。
纳粹分子并没有作过任何努力使犯人保持健康，使他们能够继续工作一个长时期。的确，消灭所谓“反社会的”分子，也是所宣布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从1942年9月18日希姆莱和司法部长蒂拉克达成的一项协议的备忘录中便显示出来了：
反社会的人不必叫他们去服刑，只要将他们移交给党卫队首长让他们工作到死。受到保护性拘留的人、犹太人、吉普赛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刑期在三年以上的波兰人、刑期在八年以上的捷克人和德国人，都将依据德国司法部长作出的决定移交出去。
长得异乎寻常的工作时间所造成的后果，由于犯人被迫在其中生活的骇人听闻的条件而加剧了。营房里十分拥挤，简直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什么家具或被褥，卫生设备多半根本没有。在附属于埃森的克虏伯工厂的洪堡街集中营内，犹太女人“没有鞋子穿，赤着脚走路。每个人仅有的衣服是一只麻袋，袋上有些窟窿让脖子和脑袋伸了出来。”粮食供应全然不足。在布痕瓦尔德，配给量每天为六百至七百卡路里，通常总是用卷心菜和其他蔬菜烧的极淡的汤，早晨一小块面包，晚上一小块面包。
使用集中营犯人一事原先由希姆莱以党卫队头子的身分负责，但是到了1942年秋天，施佩尔作出了安排，把这个劳动力来源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在施佩尔领导下的工厂中，使用犯人以增加生产，因为在那里工具和设备全可以保证供应。为了补偿这项损失，他们商定希姆莱应当为党卫队分到一部分军备产品。这些协议为全面使用集中营劳动力大开了方便之门。希姆莱保证供应这类牺牲品，他除了采取一般性的措施外。必要时还展开特别行动，把那些本来不会进集中营的人也抓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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