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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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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太平洋地区发生龃龉，这也许促使罗斯福认为应该到那个战区去视察一下，亲自与两位意见对立的司令官进行商谈。1944年7月21日，他乘船去夏威夷。一星期后（7月28…29日），罗斯福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这次商讨时大家都心平气和。尼米兹同意，光复菲律宾将是值得做的事情，并且答应派遣他的一部分舰艇去支援和运送麦克阿瑟的进攻部队。麦克阿瑟也向海军作了一点让步：他表示同意；或许没有必要使用地面部队向日本本土发动全面进攻。事实上，对日本本土进攻的方案早已拟定就绪。华盛顿的美国陆军当局曾坚持认为，在日本的溃败还不能确定之前，进攻日本几乎是完全必要的。这次在夏威夷，陆军的方案暂时被搁置起来，且待海军的封锁和空军的攻击证明不足以迫使日本投降时，再予采用。剩下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究竟是先由麦克阿瑟去进攻菲律宾，还是先由尼米兹去进攻台湾。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决定，因为从当时看来，在1945年以前要进行这两个战役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能的。
太平洋未来的作战计划已经拟定，但是英国如何参加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不要英国的帮助。他们向罗斯福说明，已经具备了原定作战计划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麦克阿瑟表示担心，一旦英军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登陆以后，他们将会设法控制那些岛屿。麦克阿瑟又声称，既然美国承担了菲律宾和其他地方的作战任务，荷属东印度群岛将会瓜熟蒂落，不应当让英国人去享受由于解放这些岛屿而带来的荣誉和物质利益。但是，美国人并不确切知道，英国人在今后对日作战中承担什么义务的问题上将提出怎样的建议，因此关于这件事，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罗斯福总统在访问了阿拉斯加之后，于1944年8月12日返回美国。
美国的太平洋作战计划现在是确定不移的了。美国人已经向俄国人和中国人讲明他们两个国家应承担的任务：两国应共同对付亚洲大陆上的日本军队。正如英国在对日作战最后阶段的任务需要予以澄清那样，俄国和中国之间的未来关系也需要予以澄清。这些问题后来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1944年9月）和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上获得解决。
这些问题都不是无关宏旨的。可是实际上，从严格的军事观点看来，对日作战的最后战略方案已于1944年7月底在华盛顿和夏威夷拟定就绪。对日战争的未来进程将同德黑兰会议以后对德战争的进程一样明确。如果说在对日作战的计划中联盟的因素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那不过反映出盟国之间先后参加对日作战的兵力没有真正均衡地调配。自从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对日战争被认为是美国专门关心的事。美国某些显要人士也希望把它视作本国的事情。美国人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同日本有私仇要报，在解决时不要外国干预。中国和缅甸战场上的失败和失望情绪更加强了这种心情。但有一点是奇怪的、不合情理的，美国人一面不要第三国干预，一面又责备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没有能象麦克阿瑟、史迪威与李海这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在作战中尽它们应尽的一份力量。如果同对德作战中盟国的紧密合作相比，对日作战中盟国的合作则被地理环境、人物性格和美国的这种态度搞得脆弱无力，很不圆满。
德黑兰会议探讨了胜利后必将产生的许多政治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会后的几个月里，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同时，由于主要盟国各自采取不同的政策，它们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英国和俄国在波兰问题上意见不一，在巴尔干问题上也相互猜疑地留神提防。在这些问题上，美国通常总不沾边，对棘手的决定能拖则拖。关于法国、意大利、近东的石油和印度的未来等问题，英国和美国的意见也不一致。在这些问题上，苏联大都保持莫测高深的冷淡态度。
大同盟之所以能保持团结，首先是因为无论在对德作战期间或战后，都有必要继续进行军事合作。其次，战争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希望并要求主要盟国在战后继续合作。有着这种亲密友好的背景，盟国之间在政策上反复出现的一些冲突，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中不过象针刺那样令人烦恼，有时几乎使人愤怒，但仅仅如此而已。大同盟已失去初期的某些光辉，但是完全失望的局面则要到1946年和1947年才出现。
除了影响盟国之间和睦的各种局部冲突外，还存在着一个总的问题：战后世界的政治地理和性质将会是怎样？美国和俄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英国则采取了中间的立场。
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民指望建立一个世界组织，其中的会员国将接受民主自治的原则，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根据这个愿望，美国政府认为有理由在欧洲拒绝参加不合时代精神的争权夺利，而这种争夺看来已在英苏之间开始了。一般说来，美国政府试图把边界和政体等问题拖到战后再决定。罗斯福和赫尔希望，届时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将起作用，从而大大改变国际关系，用法律和多数表决的办法来代替传统的强权政治那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气氛中，他们希望并相信，波兰、意大利和其他地区的具体问题将会在满足了对国家安全、自由和正义的一切合理要求之后迎刃而解。
1944年上半年，有许多特殊因素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其中之一是罗斯福的健康问题。总统自1943年12月从德黑兰回国，到1944年5月间，患了慢性呼吸道感染，身体变得十分虚弱。4月里，他只得离开华盛顿，准备长期休养。在此期间，总统处理日常事务的进度放慢了，他的下属有时发现很难从他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
1944年是大选年，这也妨碍了美国的外交活动。象美籍意大利人和美籍波兰人这些选民团体，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均势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罗斯福认为，他不能很冒昧地得罪他们。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改组意大利政府，这一举动至少部分是想讨好意大利血统的美国选民。关于波兰问题，避免麻烦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1944年11月大选结束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并设法缩小已产生的问题，推迟作出任何可能失去人心的决定。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罗斯福坚信，美国舆论不会永远支持参与欧洲事务。他估计，战后会出现1918年以后产生的那种反应，并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想积极参与解决战后欧洲的政治问题，这种政策会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遭到反对，而且可能还会影响到美国参加任何新的国际组织的问题。因此，采取一个适中的政策，即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个更有效的国际联盟式的组织，并与主要盟国继续保持合作，这似乎是比较明智的办法，更有利于美国继续参与国际事务，更不易引起公众的反感。波兰和巴尔干那样的地区距离美国毕竟似乎还是很远的。
最后一点，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的外交工作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国务院来抓。罗斯福本人，在他的那些如霍普金斯那样的心腹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协助下，同美国的盟国进行主要谈判。德黑兰会议以后，霍普金斯患病，甚至在他恢复健康以后，大致有一年的时间，他失去了总统的信任。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主要精力放在太平洋战略上，原则上避开战后的政治问题。国务卿赫尔也在生病，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医院里。他的下属不能日常同总统接触，因而根本无法使他听取他们的意见。由于没有来自政府最高领导的指示，他们很难推行任何积极的政策，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很难办到。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并不想这样做。美国外交人员在战前所怀有的那种想法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袖手旁观，批评其他国家的行为，以及在处理或建议一项行动时犹豫不决，这些都可以用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来加以辩解。一个大国执行积极的外交政策时，负有行政上的责任，而对那些完全不习惯于担负这种责任的人来说，最自然、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保持消极，等待着实际上很少会下达的指示。
因此，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里，罗斯福周围执行美国战时外交政策的那些人，一般都对欧洲政治问题不感兴趣，或者由于人选不合适，或者因病不能全日工作，而且也没有一个机构或一套班子可以来接替他们。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财政部长摩根索突然参与国际事务，这表明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总统周围人手不足。在1944年大约有十个月光景，罗斯福没有一个亲信的顾问认真研究战后的特殊政治问题。而罗斯福有这样一种脾气：喜欢依靠自己的心腹来促使他下决心解决困难的问题，否则，他总是听其自然，大约指望船到桥头自会直。
从1942年年初起，美国政府曾反复声明这样的原则，即在战争结束之前，对战后边界或政体问题不作任何最后决定。这种认为欧洲在政治上可以保持真空状态的理论表面上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是这一原则却能使美国官员经常回避作出决定。他们能聊以自慰的是：一切都是暂时的，在和平会议上，一切都会重新受到审议，既成的事实可以取消，自由民主的思想还会占上风的。上文所述的其他因素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犹豫不决的态度，而这个原则却支持了这种态度，仿佛这是有道理的。
1944年上半年。俄国政策的目的比美国政府的要具体得多。在这段时期中，俄国政府在处理事务方面从来不象美国那样明显地犹豫不决或消极被动。看来有理由设想，斯大林心目中的主要目标是：俄国无论如何要设法保卫自己，不再受德国在1914年和1941年发动的那种袭击。他深信，如果不采取预防性措施，德国的势力将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复活，再次威胁到苏联的安全，正如1918年德国被击败后重新恢复过来那样。斯大林对德国的军威、人民的活力、技能和纪律性有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怀疑德国的民族性有改变的可能，或是在德国土地上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1944年8月，他向波兰总理米科拉伊奇克说：“要使一个德国人接受共产主义就象是把一具鞍子放在母牛身上。”
因此，斯大林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必须使德国在军事上处于软弱的地位，而苏联则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使未来的德国政府永远休想重启战端。要达到这个目的，看来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在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国家内，要建立亲苏的政府，将来俄国同德国发生任何纠纷时，可以指望它们和俄国站在一起。第二，要同英美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使它们不可能站在德国一边来反对苏联。
当然，斯大林不一定这样想。或许他仍然希望，作为战争的后果，欧洲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但是他在1944年的所作所为并不表明他认为可能爆发革命，也不表明他将用俄国的实力来煽动革命，从而冒同西方决裂的危险。总的说来，似乎可以断言，斯大林是坚守着布尔什维克的信仰的，不过他把它应用于遥远的将来，那时也许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已为革命铺平了道路，而苏联也有充分的时间从战争的损失中恢复过来。等待客观条件成熟再发动革命，这本来就是纯粹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最纯粹的学说。同时，俄国政府庇护着一批来自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流亡者，象列宁在1917年那样，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就去接过本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尽管人们对于斯大林对欧洲革命的态度有种种怀疑，但对于他的领土要求却是毫无疑问的。在战争时期，他一直声称，他于1939年和1940年从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并吞的土地是永远合法地属于他的，并声称，1940年并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已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要增强俄国在西线的军事安全，无疑是促使斯大林采取这一立场的重要原因。威望是另一个因素。斯大林只不过重申俄国对某些领土的主权，那些地区历来承认沙皇的统治，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革命力量还弱小的时候，被别的国家夺去了。此外，斯大林对战前波兰东部几个省提出领土要求，很可能是由于他意识到，有必要安抚一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情绪。至少，他是这样说的。鉴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乌克兰和大俄罗斯之间存在的相当微妙的关系，斯大林说的或许倒是老实话。
对于斯大林的政治纲领来说，不幸的是，他在东欧的目标和他同英、美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两者之间有着潜在的矛盾。美国在1940年和1942年对斯大林并吞波罗的海国家明确地表示反对，而且在正式场合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立场。更为关键性的则是波兰问题。斯大林希望在波兰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可以指望它反对德国，支持俄国。他打算把德国领土移交给波兰，并鼓励波兰人把这些领土上的德国居民赶出去，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在波兰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这样既能补偿波兰以前割给俄国的东部几省的损失，又能在新波兰和德国之间造成永久的不可调和的仇恨。由于害怕德国的复仇，波兰人将无可奈何地被迫支持俄国，并接受俄国的支持。
现在无法断言，当时斯大林对俄国邻帮中共产党的未来任务究竟作何打算。苏联政府几次否认对波兰或其他邻国有改革其社会秩序的任何企图。斯大林于1944年10月对米科拉伊奇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波兰人。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波兰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接着，他又告诉他的吃惊的对话者：他将命令波兰共产党不要企图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我们不能确定，斯大林是否会如此坦率地讲过这些活，但是，从他的日常政策来看，在整个1944年中，他很希望同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处境相同的国家中的非共产党集团达成圆满的协议。直到1952年写本书的时候，这种政策证明在芬兰是成功的，看来在一段短时间内在捷克斯洛伐克也获得成功。或许斯大林希望，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战后将变得足够强大，可以通过在国内否决的办法来阻止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产生的反苏倾向。他对最近的将来所想望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如果我们这样说是公正地阐明了斯大林的目标（鉴于这方面事情的性质，只能加以猜测），那末他无疑希望，这些目标将为西方列强所接受。事实上，如果斯大林能说服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接受做他所指派给他们的角色，那末英美两国很可能已经同意斯大林的纲领了，但事实证明，如果他不用高压的干涉手段和粗暴地漠视民主政治的细节，他就无法达到这些目标。
在保持同西方列强的友谊和使俄国西部边疆在政治与军事上变得稳固这两个目标之中，斯大林选择了后者。他可能从未审慎冷静地考虑过而作出了这个抉择。他宁可坚持边疆的安全而逐渐失去英美的同情，他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等到发觉时已经太晚了。
我们可以设想，斯大林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随意破坏西方所信仰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原则。他大概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不过是陈词滥调，适合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胃口时，他们便加以利用，正如斯大林本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一样，或者利用，或者在需要时故意忽视。事实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可能更加低估了西方民主信仰的真实性。难道他不知道西方民主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遮羞布吗？难道他没有看出英美统治阶级为了自私的利益而操纵民意吗？
如果斯大林确实按照上述方式藐视西方民主信仰的真实性，那末西方对于1944年和1945年他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行动的反应，一定会使他大为吃惊。英国和美国曾经郑重宣布，它们愿意同俄国合作，可是现在它们却以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名义，支持俄国在东欧的敌人。这种行为只能说明，它们几乎不加掩饰地用宣传来攻击苏联，此外还能作何解释呢？除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次背信弃义的行为外，又能作何解释呢？
然而，这些事态的发展是缓慢的，俄国同西方的分裂现象在1944年仅仅是忽隐忽现。美国政策的消极性，尤其在关于东欧的问题上，或许促使斯大林认为，就美国而言，他将继续不受约束。在1944年，只有英国和温斯顿·丘吉尔是俄国实现其计划的严重障碍。
1944年英国政府想在欧洲政治方面起作用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英国民意和英国政府恳切地希望（象美国已直率地表示的那样）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将从战争中诞生。在这样的新世界里，主要盟国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一个国际组织的合法权力，将使国际政治的传统形式变得过时。况且，丘吉尔的政策中一条主要的原则是，要尽可能保持美国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坚决的支持。
但是，英国首相非常不信任俄国，他怀疑斯大林实际上是否会按罗斯福所希望的条件同世界各国进行合作。同时，他看出斯大林准备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因而担心俄国势力可能进一步扩张到西欧本身。防止这种后果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是，在英美或在英国的势力下（因为美国人一直对这项计划不感兴趣），建立一个抗衡的国家集团。当丘吉尔考虑到纳粹占领时期出现的欧洲局面时，他必然想到军事安全、经济利益、国家威望，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认为必须在法国、意大利和西欧一些较小的国家建立比较倾向英国而不是倾向俄国的强大而稳固的、非共产主义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在俄国的陆军和英美的海空军之间建立一种均势。丘吉尔深信，惟有在这样一种均势的基础上，才能与斯大林保持合理的良好关系。
在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政府谋求保持或恢复战前它所拥有的属地。提出英帝国今后应该解散的意见，使丘吉尔大为激怒。他毫不掩饰地抱怨美国人干涉英帝国内部宗主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1944年初，丘吉尔希望，通过将比萨拉比亚、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各国让与苏联，有可能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建立完全不受苏联控制的政府。当然，他并不想在沿苏联边境出现一个反俄的国家集团，然而他确实希望非共产党集团将在俄国本土以外的整个欧洲保持优势。
英国政府正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物色一些非共产党的、然而能为俄国接受的政治领袖。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丘吉尔认为，通过5月和6月间两国流亡政府的改组，他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人物。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自己似乎已经发现贝奈斯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却找不到一个合乎要求的人或集团。俄国人生怕西方再建立一条象二十年代那样的“封锁线”，英国人则担心东欧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并成立卫星国政府，甚至干脆将东欧各国并入苏联版图。我们在1952年想起来有讽刺意味的是，双方害怕的事情大半都发生了，而各自所抱的希望却一点也没有实现。
德国仍然是促使大同盟保持团结的主要因素。无论俄国或者英国单独都没有力量防止德国的复兴和复仇。要防止这样的报复，看来战后仍需要合作。但是对如何处理战败的德国的问题，英国和俄国仍有分歧。丘吉尔关心的是，和约不要带有过分的惩罚性。他不希望把德国人搞得太贫困和悲观失望，以致变得信仰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斯大林却不顾德国人会受到怎样的苦难。眼下他需要德国的机器、人力和生产来帮助俄国恢复经济。但从长远来看，他希望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变得十分虚弱，不会威胁到苏联。
其次，丘吉尔最害怕的是，美国在战后将放弃欧洲，让英国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和可以与之结盟的欧洲国家去应付苏联。相反，斯大林对美国撒手不管欧洲事务的任何迹象自然会表示欢迎，只要他认为针对德国的必要的军事部署是由英苏两国的部队来负责，而不是由英、苏、美三国的部队来担任的话。
三大国在重要政策上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使英国处于难堪的孤立的地位。美国和俄国在第二战场问题上意见相同。在远东，美国准备作一些让步，以争取俄国的帮助来打击日本。在政治事务方面，美国对英俄两国不能消除分歧感到恼火，并为盟国之间出现新的裂痕责备这两个国家。罗斯福有这样一个看法：只要英国肯放弃在欧洲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按照美国的计划同斯大林打交道，那就有可能把斯大林争取过来，自由民主的原则便将占优势。
由于英国在一切方面同美国接近得多，所以英国不听美国的意见比俄国在东欧寸步不让地追求本身的利益，更加激起美国的不满。说到底，如果连英国人都不能被说服把希望寄托于罗斯福所设想的美好的新世界上，那末对俄国人还能有什么期望呢？因此，恰恰由于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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