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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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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龅牧α慷挥懈罄丛词悄岩怨フ嫉模欢⒐囊恍┬」刹慷佑�1943年9月18日在爱琴海的科斯岛、勒罗斯岛和附近的其他岛屿上登陆。这些部队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皇家空军如不使用土耳其大陆上的机场便不可能提供良好的空中掩护，而德国人却极容易从希腊和克里特岛的基地出发掌握制空权。因此英国人发现他们又重新在1940年时的那种条件下作战，而且要落得个同样下场。10月3日，德国发起伞兵部队攻击，收复了科斯岛——这并不是一项难以取得的功绩，因为意大利人表现得极其不偏不倚，他们象两星期前不抵抗英国大军一样地不去抵抗德国人。但是，一支英国海军分遣队于10月7日在斯坦帕利亚岛附近截击并摧毁了一支德国运兵舰队。德国方面的这个严重挫折使爱琴海东部英、德武装力量间形成了一种延续几个星期的极不稳定的平衡。
问题很清楚，要避免灭顶之灾，就必须向多德卡尼斯群岛增援，部队的唯一来源地只能是地中海中部。因此丘吉尔便精神饱满地干起来，试图说服艾森豪威尔，从用于意大利的部队中抽调一些到多德卡尼斯群岛来，他希望能在那里攻下罗得岛，从而确保勒罗斯岛。1943年10月10日，威尔逊将军与地中海战区指挥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来探究这种可能性。会议开得很不是时候，那时恰好判明德国人打算并且有能力无限期立足于意大利南部，结果，会议决定不能从意大利抽调任何部队。
甚至这一挫折也没有完全使这位首相灰心丧气。10月里他又打出了最后一张牌，那时俄国人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首先建议，应该采取一些步骤促使土耳其参战。这是援救勒罗斯岛上英国孤军的最后一个机会，丘吉尔稍事犹豫之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罗斯福于11月4日或这一天以前屈从于俄英的共同压力，同意协力敦促土耳其于1943年年底以前对德宣战。但为时已晚。艾登努力想说服土耳其让英国飞机使用其机场，未获成功，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英军被置于无空军支援的境地。这样，德国便得在11月12日向驻扎在勒罗斯岛上的该地区英军主力部队发起进攻，四天后该岛失陷。随后几天，投入这次战斗的英军残部或者撤退，或者设法转移到土耳其大陆。这样，到1943年11月中旬，德国已能从意大利崩溃的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并重振了它的东南两翼。丘吉尔对巴尔干各国和东地中海所抱的希望以灾难告终。
在阿拉曼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以及盟军北非登陆之后，盟国已能确有信心地展望战争的胜利结束，尽管德国和日本投降的时间和情况还有待以后才能看到。如何把战争打碎了的世界拼合起来的问题在1942年还或多或少带有学究气，但到1943年，它却越来越显得迫切了。这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近期的：战后的善后救济和复兴工作不能听其自然，不能依靠个人的积极性，或是仰赖于自由市场的作用。所有参战国的经济活动都已经纳入战争轨道，以致不能指望和平时期的经济关系会正常地、自动地恢复；此外，欧、亚广大地区已经遭到或者很快将会遭到交战部队的蹂躏。在交通中断、货币制度失去信用、原料匮乏和工厂被毁的情况下，看来在盟国取胜以后，经济崩溃和普遍的饥饿显然将接踵而来，除非战胜国能迅速地进行系统的善后救济和复兴工作。
这个问题很早就预见到了。早在1940年8月，丘吉尔就答应说英国政府将承担解放后的欧洲的救济工作，他建立了一个各部间的特别委员会，由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领导，尽量买进剩余农产品和其他剩余物资以供将来救济分配之用。但是随着战争的蔓延和加剧，剩余物资多半绝迹；同时，由于美国和俄国参战而造成的形势变化，显然要求对战后善后救济问题作新的探讨。1942年11月，美国成立了一个类似李滋…罗斯委员会的组织来规划战后救济工作。这个名为海外善后救济执行局的组织的领导人，是纽约州的前州长赫伯特·莱曼。
可是，由各个国家分别来搞救济显然不行，抢购物资将无谓地引起涨价，单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关于建立一个国际性实施救济工作的机构的初步计划早在1942年2月就提出来了。英国政府、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提出了各种建议。在努力协调这些建议之后，1942年8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救济机构的章程草案中的第一个草案。到1943年5月，三个主要盟国以及中国达成初步协议，于是联总章程的建议草案的全文被分发到四十个其他盟国和有关国家去征求意见和批评。到1943年9月，已按照一些较小盟国的意见作了不大的修改，就这样，1943年9月24日公布了联总的协议草案。1943年11月9日所有联合国家的代表在白宫签署了这份草案。
联总协议规定，设立一个负责战后救济物资分配的国际性管理机构，但包括十分重要的财政问题在内的许多项目将留待联总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解决。这个会议于1943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举行。足足有四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使之成为大战开始以来举行过的历次国际性会议中给人印象最为深远的一次会议。联总委员会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它决定，各捐献国应把本国国民经济收入的百分之一左右供联总用作采办救济物资之用。它决定，受惠国内部对救济物资的分配不应根据个人财力调整，而且不允许根据宗教、种族或政治信仰作任何歧视。凡有足够外汇支付联总救济物资的国家必须以外汇支付，无力支付的国家可同样接受救济物资而不使负债。最后，选举赫伯特·莱曼为这个新机构的总裁。
不大好办的是联总与战地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罗斯福于1943年11月10日作出决定：在美军将作战的区域内，任何特区或国家解放后的大约头六个月中，军事机构将负责救济工作，此后才由联总接手。英国方面表示同意，于是，所有的英美司令部都设立了一个民事部门（实际上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北非已经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专门负责被解放国家和战败国家的救济工作以及有关当地民间的其他事务。
鉴于联总以及军方救济工作机构的建立，人们有理由期望，欧亚解放后紧接着会出现的问题将得到妥善处理。可是，远在这些问题的范围之外还存在着战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联合国家之间将来的关系怎样？特别是“大联盟”的前景将会怎样？如何处置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战败的敌人？可以采取些什么安全措施来防止未来的战争？诸如此类的问题涉及到盟国内部的利益和政策的冲突——这些冲突暂时都被联合对付希特勒这个压倒一切的需要基本上掩盖着，但是这些冲突依然存在，有时候还相当表面化，使盟国间不能融洽无间。
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各自珍藏着一个理想的模式，希望按照它来建立一个和平、富饶和幸福的世界。美国设计的方案是：世界由自由、独立、民主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大体上和在美国、英国以及西欧发展形成的议会式民主制相仿佛。许多美国人相信，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各种利益之间将会自然而然地调谐一致。既然没有人喜欢战争，假如人民又能够真正地控制他们的政府，那末也就不会再有什么战争了。一旦发生争端，可以通过一个新的改进过的国际联盟经法律程序用公开办法得到解决。象罗斯福和赫尔这样的人主张，在一个民族被邪恶的领导人引入歧途时，国际组织将不得不诉诸武力——一支警察部队，其存在本身就足以使潜在的侵略者望而生畏，从而能够保证和平，即使不能保证永久的和平，至少也能保证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和平。
俄国政府所描绘的美好世界的蓝图则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将树立世界和平，因为战争的唯一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这种共产主义的世界性十字军运动已经有些陈旧了，斯大林发现在战争期间抑制一下革命宣传还是明智的。俄国领导人也许仍然希望欧、亚一些地区发生革命，但他们可能不再期望世界革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当然，他们并不曾认真打算在1943年按照这张共产主义蓝图来行事。因此俄国人把规模宏大的战后规划的领域让给美国人。
英国不能全心全意接受美国人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将使大英帝国早日消亡。英国人更不能接受俄国人那种医治世界疾病的共产主义药方。美国和俄国新近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且充满自信，这两个幅员广大的民族国家的威力明显地超过了英国的孤单单的力量。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战后问题主要是在形势许可之下尽量挽救英国的影响、财富和势力。同在美国一样，英国许多人希望战后有可能在一种自由的结构之中实行世界范围的合作；可是，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和丘吉尔之类的人念念不忘的另一种办法是，要在列强之间达成协议，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认为这是第二种最好的办法。
英国的对外政策因此针对着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努力与美国，可能的话，也与俄国，达成全球性谅解；二是努力巩固英国在西欧和地中海的影响。英国希望看到法国一从德国控制下获得解放，马上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接手管理法国的工作，英国支持戴高乐的主要动机就在于此。英国期望这个政府能对大不列颠略表感激之情，并有可能帮助它在欧洲大陆上同俄国巨人相抗衡。同样，英国的参谋长们和首相一再流露的要在地中海地区作战的顽固的嗜好，无疑也是与他们想看到地中海沿岸驻上英国军队和建立起友好政府这个愿望相关连的。
尽管罗斯福和赫尔坚信与英国和俄国达成全球性的谅解是完满解决战后问题的根本关键，英国另外还相当专心致志于为它本身建立一个势力范围。美国人不肯用“势力范围”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他们的活动，这就遮蔽了他们自己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自己所做的许多事情。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出席莫斯科外长会议回国后对国会的讲话中竟然十分真诚地说：“……将来不再需要势力范围、联盟、力量均衡或其他任何这类特殊的安排，这是一些在不幸的过去各国竭力用以保卫自身安全或者增进本国利益的办法。”这种话在俄国人听来肯定觉得挺虚伪，可能英国人也有同感。美国在拉丁美洲和中国的所作所为摆在他们的眼前。然而事实仍然是，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对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和对中国的老大哥政策，似乎无异于在国际关系中实际运用自由、民主原则的高尚行为。
可是，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同美国政治家如此不满的欧洲国家的做法竟是令人可疑地相似。诚然，美国在罗斯福采用睦邻政策之后不再对拉丁美洲实行强迫的方法。但是经济控制是一种很好的替代，它使除阿根廷外的美洲其他共和国对美国的外交领导几乎总得俯首听命。
美国对中国的战时政策也被披上了类似的理想主义的外衣；但局外人如果把美国的政策解释为企图把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那也是情有可愿的。一位美国军官被指派为中国军队的参谋长；美国总统派出使者连珠炮似的不断地向蒋介石献策，美国施加压力迫使俄国和英国同意在盟国诸强中给予中国一个礼貌上的位子。蒋介石夫人在1943年2月私下向罗斯福保证，让他放心，中国将在战后和会上支持美国的政策。而总统也认为他能指望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朋友和支持者。
同样地，俄国人也清清楚楚地表示：他们打算沿着西部边界为自己建立一个势力范围。斯大林在1941年12月要求英国承认，波罗的海诸国以及战前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一些部分并入苏联。尽管这问题由于美国的坚持而延宕了，但俄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而且还利用无数次机会来表明这一事实：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卡累利阿以及战前波兰国的乌克兰地区和白俄罗斯地区现在都已正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在1943年一年中，俄国野心显然更大了。在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破裂之后（1943年4月26日），一个波兰爱国者联盟在俄国成立了，同时还新建了一个波兰师与红军并肩作战。波兰爱国者联盟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它在1943年6月17日的首次公开宣言中向斯大林保证：“我们不会允许那些试图在波兰人民和苏联之间挑拨离间的人妨碍我们的关系”，从而与波兰流亡政府开始公开论战。
1943年末，苏联的活动公然伸展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俄国政府在12月14日宣布，一个俄国军事使团将派往铁托的总部；俄国和捷克流亡政府之间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于12月12日在莫斯科签字。这些步骤本身只能被解释为友好的姿态，但是多疑的西方人能够而且确实从中看到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复活和俄国的扩张。在俄国内部，政府允许——简直是鼓励——泛斯拉夫主义感情的复活，特别在大战的后几年。同样，俄国东正教在1943年9月4日的恢复，可以被解释为不仅是对某些俄国人顽固的宗教狂的让步，而且还是布尔什维克政府可能用来对巴尔干半岛上东正教各民族的影响和支持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沙皇们也是使用过的。就这样，看来三个主要盟国都各自专心致志于为本身建立一个地理上的特殊势力范围，在这种范围内，友好的政府将按照这个或那个强大盟国的政策来行事。严重妨碍依据这些原则和和气气地瓜分世界的是德国问题。盟国中没有一国甘心把整个德国纳入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但是各国又都同样地反对德国无人管辖，原封不动而不受控制，具有东山再起的潜力，就象它在1918年以后又重整旗鼓一样。怎样处理战败的日本这个问题，对于盟国三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一则是因为俄国没有与日本交战，英国也不能把很多力量用在对日战争上；再则日本的固有力量也比德国要小，1941年和1942年所发表的各项宣言对于盟国的战后政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笼统的原则。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和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是正式和公开阐述英、俄、美三国意图的主要文件。但这些宣言所用的语言是一般化的。等到胜利的前景更加明朗，这三大国的外交官们开始关心详细的建议和怎样使本国的利益同困难时期所宣布的崇高原则和谐一致这个棘手的问题。
安东尼·艾登于1943年3月访问了华盛顿，目的是试探美国官员对于战后问题的意见。在与罗斯福、霍普金斯、赫尔以及其他人的谈话过程中，两国政府看法上的许多分歧变得明显了。最重要的矛盾在于美国的关于联合国托管制度的计划。罗斯福在他心情比较开朗的时候曾表示，他希望看到对世界一切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地区都实行国际托管制度，代替战前单个国家对这些地区所实行的帝国控制。艾登认为这种托管计划实行起来将很困难，因为未来的联合国各受托国有着不同的民族忠诚观；而且，这种计划将会削弱并最终摧毁大英帝国。
关于欧洲，英美的意愿和期望不存在什么根本分歧，虽然在细节问题上仍不一致。对于俄国将要求沿其西部边界扩张大片领土的事实，罗斯福不愿意正面反对；而艾登则倾向于至少不加挑剔地接受俄国那些比较适度的要求。至于德国，双方一致认为把德国分成几个国家是个聪明办法；美国人主张事前做些工作，决定一下德国的哪一部分将由三大盟国中的哪一国军队来占领。
然而，关于法国，却出现了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罗斯福认为，一旦德国被解除武装，法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就没有理由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他的确还设想过要把法兰西帝国的各战略要冲转变为联合国家的军事基地，由盟国三强的部队来驻防——譬如，英国人可以驻在比塞大，美国人驻在达喀尔。而在艾登这方面则希望看到法国再一次成为军事强国，能和英国一起同俄国抗衡。
关于波兰，艾登和罗斯福都一致认为将不得不在领土方面作一些调整。两人都觉得东普鲁士应当交波兰管辖，波兰的东部边界线大体上应该按照寇松线划定。艾登对于波兰流亡政府中的民族主义者经常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现实的过分的野心显得很恼火；罗斯福同意战后波兰的疆界将由各大国来确定，不必过于顾惜波兰的沙文主义情绪。
关于战后继承国际联盟这一组织的形式和权限问题，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还没有制订出确定的政策。美国国务院成立了各种委员会来考虑成立国际性组织的可能性，但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赫尔坚信，只有成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才适合美国的利益，才能得到舆论的支持。当此事提出来同艾登讨论时，这位英国外交大臣说，他本人是赞成一个世界性的单一的国际组织的。
可是，英国首相的想法在1943年的头几个月里是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丘吉尔不相信任何国际性机构能够消除战争的根源，他坚信建重力量均衡有着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丘吉尔看到两种可能的危险。一方面，他害怕美国也许会象1919年至1921年时那样，战争一结束就退出欧洲舞台，不再积极参与那里的事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只剩下一个英国来对抗苏联势不可挡的力量，欧洲的力量均衡就岌岌可危。另一方面，丘吉尔深切地意识到，在一个由美俄两国统治的世界上，英国很可能被置于一个极不舒服的地位，在两块大磨石之间碾着。
针对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可能性，他想出一个主意，建立一个管理欧洲的机构，把欧洲国家结合成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整体，这个整体能以多少是同等的条件满足欧洲大陆东部和西部的国家。他想象了一个类似欧罗巴合众国的东西，它的组成部分是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英国以及较小国家的区域性联邦——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多瑙河流域以及巴尔干半岛诸国的这类联邦）。丘吉尔计划把这样的欧洲作为一个单位并入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组织。他在1943年3月21日（当时艾登在华盛顿）所作的一次讲话中，建议创建一个欧洲委员会和一个亚洲委员会，从属于一个包括战时联合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
1943年5月，当丘吉尔在华盛顿出席“三叉戟会议”的时候，他找到了机会来畅谈他关于战后世界的想法。在和美国政府领导人的会谈中，他大略谈及一个设想，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下面分设几个区域性的委员会。这次他提出三个委员会：一个是太平洋地区，一个是美洲，还有一个是欧洲。另外，这位首相还建议，世界各国都要把武装力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照常服役；另一部分则固定由区域性委员会调遣，用以对付在他们负责的地区内任何可能出现的侵略者。此外，他还详细谈了英美两国亲密合作的必要，他建议两国之间采用某种形式的共同国籍，在战后继续保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并通过系统的程序，商议外交政策。
丘吉尔对于战后世界组织的意见不一定是英国政府的意见。关于英国在国际性组织方面有些什么要求，内阁在1943年似乎并没有取得任何正式的一致意见。就英国公众而论，一般说来远不象首相那样热衷于计算力量均衡和国家利益。在英国同在美国一样，人们十分普遍地希望有一个较为美好的世界；而且在这两个国家，这种理想主义的表现形式也很相似。英国大多数人对于俄国人英勇地抗击希特勒深怀感激，英国公众不理解为什么战时的联盟在胜利后定要散伙，他们衷心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于一生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深重苦难的这一代人来说，通过某种国际联合的形式造成一个充满良好愿望和通情达理的世界，并非什么荒诞不经的幻想。他们知道俄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更大的苦难，因此，看来完全有理由期望在苏联也普遍存在同样的看法，而民众渴望和平之心将会在分隔俄国和英国，分隔美国和英、俄两国的理论和实际的鸿构上架一座桥梁。
在1943年春天和夏天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官员把许多心思花在战后的国际秩序问题以及美国在未来的任何国际组织中的位置问题上。起先，罗斯福倾向于接受丘吉尔关于建立区域性组织的计划，但是国务卿赫尔极力反对这一建议，并逐渐使总统转而相信他的想法。赫尔反对区域性组织的意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担心区域性组织的实际结果将为各大国创造势力范围。他认为它本身就很糟，是未来战争的孳生地。此外，他认为英、俄可能利用区域性组织来建立贸易壁垒，排斥美国同世界重要地区的贸易，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的第二个主要反对意见是：他认为美国公众不会支持美国参加欧洲或亚洲的区域性委员会，反而会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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