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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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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阵线的部队在胜利时刻的行为是有纪律的，高尚的。因为他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已同流亡政府密切合作制订了德国人投降以后接管全国的准备工作。的确，1940年下半年，祖国阵线组织成立后，就同伦敦的流亡政府有了密切的联系，虽然总的说来，流亡政府认识到祖国阵线在估计挪威国内的形势方面具有最方便的条件，因而愿意把内部事务尽量交给国内的人去处理。然而，直到1944年3月15日，从伦敦广播的一项声明才宣布有祖国阵线的领导存在着（没有提任何姓名）作为一个协调和指挥挪威国内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的团体，同时还宣布了这个团体经常同流亡政府保持联系和合作的这一事实。但是当解放的日子显然日益接近时，流亡政府认为应该审慎地使国内舆论安心，让人们知道等到解放的时刻到来，它既无意撇开抵抗运动，也无意忽视政治惯例。1944年12月26日，尼加德斯沃尔德首相从伦敦对挪威人民广播时肯定地说，他的政府准备在回到奥斯陆以后立即辞职，以便可以成立一个包括祖国阵线代表在内的新政府，同时还说，准备迅速审判卖国贼，并尽快地举行议会和市政选举。
这些表态看起来仿佛只是一种形式，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整个抵抗运动对尼加德斯沃尔德政府的态度（以区别于祖国阵线领导的态度），至少始终是有所保留的。在政府离开挪威的最初几个月里，人们普遍感到的那种强烈的怨恨情绪逐渐消失了，他们开始认识到政府的行动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明智的。幸而这种敌意始终没有波及哈康国王，人们仍然爱戴他，把他当作民族独立的一个超政治的和统一的象征。另一方面，在非社会党人看来，尼加德斯沃尔德政府的工党来历使它始终摆脱不掉这种嫌疑：即它的态度受到了党派政治成见的影响。此外，上文已经说到，挪威社会党人在被占领初期的态度，很有理由会使人们对该党产生更多的怀疑。可是即使到了后来，当挪威的社会党人已经全力同抵抗运动合作时，他们发觉由于造化弄人，自己再一次被排除于领导之外了。正因为有组织的劳工是秘密活动最好的渠道之一，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总是把他们的分裂行动集中在抵抗运动上。因此，由于各地的工人领袖遭到逮捕和驱逐，祖国阵线在有组织的劳工还存在的地方，要同他们保持联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祖国阵线也不象较早时那样，渐渐不大代表挪威的劳工，而且迫于形势，往往还带有一种相当保守的色彩。可是在挪威，占优势的政治风向——不久选举就将清楚地显示出来——还是来自左方的。因此，解放以后，战时首相尼加德斯沃尔德和祖国阵线的领导人保罗·伯格竟然都不能被接受为战后首届政府首脑的候选人，而这种荣誉竟落在埃纳尔·盖哈德森的身上，这也许是很自然的，因为埃纳尔·盖哈德森这个人既象征着劳工，又象征着抵抗运动。
第六编 东欧的被占领国家和卫星国
第一章 波兰
根据1939年8月23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附加的秘密议定书的条款，德国分到了一部分波兰领土。通过1939年9月25日的一道法令，希特勒命令在划归德国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建立一个临时的军事管理机构。德占区和俄占区之间的分界线由9月28日签订的一项德苏协议确定下来。德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随即着手组织了四个军区，其司令部分别设在罗兹、克拉科夫、波兹南和但泽。每一军区由一名军区司令官统辖，他拥有全面的行政权力，并由一名文职的行政长官协助他办理行政机关的组织工作。罗兹的军区司令冯·伦斯德对所有这四个军区行使总指挥权，而他的文职助理汉斯·弗朗克则全面负责使占领区的行政机关都按一致的方针建立起来。
这个军事政权持续到10月26日，因为这一天希特勒签署的两项法令开始生效了：10月8日的一项法令把两次大战间波兰最西面的四省并入了德国版图，而10月12日的另一项法令则在德苏分界线以西两次大战间波兰其余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行政机构。
根据1939年10月8日的法令并入德国的波兰那几省，不仅包括1918年前属于普鲁士的全部领土，还包括过去从不属于德意志帝国的一条宽阔地带（其面积几乎相当于全部并入地区的一半），虽然在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和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之间的这段时期内，这一地带曾被并入普鲁士版图。
1939年以前的东普鲁士省有所扩大，朝东把苏瓦乌基那个突角包括进去，朝南把1919年波兰割让给德国的齐亚乌多沃（佐尔道）那块小地方包括进去。此外，它还把南起维斯杜拉河、东起那累夫河构成切哈努夫（泽希瑙）专区的华沙省的那一部分也包括进去。东普鲁士的这次扩大使这个省的人口增加了大约一百万，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人。可是，在东普鲁士的西部边境，马林韦德尔专区连同埃尔平和马林堡两个城市则被划入但泽…西普鲁士这个新的德国行政区，其幅员包括但泽自由市和波兰的波莫瑞省。马林韦德尔划归但泽…西普鲁士的作用是要恢复1919年前德意志帝国西普鲁士省的东面和南面疆界，并加强前“但泽走廊”人口中的德意志成分。在但泽…西普鲁士以南，瓦尔塔兰行政区包括德意志帝国的波森省（即波兰的波兹南省），并向东扩展，把两次大战间波兰罗兹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华沙省的一部分地区并了进去。在这两个新的行政区中，除但泽的人口以外，有将近一千万居民（其中德国人大约只占百分之六），被迁移到德国去。最后，在西里西亚，1919年以前的德国边界也有所扩大，把该省的疆界延伸到喀尔巴阡山山麓，于是波兰西南部的整个煤铁盆地、切欣的煤矿区，以及波兰克拉科夫省和基埃尔策省的部分地区全都归并了进去。这样，并入西里西亚省的地区不但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1914年以前普鲁士西里西亚的那些地区，而且还包括波兰会议王国时期的一小片土地，以及从前奥地利加里西亚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过去从来不曾为德国统治过。上西里西亚的首府从沃波累迁到卡托维兹。迁移的人口约为一百六十万，其中只有十二万是德国人。
在波兰合并区，纳粹分子开始把当地的行政机构尽快地改得同德国的一模一样。那两个新的德国行政区被置于两个行政长官兼省长（德国总督）的控制之下。在但泽…西普鲁士，这个职位由以前的但泽行政长官福斯特担任，而但泽议会的前议长阿图尔·格兰泽尔则成为瓦尔塔行政区的长官兼总督。行政长官兼总督遵照德国政府的命令办事，但是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他作为希特勒的私人代表却拥有最高权力。每一个新行政区都划分为三个专区，而在瓦尔塔行政区，由于面积辽阔，还任命了一些区长官担任行政区中央机构和各市区与郊区之间的联络工作。
在合并地区，波兰法律有一时期仍然部分生效，但是根据规定，德国和普鲁士的法律可以通过法令加以采用。对于预定将成为德国领土的那些地区，在实现军事占领以后，立即便以无情的速度推行德意志化政策。例如，在格丁尼亚，10月8日的法令开始生效以前，所有波兰文的名称和招贴都被消除掉，所有街道都重新命名。11月26日，福斯特在比得哥煦（布罗姆堡）宣布，所有波兰人和犹太人必须撤离但泽…西普鲁士。几星期后，德国宣传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柏林金融消息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明白表示，这项驱逐政策将在并入德国的各个地区予以执行。强迫波兰人和犹大人迁移到大德国的新边界和德苏分界线之间的那片土地上去的工作发生在1939…1940年的冬季：根据报道，城镇居民一条街一条街地被撤走，头一天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得离开。
在经济领域里，纳粹的政策是充分发展他们在合并区内获得的经济资源——其中包括波兰一些最富饶的产粮区，还有上西里西亚、切欣、多姆布罗瓦和索斯诺维次的煤矿、金属工厂和机械工厂，以及以罗兹为中心的纺织工业。在军事管理时期，他们就由勃劳希契以总司令的身分署名颁布了一些条例，开始把征服区的经济同德国的经济合而为一。9月11日和10月7日之间公布的种种法令，使德国马克同波兰兹罗提同时成为法定货币；成立了德国信贷银行；把波兰企业和产业的管理权授予德国托管人，并规定只有得到勃劳希契的许可，才能获得这类企业和产业，冻结各种证券和其他贵重物品，并管制外汇交易。
对于“政治上并入德国的那些地区”的经济政策，戈林在1939年10月19日的一项指示中作了如下的概括：“其经济的重建和发展，及其生产和供应的维护，必须推动向前，目的在于尽快完成并入德国经济体系的工作。”
可是，戈林在合并区和德苏分界线以西其余的波兰地区之间作出了鲜明的区分。“德国经济中可以使用的全部原料、废料、机器等等”都得从后一地区搬走。凡是“对于维持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不是“绝对必要的”企业，“必须迁往德国”，或者“在目前的所在地”为德国的利益加以利用。下一天，即10月20日，赫斯发布了一道命令，宣布华沙将不予重建，而且在这一地区内将不再兴建工业企业。
波兰合并区和布格河…那累夫河体系两者的疆界之间的那片地区通称“总督辖区”。它由波兰的卢布林省以及华沙、基埃尔策和克拉科夫各省的部分地区所组成，包括克拉科夫、琴希托霍瓦、卢布林和华沙这些城市在内。根据总督汉斯·弗朗克的一项声明，在1939…1940年冬季把波兰人和犹太人从西部迁移进去后，总督辖区的人口在1940年2月大约为一千四百五十万，其中一千二百万是波兰人，二百万是犹太人，四十或五十万是乌克兰人，还有六万是日耳曼族人。总督辖区的面积原来大约占前波兰共和国版图的四分之一（即约为九万七千平方公里），但在1941年德军进攻俄国以后，由于把加里西亚东部也归并进去，所以扩大到了十五万平方公里。
在1939年9月底以后为俄国占领的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的那部分地区，从1941年6月30日以后所进行的其他行政变革如下：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划归东普鲁士行政区，目的是把它最终并入德国。不象其他预定要吞并的占领区那样，比亚威斯托克当地几乎不能说是拥有大量日耳曼人或部分为日耳曼血统的人，因为以前的为数约八千人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早在1939年俄国人占领该地区时，已被“遣返”德国去了。不过，不难想象，有一点可以便这个地区被称为德国以前的领土，因为除格罗德诺这一城市外，由于第三次瓜分波兰，它从1795年到1806年曾经是普鲁士的领土。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东北部的其余地区（除维尔纳外），则作为白俄罗斯占领区常务专员公署管辖区的一部分而被归入奥斯兰。再朝南去，沃林的大部分地区和波列西那南部则彼归入德国驻乌克兰专员公署的管辖范围。
1939年9月德苏谈判期间，曾讨论了以残余的领土成立一个波兰国的可能性，但是俄国人最后决定反对这个方案。然而，德国人并没有放弃这项计划，他们认为这项计划可能有助于说服西方国家，继续对德作战是毫无意义的。
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在对德国国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详细地说明，既然德国和苏联已经共同承担责任，要使前波兰国的领土变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区域”，他赞成立即举行和平会议。希特勒在这篇演说中概括地说明的德国对征服区所抱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波兰国，其组织形式将防止它再一次成为反德活动的温床或反对德国和俄国的阴谋的中心。”
10月1日希特勒和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一次会谈，多少说明了他本人在此阶段对于成为总督辖区的那片土地的未来所抱的想法。齐亚诺得到的印象是，希特勒对于这片土地的地位还不曾作出明确的决定，但原则上，他是愿意允许它有一种将会“保证波兰国民生活和平发展”的“国家形式”的，只是要满足几个条件：边境必须如此划分，以保证所有的日耳曼人都能回到德国境内，即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波兰居民混合在一起的话；这个国家决不能成为一个反德的宣传和阴谋的中心；它永远不得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它必须承认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占有支配的地位；它还不得成为德苏合作的障碍。对于齐亚诺所询问的，未来的波兰是否应是一个主权国家，希特勒并没有回答，但是他解释说，他无意“直接接管波兰生活”，因为“这个国家的苦难”是“骇人听闻”的。希特勒还补充说，“在同西方国家和平解决以前”，在德国的“人种局面”“由于大规模人口移动而有所改善”以前，他将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国家组织”。10月6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说的那天，齐亚诺会见了莱埃，莱埃肯定地告诉他说，将在“德国的真正边界”和布格河之间那片纯粹是波兰人的地方建立一个波兰国。莱埃说，这个国家将是“一种保护国，由于它包括诸如克拉科夫、琴希托霍瓦、华沙和卢布林等一些大的波兰中心，它可以……被称为‘新波兰’”。
因此，纳粹概念中的“新波兰”是一个傀儡国，而操纵其活动的线则牢牢地掌握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原来的意图似乎是要建立一个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相类似的当地政府，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能找到一个波兰领袖愿意扮演哈恰那样的角色——更谈不上扮演吉斯林那样的角色——这一目的失败了。这样，尽管希特勒对齐亚诺作了上述声明，他们还是不得不直接接管波兰领土。此外，鉴于西方国家对希特勒的和平提议没有反应，他们于是认为不值得再煞费苦心去虚构一个独立的波兰国了，而戈林10月19日发布的指示也表明，到这天为止，不管原来的意图曾经是什么，总督辖区已被当作一个应当尽可能快速而全面地加以掠夺的区域了。
希特勒在10月12日颁布的“关于波兰占领区的行政管理”的法令任命汉斯·弗朗克为总督，赛斯…英夸特为他的副手。行政机构的总部设在克拉科夫，弗朗克从罗兹迁到那里，在11月初正式就职。他通过10月26日的一道法令，已经把总督辖区分为四个行政区，分别以克拉科夫、卢布林、腊多姆和华沙为中心，这些行政区进一步又分成市区和郊区。在大战的第一个冬季和1940年春季与初夏这段时期里，纳粹分子似乎仍然不能确定，是把总督辖区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维持下去为德国的利益充分使用其资源和人力呢，还是把它完全纳入大德国体系，对他们最为有利。强迫波兰人和犹太人从合并区移入总督辖区一事，似乎表明有保留总督辖区波兰特征的意图。克拉科夫大学的教授们在接近1939年底时，全体被驱逐出境并拘留在德国，可是到1940年2月又获准重返家园，这也是有其意义的。几星期后，据说波兰医师也获准在华沙和其他城市里负责医疗工作。另一方面，从文官政体成立之初，就有迹象表明有一种德意志化的意图——例如，据报道波兰一些纪念碑的拆毁，以及德国学校的开办，其规模似乎远远超过总督辖区日耳曼族人和德国官员们的需要。
总督辖区的确切的地位始终没有十分清楚地规定过，但是到1940年年中，关于在该区实施德意志化政策的任何怀疑全都消除了，虽然朝着既定方向的进展并不如预期的那么迅速。残酷镇压和恐怖政策的种种措施，甚至还有标志着德国对总督辖区统治的后期的大屠杀，都是由弗朗克执行的。他后来交给逮捕他的美国人员大约四十二册日记，其中仔细地记下了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而这些日记在纽伦堡审讯时恰恰成了控告他的最有力的证据。弗朗克在波兰犯下的“灭绝种族”的罪行，希姆莱也有份，因为根据1939年10月7日的一项秘密法令，希姆莱奉派全面负责德意志化政策，包括清除“外国人口中对德国以及对日耳曼族人社会可能构成威胁的那些集团的有害影响”。
说明对总督辖区的政策的那些指示是由弗朗克和希姆莱予以解释和执行的，其中有政治、社会、文化与宗教、经济、生物、物质和精神等方面。在政治方面，总督辖区被当作德国的一个殖民地，并应由各“劣等”民族予以承认。在社会方面，第一个目标是清除犹太人和波兰知识分子。在文化方面，波兰的所有高等学府都将予以撤销，只容许波兰人接受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且这种教育还得在德国人的监督下用德语来进行。他们还采用了各种措施去破坏教会的影响。在经济方面，遵循的政策就是戈林的指示中所规定的代表德国在损害当地居民的情况下进行掠夺。在生物方面，“悄悄”采取的措施在于消灭犹太人和降低波兰人的出生率。在物质方面，从属的居民忍饥挨饿，还受到残暴的迫害。在精神方面，非日耳曼族人的种种最卑劣的本能都受到了鼓励。
德国人曾充分利用1939年入侵后的脱节和混乱现象，采取措施迫害波兰的知识分子。希姆莱后来吹嘘说，当时德国警察“就得有那股蛮劲……去枪毙几千名波兰的头面人物”。除此以外，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在1939年下半年，有大批波兰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克拉科夫地区，被押送到各拘留营去。可是，尽管德国的政策很严厉，它们并没有防止地下组织很早便在两次大战间的整个波兰领土上广泛地建立起来。这在1940年初使德国领袖们大为烦恼。他们感到如此忧虑，以致1940年5月在德军进犯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时候，他们遵照希特勒想在东方保持和平的愿望，下令对波兰地下运动采取“特别绥靖行动”，或称“A。B。行动”。因此，6月15日，地下组织有几千名成员遭到逮捕，并且根据弗朗克的命令于10月间被提交战地军事法庭审判，其后差不多有一半人被处决了。
德国当局在占领波兰后，立即开始招募身强力壮的波兰人，特别是农业工人，到德国去工作。到1940年年中，各合并区身强力壮的工人的供应很快就变得枯竭了，而志愿办法在总督辖区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弗朗克于是在1940年夏季下令，采用强制手段进行招工。1941年和1942年间，他不断表示自己对于为此目的所采用的拦街兜捕这类办法的有效性所感到的得意。象他在1942年8月向绍克尔保证的那样，他在1942年12月能够汇报说，总督辖区已经为德国提供了九十四万余名工人。
早在1941年9月，弗朗克就已经知道，总督辖区居民的生活已经下降到接近饥饿的水平。可是，过了将近一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以后，由于戈林在会上把德国粮食情况的严重性告诉了他，他使总督辖区在原来已经过分的需要量之外，又承担了为德国提供五十万吨做面包用的谷物。1942年8月，他指示下属说，这笔贡献必须全部“在牺牲外族＇非日耳曼族＇居民的情况下”作出，还进一步指示他们说，“这项工作必须冷酷无情、毫无同情心地完成。”
正象后来显示出来的那样，为了德国的经济利益，从波兰人的生产劳动中榨取最大的好处这一迫切需要，是德意志化的全部计划之所以在总督辖区暂缓进行的主要原因。可是，后来的记录说明，最终打算强加于波兰的灾难却始终没有为那些德国领导人所遗忘。弗朗克于1941年4月在克拉科夫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宣称，“那一天将会到来，那时维斯杜拉河从发源地到出海处的整个流域将同莱茵河流域一样是德意志的。”可是，在总督辖区推行德意志化政策的方式却要由希姆莱去决定。实际上，这就成了希姆莱和弗朗克之间在管辖权方面发生许多剧烈争论的根源。1941年3月间，总督辖区建立了民族登记制度，目的是为了德意志化，或者如有必要，也使那些日耳曼后裔“重新德意志化”。然而，希姆莱和弗朗克两人在1942年初显然都对德意志化进展缓慢感到关切，于是朝要求达到的方向采用了更为有效的措施。希姆莱于3月间访问了克拉科夫，在那里向弗朗克说明了他的计划。他说，目前的打算是，“日耳曼族定居的岛屿”应该从欧洲国家迁移过来，而且“无论如何，首先要做到的是沿着桑河和布格河建立一个强大的移民区，把波兰那些外族地区包围起来”。他还告诉弗朗克关于他要把东欧移来的日耳曼族家庭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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