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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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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乌克兰的民政管理实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占领区的两个主要负责官员——就是在柏林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和在鲁夫内的名义上为其下属的德国专员——两者之间的倾轧和勾心斗角的经过。他们的分歧，正如拉默斯被迫在纽伦堡所指出的，终于填满了“一卷又一卷的卷宗”。希特勒的“东欧空间问题中央研究代表”罗森贝格在德国人进攻苏联以前，花了两个月在秘密地阐明德国的目标。在他看来，压倒一切的目的应该是，“使日耳曼族的德国在今后几百年不再受到大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压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沿着德国同那个从被肢解了的“大俄罗斯”的非俄罗斯部分毗邻的东方边界建立起一道防疫线来，同时还得“建立一个与大德意志帝国结成最紧密联盟的自由的乌克兰国”。为此目的，就必须从各方面鼓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必须给乌克兰的作家、学者和政治领袖“提出恢复乌克兰历史意识的任务”；就必须着手在基辅创办一所“伟大的大学”，同时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设立其他的大专院校；最后甚至还可以利用1918年的“自由乌克兰哥萨克组织”的残余分子来建立一个“乌克兰政党”，它将“在德国专员、他的那些乌克兰顾问和广大的乌克兰公众之间起着桥梁作用”。
罗森贝格在试图谋求人们接受他这个政策时，得到了他的东方事务部中那个政治司的热情支持。这个司几乎全部是由一些俄国通组成的，诸如纳粹党国外政治局东方处前主任格奥尔格·莱布兰特（后来当了司长）和在苏联干了多年工作的前领事奥托·勃劳蒂加姆（后来当了莱布兰特的副手）。可是，这个政策只有为柏林东方事务部的官员和占领区的德国行政官员所接受，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而在这方面，罗森贝格一开始就遭到了一种决定性的挫折，因为希特勒当时决定把德国专员这个职位授予东普鲁士的行政长官埃里希·科赫。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残忍的家伙”（戈培尔这样描绘他）。他的任命得到戈林的大力支持，因为戈林认为他独具慧眼，决不会放过乌克兰所能提供的经济开发的机会。科赫为了报答戈林的支持，在表示非常愿意执行作为四年计划负责人的戈林所给他下的命令的同时，却极其蔑视东方事务部里的同僚以及他们研究乌克兰问题的那种书生气十足的态度。他象过去那么夸张地说，他对斯拉夫人的态度是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阐明的那些观点为基础的，他把所有的东方居民——乌克兰人、高加索人和大俄罗斯人——全看成是“次等民族”。因此他坚决认为，“决没有什么自由乌克兰”可言；恰恰相反，德国民政机关的宗旨必须是“使乌克兰人为德国工作，而不是使他们幸福”。他于1943年3月5日在基辅宣称：
我将从这个国家榨出最后一点东西来。我不是到这里来散播幸福的。我是到这里来帮助元首的……。我们确实不是到这里来布施灵粮的；我们是到这里来为胜利创造基础的。我们是主宰民族，必须始终记住这一点，即最卑贱的德国工人在种族上和生物学上都比这里的居民要贵重一千倍。
因此，有计划地迫害乌克兰知识分子，以使乌克兰人民丧失他们的领袖，压制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一切表现，并为德国的利益拼命剥削农民，这就是科赫的政策。
科赫是1941年8月20日被任命为乌克兰的德国专员的，虽然他的任命的消息直到这年较晚的时候才公布。可是，他还不曾就职，在一些主要方针上就已同罗森贝格大相径庭了。从理论上说，德国专员是罗森贝格的僚属，这是希特勒在1941年7月17日颁布的“东方新占领区的行政管理法令”规定得十分明确的。然而，科赫在德军占领乌克兰的头几个月里显然也只是次数有限地光临过乌克兰，因为他作为“一个老资格的行政长官”，自诩有权可以直接向元首诉苦，而且事实上，每当罗森贝格向他下达一些不称他意的命令时，他也就毫不踌躇地去见希特勒。至于罗森贝格，由于他并没有最终的和完整的权力，甚至在他作为德国部长的固有权限范围以内，掣肘也很大。在经济事务方面，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绍克尔作为征募劳工的总负责人，都可以管他；在警察事务方面，他得听希姆莱的指挥，因为希姆莱是党卫队头子，又是德国警察总监，有权直接向所有参与东方地区“安全”行动计划的党卫队发布命令。他的地位还由于他那个部的各个司长（例如负责经济、劳工、粮食与农业、林业与木材各司的司长）也在其他政府部门（例如四年计划、东方经济事务处、德国粮食与农业部，等等）担任职务而有所削弱，这些部门不是把能力差的官员调配给他，就是把最得力的人送到他那里去，以便控制它们特别感到兴趣的业务。此外，他自己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政治司同他那个部里的一些专业部门（即那些处理经济、劳工等的部门）放在同等的地位上，这就意味着永远不能优先考虑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而只能让这些专业部门去处理它们主要关注的、掠夺这一地区的日常工作了。
罗森贝格和科赫的第一次大冲突发生在他们开始为这个德国专员辖区制订一项农业政策的时候。在科赫看来，乌克兰完全是一个榨取对象，应当用纳粹官员代替布尔什维克官员来进行掠夺，并应让苏联的集体制度在其他方面保持原状。罗森贝格则认为，不废除“可恨的”集体农庄，不在农民中重新分配土地，就决不可能使乌克兰人热情地为德国人工作。可是罗森贝格和科赫两人都得根据希特勒规定的全部目标来拟订他们的政策，而希特勒则认为乌克兰在占领的第一年里能提供三百万吨谷物，“在第二年里至少能提供七百万吨’。因此，归根到底，争论点与其说是基本目标问题，倒不如说是方法问题。科赫起初认为戈林本人是他的强有力的盟友，因为他的东方经济事务处担心把土地分成农民的自耕田以后，会使德国人无法控制农业的生产，因此发布命令对解散集体农庄的任何企图都要以“最严厉的方式与之斗争”。可是不久，由于缺乏集体农庄所赖以生产的重型机械，情况开始有利于罗森贝格，虽然武装部队这时纯粹出于政治原因，也开始催促在军事管制区逐渐恢复私有制。但是过了好多个月以后才作出了最后决定，而且直到1942年2月16日，罗森贝格才能够发布他那个被长期搁置的“新土地法规”。它把集体农庄改为公田，而且一旦具备了“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条件时”，就可以通过农业合作社把土地交给农民去“单独经营和使用”。
废除集体制的下一阶段取决于科赫，他继“新土地法规”之后颁布了他自己的一道法令，成立一个专业公司（乌克兰农田经营公司）来负责管理那些新设置的公田和农业合作社，以及前苏联的国营农场（现在根据“新土地法规”已改为德国国家财产了）、拖拉机站和育种试验站。这个德国专员虽然无法保住集体农庄，却决意要把国营农场保留下来，并以德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布满乌克兰，使用当地人充作“最好的雇用工人”。他毫不隐瞒他对“新土地法规”的反感，也不隐瞒他决心要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其实施的意向——结果是，原来想在1942年把百分之二十的公田改成农业合作社，而实际上只完成了半数。与此同时，他继续使乌克兰农民缴出很多产品（尤其是谷物），使他们觉得在“新土地法规”下，日子并不比以前在集体制度下过得好，从而使罗森贝格计划的道义价值大都丧失了。
在经济领域里，罗森贝格和科赫还在绍克尔的征募劳工计划上发生了冲突。根据这项计划，乌克兰在整个希特勒的欧洲中应当是作出最大的贡献的一个地区。可是，这次争论点到头来又是方法问题而不是什么总目标的问题。罗森贝格显然找不到理由可以怀疑绍克尔所提出的要求，但是他认为“出于政治上的理由”，采取志愿应募的制度要比采用强制手段好，只有在“最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应使用后一种办法。相反，科赫在1943年的新年献辞中却可以吹嘘说，他已在乌克兰“招募”了不下于七十一万名工人，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热衷于政治司所谓“只有在最凶恶的奴隶贸易时期”才找得到与之媲美的那种方法，他的拿手法宝是放火烧掉那些企图逃避被送往德国去的农民的房屋和农庄。罗森贝格认识到这种方法只能对他那个为德国争取乌克兰人作为盟友的计划招致灾难，便一再设法使科赫的招工命令变得缓和一些，甚至还采取纪律措施，制止官员执行这个德国专员的比较野蛮的指示。他还在1942年12月21日写了一封长信给绍克尔，指出在东方推行的整个招工制度正有利于游击队，他在信中“着重地”要求不要再使用那些“可能有一天会用来反对＇他＇和＇他的＇同僚”的方法。
在政治方面，由于罗森贝格和科赫在是否值得助长乌克兰民族主义上有分歧的意见，他们必然会在乌克兰流亡者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在乌克兰流亡者中，有许多是西乌克兰人，战前就在德国十分活跃。在这件事上，情况一开始就十分混乱，因为在他们企图利用少数民族来对付总督辖区的波兰人的过程中，德国人已经承认了西乌克兰人中的一个所谓“民族委员会”。他们还通过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培训了一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积极分子，因此进攻苏联的计划还在酝酿时，罗森贝格就觉得必须去访问一下卡纳里斯，请他提出一些可以考虑“以后可能加以使用”的“具有政治立场……的人”来。在这个阶段，他本人对那些流亡者的态度似乎是极端谨慎的。在进攻苏联的前夕，他指示他的僚属们在事先没有同他本人商量的情况下，不去利用那些乌克兰领袖。因此，当一个乌克兰“国民政府”在利沃夫进行拼凑时，它的成员立即遭到逮捕，并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去。
可是，等到乌克兰被占领以后，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团体的活动，即使实际上没有得到东方事务部的鼓励，至少也已经得到它的默许了。按照科赫的看法，流亡者的领袖，包括那个“驻斯洛伐克的乌克兰流亡者的全权代表”加列卡博士，都已经得到证书，使他们可以去乌克兰进行访问了；西乌克兰那些煽动分子也可以扮成开业医生进入该地区；而班德拉和麦尔尼克运动也得以达到在科赫看来只会危害到德国安全的活跃程度。
科赫极其看不起那个乌克兰将军斯科罗帕兹克，他当时仍由德国人在慷慨地提供资金。在科赫看来，这批流亡者只会捣乱，所以他打定主意，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敢于出现于德国专员辖区的话，就要无情地对付他们（事实上，他的确逮捕了一伙胆敢在基辅出现的流亡者）。就科赫而言，他认为1918年的那种“试验”决不应在乌克兰重复。事实上，他故意不理睬罗森贝格公开宣布过的要建立一个自治的乌克兰国的意图，他在1943年的新年献辞中公开警告各流亡组织说，他们不必盼望会建成一个傀儡政府，（他说）他的看法是，如果由他们去干，他们只会象以前那些布尔什维克那样，使这个国家陷于混乱之中。
这片混乱和吵闹的结果是，乌克兰民族团体对德国人的意图经常感到怀疑，因此他们的两个主要组织，即乌克兰独立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联盟和乌克兰起义军，直到最后对德国的事业都摇摆不定，一会儿给以半心半意的支持，一会儿又公开表示敌视。他们有时候鼓动他们那些追随者去参加利西亚党卫队；有时候又公开同德军打起来，就象后来同俄军打起来那样。但是德国人——尤其是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执行一种积极得多的政策的武装部队——始终没有能觉得他们是得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可靠支持的。
就象科赫认为罗森贝格对那批流亡者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纵容得过了分那样，他也有理由抱怨说这个德国部长忽略了日耳曼族人——即那些在卡德琳娜大帝时期已经到俄罗斯来寻求生存空间的老一辈德国人的后裔。这在德国专员看来特别感到可悲，因为德国人在1941年夺取这块土地时发现了日耳曼族人是过着怎样一种生活。他们发现俄罗斯日耳曼人所居住的村庄（在1926年人口普查时，他们有三十九万三千九百二十四人，主要聚居在南方的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一般地都是处于最糟的境况中”，由于布尔什维克“放逐了其中最优秀的人”，结果就不可能“在没有外来的帮助下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此外，他们同纳粹祖国完全被隔绝了：“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几乎连元首的名字都不知道”，并且（显然被认为更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德国部队已经开进来以后，还未能采取措施去对付残余的犹太人”。他们与其他占领区里的日耳曼族人不同，因而并“没有民政和经济机构所能依恃的可靠的人”。
科赫认为德国民政当局对日耳曼族人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因此在1942年夏季要求罗森贝格颁布一项法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使他们可以重新加入德国社会，并且恢复他们的各项权利，”他本人已经给予他们特殊的免税权，还使他们受到德国婚姻法的管辖。可是，罗森贝格尽管十分钦佩“东方地区”日耳曼族移民的“巨大成就”，却不肯使他们具有一种会脱离其余的乌克兰公众的身分，也不肯把他们的定居点变成“日耳曼区”。因此，他不理会科赫的要求，结果后者就去求助于希姆莱。希姆莱作为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会长，认为为了维护德国的“政治威信”，必须给那些残存下来的日耳曼族家庭“建立一个新家园”。因此，他决定，尽管由于苏联的放逐造成了人口丧亡十分之一，还是必须把他们集中在安排好的定居点里，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特殊的支援”。因此，他要科赫颁布一道法令，根据1941年3月4日“关于东方合并区内日耳曼民族登记和德国公民权的命令”的基本精神，承认乌克兰的德意志人为日耳曼族人，并准许他们以这种身分把他们的姓名登入德意志种族登记册里。在颁布这个法令的同时，又发布了一道命令，赋予某几类日耳曼族人以耕种（但不是立即拥有）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曾拥有的面积和地价相当的农田的权利。可是，这些措施事先都没有上报给罗森贝格，罗森贝格认为科赫背着他去找希姆莱而大为恼怒，他于1942年9月28日颁布了一道法令，正式斥责这个德国专员所采取的行动。
如果不是由于罗森贝格和科赫两人基本上都抱着反基督教的态度，那么到了为乌克兰制订一项宗教政策时，就会再次发生同样的冲突。就科赫在宗教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而言，据说他曾谈到同时建立两三个对立的教会是合乎需要的，因为他能够利用这一派去反对另一派，以坐收渔翁之利。至于罗森贝格，他却认为德国人“既没有复兴一个受压制的教会生活的任务，也没有责任去持续布尔什维克的灭绝政策”，因此德国专员只应默认“忏悔团体”就行了，不必给予他们任何“国家的支持”。但是这两个人到头来都不热衷于主动采取行动，因此关于东方教会前途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既不是出自这个德国部长，也不是出自这个德国专员，而是出于德国武装部队。尽管希特勒明确表示不希望在东方地区恢复任何宗教活动，军事当局显然因为看到德军占领区里上教堂的人数日益增加而印象深刻，以致他们决定亲自来抓这件事，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宗教自由——使罗森贝格除了默认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外，别无他法。
由于武装部队方面这种仁慈的干预（当然也由于苏联秘密警察的销声匿迹），乌克兰的宗教复兴在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时采取了改组教会的步骤，包括在“解放了的乌克兰”为自治教会任命了一个“管理员”，即卢茨克和科威尔那个自封的大主教波利卡普·西科尔斯基，以及在基辅、日托米尔、波尔塔瓦、基洛夫格勒、卢勃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比亚瓦…采尔珂夫分别任命了主教。可是，德军并没有发布过正式的宗教自由的通告，虽然情况已经很清楚，这件事不能再搁置下去了。因此，1942年5月8日在元首总部召开了一个研究宗教问题的会议，在应由罗森贝格还是应由科赫采取下一个步骤的问题上展开了某种辩论后，决定最好还是由科赫采取主动行动好。因此，6月间，这个德国专员就发布命令，调整乌克兰的宗教活动。可是，并没有正式宣布德国允许信仰自由的决议，而宗教自由的法令到头来只是采取了秘密指示的形式，指示科赫不要去干涉教会的重行开放、教士的授职，以及宗教仪式的举行。德国人以这种不适当的、鬼鬼祟祟的方式来处理宗教问题，使他们失去了一个利用形势进行宣传的宝贵机会，因此等到斯大林以他在战时所作出的最敏锐的宣传攻势之一于1943年9月恢复了莫斯科大主教的职位时，德国人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进行迅速的回击。
到了1942年夏季，罗森贝格和科赫之间的意见分歧已是如此明显，以致必须由元首总部来作出裁决了。这时科赫说来，倒是一个吉兆，因为他在奉承希特勒方面的本领显然比罗森贝格高明得多。此外，科赫还有博尔曼这个坐探，后者这时掌管着元首总部，而且同罗森贝格始终不友好。结果是博尔曼听从了科赫的话，于1942年7月给那位德国部长发出了指示，其蛮横和挖苦的语气，读起来好象是对科赫本人政策的一篇讽刺文，不过，作为对罗森贝格的一种安抚，希特勒同时颁布了一项法令，使后者成为（不论这项任命是真是假）“有关前苏联领土上各个民族的政策问题的德国政府全权代表”。
罗森贝格摸清了元首总部的风向以后，这时决定（他如此宣称）假装遵照新指示办事来满足博尔曼和希特勒的要求。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这样一种希望，即他自己那些更有见识的意见可能最后还会得势，同时因为他决定要遏制科赫，于是集中力量使这个德国专员和他那些同伙更难接近希特勒。事实上，德国专员辖区的那些“下级机构”已于1942年8月21日奉令往后不得再直接向元首递送报告了。
这个禁令的作用只能使柏林和鲁夫内的关系更趋恶化。科赫对于这时强加于他的种种限制感到十分痛苦，便于1942年9月愤慨地要求罗森贝格，“或者在乌克兰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不再考虑到有一个德国专员，”并相应地通知他本人，或者“向东方事务部发布命令，从今以后保证＇他＇恰如其分地参预有关乌克兰的一切问题”。（这一番话出自科赫之口，多少有点令人觉得可笑，因为他已有相当时期力图断绝他同东方事务部的关系，并禁止他的下属在乌克兰接待罗森贝格派来的官员或者在他们去柏林时到那个部里去。）一个月后，政治司的勃劳蒂加姆写了一个备忘录来进行反击，他扼要地重述了乌克兰长期完不成任务的记录，并且暗示现在应该“以一个有名望而在政治上又有充分资格的人才来主持这个德国专员辖区”了。
罗森贝格方面的下一步行动是坚决主张可以仔细检查科赫建议颁布的所有法令——这个做法的结果是，他把后者颁布的几乎每一项重要法令不是加以废除就是作了修改。10月20日，这个德国专员发布了一道命令，关闭乌克兰的所有职业学校，理由是德国境内的职业学校都早已关闭了。1943年2月23日，罗森贝格作出了答复，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撤销科赫的命令，在德国专员辖区内重新开办职业学校和许多其他学术中心。最后，在1943年3月13日，当罗森贝格下令收回科赫那道鼓励其下属无情地搜罗春耕所需的劳动力和完成绍克尔的招工计划的通令时，双方之间的紧张程度到了破裂的地步。对此，科赫于3月16日写了一份又长又激烈的备忘录作为答复。这份备忘录在细述了他力图同罗森贝格及东方事务部合作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之后，声称他已无法在乌克兰继续工作，并说他的职务既然受到如此的“侵犯”，“只有元首才能加以恢复了”。这个备忘录的一份副本送交给了博尔曼，同时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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