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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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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打下去是无益的时候为止，对这桩事业意大利人民从来也没有给与全心全意的赞成和支持。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欢迎巴多里奥政府组成时所用的显然不同的语调，反映出他们之间有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这部分是战略的问题。丘吉尔长久以来就深信，盟军应在意大利打一仗，因此他欢迎赢得意大利政府消极的或者甚至积极的支持那样一种前景。这种支持将使战争容易进行得多，而且，如果幸运的话，还可能在罗马以北的某处组成一条抗击德国人的战线。此外，意大利和德国的决裂还能在巴尔干各国和爱琴海地区展开一幅吸引人的前景。如果能说服美国人，打消他们反对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作战的意见，那末丘吉尔所珍爱的那个在南面进行多方面的进攻而使德国人从西面抽调后备力量来的计划就能实现了。
罗斯福对巴多里奥投向盟国阵营可能带来的军事利益并非无动于衷。但他被一些对于在地中海地区作战抱怀疑态度的军事顾问包围住了，他们认为，在地中海地区作战只会妨碍横渡海峡的迅猛进攻。的确，马歇尔和他的同僚无法忽视从意大利投降中可能得到的军事利益，因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1943年7月16日批准了一项进攻意大利的计划。这项计划的初步目标是夺取那不勒斯地区。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的美国成员在批准这项进攻意大利的计划时是不热心的，英国人提出的盟国部队应当试图在更东的地方作战，以便把兵力进一步分散的建议，都遭到了冷酷的拒绝。从美国人的观点看来，对意大利的新的进军已经危及为1944年春天进攻法国北部所需要的最大武力的集中。在他们看来，资源决不能允许进一步消耗了。结果，这对罗斯福发生了影响，降低了他最初对地中海地区进行冒险的热情，并缩小了他对巴多里奥投降可能给盟国带来的军事利益的估计。
对总统来说，另外一种考虑也许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巴多里奥很可能结果竟是另一个达尔朗，盟国一旦同他打交道，就很难把他摆脱开，然而，由于他同法西斯政权有过密切的关系，他不可能被接受到联合国家的行列中来。丘吉尔却不受这些顾虑的束缚。他在7月31日写信给罗斯福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一点也不怕在表面上承认萨伏依王朝或巴多里奥，只要他们能使意大利人去干我们的战争目的所需要的事。这些目的肯定会由于混乱、布尔什维化或内战而受到妨碍。我们没有权利把过分的负担加给我们的部队。很可能，在停战条款被接受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里奥在投降的耻辱下都会倒下，而另行选出王储和一位新的总理。
罗斯福看到，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没有人可以立即代替巴多里奥和意大利国王。而且，他也并不希望迫使意大利陷入政治混乱。诚然，这位总统看来是处于极端优柔寡断的状态之中，他对于意大利投降所带来的战略上的利弊犹豫不决，对于叛变的巴多里奥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也犹豫不决。对比之下，丘吉尔的意志是专一的和坚决的。因此，他的获胜也就不足为奇了。丘吉尔本人的外交风度以及当时的形势都帮了他的忙。
在墨索里尼被推翻后，事情发展得很快。8月4日，意大利通过驻里斯本的大使馆向盟国进行了第一次和平试探。两天以后在丹吉尔开始了更为明确的谈判。同时，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急忙着手起草意大利投降条款。这项任务交给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联合民事委员会。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英国人希望无限期地维持意大利国王的权力并建立起巴多里奥政府的威望，美国人则认为，鉴于意大利国王在法西斯政权下的所作所为，他已丧失了保持国王特权的所有权利，而巴多里奥政府的权力和威望也应受到严格的限制。丘吉尔本人一贯倾向于君主政体这种政治制度，这对于英美两方的意见分歧起了一部分影响。更为根本的是，他担心，万一巴多里奥那样的人所代表的君主政体和保守主义的结构崩溃，意大利要不了多久就会转向共产主义革命。与此相反，美国人基于自己的国家传统，是倾向于支持共和主义的，他们不相信在意大利代替君主政体的就只有共产主义。这种国民观点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予以解决。
所能解决的和不得不解决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的步骤。他们决定起草两个文件：一个是“短期的”停战协定（人们后来这样称呼它），规定了投降的军事条款，另一个是一项比较全面的文件（“长期的”停战协定），里面提出了较为详尽的军事方面的要求和政治及经济方面的要求。采取这种程序的原因似乎是为了需要赶快。当情况变得很明显，英美代表对长期停战协定中的某些条款意见难于一致时，制订出一个他们很快都能同意的文件，以便手中有具体的条款可以交给意大利人，这似乎是明智的。不管怎样，短期的停战协定在7月31日就准备好了。1943年8月2日，艾森豪威尔奉命把商定的条款向未来的任何意大利密使提出。另一方面，直到丘吉尔和罗斯福再一次举行了会谈以后（这一次是在魁北克），长期停战协定的文本才达成了协议。而苏联政府则直到8月28日才对这样制订出来的投降文件表示同意。
当盟国政府正在准备接受巴多里奥投降时，进攻意大利的准备工作在地中海地区继续进行。艾森豪威尔提交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计划中要求在两个地点对意大利发动进攻。英国第八集团军将横渡墨西拿海峡攻入意大利靴状国土的趾部加拉布里亚，由克拉克将军指挥的一支英美联军则将在意大利靴状国土胫骨部的萨勒诺附近海滩登陆。只有在完全占领西西里后才打算发动这项军事行动，而这段时间却比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原来预计的要长。的确，德国人在西西里东北角进行抵抗的技巧和决心使德国最高统帅部有时间从墨索里尼被推翻所受到的最初冲击中恢复过来，把新的德国部队调到了阿尔卑斯山的这边。结果，等到巴多里奥和盟国安排好意大利投降时，夺取极大部分或全部意大利的机会已经消失，而德国人却能够在南方组成了一条战线。
1943年7月25日墨索尼里的倒台，标志着意大利事态的关键性发展。这使丘吉尔相信召开另一次英美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美国人同意开会，地点决定在魁北克。这次会议的代号为“象限”。
显然，意大利事态的突变使盟国有必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战略了。丘吉尔希望尽可能地利用意大利的弱点，即使这样做要修改5月间在“三叉戟会议”上商定的“霸王”计划和缅甸的作战计划。在首相看来，早些时候制订的要求大量削弱盟军在地中海地区兵力的这些计划，现在不言而喻应该予以改变，因为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爱琴海各岛和巴尔干半岛都已经突然出现了大为有利的良好机会。如果能促使意大利驻在希腊、南斯拉夫以及爱琴海各岛的军队向盟军投降（甚至加入盟军），那末在南欧的整个德军侧翼就将面临沉重的打击。有鉴于这样的好处，丘吉尔最后觉得将“霸王”计划推迟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也是十分值得的。同时，他深切地感觉到马歇尔和其他一些美国军事领袖对地中海地区的作战义务抱着怀疑态度，因此最好还是不要提出在巴尔干各国进行任何较大的军事行动，至少暂时不宜提出这种建议。
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于1943年8月9日到达加拿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与他们在魁北克会面，并于8月14日起开始举行参谋人员的讨论。在全体会议开始之前，丘吉尔到海德公园同罗斯福一起度过了两天的时间。在会议正式结束后，意大利事态的紧急情况使丘吉尔决定继续留在美国，因为他可以较容易地同罗斯福进行磋商，并对美国军事当局施加个人影响，希望迫使他们接受在地中海地区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方针。因此，他在华盛顿以及华盛顿周围的地方一直逗留到9月12日，到那时意大利的迫切的危机已经过去了。
在“象限会议”或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英美战略家之间的意见冲突几乎和5月间在华盛顿的“三叉戟会议”上发生的冲突完全一样。主要的利害关系显然是在欧洲，因为在欧洲，地中海地区眼前的行动必须和未来的横渡海峡的行动取得平衡。但是关于欧洲战略的争论双方都已经非常熟悉，界限已经非常清楚。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象限会议”上讨论欧洲战略的抉择时，所花的时间比争论远东问题的时间要少。丘吉尔再次建议对苏门答腊发动水陆两栖进攻，现在他可以提供这样的前景：从地中海抽调舰艇迅速加强印度洋的舰队。可是美国人仍然要求进行肃清缅甸北部敌人的战争，以便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他们一方早些时候已承担下义务，英国参谋长们也不支持丘吉尔进攻苏门答腊的计划，认为不削弱其他更为重要的战区的力量就不可能筹集进攻所需要的装备。结果是重申“三叉戟会议”的决议：应优先考虑恢复与中国的陆上交通，至于在孟加拉湾进行水陆两栖作战的问题，则留待以后再作研究。
在讨论缅甸问题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美国成员倾向于采取这样的态度：已经有约在先，英国应该严格按照协议条文在缅甸北部发动进攻。美国人把英国试图变更早先决议的做法，看作是不守信用的表现。这种僵硬的条文主义，在讨论欧洲战略时甚至更加明显。美国人的态度使英国人感到十分恼火。英国人希望灵活地分配英美的人力物力，以便充分利用意大利面临崩溃的局势，但是，美国人顽固地坚持在华盛顿“三叉戟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主张按预定计划一步步地进行准备工作，即使这种预定计划要求把军队和登陆艇这样宝贵的工具从地中海调往英国（和缅甸），而正在这时，意大利和爱琴海地区却出现了大好机会。8月14日和16日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探讨了这些分歧。马歇尔和金发表了强有力的声明，阐述他们认为必须严格遵守前议的观点，于是英国参谋长们不再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了。他们这个任务只好留待丘吉尔本人去解决，或者留待形势发展的压力去解决。
在美国人看来，“霸王”的详细计划是魁北克会议应予讨论的最为重大的问题，这个计划是陆军上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土领导的一个英美参谋小组在伦敦制订的。作战的规模非常大。根据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估计，在最初的几周以后，欧洲大陆上集结的部队几乎全部都得从美国方面抽调。
在审议了这项计划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了它。但是他们作了一项重要的补充，即决定从地中海向法国南部海岸发动辅助性的进攻，以支持横渡海峡的主要战斗。这个行动——代号是“铁砧”计划——有许多好处，主要的一点也许是可以节省船舶的运输力量。驻扎在地中海的军队可以在里维埃拉登陆，直接对解放法国的战斗起重大作用。如果在投入战斗前，先把人员从地中海运往英国，那样便会使盟军的船舶十分紧张，采取上述做法，就可避免这一点。此外，在法国南部登陆有可能将马赛港增辟为一个供应中心，为调来对德作战的大量军队提供补给。
至于“霸王”计划和在地中海地区进行任何新计划这两者之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给前者以优先地位。
这个已经提出并被批准的大规模进攻的计划，附有三个重要的条件：德国战斗机的实力必须“大大”削弱，驻扎在法国北部的德国机动师必须不多于十二个，以及在计划能顺利执行以前，建造两个人造港口的有关技术问题必须予以解决。这些都是有份量的重大的保留。在1943年8月，还不可能肯定这些条件在进攻日到来时会不会获得满意的解决。可是不管怎样，会议仍然在假定所有的困难都能够克服的基础上决定继续进行全面的准备工作，并进一步制订详细的规划。当这个计划于8月19日提到全体会议上要求批准时，丘吉尔只发表了一个意见，他主张扩大最初攻击的规模。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欧洲战场和远东战场的指挥事宜重新进行了安排，作为对未来军事行动有关决定的补充。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经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谅解，即由一位英国将领指挥进攻法国的战争，而地中海地区盟军的最高司令官则委派艾森豪威尔担任，以此取得平衡。但截至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时，双方对这种安排都不满意。美国人感到，如果要使“霸王”计划取得胜利，必须委派一位衷心相信这一行动是明智的人来担任司令官。英国军事领袖们对美国计划的态度一向不很热心，因此美国人断定，这个战役，只有由一位美国将领指挥才可以稳操胜券。而且，事情很清楚，“霸王”计划所需人力和物力主要将来自美国方面，这使美国人要求取得最高指挥权有了第二个论据。
至于英国人方面，他们对于把“霸王”计划的指挥权交给一个美国人，思想上已有充分准备。当丘吉尔提议马歇尔将军应负责指挥进攻法国的战役时，他确实使美国人吃了一惊。下面的推论似乎是有道理的：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保证积极进行地中海战役，比对要求得到“霸王”计划的指挥权更感兴趣。如果让美国人指挥法国战役，就可以将地中海战役的最高指挥权掌握在英国人手中，那末似乎有一个较好的机会，能影响事情朝着英国战略家们认为明智的方向发展。
因此，并没有出现任何困难。双方商定，“霸王”计划应由美国人指挥，为了取得平衡，地中海战区的最高指挥权则应从艾森豪威尔手中移交给一个英国将领。但是暂时不作变动。进攻意大利的战斗就要开始，“霸王”计划还只是一个计划，实际移交指挥权的时间可以根据意大利战役的发展，将来再作决定。
在欧洲方面对指挥权的安排达成了这些协议，在远东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整。既然日本人入侵印度的危险看来已经不再那么紧迫，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在缅甸的对日作战指挥应该与印度的军事机构分开。他们提议，应成立一个新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在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战略指导下进行工作，形式就象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的司令部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战略指导一样。美国人很愿意同意这个建议，特别是这个新职位的人选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似乎有可能为英国在缅甸的作战注入新的力量。可是他们并不打算调整他们自己设在中缅印战场上的那个特殊的司令部，以便同地理疆界或蒙巴顿勋爵即将接手的指挥系统取得一致。相反，史迪威将军奉派在新的东南亚战场上担任蒙巴顿的副司令，这样就使史迪威本来已经要分别效忠的处境更为复杂化。这个安排显然是权宜之计，并未能彻底消除一开始就损害着盟军在缅甸作战行动的那些争吵。
不过，蒙巴顿被任命为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使英美两方在全球性的指挥职责方面终于取得了平衡。在魁北克达成的协议把对德、对日作战的一些次要战场交给英国人担任的最高司令官负责，而太平洋和北欧等主要战役的指挥权则交给了美国人。主要的司令部，至少在名义上全都是盟国的司令部，但实际上只有在欧洲的两个战场上，英美联合指挥才是真正有效的。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提出了一些将另行讨论的有关战后国际组织的重要政治问题。此外，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和英国政府对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各自起草了一份方案；8月25日，正当魁北克一系列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同意英、美、苏三国外长举行一次会议为三巨头亲自会谈进行准备。
这些事件虽然重要，但却暂时被意大利事态的发展所引起的一些政治问题掩盖了。8月17日，罗斯福抵达魁北克，就在这一天，西西里战役结束。前一天，英国政府从驻马德里的英国大使处获悉，意大利的一个新使者卡斯泰拉诺将军前来表示，意大利愿为反对德国人出一把力。丘吉尔一接到这条消息，马上转告了罗斯福。于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于8月18日授权艾森豪威尔把“短期”停战的条件转告卡斯泰拉诺。因此，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和肯尼思·W·D·斯特朗将军于8月19日夜间到达了里斯本的约定会面地点。会议从8月19日夜到20日开了一个通宵。
卡斯泰拉诺的使命是向盟国提出：意大利打算反戈一击，与盟国一道同德国人作战。这个提议使英美两国措手不及，他们提出的投降条件把意大利看作被击败的敌人，而不是未来的盟国。巴多里奥的那种摇身一变、化敌为友的提议，不仅使意大利人，也使盟国公众在心理上显然难以接受。还有，要保证盟国意见一致的问题——特别困难的是要使俄国同意每一个步骤——是盟国方面妨碍谈判的原因。而意大利政府方面在处理问题上的紊乱、犹豫不决和莫名其妙的拖拉作风更加阻碍了谈判。
但是，意大利协同对德作战的前景也不容轻易抛弃。丘吉尔和罗斯福想要充分利用这个形势，他们指示艾森豪威尔坚持要意方接受预先起草好的投降条件；但同时又发了一份要给卡斯泰拉诺将军看的电报，在电报中，他们说：“这些条件并没有预想意大利将积极协助盟国对德作战。将来还可以对它们作有利于意大利的修改，其程度将取决于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在战争的余下的阶段内协助联合国家反对德国所作的实际贡献。”
在8月19日至20日的会议上，史密斯将军首先声称：他只受权谈判一项必须由意方无条件接受的军事停火。卡斯泰拉诺回答说，这是一个误会，他不是来投降，而是来讨论意大利怎样才能与联合国家共同对德作战的。由于双方都受上级指示的限制，这个根本分歧无法解决。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卡斯泰拉诺同意把投降条件连同丘吉尔、罗斯福那份安慰的电报一起送交巴多里奥；建立了秘密的无线电通讯联系；并安排于8月31日在西西里举行第二次会议。
8月27日卡斯泰拉诺回到罗马。经过一系列激烈争论，意大利政府——或者不如说，是那些暗中参与秘密谈判的内阁阁员和意大利总参谋部成员——起草了一份反建议，并于8月31日派遣卡斯泰拉诺到西西里把它送交盟国。意大利人要求在他们宣布停战以前，至少要有十五个盟军师在意大利登陆，并建议大部分部队的登陆地点应在罗马以北。鉴于下列事实：盟国原来计划最初参加登陆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两个在加拉勃利亚，三个在萨勒诺；因此这样的建议显然非有长期准备并彻底改订盟军作战计划不可。艾森豪威尔不愿意根据意大利政府的愿望推迟和改变他的计划；但是意大利人坚持他们的方案，急切希望盟国能保护他们的国家免受德国报复，并不使他们的国土因长期作战而遭到破坏。
盟国谈判者继续坚持要意方接受投降的条件，但是8月31日会谈后，艾森豪威尔作了重要的让步。他同意可派一个空降师到罗马附近的一些飞机场，帮助意大利军队保卫他们的首都不受邻近德军的侵犯。但是，除此而外，盟军进攻意大利计划的细节是保密的，登陆的时间也没有明确透露给意大利代表。事实上，已经让卡斯泰拉诺了解盟军进攻的规模比原计划的袭击要大得多。这种对攻击时间遮遮掩掩、守口如瓶的作法是由于盟国对意大利政府的真实意图仍然心怀疑虑的原故。这种作法产生了不幸的效果，那就是鼓励了巴多里奥及其顾问们按照他们一相情愿的办法行事：坐下来，等待盟国来拯救他们，使他们免遭两面手法和内部虚弱所产生的后果。意大利人一心盼望着将来某个时候的一场大规模登陆，而任光阴流逝，不去进行准备使他们的军队能够抵抗德国人。
8月31日晚，卡斯泰拉诺带着盟国的空降的新建议回到罗马。第二天，9月1日，巴多里奥、国王和一批参加过谈判的高级官员们商定：必须接受盟国提出的条件。于是向盟国总部发出一份电报，通知他们的决定。为了商议盟国和意大利的协同军事措施，卡斯泰拉诺再次乘飞机出发。当他到达盟军总部时，史密斯将军问他是否受权前来签署停战协定；卡斯泰拉诺说不是，并争辩说，罗马的那份电报已为盟军总司令与意大利政府间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根据。这使盟国谈判者心头潜藏的所有怀疑顿时抬头。他们要求先有一个正式签署的投降文件，才肯继续谈判。卡斯泰拉诺发出一份无线电报要求必要的授权。但是巴多里奥起初只回答说，停战条件早已“不言而喻”地接受了；不过几小时以后，到了9月3日，他又改变了主意，正式授权卡斯泰拉诺签订停战协定。
接受盟国投降条件的停战协定当即由卡斯泰拉诺代表意大利政府，史密斯将军代表盟军总司令签字。双方同意，等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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