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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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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象一个人驾车沿着南丘陵疾驰，然后拐弯转离大路，沿着小道驶抵苏林顿、华盛顿和斯特宁的草原，在那里他会看到一些房屋，里面住着与理查二世的悲剧有关的人，他们才脱下他们的丧服，但哀哭的声音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
东欧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极端主张同各自政府的目标接近的程度，同西欧相比要大得多，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深受历史的权利要求和对历史的回忆支配，如果要在西欧找一个类似例子，除非是英国政策的基本目标旨在收复吉延和诺曼底。特里亚农条约后被割去了土地的匈牙利丝毫不愿放弃圣斯蒂芬王家的历史权利；为特里亚农条约所扩大了的罗马尼亚是由达西亚神话支持的；波兰共和国念念不忘的是亚盖隆王国，保加利亚萦绕于心头的是阿森帝国和更早一些的西蒙君主和塞缪尔君主的帝国，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但不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所怀念的是斯提芬·杜尚帝国；阿尔巴尼亚人为自己当前的虚弱所提出的慰藉，则是声称自己是“原始的、土生土长的巴尔干民族”，对他们说来，斯拉夫人只不过是刚来不久的移民，不但斯堪德培是阿尔巴尼亚人，而且连埃皮鲁斯的皮洛士和亚历山大大帝都是阿尔巴尼亚人。东欧民族中唯一没有自己背上伟大的过去这种历史包袱的民族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但甚至在芬兰人中间也还有一些人梦想要有一个包括全部东卡累利阿和科拉半岛在内的大芬兰。
从中世纪开始，东欧的中产阶级就由德意志人充实，不过后来还有犹太人补充。在1939年3月，犹太人仍然还是东欧的主要民族，大约从1800年以后一直是如此，“犹太人被迫流亡”这一章现在即将结束。他们首先是在十四世纪由卡西米尔大帝指定在波兰定居的，到了十九世纪，背后有俄国政府的迫害在驱使他们，前面有新兴的自由社会和发展商业的机会在吸引他们，于是大批犹太人移居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他们便把特别是马扎尔人自己不愿执行的中产阶级任务接了过来。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恰好与德意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大国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注定是发泄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的对象，掠夺犹太人已成了国际都感兴趣的事了，德国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缺乏一个确立了的由当地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便决定了东欧各国的社会史，而缺乏资产阶级文明则又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史。除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以外，各国既没有立宪政体的社会基础，也不存在立宪政体的道德传统，只有在匈牙利有议会体制的传统，但这种体制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现了为西方所欢迎的国际礼让的继承国。它们有着不能取消的民族自决的凭证，它们又宣称是民主共和国和君主立宪国家，由于有马萨里克和维尼齐罗斯这样的人物挡住了视线，人们很容易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好象东欧是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养成所。到了1939年3月，东欧除芬兰或许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所有国家的议会政体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独裁政权所取代。在当时，也许人们很少认识到这些继承国家注定要在一场大动乱中诞生，这场大动乱摧毁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立宪政府，东欧只是未能取得半个西欧所未能保持的政体罢了。马其顿恐怖主义组织在保加利亚的统治，1930年波兰对东加里西亚的残暴镇压，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的掠夺和失政，这些不仅都符合土耳其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传统，而且预示了一种政体，它在一个独立的间隔期后很快就要再次从外部强加绐东欧，同时还反映了为外部干预创造必要条件的内部冲突。从波兰到巴尔干各国，在农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都有一道鸿沟，下层充满怨恨和往往是真正的痛苦，上层则使用警察压制，又残暴又腐败。东欧处于革命前夕状态，它的社会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按照邻近两个革命大国之间的对抗意志而向两极发展。统治阶级终将是容易受到德国的反革命宣传影响的，他们却又早已在害怕群众容易受到俄国的革命宣传影响，并且加以夸大，无意中也就助长了这种感受性。
一个农民为蒙受不公正待遇发了几句牢骚，便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被送上军事法庭，不时遭到拷打，并被判处监禁，或在军事管制下强迫劳动……。一个不愿让自己的女儿被宪兵强奸，或不用让自己的财产被宪兵掠夺的农民必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东欧每个国家的地平线上，在压力或冲击下，几乎都会出现分裂。
东欧是一个农业地区，东欧民族也是自觉的农民民族。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到一半。大部分东欧国家的人口是过剩的，东欧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就象西欧工业就业不足的情形一样。这是自1919年以来扩大工业化的又一原因。但工业化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在经济生活中实施民族主义原则。继承国的建立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起分裂了。两大经济单元之一的俄罗斯帝国，被夺去了欧洲边境上最先进的工业化省份；另一个单元奥匈帝国，本是多瑙河流域中部联成一体的统一关税区，这时却分裂为五个各有关税壁垒的独立经济单元。对多瑙河流域的经济合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也曾作过微弱的努力，但未取得成果；世界经济萧条又加强了各国闭关自守的趋向，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不自然地发展农业，农业国家则不自然地发展工业。其结果是多瑙河贸易和整个东欧的贸易普遍减少。因为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并不相互补充，它们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需要寻求国外巾场。此种经济需要的压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越来越严重，致使它们落入准备收购它们出口品的大国之手，德国因此于1939年3月前就得以在经济上征服东南欧，并以此作为政治上征服的先声。
在1918年出现于东欧的新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早熟的，社会是分裂的，经济是不平衡的，国际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凡尔赛解决方案的力量在于它符合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它的弱点则在于它不符合于可以预见的力量均势。
凡尔赛解决方案只是承认东欧的新体制而已。这个体制是从1918年而不是从1919年开始的；各国的革命在巴黎和会以前已经发生了，会议的主要决议，比以前每次大战结束后的任何一次会议所作的决议更多，那是由和会本身以外的力量所决定的。新体制是从下面的一股压倒一切的政治冲力创建的，也就是一股民族主义的冲力，在1939年3月看来，这一变化似乎是长期性的。1939年3月正是强烈要求修改凡尔赛解决方案的时候，但并不要求从民族原则回到王朝主义的旧民族原则。提出的要求倒是要实现民族主义，继之以把1919年所理解的民族原则加以窜改和歪曲。
民主民族主义正如所有伟大的政治力量一样，也提供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义概念。当东欧帝国崩溃而实现民主民族主义时，对参与这一行动的人来说，它具有巨大的解放运动的性质。1918年象伟大的先例1789年和1848年一样，给人带来了革命告成、新时代开始、春天或黎明的幸福来临之感。这种自我陶醉的气氛也许就是巴黎和会所处的最主要的政治环境，在处理东欧问题时尤其是这样，由此而引起的反作用便是纳粹德国勃兴，这是最重要方面之一，而且既是其原因，也是其结果。从“联盟节”引向“恐怖时期”和“法兰西帝国”以及从拉马丁、巴枯宁，马志尼引向路易·拿破仑、巴赫和加富尔的辩证法，同样也适用于从以马萨里克为其最光辉代表人物的解放了的东欧引向1939年3月的东欧，这时主宰东欧的是业已成为德意志帝国元首的一个东欧移民。
匈牙利和德国的和约修改论者在宣传上的又一成就便是把凡尔赛解决方案说成是可悲的历史颠倒，那些旧政权的失意者因和约而变成了新政权的得势人物。然而，东欧各国及其千百万人民因凡尔赛解决方案而得到的民族自由和实现的民族愿望却要比在外国统治下所能获得的多得多。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和对和约感到满意的国家在数字上并不相等。“胜利”的国家有九个：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它们都是在俄罗斯帝国废墟上崛起而取得独立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都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继承国），以及希腊。战败国是五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俄国。德国和俄国不同于东欧国家；它们属于大国一类，它们要求修改条约的方式是革命式的，也是帝国主义式的，这和那种据说是因和约不公正面要求纠正者是毫不相干的。正确地讲，奥地利并不是一个要求修改条约的国家。它是一个缺乏生存意志的国家，因为它原来的愿望是与德国合并，但协约国不允许，奥地利也缺乏生存的手段，因为在早期，它只是仰赖国联贷款的人工呼吸才能维持生命的。从那时起，奥地利就没有什么积极的外交政策，而且它还从匈牙利手里取得了布尔根兰这一块土地，因此就颇为矛盾地把自己置于领土获得者之列。在东欧要求修改和约的两个主要国家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但是它们对修改的主张不同。保加利亚不象匈牙利，它在1918年的败绩已是七年中的第二次战败，所以它的不满情绪不那么强烈，比较听天由命。而且，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又有特殊关系。斯坦博利斯基和维尔切夫的传统就是和南斯拉夫合作，以期形成一个南方斯拉夫人联盟，为此保加利亚几乎成了1934年巴尔干公约的签字国。匈牙利则从来不存在加入小协约国的问题。匈牙利没有斯坦博利斯基，也没有维尔切夫。因为在战胜国和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之间的裂痕并不如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之间的老裂痕那样深。德国人和匈牙利人最大的不满不在于和约解决办法对他们不公道，而在于和约剥夺了他们许多世纪以来的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利。此种老区别的势力还可以由东欧的一个国家波兰来说明，它集双重利益于一身，既是有历史的民族，又是一个战胜国。
有人批评凡尔赛解决方案说，它产生的新的少数民族问题和它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这个批评是错误的。它产生的问题没法和它解决的问题在数量上相比，它们属于不同的性质。1918年的革命解放了大多数民族，正是这个伟大的、基本上不可逆转的成就产生了少数民族问题。自1918年以后实际上已取得胜利的东欧民族主义在形式上过于偏激，因此在自己内部也难以作原则上的自我纠正。阿克顿有一句名言，“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的最可靠的检验标准是，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享有多大程度的安全保障”。根据这种检验，总的说来，东欧新体制并未确定自由，它只是确定了多数民族的权利。阿克顿的另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说明了并未确定自由而只是默认部分自由的经过：
民族权利的最大对立面是现代的民族理论。由于在理论上把民族和国家处于相等的地位，实际上却是把国境内所能有的其他民族降到从属地位。……各个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之内，正如人们在社会内的结合一样，是文明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东欧根据凡尔赛解决方案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正是民族主义向自己的对立面迅速转化的部分过程。因为牺牲各少数民族的权利以维护多数民族的权利，必然会导致为维护一国最大民族的权利而牺牲所有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使东欧各族人民都屈从于八千万德意志人的意志。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宣称他连一个捷克人也不想统治，接着他却吞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因为它们握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这两者相隔才不过六个月，他就是这样在这条盘旋形的道路上最突然地拐过弯来的。
凡尔赛解决方案尽管是以民族原则为基础，但出于战略和经济考虑，在细节方面却出现了许多修改。因为解决方案不仅是按照民族原则重新划定边界，而且还是作为一场大战的结果而以战胜者的决定强加于战败国。所以对民族原则所作的修改，完全是有利于战胜者的。分割大匈牙利这个地理和历史单位，便是践踏了民族原则。保留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个地理和历史单位，便是蔑视民族原则，尽管所持的理由是一个纯粹的捷克国家在经济上或战略上都是难以生存的。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便推翻了凡尔赛解决方案而建立了一个纯粹是捷克人的国家，六个月以后这个国家果然便解体并消逝了，这也许可以证明凡尔赛和会的明智吧。
战胜国的国境扩大了，一般说来，凡相近的同民族的地区都被包括在内。此种最适合条件的扩张，只有吞并外国少数民族才能达到。战败国则相应地被夺去了大量的国民，至于德国，尽管有些集团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希望加入德国，但并未获准。此种强迫分离更有理由施行于并不邻近的集团。东普鲁士和德国分开了，但其主权仍属于德国；德意志人的波希米亚飞地和奥地利分开了，主权改属捷克斯洛伐克；马扎尔人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飞地和匈牙利分开了，主权改属罗马尼亚。对邻近的集团当然也实行强迫分离。不准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加入德国；但泽和美美尔脱离东普鲁士；在斯洛伐克和伏伊伏丁那的马扎尔人占多数的地区都脱离匈牙利。被剪裁和宰割得最痛苦的国家是匈牙利，最非自然膨胀的国家则是波兰。
东普鲁士与德国分离首先是以民族为根据，因为介入其中的波兹南尼亚和波莫瑞两省以波兰人占多数，其次是出于经挤上的理由，要给波兰一个出海口。大家称之谓“走廊”这一个词又加强了此种安排的人为意味，因为是从德国的躯体上割去了一个省。大陆强国的传统和习惯，不可能使德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会把东普鲁士这块德国殖民地看成是一个岛屿，它和德国的分离并不比为自然条件所隔离的意大利和西西里或波罗的海对岸的瑞典和哥得兰岛的隔离更为不便。统一领土的要求一向是普鲁士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必然要持续不息，可以预料，当均势发生变化时，波兰走廊终将成为难以抵御来自两边洪涛的最无效的防波堤。当希特勒在1939年3月23日兼并美美尔时，他并不穿过波兰走廊，而是另走海路，在施维讷谬德登上“德意志”号，率领一支德国舰队启航，登陆时是在一艘鱼雷艇中。“据说在航途中他深感晕船之苦，因此加强了他决心要从波兰人手中夺取同东普鲁士衔接的陆上纽带。”
东普鲁士自身就有两个邻近的同民族地区。但泽在它的西端，位于维斯杜拉河河口，它是一个古老的德国商业城镇，又是波兰历史上的出海口。美美尔在东普鲁士的东北角，位于涅曼河河口，它是普鲁士的一个小海港，但可以作为新国家立陶宛的唯一出海口。这两个城市，为了要在其德国的民族性和波兰与立陶宛各自对它们的经济要求之间取得妥协，所以都被给予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泽规定为国际联盟保护下的自由市，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的缓冲国，保持但泽的此种地位就成了波兰政策的生命攸关之事。美美尔在立陶宛主权下取得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地位，此种地位同样也成了立陶宛的生命攸关之事，只是更不可能保持，因为立陶宛比波兰更小、更弱。
捷克斯洛伐克是战胜国中唯一的内陆国家，它没有任何直接的出海通道，不过在德国恢复了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在战略上也被迫处于类似的地位，正如波兰只有在假定德国和俄国不会联合起来反对它的情况下才能保卫自己一样，捷克斯洛伐克也只有在假定它不致孤立无援地遭到德国、波兰和匈牙利联合攻击的情况下才能保卫自己，可是这些假定最后都未能实现。波兰由于它按凡尔赛和约获得了土地而招致德国的敌视，又由于它在1920年占领土地而招致俄国的敌视。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并吞了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而招致了德国的敌视，因为那些人在哈布斯堡王朝瓦解时曾投票赞成与第三帝国合并，愿意继续成为“德意志…奥地利”的一部分；由于它在1919…1920年间从波兰手中夺取了切欣而招致波兰的敌视，又由于划定它的南部边界线时严重损害了匈牙利的利益而招致匈牙利的敌视。波兰因有波莫瑞介于德国的两个部分之间，所以主要容易遭到来自德国的攻击，只有进行全面战争才能进行防御。捷克斯洛伐克主要也是容易受到来自德国的攻击。按照德国当时宣传的忧虑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坚强时，它的地位可以比作布尔什维克进行侵略的跳板，也可以比作法国轰炸机的基地；可是在它弱小时，它的波希米亚突出部分就被德国的奥地利和亚里西亚两翼紧紧地钳制住。
所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的重要部分，便是通过与友好国家建立领土连接以打破此种包围。捷克斯洛伐克曾希望有一条隔开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走廊，以便与南斯拉夫建立共同边界线，但巴黎和会否决了这个以民族原则服从战略原则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原来也想和俄国建立共同边界。这一愿望因波兰占领东加里西亚而落空，代之以里加条约所建立的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共同边界。然而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得到了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它最初的目的虽未实现，但它仍然是战略体系的核心。通过喀尔巴阡两侧的乌克兰领土，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把触角一直延伸到罗马尼亚。
＇贝奈斯在1933年说＇促使我们产生与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合作的整个外交政策概念的是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这种合作使我们在法国和西欧各国看来已成为整个中欧政策中的一支力量。所以我们决不会允许我们与罗马尼亚的领土联系被切断。
卢西尼亚是东欧的战略转盘。它作为小协约国的陆上桥梁，使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连接起来，这是它从1919年到1938年之间所起的作用；或者它可以使共产主义的匈牙利和苏俄连接起来，这就是贝拉·库恩1919年企图占领它的原因；它也可以使保守的匈牙利和保守的波兰连接起来，这在1939年3月已实现了。如果它的乌克兰民族性导致它与苏维埃乌克兰联合起来的活，它就会使苏联的领土能够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广大通道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连接起来，这条通道就是越过喀尔巴阡山通往多瑙河大平原的桥头堡。
东欧新体制是由凡尔赛解决方案确认并规定的，它几乎是以实验室的形式形象地说明了一种狭隘的地方观念的政治，一簇小国的活动，但它们的命运最后却是由外面的大国而不是由它们自己决定的。
大战一旦粉碎了东欧各帝国，新国家便通过各自国民的意志和努力而成立了。但是它们又立即成为大国政策的对象，派定在比它们自己所能掌握的更大的计划中充当一名角色。最初的想法是要把它们作为扼制德国向东扩张的壁垒，以防止德国对俄国的占领和渗透，就象德国以1917年3月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所完成的那样，而且还想以这些国家来抗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意志人。
东欧领土重新安排后要取得稳定的条件＇H·J·麦金德对于1918年的圣诞节写道＇，就是应该分成三个国家体系而不是两个。在德国体系和俄国体系之间还非有一个独立国家的阶梯不可。
这些新国家自己的代表在战争期间寻求协约国的支持和承认时也提出过此种考虑。但是西方国家疑惧的主要对象已经从被降伏的德国转移到革命的俄国，于是作为“防疫线”的东欧国家防护层的新作用也就改为保卫中欧和西欧，以遏制来自东方的布尔什维克危险了。在1920年的波兰…俄国战争中（这场战争虽然是波兰挑起的），据信波兰是履行了这一任务的，当时法国派魏刚去搭救波兰，使它不致在华沙被击败。法国是关于新东欧双重性这一概念的主要设计者。法国有着在敌对的哈布斯堡或德国的后方寻求盟国的传统，这回已是最后阶段了。一度它曾以包围那一个单独的敌人为目的，因而它和其他大国结盟，如华洛瓦家族和路易十四同土耳其联盟，黎塞留同瑞典联盟，第三共和国同尼古拉二世联盟。现在它只能降格以求不稳定的卫星国来作为它的盟国了，其中波兰是主要盟国，与此同时，这些盟国的作用也具有双重性了，它们不再是包围一个大国，而是要把两个大国隔离开来，这两个大国历来又都是那些卫星国的主人，其中任何一个大国的潜在力量都比法国更强大。东欧的此种体制只有在德俄两国的力量衰萎时才得存在。随着德国和俄国的复兴，到了法国非常需要这些继承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价值却下降了，法国就将被迫去寻求更实际的盟国，因而欧洲的均势又要回到大国的手中去了。
东欧政治所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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