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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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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三项大任务是重新调整我们的东部边界；收复但泽、波兰走廊和修改上西里西亚的边界。
在背后还存在着同德意志的奥地利统一问题，虽然我很明白这样不仅不能给德国带来好处，而且会使德意志帝国的问题变得严重地复杂化。
1925年的洛迦诺条约展示了德国政策的这个总方针。上述条约通过对法德边界和比利时德国边界的相互保证，以及对非军事地区的共同保证．来稳定德国的西部边界。但是，德国拒绝作出类似保证来接受东部边界，当时它希望通过和平改变来纠正。法国人认为它的东部盟国的安全对法国安全是不可缺少的，希望能象对法德边界作出保证那样也对波德和捷德边界作出保证。不过，英国拒绝把它承担的义务扩大到东欧，却支持德国的理由；结果，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从洛迦诺条约所得到的，只是同德国的仲裁条约以及同法国的互助条约。因此，洛迦诺条约虽然为西欧的安全和信心开辟了新时期，也为德国参加国际联盟作了准备，但它也透露：德国有义务尊重西部边界，不是基于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而是基于后来在洛迦诺谈判期间它自愿作出的同意；既然它并没有自愿同意接受它的东邰边界，它也就没有义务尊重它。这一美景暂时被各项仲裁条约、国联盟约的各种义务以及根据盟约笫十九条关于和平改变的规定所织成的迷雾掩盖了。但是，在法国同唯一能对德国东部边界单独施加压力的国家苏联签订法苏条约的时候，希特勒便以此为借口废除洛迦诺条约和重新武装莱茵兰，这正是洛迦诺符合逻辑的后果。洛迦诺的力量均势随之便从法律义务的语言转而变成堡垒和军备的语言：齐格菲防线巩固了法德边界，而德国安全地准备以武力来改变它的东部边界。
德国在东欧的优势基于两个传统和两项具体资产。第一个传统是条顿骑士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优势，其中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德裔居民中失去产业的贵族便是这种遗迹。这一传统的社会动力是德国东部的普鲁士贵族。他们是东部殖民土地的农业大资本家，他们的祖先是条顿骑士，这些“生财有道的老手”征服和没收了斯拉夫民族的土地，使之成为无土地的劳动者。在德国人的思想中，斯拉夫人和奴隶仍是无甚差别，斯拉夫人是基督徒的世仇，就象热尔贝曾经称呼他们那样，尽管斯拉夫人自那时以来已经成为基督徒，德国政府倒恢复了异教徒的信仰；而对易北河那一边人民的剥削，照德国人看来从来是开化的使命。俾斯麦的1886年波兰没收法以及在比洛的统治下对波兰人的加倍迫害，都被认为是德国文化对野蛮主义的十字军征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东部铁路，即柏林以东的第一条铁路，被普鲁士贵族称为是“自从条顿骑士以来德国对东欧最大的挺进”。德国的边界传统追溯到若干世纪以前的一切野性和气势——回溯到立陶宛的追捕逃犯，那是没落中的条顿骑士冬季的消遣，到1147年文德人的十字军行动，口号是不接受洗礼便灭亡；到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夫向波罗的海地区的定居者发出谕旨，他在那里建立起吕贝克，回溯到十二世纪大德意志殖民运动初期宗教的和世俗的萨克森王公们早期发出的呼吁，直那时易北河以外的肥沃和无垠的土地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北部各民族就象美国获得独立初期时对于俄亥俄河以外的土地一样；甚至或许可以溯源到八世纪后期的各次战役，那时查理曼蹂躏了撒克逊人，而且首先强迫他们信奉基督教，后来他们又强迫斯拉夫人信奉。在这种普鲁士和波罗的海传统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艾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他是爱沙尼亚的德意志人，俄国革命时正在莫斯科学习，逃出来之后取得了德国国籍，在1923年促成了希特勒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会晤。
第二个传统是另一个德意志大国奥地利的。奥地利一直是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德意志文化的旗手，就好象普鲁士是山脉以北的旗手一样。从历史上看，奥地利的作用比普鲁士更晚一些，然而更重要，而且是由哈布斯堡王朝整个时代来正式代表的。它因土耳其的征服东南欧而发挥作用，使奥地利成为西方基督徒的堡垒。但是正如这一作用是强加于哈布斯堡王朝——它们的政策到那时为止一直是贪得无厌，优柔寡断和不光彩的，同样地，在土耳其的威胁已经衰退，因此其必要性也随之失去很久之后，他们仍然想办法利用这个作用的好处。在十九世纪，奥地利帝国逐渐羸弱，秩序混乱，成为欧洲的中国；它的生命力已丧失殆尽。对帝国复兴中的各民族除了要求对一个顽固不化、昏庸不堪的王朝表示尽忠以外，已毫无裨益。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它仍自诩负有在东欧各民族中传播德意志和天主教文明的使命，作为毫无效率和高压统治的画皮。
德国在东欧的优势所依仗的两项具体资本是人口众多而分布广，还有它的经济实力。十九世纪欧洲人口的主要变化就是德国人口的增长成为欧洲——除俄国人以外——最多的。强调这一数目优势是纳粹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正是德国人口的政治分布使得德国在一些大国中显得独特。1938年以前，德国从来不曾接近达到别的民族那样的民族与国家相互一致的性质。欧洲的操德语人口同德国居民是两回事。直到1866年为止，帝国的疆界，随后是邦联的疆界之内，都拥有德意志人的大多数，尽管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民族。从1866年到1938年，中心的德国排除了周边大约占潜在的全民族百分之十五的说德语的人民。一直到1938年德奥合并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主要德意志国家边界之内包括了欧洲十分之九以上的说德语人民，还不算相当数目的非德意志居民，大德国出现了。
但是，德意志民族的分布尤为奇特之处在于他们并不紧密地集合为一体。在整个东欧都有互不联系的德意志居民群，要把他们合并到德意志的中央国家，只有通过把非德意志民族也合并进来才有可能，而德意志人在他们之中又只是少数民族。除了芬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之外，每一个东欧国家都有德意志少数民族。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波罗的海贵族”，他们是最初征服波罗的海沿岸的十字军的后裔，以及开发这一地区的汉萨商人的后裔。在立陶宛，有一个由德意志新教徒居民构成的少数民族，他们于十九世纪初为逃避在德国受的压迫而跑到俄罗斯帝国的这个省份避难。梅梅尔原是一座德意志城市，在它的土地上将近一半人口是德意志人。波兰在波兹南和波莫瑞有相当数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主要原因是，当它们是波森和西普鲁士的时候，普鲁士努力实行德意志化的结果；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还有另一个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原俄属波兰有德意志移住民，他们是农民和产业工人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在罗兹；在波兰再往东部一些则有德意志农业移民的集团，他们是在十八世纪末定居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和海乌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人数比任何国家都多，他们在居民中历史悠久，以致人们争论他们究竟是移民还是本地居民。他们大多数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他们大多在这几省的边缘集中居住，包括主要的矿区和工业区，不过别处也有大块德意志人的飞地，在主要城市中，特别是在布拉格，也有德意志居民区。在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鲁特尼亚，有不同祖先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是古匈牙利移民的后裔。匈牙利本身的德意志人，其古老程度仅次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意志人。中世纪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波兰这些纯农业经济的落后国家的国王们都曾鼓励德意志人移民，尤其是在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以后，并且有好几百年之久由德意志人提供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直到十九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匈牙利城镇都是德意志人占优势，尽管他们多半已被马扎尔人同化。此外，还有一些说德语的农业移民区；这些区有的起源于中世纪，但是大多数都建立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推行移民计划的时候，是从土耳其人手中重新夺回国土外将南方德意志人或“施瓦本人”移民到这个国家来的。他们大都定居在布达佩斯周围、巴拉顿湖以北和西南地区。根据特里亚农条约的规定，施瓦本人移民区从伏伊伏丁那改属继承国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他们组成南斯拉夫主要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不过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另外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德意志人移民区，甚至在塞尔维亚也有一些。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罗马尼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分布得最为广泛，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是从十三世纪以来的移民，成为特兰西瓦尼亚三个享有特权的民族之一，保持了高度文明的传统以及精心构成的民族组织；在巴纳特是施瓦本人；在布科维纳，在比萨拉比亚，还有多布罗加，是人数较少的德意志居民群，主要溯源于十九世纪。在保加利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无足轻重。但是在一千多英里以东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是另一个德意志人的社区，建立于凯瑟琳大帝之时，1923年正式成为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它只是在1941年秋天希特勒入侵俄国之后才被苏维埃政府驱赶到西伯利亚。
德意志人是东欧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而由于他们同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的联系，变得极其危险，就象所自发源的那个民族一样，他们大都在传统上忠于居住国的政府，经济上先进繁荣，依恋本民族语言和文化，是听话而有价值的移民。但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经历了一场精神革命，那场革命先已落到帝国的德意志人身上了。在接管政权的几个月内，纳粹分子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国境以外的所有德国公民吸收入党，要唤起所有德意志少数民族觉悟到是同种的同志，德意志人的成员。一个同种的同志的定义就是德意志后裔和德意志血统的任何人；德意志民族有别于德国，据称有一亿人口；而东欧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已转变成为有独特力量的国际第五纵队。
德国在东欧占有优势的第二项具体资本是基于它的雄厚经济实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的一百年使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霸主，随着德国工业化程度的增长，就如影随形地产生这样一个概念，东欧和近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这个概念里，各种经济考虑总是从属于权力考虑。普鲁士各邦关税同盟的原意是促进德意志北部和外部世界的贸易，但是后来就象利斯特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德国为了战争目的实行经济统一的工具，就体现了这种特色。因此，在希特勒时代也没有以经济理由作为德国有权统治东欧的论据。确实，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如果西方国家不能提供别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德国作为它们的农产品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东欧各国对德国并非十分重要。同德国总的贸易相比，德国同东欧的贸易是小额的。德国在东欧努力实施其经济霸权，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是出于政治目的。
德国要求统治东欧，一百年来主要体现在关于中部欧洲的概念上。这是以奥地利帝国为一方同德意志联邦和帝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关系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实质上就是说需要在德国领导下统一中欧。利斯特——普鲁士关税同盟和德国铁路系统的倡导者，终于认为德国命定的目标不是向西跨越海洋，而是朝向多瑙河流域和土耳其欧洲部分，他首先想出了柏林…巴格达铁道的办法。布鲁克是建设劳埃德·的里雅斯提诺公司和的里雅斯特繁荣商业的德国商人，在施瓦岑贝格下面任奥地利商业大臣，他希望把整个奥地利帝国都合并到德意志联邦之内，以便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统一起来的德意志人成为一个有组织的中欧的主人。俾斯麦击败奥地利，导致哈布斯堡帝国按1867年的协议转变为奥匈二元帝国，以及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于是一个实验性的中部欧洲成为现实，而凭借的则是德国所获得的凌驾奥匈帝国及其皇帝之上的权力。奥匈协议使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奥地利处于最高地位，使马扎尔人在匈牙利处于最高地位，同时又使两者最终仰赖于柏林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中欧各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中部欧洲终于完全实现，此外在哈布斯堡王朝最后几年还产生了对它的经典性理论说明。
世界大战证明了奥匈对德国的价值。哈布斯堡王朝对于眼光短浅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不是对俾斯麦）来说，好象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大联合道路上的障碍物，事实却证明是中部欧洲、德意志世界帝国最有价值的资产，甚至连最极端的奥地利泛德意志主义者也转向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所有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现在有了共同的政纲——要保留奥地利，在德国的基础上重建，并牢固地适应德国体制；它的政策要从属于中欧政策，哈布斯堡的全部遗产都要接管并由德意志民族的共同力量来加以巩固。通过中部欧洲，奥地利德意志人既回到了泛德意志思想，又回到了大奥地利思想，此刻两者相互调和了。他们再次看到自己是德意志民族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作为其一部分，他们重新开始了一种对于先前处于分离状态的他们来说是范围很大的“帝国主义”。
对于纳粹的外交政策，根据上述向东扩张的传统所作的推测很多。在希特勒同波兰签订惊人的协议来开始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就很容易假定，他既然是奥地利人，他的政策一定是哈布斯堡传统，而不是普鲁士传统，又可假定在实现他的公开表明的目标德奥合并之后，他就会恢复历史上向东推进的政策，推向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确实，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影响应该是赞成向西北方面扩张，向波罗的海地区扩张，他本人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但是直到1939年2月，希特勒一系列的外交胜利——同波兰缔约，接着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可以证实了第一个假设。错误在于以为纳粹政策只把它自己限于上述政策中的一项，好象它们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似的。希特勒从未把自己看成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他十分轻视他们的反民族政策，就象居留在维也纳的日子里他对他们一直在深思熟虑的治国术的各种问题根本不了解一样。他的根源是大德意志，但他又成为小德意志的元首，大的包括小的。他的反俄政策直接来自哈布斯堡传统而非霍亨佐伦传统，但他自己用古德意志命运的措辞加以表述，却又先于哈布斯堡和霍亨佐伦。他的外交政策把哈布斯堡传统和普鲁士传统混在一起，同时他又超过了这两种传统，就好象拿破仑的政策超过了波旁王室的扩张传统一样。国家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远远不是废除凡尔赛条约和恢复第二帝国以前的边界；它的最终野心超过了普鲁士祖先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哈布斯堡祖先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的主宰地位。旧的中部欧洲观念为生存空间的新理论所改变和吞没了。
这一变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和骚乱之中发生的，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德国政策的激变。六个世纪之中第一次，在帝国和欧亚大陆的无林大平原之间没有大国阻碍了，而在战争危机达于顶峰的六个月里，德国的统治从索姆河扩张到顿河。这才是希特勒想要恢复的帝国。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有意地越过德国战前外交政策的行动路线来制定一条路线。我们停止了德国向欧洲南部和西部的不断的进军，而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东方的国土。我们最后停止了战前时期的殖民和贸易政策，转而执行未来的领土政策。不过在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新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应当想到俄国和依附附于它的周边国家。……今天，在欧洲有八千万德意志人。在仅仅一百年以后，在这个大陆上将居住着二亿五千万德意志人，不是象在另一个大陆上挤在工厂里当苦力，而是土地的耕种者和工人；他们的劳动将是他们生存的共同保证。只有这样，我们的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执行的。
俄国和普鲁士由于征服波兰的共同利益而联合了一百五十年。1914年，俄德之间爆发了自七年战争以来的笫一次战争，波兰问题又一次摆在欧洲政治的最前线。在这个问题的阴影之下，出现了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代人时间里是奥匈帝国的利益所在，现巳成为德国政策的必然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出现的新权力体系确认，越过一条弱小国家组成的地带，德国人回到乌克兰的路是永远畅通的。原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居住在柏林附近的万湖，跟据情况他有时是流亡者，有时是首领权位的觊觎者，乌克兰方案是纳粹的手中存货；罗森贝格在他的外交政策说明中阐述了《我的奋斗》中的广泛言论；而由于接管了政权，乌克兰计划成了德国外交政策中公开承认的部分。
如果我们能随意处置（1939年希特勒在一次著名的轻率讲话中说）乌拉尔山脉的无尽宝藏和乌克兰平原的无垠沃土，而且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开采生产，那德国人民就会在财富之海中游泳。
在希特勒的秘密建设中，需要生存空间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主题而始终强调的。在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上，希特勒确定了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而且要求把这些思想看成是他的临终遗嘱。一开始，他就陈述这个原则：德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对空间需要的解决”。他随后检查了扩张的需要能否用自给自足的办法或是用更多地参加世界经济体系的办法来抑制。德国在现存的边界以内在原料供应上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自给，而完全不能达到粮食自给。世界经济则由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帝国的形成而已经在瓦解。因此，唯一的补救办法，而在我们看来也许是空中楼阁，在于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种寻求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形成和民族迁徙的根源。……因此，如果我们承认粮食情况的安全是主要问题，那么，保证这一安全的必要空间就只能在欧洲去寻求，而不是象自由资本主义观点那样通过剥削殖民地去寻求。这不是增加人口的问题而是获得为农业用的空间。此外，出产原料的区域可以更实用地在欧洲毗邻于帝国的地方去找，而不是到海外去寻，这样获致的解决办法谅必足够一两代人之用。……德国的问题在于，从何处能以最低代价得到最大收获。
他在会上对这问题未予解答，但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本人十一年前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答案。
征服和肢解俄国是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其他目标都从属于这一目标。在机会主义和策略变换的背后，这项目标保持不变。“但泽不是我们活动的目标”，他在1939年5月说，当时但泽危机正在酿成。“这是在东方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是保证我们的粮食供给的问题。”在1939年11月23日的会议上，他又一次说，我们愈益增加的人口要求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我的目标是在人民的数目和他们生存的空间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把德意志人的人数同可利用的空间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永久性问题。必须得到必要的空间。任何聪明的算计都毫无帮助，只有用剑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不侵犯他国的国家，倾向于从合作中寻求安全，以便维持均势。扩张中的国家则谋求分而治之。对敌人各个击破，对目前要搞的对手加以孤立，避免全面谈判：这些就是一切侵略治国术大师们的原则。希特勒的政治战略从其主要路线而言，是同俾斯麦、拿破仑和路易十四的路线一样的。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强调外交政策目标的简约性。他攻击议会空谈家，他们把愤慨花费在南蒂罗尔问题而不是放在征服生存空间的目标。“因为我们不停地对五国或十国吼叫，我们就不能集中民族意志的全部力量和物质力量对最凶恶敌人的心脏给予打击。”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一旦纳粹执政，虽然保留了原则，但是其实践却是相反。打击的不是最凶恶的敌人，而是逐步升级，从最弱小和最无害者开始。腓特烈大帝有一次赞同地引用一位萨瓦亲王的经典说法：“我的儿子，米兰人象是朝鲜蓟，必须一片一片地吃掉它。”丘吉尔用了一句话，注定要变得同样著名：“一个接一个，这就是程序，这就是对希特勒帮了如此大忙的简单而阴暗的计划。”
正是在实施近期目标要筛约的原则过程中，希特勒的政治天才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拿破仑的敌人大部分是王朝，希特勒的敌人却是民主国家、选举区和造成舆论的群众，必须把他们的思想搞乱，加以麻醉，“愚弄下去”。他对这种政治艺术所作的主要贡献可以称为逐渐增加剂量的规则。他在《我的奋斗》最有洞察力的一段中对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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