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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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淙皇导噬瞎醯娜ㄊ剖侵粮呶奚系模＜永侨幢Ａ袅苏紊系淖灾危踔帘３肿乓榛嵬持蔚男问健Ｔ谝榛嶂校诒ǹ希乇鹗窃谝环荻懒⒈Ｊ氐谋ㄖ健睹锥飞希箍梢蕴岢鲆坏闩酪饧１＜永怯烫耍笕怯烫艘谎蚶词艿阶鹁矗馐彼淙槐话崃瞬撇⒈焕樟钋ǔ鏊鞣茄牵牵话闼道矗�1943年以前，并没有受到什么骚扰。德国人经常提出要求，应该对犹太人采取措施，但是，每当盖世太保或其保加利亚的代理人扬言要采取严厉的反犹行动时，一批批议员就向国王有效地提出抗议。对付那些反德的保加利亚人的警察行动，按照巴尔干半岛的标准来说，哪怕还有盖世太保的某些干预，是并不厉害的，至于对共产党人，不论是嫌疑分子还是真正的党员，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从1941年2月德军占领保加利亚的时候起，著名的反德人士都被拘留在冈达…沃达集中营里，一般总要关上好几个月。左翼农民党领袖尼古拉·佩特科夫是在1941年6月获释的。他的首领格·M·季米特洛夫已逃往伊斯坦布尔，并在战争时期一直同英国人一道在中东工作。3月5日，在德军进入保加利亚之后，英国政府很快就同保加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3月10日，英国公使也撤离了。
虽然经常听到在保加利亚降落的俄国伞兵被“肃清”的消息，但是在战争时期，俄国公使从未中断地一直留在索非亚。更为不寻常的情况是，虽然苏联公使馆遭到保加利亚当局的一种可说是过分的监视，苏联公使却除了同秘密的共产党接触之外，还同其他方面有所接触。他甚至偶尔还公开地去访问一些非共产党人的反德政治家，因为他们就是不愿意通过他的公使馆四周所布置的警戒线，而并不在乎那些跟踪他的密探。1941年9月，莫斯科和索非亚之间出现了一种近似危机的情况。9月10日，莫洛托夫指责保加利亚打算加入德国一方。9月14日，保加利亚人动员起来了，9月19日，他们的政府宣布了戒严令。可是，保加利亚并没有同苏联交战，仅在三个月后的1941年12月13日，有点儿假设意味地对英国和美国宣战了。上文已经提到，英国在3月里就同保加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而在保加利亚加入两周前于柏林续订的三国公约之后，菲洛夫首相就宣布保加利亚对美国开战。在后一件事发生时，一个保加利亚代表第一次排进了反共产国际的队伍里。
罗马尼亚法西斯头子安东尼斯库将军于1940年11月22日在柏林第一次同希特勒会面时就赢得了他的赞许。如果我们可以信赖安东尼斯库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作证记录的话，那么，他在那一场合曾得到将会进攻俄国的暗示。扬·安东尼斯库不象希特勒那样，他不是个撒谎的人和虐待狂者，但是，虽然他很可能是一个有见识、有能力的军人，他却多少也是个狂热者，因而他能够对讨伐斯拉夫人或俄罗斯人具有强烈的热情，正象他后来被苏联俘虏后在谈到“侵略意图”时所承认的那样。在希特勒的同盟者中，只有他得知希特勒的计划，而他看来也是真正把德国的对俄战争看作是罗马尼亚的战争。同时，他始终坚决认为，罗马尼亚对整个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要求在适当的时候必定会实现。希特勒不顾德国和意大利于1940年8月为了说服罗马尼亚接受维也纳第二议定书中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作出让步而对罗马尼亚所作的保证，只要提出要求的人可以派用处，就同意他对未来所提出的要求，况且他还很钦佩安东尼斯库那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精神。我们掌握着德国通译人员保罗·施密特的材料，可以证明希特勒似乎对于一个能详述自达西亚时代以来的罗马尼亚历史而驳倒了他的人印象很好，而此人就在1940年11月22日的那次会见中，不顾人家明白地给他提过警告，劝他不要提维也纳第二议定书，却还是一定要向希特勒对此大发牢骚。
1941年1月，安东尼斯库又一次晋见了希特勒，这回是在贝格霍夫。他在那里会见了希特勒的朋友基林格，即未来的德国驻罗马尼亚公使。他还同凯特尔和约德尔交换了意见，并且更详细地讨论了对苏战争。他们向他保证说：布科维纳北部和比萨拉比亚不久就是他的了。这回他们还向他提出，罗马尼亚丧失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后，可以获得德涅斯特河彼岸俄国的领土作为安慰。希特勒于6月2日在勃伦纳山口同墨索里尼会晤时，闭口不提他那个巴巴罗萨行动，而恰恰在十天以后的6月12日，他在慕尼黑元首府接见安东尼斯库时，几乎是把所有的细节都向这个法西斯头子讲了。希特勒提出，罗马尼亚除了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之外，还应该“占领和管理直至第聂伯河为止的其他苏联领土”。“我自然将从第一天起就支持你，”安东尼斯库高兴地喊道，“如果要打斯拉夫人，你永远可以依靠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人民在1941年6月22日发现他们已同苏联处于交战状态时，大概并不象他们那个领袖那么感到高兴，但是宪法规定给他们的公民权利都遭到破坏，他们的报刊也都被搞成清一色了，除了服从就没有什么可干的。1941年2月15日，所有的政党都遭到取缔，虽然在这一年中还举行了两次公民投票，但也不过是比德国常常举行的那种公民投票稍微不那么可笑罢了。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罗马尼亚的舆论——这主要是指城镇内各派的政治观点——都支持安东尼斯库的决定，因为人心都热中于反俄和反共。在以前的一些政治领袖中，有许多人仍旧不愿意同德国结盟，但是，打俄国人的机会却好象是不该轻易错过的。还有，罗马尼亚人都已相信他们并不会同英国人打仗，英国人当然是会“了解的”。他们尤其希望抢在匈牙利人的前面，因为匈牙利人起先似乎并未觉得他们也会卷入这场战争。至于农民群众，要去猜测他们会有什么感觉，那是愚蠢的。当时罗马尼亚只有少数的共产党人，而且几乎全都在监狱里，又几乎全都是犹太人。罗马尼亚的反犹太主义极其普遍，这就有助于使这个国家心甘情愿地依附德国。虽然早在1938年就已经修改过戈加政府那种极端反犹的法规，但是，犹太人还是备受毫无自由之苦。
此外，罗马尼亚还有两个强大的亲德的“压力集团”，一个是人数很多且在特兰西瓦尼亚还很富裕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还有一个是霍里亚·西马的那些追随者。虽然西马在1941年1月事件后就已潜逃到德国去了，可是直到现在，他在国内还不乏热烈的青年追随者。希特勒在安东尼斯库掌权的整个时期把西马窝藏在德国，这是相当突出的，也是很出人意料的做法——尽管元首很喜欢安东尼斯库，他却对于自己可以从政治上去讹诈安东尼斯库感到很高兴。
起初，罗马尼亚人的进攻很顺利。1941年7月5日，落在俄国人手里一年的布科维纳，宣告解放了。到7月底，又克复了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军队已到达了德涅斯特河边。8月间，罗马尼亚人渡过德涅斯特河，从而侵入了俄国的乌克兰，并于10月16日占领了敖德萨。10月18日，安东尼斯库颁布了一道法令，着手建立包括敖德萨在内的罗马尼亚行政区外尼斯特里亚。但是，这时，一个新的、较长、较糟的阶段正在取代最初的阶段了。全国农民党的一些政客，特别是马纽，以及自由党的某些政客，开始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罗马尼亚对德涅斯特河东岸并没有什么要求；马纽还说，倒是应该把罗马尼亚军队派往特兰西瓦尼亚去监视匈牙利的部队，他们现在已经动员起来了，因为匈牙利事实上已于6月27日向俄国宣战了。11月8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祝捷的游行中，有人当着凯特尔的面喊叫“我们要特兰西瓦尼亚！”。一个月后，使许多罗马尼亚人惊慌的是，英国对他们的国家宣战了（12月6日）。12月12日，安东尼斯库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珍珠港事件后提出的要求，对美国宣战了。12月7日，德国人宣布他们的俄罗斯第一战役已告结束。
匈牙利在1941年的地位和政策，可以从若干方面区别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地位和政策。匈牙利甚至比保加利亚更渴望收复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统治过的所有领土，而主张修订凡尔赛条约者的宣传已经造成了一种渴望获得领土的怀乡症，这也许只有德国才治得了。马扎尔人的统治阶级和罗马尼亚的统治阶级都对俄罗斯人和共产主义怀有深仇大恨。这两种因素迫使匈牙利在一场对苏战争中倒向德国一边。但是，匈牙利的主张修订凡尔赛条约者，甚至在1940年8月以后，其矛头首先还是针对罗马尼亚的，而匈牙利的那些统治者则一直给搞得心烦意乱，一方面想抢在罗马尼亚人前面去博得希特勒的好感，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同德国的伙伴罗马尼亚结盟。有些马扎尔人争论说，暂且按兵不动，等到罗马尼亚在对俄战争中弄得筋疲力尽时再说，那样岂不是更好些吗？
匈牙利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特别是象拜特伦和捷列基（其影响近几年来日益不及较为亲德的地主阶级）这些权贵，都痛恨希特勒，把他看作一个暴发户兼革命者，因为他扰乱了他们的农民和工人，并且威胁到他们国家的政治独立；希特勒也打心底里厌恶他们。他在匈牙利的那些代理人和伙伴，即那里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和形形色色的匈牙利纳粹党，事实上已经煽动了广泛的不满意现社会的事件。1939年降灵节的选举已经显示出，布达佩斯一些工厂里有强烈的亲纳粹情绪，而且没有耕地的农民在把他们征召起来派往东线之前，人数上仍然是个非常大的因素，他们现在已给纳粹分子那些标语口号诱惑得心神不安了。政策当然都是由权贵和大地主们，由他们在议会里和军队里的代表以及他们在好几年前选来当摄政的霍尔蒂海军上将制订的。反犹太主义在匈牙利所起的作用比在保加利亚所起的作用大，只是范围不象罗马尼亚那么广泛。
虽然那些议会领袖在抵制德国的压力方面往往是小心谨慎、优柔寡断的，可是，匈牙利参谋总部却是明确地亲德的。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所提出的证据表明，匈牙利的参谋总长维尔特将军早在1940年8月就一心一意在学德国人的样了。其实他和他的同僚在政府决定必须入侵南斯拉夫以前，就已经作出了入侵的部署。摄政肯定在1941年下半年以前就已被各种各样军事压力和获得领土的希望压得透不过气来。当时，他已经七十四岁了，而且也许还应该补充说明，他的政治判断力始终就不是非常敏锐的。况且在这阶段，许多比他聪明的人都认为德国“一定会打赢”。
在最初制订“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并没有提到匈牙利。甚至在1941年6月1日的指令中，也只是说到了6月中旬以后，将要求匈牙利允许德国南方军团的一部分部队进驻它的领土，以便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军队之间由德军打进一个楔于。希特勒怀疑意大利人和马扎尔人的流言蜚语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而他一贯想要求匈牙利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又在军事上提供积极的支援，这也决不是不可能的。看来哈尔德将军在1941年3月下旬致维尔特的信中要求马扎尔人合作，不仅是为了对付南斯拉夫，并且也是为了对付苏联。“关于对苏俄的战争，他＇维尔特在答复哈尔德时写道＇原则上是同意的，至少答应动员第八军（克赖希科希采）以及哈尔德所要求的那些机械化部队。”毫无疑问，6月26日正午轰炸拉霍（在卢西尼亚）和卡萨（即科希策）的那些飞机似乎都是涂上俄国标志的德国飞机，它们的行动为匈牙利提供了参战的口实。
1941年4月初捷列基死后，霍尔蒂挑选了当时的外交部长巴尔多希接替他出任总理。巴尔多希以前一直是个职业外交家，这项任命就是要表示一种不介入的态度——虽然他的妻子是日耳曼族人，但是，这个新总理始终就没有被认为是个亲德分子。他为人风趣，也爱虚荣，是一个处境极其困难的意志软弱的人。由于他那种屈从于希特勒的意志的态度，历史必然要谴责他——即使不象那些判他死刑的人那么严厉的话。他愚蠢而明显地对德国人作出了让步，同时还一直欺骗他的同僚和摄政。由于得到莫斯科方面种种友好的保证，巴尔多希在6月23日决定匈牙利将不参战，可是等到德国公使提出抗议时，他又立即同意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6月24日，匈牙利内阁投票反对维尔特将军提出的立即对俄宣战的要求，但是6月26日，巴尔多希又接受了维尔特的要求。这时，摄政有病，巴尔多希去探望他，想使他同意宣战。他在所谓俄国空袭事件上欺骗了摄政，并且蓄意不让他知道来自莫斯科方面的信息。第二天，6月27日，他既没有得到摄政的最后同意——当然也未经摄政签字——也没有同议会磋商，就公布了匈牙利对苏联宣战的文告。德国人并没有在1941年象占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那样占领匈牙利这一事实，使他们有机会可以利用德军入侵这个外加的威胁——他们也有效地利用了这个威胁直至言行一致为止。如果说德国人在1941年6月便向巴尔多希进行过这种恐吓的话，似乎也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匈牙利人心里一直明白，的确很有这种可能。
匈牙利人就这样参加了德国的进军，但是他们的统治者心里却一直觉得他们并没有同俄国作战的明确目标。事实上，从1941年秋季起，他们的精力大都花在设法把他们的军队撤回来。到了那年年底，他们发觉自己就象自己的对头罗马尼亚人一样，同英国和美国都处于交战状态。这一新的困境不仅是由于英国同苏联结盟，而且也由于德国要求同日本加强轴心国的团结而出现的。在珍珠港事件前不到十天，希特勒召集他的伙伴和仆从们到柏林去把反共公约延长了五年。这时里宾特洛甫便激励所有的来宾要为欧洲（加上日本）反俄的事业通力合作。随着俄国人在莫斯科和罗斯托夫的抵抗日益强劲，大吹大擂的德军进展也就逐渐结束了。齐亚诺把这次柏林集会的气氛描绘为“实在不平常”。从1940年11月起，保加利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入伙了。齐亚诺指出，反共这个共同特性并没有使巴尔多希、图卡和米哈伊·安东尼斯库不同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进行“一场真诚的相互诋毁的运动”。不管怎么说，当巴尔多希同齐亚诺谈话时，他对德国人也不免要插进几句俏皮话。这次会议附带还为米哈伊·安东尼斯库首次登上国际舞台提供了机会，他当时是罗马尼亚那个法西斯头子手下的副总理。齐亚诺认为他态度有点儿暧昧。后来他就以罗马尼亚的齐亚诺而出了名。
1942年的保加利亚历史比较平淡。3月中旬，德国人认为保加利亚对抗反俄战争，必须加以谴责，于是阿纳托利耶通讯社3月14日从柏林散发出一个半官方的声明，提醒保加利亚人说，“除非他们对反俄战争作出更为有力的贡献，否则他们不能指望保住他们获得的领土，也不能指望得到另外什么东西。”对此，菲洛夫在3月28日的《时代报》上回答说，即使不是公开作战，“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有着种种战争风险的战争状态了。”4月初，他改组了内阁，内务部长加勃罗夫斯基的亲纳粹感情，由于扎恰里耶夫就任商务部长而有所加强。5月间，保加利亚进行了比平时略多的政治逮捕。可是，1942年这一年却颇为夸张地被称为祖国阵线的诞生年。祖国阵线这个名称是一个有点儿不固定的概念，它很简单地是以反德的保加利亚领袖诸如左翼农民党的尼古拉·佩特科夫、共产党人西里耳·德拉马利埃夫和兹维诺分子基蒙·格奥尔基耶夫之间加强联系为依据的。到1942年6月，社会民主党人格里戈尔·切什美季耶夫也同他们三人联合起来。7月17日，以这四个党派为基础的保加利亚祖国阵线从苏联控制的赫里斯托…博特夫无线电台广播了它的纲领。兹维诺分子得到陆军的支持，佩特科夫则有农民的支持，可是直到1943年，祖国阵线的活动似乎只不过是在这四个党派的领袖和他们的朋友之间举行一些秘密会议罢了。没有参加祖国阵线的其他反对团体有：穆沙诺夫领导的民主党和吉切夫领导的右翼农民党。每当公众对政府政策提出抗议的时候，另外这两个党也同样很活跃，而且由于人们不大怀疑他们，他们也就具有更大的影响。但是，多亏老资格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战争期间一直逗留在俄国，苏联的宣传才树立起了祖国阵线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当哈塞尔于1942年4月以半官方的身分访问索非亚时，他认为保加利亚国王的地位非常巩固，不过他又补充说，“事情正在暗中酝酿着”。
对于匈牙利来说，1942年是多事之秋。首先是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一次不祥的访问，他要求匈牙利全国总动员以对抗俄国。这个要求遭到了霍尔蒂的抵制。正如他不久之后得以对齐亚诺说的那样，抵制虽然是出于经济的理由，但主要还是因为有来自罗马尼亚的威胁。1942年1月20日，凯特尔来到了布达佩斯。在1941年下半年，部长们说服了摄政，以一个不那么亲德的、叫索姆鲍泰伊的将军去接替维尔特为参谋总长。凯特尔这时逼迫他作出了这样的诺言，即一定将亚尼将军指挥的匈牙利第二集团军（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匈牙利武装部队）派往东线。
当时，匈牙利摄政的继承问题成了布达佩斯和柏林之间种种关系的关键问题。摄政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据说他一度怀有建立准王朝的野心。显然，一旦他死了，形形色色的匈牙利纳粹分子都将力图获得最高权力的控制权，并且一定会获得柏林的强有力的支持。霍尔蒂本人希望能作出这样一个安排，保证他的长子伊斯万可以成为继承者。伊斯万虽然默默无闻，却肯定不愿意充当德国的工具。由于这个家族这时已经获得了威望，又由于它已被看成马扎尔民族自治的象征，舆论都有利于伊斯万·霍尔蒂。甚至那批正统王权的拥护者这时候也支持由他来继承。最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在匈牙利的朋友现在竟提名哈布斯堡工朝的一个亲王作为他们的候选人，因为这位前大公阿尔布雷希特宁可要希特勒而不要霍尔蒂。可是，2月18日，匈牙利的两院都选举摄政的长子为匈牙利的副摄政，这个衔头就含有他将是下一任摄政的意思。
这种含意对匈牙利的纳粹阶层以外的某些人来说，也是不欢迎的。霍尔蒂知道巴尔多希不欢迎这样的安排。总之，虽然摄政到了战后才知道巴尔多希在1941年6月把他欺骗到什么地步，他当时对巴尔多希就已经很失望了。3月10日，他任命国家水利局长卡洛伊接替巴尔多希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虽然卡洛伊直到那时在政治上并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他在社会上却是一个知名人士，是摄政的朋友，也是拜特伦的朋友。卡洛伊是一个嘲弄人的能手，没有人在提起他时不会低声轻笑的。任命卡洛伊而不任命（为纳粹分子憎恨的）拜特伦来使匈牙利摆脱德国的束缚，这是很巧妙的一着，因为卡洛伊始终没有公开攻击过德国人，可是同时他却能把那些非讲不可的关于匈德团结的陈词滥调讲得使他的同胞一听就明白，他是要愚弄德国人。德国人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他们逐渐弄清楚，他肯定已经抑制住德国人在匈牙利国内的影响了。
齐亚诺于1942年1月在布达佩斯时，觉得这个城市似乎一点也没有战争气氛而感受颇深。这里没有灯火管制，交通完全正常，吃的面包跟战前一样白（至少在他经常赴宴的餐桌上是这样）。他在写给墨索里尼的汇报中又补充说，这里也没有战时的紧张迹象，因为匈牙利在致力于战争方面一直是微不足道的——他说，“甚至派到俄国去的那一支小部队，冬天也舒舒服服地驻扎在第三道防线上的一些村庄里。”可是，到了那年年底，牛奶、肉类、食糖和面包全都不足了——在这个种植小麦的国家里面包配给量每天只有一百六十克——因为德国一再要求匈牙利提供小麦。在匈牙利的德国人仍然很少露面，不过在某些铁路中心，象索尔诺克，有些营房里似乎挤满了德国兵。至于匈牙利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德国政府虽然要他们参加德国陆军或党卫队，但是应征的热情并不高。匈牙利的犹太人多少受到了霍尔蒂和卡洛伊的保护，其中有许多人失业了，但是他们如果运气好的活，就留在商行里做那些非犹太人的继承者的顾问。如果运气不好，他们就被送往设在俄国前线的惩罚性“劳动营”去，他们在那里随时都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回来。当然也有另外一些情况，显著的例子有设在布达佩斯郊外切佩尔的那家大兵工厂的厂主蒙弗赖德·韦伊斯和一家大制糖厂的厂主奥拜尔特·希尔什，他们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议会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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