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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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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意大利形成对照的是．日本有记录的储蓄显然达到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这个特别高的比例更突出了另一个特点的意义。因为储蓄不只取决于收入水平，还取决于收入的分配；而在所有强国之中，日本的收入分配是最不均的。日本在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受国家控制的银行奉行扩张主义货币政策，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商人，都能得到用于开发国内资源的低息贷款。这笔支出创造了新的收入，在收入不均等的条件下，结果是创造出储蓄，取代了原初国内投资项目借以获得资金的贷款。
然而，国内产量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要看能否获得外国的机器和设备。虽然出口有所增长，可由其收入支付一部分必要进口品的费用，但外汇拮据的情况却不能完全避免。日本和意大利不同，它幸运的是在战后初期还有战时积累起来的黄金和外汇结余可花。当这些结余花完时，它就和意大利一样不得不利用外资，即借助外国人的存款了。截至1929年，美国在意大利的私人投资已达到一亿二千一百万美元，其中一半投资于公用事业。美国在日本的私人投资达六千一百万美元，其中五分之四是美国公民在日本制造业中拥有的投资。美国除了在有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外，还为意大利和日本政府在美国出售公债券，为日本出售的债券总额是美国在日本的私人直接投资的八到十倍。外国贷款对日本经济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还可以从这样一点看出来，即在1923…1929年这一时期付给外国人的利息和日本债券债息以及外国在日本的企业的净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这些贷款有一部分浪费在进口额外的消费品上了，这部分无助于提高生产能力，但其他部分确实用来进口投资货物，尤其是用来进口工作母机，即用在进口制造机器的机器上的。日本战后时期的工业化虽然不是全部，但却主要靠的是私营工商业家的主动性。人们曾经看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给几乎所有惹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提供资金的”是政府。日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开办纱厂并把铁路收归国有，其明显的目的是鼓励日本偏僻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在八幡拥有最大的钢铁厂；国家拥有军火工厂、制造军舰的船坞、纺织和成衣设施、一支吨位很大的商船队；国家并同私营工商业集团合办电力公司、无线电公司、殖民地开发公司和银行。在这方面，当时存在着许多政府直接投资的机会，政府可以用借来的外国资本安装机器和设备，并通过“政府开支超过税收”的手段从就业不足的大批大批农业过剩人口中吸收“额外的”人就业。这种扩张政策的真正危险在于，吸收到就业行列中来的额外的人的收入总要同用于购买食物和各种消费品的现有收入相竞争，因为食物和各种消费品的供应从短期来说是不会随着一个新钢厂的建立，一条新铁路的修建等等而以同等步伐增加的。
由于工业生产能力有限而在扩大生产方面出现的暂时性障碍同原料匮乏引起的障碍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日本和意大利许多工业原料都极为短缺。因此，在工业扩张时期（1922…1929年），意大利的进口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多，日本进口额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出口额——其中日本约百分之六十是丝织品和棉织品，意大利百分之二十五是丝织品和棉织品——增加的百分比略高一点。但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收支赤字仍然相当大，用无形出口的收入抵补不了。日本企图制止外汇收支的恶化，因而强行增加出口并通过关税以及更直接地通过限制对被认为是国家经济生活所不需要的交易提供进口信贷以限制进口。但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完全奏效的。在整个二十年代，意大利和日本的外汇收支都有逆差，它们的外汇率始终存在着压力。之所以没有由此而导致崩溃，没有危及国内的工业扩张，乃是由于外部世界准备把存款转移到这两个国家去。
只要外部世界准备为意大利和日本弥补国际收支赤字提供资金，真正限制工业扩张的因素就既不是工业生产能力，也不是原料，而是人力了。人力绝对缺乏的情况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恰好需要的那种劳力，即有知识、有干劲、有技术的劳力却严重短缺。工业就业的先决条件是那些将要被吸收进工业的人应当具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水平，而且，还有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围绕着工业活动的各种服务要顺利进行。运输组织工作效率之低，治安机关及地方和国家行政方面的松垮状态和腐败现象——这一切都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设备和原料——都必须予以克服，才能取得工业的真正进步。在这方面，意大利、日本以及其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是在向前迈进的，但它们的人民中的一个重大缺点是，组织能力、技能和适应性不及西欧那些比较成熟的工业国家和美国的人民中普遍。这个缺点也抑制了意大利和日本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美国同日本一样，也没有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利影响，美国二十年代人口的年增长率也同日本和意大利一样，虽然是下降的，但仍旧很高。不过相似之处仅止于此。美国在过去就建立了巨大的工业，它有天赋的丰富自然资源，它有高度熟练的工人阶级和朝气蓬勃、富于进取心的实业界和管理人员，他们准备冒险并在技术上应用科学知识和新发现来进行实验。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产量的增长也受到可以利用的生产能力、原料和合适的劳力的制约，不过在短时期内，这些限制远不象欠发达国家那样严重。战后初年的繁荣有助于把它的工业从战时体制调整到平时轨道上来。继繁荣而来的是1920…1921年的萧条，这次萧条虽然严重，但为时不久，因为一旦紧缩通货降低了价格水平，美国企业家对生意有利可图的信心很快就恢复了。无论在国内国外，仍然有待于完成的任务是太多了。工业家开始用更好的机器更换过时的机器，并提出扩大现有工厂的订单，尤其是在电机技术、汽车及化学工业方面，看来所有这些工业都提供了特别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由于人口增长和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高速率迁移而使建筑物和住房建造方面有了投资出路，这就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和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加之，欧洲遭受战争蹂躏地区的巨大重建任务和世界许多地区工业化的巨大任务给国外投资提供了机会。美国的私人国外投资支持了外国对美国机器的需要，这种需求反过来又有助于增加美国的工业产量。
然而——而这一点是美国和正在工业化的较穷国家之间的巨大悬殊——在产品和就业的各个等级上，美国的储蓄都自然增长，不但足以支付国内机器的更新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大，而且还能支付国外的重建和工业发展。美国非同寻常的生产力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来，按平均数计算，从1925到1930年，美国在全世界自然增长的储蓄中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四十二，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占世界储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一到三十五。美国制造业工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可以从二十年代投资景气过程中每个人工时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来衡量。即使在1929年，当美国工业产量达到最高峰时，既不能说在可以利用的工业设备方面的障碍使得进一步扩大产量一般说来已不可能，也不能说，劳力供应方面的障碍广泛地存在着。
法国同意大利一样，其某些地区已被堑壕战彻底破坏，战后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工厂和设备、房屋、铁路等等。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法国的人力资源已严重耗竭。为了克服人手的短缺，二十年代法国成了移民的主要接受国，尤其是接受来自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到了1929年，战争所引起的这一可怕差距已经得到弥补，这是多亏移民中年轻男子占着绝人多数。但是，尽管有移民，还是劳力的短缺而不是原料的短缺限制了重建的速度。由于归还了洛林德语区，法国得到了几乎和洛林法语区一样多的铁矿储量，由于暂时获得了萨尔区，以及在洛林德语区发现的一个重要煤田，法国战前对煤的进口需求现在减少了；由于合并了阿尔萨斯，法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钾碱矿区。新归并的领土除扩大了法国经济的原料基础外，还提供了钢铁厂、纺织厂等等，所有这些工厂尽管已部分地受到破坏，但增加了法国的潜在工业实力。法国在私营工商业家的发动下作出了坚定而成功的努力来解决它的重建任务。法国的劳动力从一开始便得到充分就业，在整个这十年中除1921年的短暂衰退外，实际上是不知失业为何物的。在一个充分就业的制度下，加速重建的工作就要依靠：（1）进口超过出口，（2）减少国内消费，或（3）提高劳动生产率。法国只是在头三年中确实依靠过外部世界的帮助；1921年以后，法国的国际收支就年年有盈余了。因此，重建和工业扩张主要是靠减少国内消费和提高劳动生产来实现的。通过自愿储蓄以及对收入和大众消费品大幅度提高税率，把劳力、原料和生产能力从消费品工业节省出来用于重建目的。至少在1924年以前，储蓄不仅足以为私人投资提供资金，而且还能为政府巨大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1924年，普恩加赉政府在选举中一败涂地，部分地是因为人民对税收负担不公平心怀不满，部分地是因为对占领鲁尔感到失望，当初占领鲁尔的意图是强迫德国缴付赔款，但结果是鲁尔的全部生产陷于停顿，因而引起德国货币的全面崩溃。新政府动起对资本课税和对最高收入增加税收的念头，致使“富人”不买政府债券而将资本转移到国外，而政府债券在那以前一直是为弥补预算赤字而筹措资金的手段。这种可悲的抽逃资本引起了两个后果：第一，迫使政府——它既不能增加税收，也不能大幅度降低支出——靠向银行借款（即实际上靠制造额外货币）来为其预算赤字提供资金；第二，商品外流（即抽逃资本采取的形式）减少了国内可以得到的商品数量。两项措施都导致价格上涨。1924年到1926年时期的物价飞涨起到了同自愿储蓄和税收同样的作用，因为物价飞涨也降低了消费，并把生产要素节省下来用之于重建目的。不过，借通货膨胀降低消费是以杂乱无章的、不公正的方式发生的。1926年，“右翼”政府上台执政；一切向富人课征重税的计划均被放弃，信心得到恢复，资本又从国外回来，货币事实上稳定在其战前黄金比价的五分之一水平上。与此同时，重建业已完成。重建给法国每一种主要的工业（除丝织工业外）提供了最现代化的工厂。“北部的毛纺和棉纺厂、洛林的钢铁厂以及主要的煤矿现在同世界上的任何工业处于同一技术水平。”
法国工业生产继续扩大，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加之，由于法国出口盈余相当多，不会有原料和设备短缺的事来牵制工业的发展。唯一的限制是人力短缺造成的，而这一限制可以通过进一步移民入境，或甚至通过更有魄力地把人口从农业转移出去来消除。在当时的条件下，法国工业的恢复搞得十分出色。确实，“在1919年时要是有人预见到，不到十年之后，法国竟会从它的苦难中如此彻底地恢复过来，而且是几乎全靠它自己的努力恢复过来，那是过分乐观的”。象美国一样，法国1929年在工业上比1913年强大得多。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联合王国的工业产量从未超过其战前水平，这和所有其他强国的经历形成惊人的对照。其所以惊人，是因为骤然一看，经济恢复的条件似乎对英国非常有利。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人力损失虽然严重，但仍较法国为小；它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大而且没有受到破坏；它通过出口换回原料的前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光明，因为它的主要出口竞争者即德国和比利时已被暂时消灭。
同几乎所有交战国一样，英国在重置存货和修理工厂和设备方面也要花许多力量才能恢复旧观。此外，英国重建工作的需要主要还靠把它的商船队恢复到战前规模。它在这方面的任务同国土受到军事行动影响而整个整个区域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所面临的任务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当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英同干劲十足地投入重建工作，三年之内，医治创伤的工作获得成功，英国商船队业已恢复，而且1922年的世界航运吨位确实比1913年差不多提高了百分之五十。这种为重建目的而提出的直接需求达到饱和，战后的繁荣遂告中断，而作为一个起因，利率提高到百分之七便宣告了1920…1921年萧条时期的到来。
在萧条后的缓慢恢复期间，英国商人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刺激因素要比美国商人遇到的更为有限。如果私人投资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和人力受到妨碍，政府就可能会进行干预，创造有效需求。但事实上，财政政策减损了而不是增添了有效需求。在整个二十年代，中央、地方和社会保险机关的统一预算表明略有盈余。
在这种情况下，便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国外需求的恢复上。但是在1922年以后，世界其余地方的产量和就业增加了，英国的出口却没有恢复到预期的水平。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国工业现在不得不适应的世界格局已经根本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面了。出口不能充分恢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内燃机的发明缩小了煤的需求，因为内燃机意味着石油代替了煤被用于公路车辆（作为一种运输手段，公路车辆已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铁路），世界上的船舰也愈来愈多地用石油而不用煤。依靠褐煤和水的落差的电力得到发展又进一步降低了对煤的需求。第二，在那些英国从前在其销售中占有支配性份额的制造行业中，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实行了工业化。新的工业——往往受到人为的保护——迫使较老的工业国家接受调整的负担。第三，当欧洲受到战争蹂躏的农业地区完全恢复生产而又没有引起曾在战争期间扩大了生产的地区的相应收缩时，农业价格下降了。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是从这一价格的下降中得到好处的。但是，外国人从他们的产品中得到的收入少了，他们可以花费的也少了，所以，外国对英国工业产品的需求从未完全恢复。而且，英国海外投资下降到战前水平以下，因此不象过去那样去支持外国对英国产品的需求。就英国出口工业面临的困难是由于技术的变化和外国工业化所致而论，除非根据新的情况作出重新调整，是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改变这种困境的。就上述困难是由于英国成本昂贵所致而言，振兴出口工业的唯一办法——在成本没有很大降低的情况下——是叫英镑贬值；但是由于在1919年已放弃了金本位制，英国政府坚决打算重新建立，而且事实上确实在1925年按旧平价用金本位重新建立通货。
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动机无疑是想恢复外国对英镑的信心，在纽约日益加剧的竞争面前再次坚持伦敦作为国际金融界中心的地位。事实仍然是，在确立旧的平价以后，以及鉴于英国的价格和成本同国外的价格和成本相比的变动，英镑还是定价过高。加之，英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显然低于其他主要国家，而且有理由认为，其他国家工业中效率的迅速恢复比起原初的过高估值使英国的平价更加难以维持了。
由于英国的工农业总产量有四分之一以上是要出口的，并由于出口部门雇佣的人数在就业总人口中占的比例日益提高，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量的孱弱对国内便有严重的后果。它使英国的失业现象长期存在。到1929年，英国的出口量比1913年低百分之二十，而进口量则高了大约百分之二十。然而，从无形出口中的收入抵销了贸易平衡中这一巨大差额而有余，所以至少从1924年起国际收支年年盈余，这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精确的指南，但却能够说明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国外投资额有多大了。
因此，虽然英国的国际金融地位稳固，英国的债权国地位仍然无比坚固，但它的工业活动在整个二十年代或多或少是停滞不前的。工业生产总的说来不稳定，在1929年才达到战前产量，但失业人数的幅度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中仍然很高。作为失业者记录下来的有保险的工人人数在1923年以后的任何一年都没有下降到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下。人力情况如此，工业生产能力的情况也是如此。确实，英国同意大利、日本、美国或法国不一样，它从未达到过接近于把它的潜在生产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的地步。
德国和俄国的重建工作比上述五个国家都着手得迟一些，这两个国家进行重建的环境也比较复杂。
德国是战败国，不得不付出战争的代价。根据凡尔赛和约，它丧失了约百分之十的战前人口，约百分之十四点六的可耕地区和百分之十的工业生产能力。它丧失了国外的全部资本投资、大部分商船队和大量的铁路车辆、渔船等。但在魏玛共和国这个新的帝国里却既不缺人力，也不缺工业生产能力。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异常惨重的伤亡，由于从割让的领上转移过来一些人口以及由于自然增长而得到弥补，而且德国不同于法国和意大利，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没有遭到物质上的破坏。它仍然是欧洲最大的政治单位，它的人口和工业实力被某些战胜国尤其是法国视为必须予以遏制的潜在威胁。
德国人口和工业实力这一基本事实（1925年为六千三百二十万居民，而法国是四千万）自停战之日起就支配着法国的对德政策。
负责法国政策的那些人所考虑的德国威胁不在于它当前的长处，而在于它未来的潜力。……德国的野心将来可能被安抚下去。但法国的命运却不能信赖这样一个臆测的方法。确凿无疑的是，就算其他方面都是旗鼓相当，一个不到四千万居民的国家按对等条件是打不过一个工业产量比它自己占有极大优势而且拥有近七千万居民的国家的。法国在上次战争结束时的政策所依据的就是这一条根本真理。
法国人不要含糊的保证，他们要的是有绝对的把握。克雷孟梭想要的“迦太基和平”是一种通过破坏德国业已取得的经济力量来实现法国安全的和平，“通过割去领土及其他措施削减其人口，但主要的是它的经济体制必须摧毁，因为它就是依靠这一体制取得新的实力的，那是一个建立在铁、煤和交通运输上的巨大结构”。暂且引用劳合·乔治过时的见解：法国的政治家们，一心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制订条约中）削弱德国的潜在力量。任何可以想象的和平都会让那个可怕的敌人拥有大大超过法国的人口。……在我所见过的法国政治家中，从没有一个考虑过德国和法国可能成为朋友。
决心抑制德国工业实力，是法国奉行的一项政策，它是由于法国遭受了特别巨大的流血牺牲和破坏而产生的，而在和约的赔偿条款中也有所体现。然而见识广博的对这些条款的批评者当时认为，（1）交纳这样巨额的赔款是行不通的，（2）负担过重，会妨碍德国的恢复，从而也会妨碍欧洲的繁荣，这些观点后来促使对赔偿义务作了相当大的修改。但是，在作出这些改变以前，无论是已缴付的实际数额，抑或是收取赔款的方法，都促使德国货币彻底崩溃，造成持久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只是根据道威斯解决办法——即，正是“因为缺乏迦太基式的和平”——对德国的债务作了修改，德国的工业实力到了1929年才不但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大大地超过了。魏玛共和国的经济是如何使自己适应于战后的条件的呢？
概括地说，德国的重建任务同其他交战国面临的重建任务相似，它得补偿设备的损耗，库存的亏空和根据停战协定所承受的船只和车辆等等的损失。这些重建方面的要求不仅同消费者的需求发生矛盾，而且同外国的赔偿要求发生矛盾。但要在没有以外国贷款为形式的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满足赔偿要求，就有必要通过税收和储蓄的有秩序的方式，或者通过通货膨胀的无秩序的方式，削减或推迟物质重建和消费。但是只要价格继续上升得比收入快，通货膨胀就只能削减消费。一旦人们开始害怕并预料会发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作为一个抑制消费的手段，其作用会愈来愈小。这种局面实际上在1922年秋和1923年底之间便在德国出现了。
在极度通货膨胀到来之前，德国工业恢复得十分出色。到了1922年底，它的工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以魏玛共和国区域作为这两个时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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