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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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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宪法中的基本民主成分
根据1947 年5 月3 日起生效的新宪法，日本政府的基本结构起了根本变化，有限的君主立宪制被由人民掌握权力的君主立宪制所取代。
天皇现在被剥夺了一切施政权力，甚至已不再是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了。天皇被看作为日本国之象征，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其地位基于国民之总意。他仍然行使的职权只限于：任职宣誓和君主的其他礼节性活动。两院制的立法机关（国会）为国家的最高机关。旧宪法给天皇以广泛的法令制定权，给内阁以广泛的紧急事件处理权。新宪法与旧宪法迥然不同，专门规定国会为唯一拥有制订法律职权的机关。而且，由地方国民代表组成的众议院的权力在好些方面高于参议院。例如，参议院只能部分地牵制众议院所通过的法律。第一，参议院对众议院所通过的议案必须在六十夭之内予以议决，否则议案就自动成为法律。另外，如果参议院否决众议院已通过的一个议案，众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就可以使否决无效。关于预算这一重大问题，只有众议院有权起草预算案。众议院批准预算案后，参议院只有三十天时间可以进行审议。如在规定时限内参议院不作决议时，即以众议院的决议为定案。
旧宪法只是侧面提及内阁，与此相反，新宪法专门列举了内阁的职责。
内阁被授予全部行政权，内阁行使行政权时对国会集体负责。总理大臣由国会任命，但其他阁员由总理大臣挑选。如上所述，为了确保文职官员继续领导军人，所有国务大臣均须由文官担任。宪法规定，至少有一半阁员须是国会议员，以便直接对他们的选民负责。这一条文进一步强调了内阁要向人民负责。宪法中有助于建立更为民主的政体的另一重要修改，是强调了设立独立的司法机构。新裁判官不再受法务相的规章之拘束。他们的任期为十年，如连任，应付全体选民审查。最高裁判所被授予全部司法权，包括法规的制订权（据此可以决定程序法规和实施规章），并有司法考察权以判断官方任何法律行动是否符合宪法。最后一点兄：旧的法律制度的根本弱点——
检事和警察完全受内务大臣控制——现已消失了。此后他们须遵照新裁判所制订的规则办事。
日本国民的基本人权不象以前那样受到法律的限制。宪法规定，一切国民，在法律之下均属平等，“不得因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地位或门第不同，而在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中有所差别”。这样的条文使社会地位更趋平等。学术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得以保障。规定了防上擅自逮捕的措施，若无正当理由不得予以拘禁。思想、宗教信仰、集会以及言论自由得到了保障。宪法特别重视男女的平等权利以及工人的结社权利和集体交涉的权利。如上所述，麦克阿瑟将军本人很关心在宪法中加进放弃战争这一条文。
1946 年4 月5 日，他对盟国对日委员会说，日本放弃战争必须是同时的、普遍的；还必须是公开的、不加掩饰的行动，以赢得所有愿献身于和平事业的人的信任。这些先决条件由宪法第九条充分体现了。第九条说，日本国民永久放弃把战争作为一项国家主权，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之手段。
第九条还规定，为达到前项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另外还规定不承认国家之交战权。最后一点是：今后修改宪法，在国会主动提出的情况下可以允许。但是，在宪法修正案批准之前，两院都要有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同意，并在特地举行的国民投票或选举中有过半数选民投赞成票。
从新宪法中的这些规定和其他规定来看，贯彻波茨坦公告中关于成立一个“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的原则有了充分保证。今后是否能保留新宪法中这些基本的民主成分，有待干将来的事件来决定，有待于在新的基本法律的指导下实际施政的情况以及结束被占领状态之后日本人民的意愿来决定。基础已经打好了；这些条款实施的情况如何，将揭示出在何种程度上真正采用了这些原则。
（四）吉田内阁逐渐失去国民信任
诚然，修改宪法是古田内阁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但另外一些问题也是使吉田内阁的权力和影响逐渐削弱以至最后在1947 年4 月的选举中失败的原因。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经济问题，尤其是粮食进口问题，越来越成为吉田内阁的重要而棘手的问题。甚至当吉田还没有来得及为他的内阁制定好详细计划的最后部分时，在共产党的策动下，1946 年5 月19 日在东京举行了一次过时的“五一节”集会，参加集会的人数达十五万以上。在共产党理论家德田球一的领导下，三十名群众代表通宵等待吉田接见，要求“分配到期未发的口粮，不然就请总理大臣辞职”。吉田内阁当然不理睬这样的呼吁，但这一呼吁却是一种警告，表明首相今后日子不好过。内阁也因为对日本的非军事化贯彻不力而受到指责。
到了仲夏，有迹象表明日本过去的一些军事首脑企图通过第一、第二复员局来保留他们的老机构。设置这些复员局是为了代替原来的复员部。复员部曾直接负责从国外遣返大约五百万名日本人，并直接负责这些人的复员工作。现在的复员局中还有许多为了免受整肃而留用的人员。盟军最高统帅部曾下令及早调查复员机构，但复员局继续工作，不受影响，直到1947 年10月4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指令，要在1948 年元旦前解散复员局。
宪法一颁布，吉田内阁就发表了一个包括六点的计划，企图以此来加强自己的地位。第一点：吉田内阁保证迅速按新宪法的要求制定法令，向人民广泛宣传新宪法，使他们亲自领会其真正含意。为此目的，国会的一名领导成员芦田均被推举为传播新宪章真意与知识的委员会主席。第二点：内阁还答应按照发展个性、确保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原则来改革教育制度。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成立了一个教育改革委员会，向内阁提出基本建议。
第三点：内阁答应按照一个新成立的委员会提出的具体建议来改革政府的行政机构。第四点：内阁保证加强地方自治，并为选举地方官员积极作好准备。
在经济领域里，内阁保证恢复工业和国民经济。具体说来，内阁建议请算“虚拟资本”，取消战争赔款，重建和改组各种企业，增加煤的产量和水力发电量。最后一点，在劳工问题和“安定人民生活”方面，政府保证让尽可能多的人就业，着手兴建公共土木工程，早日采取有关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措施，并保障遣送回国的人。
这些建议并不新鲜，所以把这些建议公诸于众，与其说是增强了内阁的地位，倒不如说是削弱了它的地位。新宪法本来就要求制订符合于第二、第三和第四条原则的新法令。再说，在吉田执政期间，人们越来越清楚，内阁对执行计划的其他两点并无兴趣。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很快地把整个声明说成是政治宣传，并威胁说，要举行不信任投票。劳动关系委员会建议增加电业工人的工资，作为解决目前争端的先决条件，但内阁拒绝接受这一建议，结果是内阁的威望进一步下降。由于政府希望用严格控制工资的办法来阻止通货膨胀，厚生大臣争辩说：采纳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建议，会助长通货膨胀的趋势。这话也有一些道理，但舆论却坚决支持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建议，反对内阁的决定。
在第九十一次国会开会期间，内阁的力量又碰到一次真正的考验。会议在1946 年11 月26 日开幕，议事日程上有四项关于执行新宪法的重要议案。
前三项是有关参议院议员的选举办法和组成问题，有关指导国会行动的准则，内阁阁员的委任及其组成，以及对皇室的新的限制。吉田总算在众议院通过了这些议案，但参议院拒绝通过“国会法”。更有甚者，吉田对国会的控制直接受到挑战。自从1946 年4 月大选以来，众议院中无党派人士的人数显著地减少，他们与自由党和改进党的联合也明显地脆弱了。虽然这两个保守的政党加在一起控制了一个相当的多数一一二百五十八个席位，但是吉田的党只能凑集一百四十八个追随者。另一方面，反对派一直在巩固自己的地位。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该党保守派的领导人片山哲在1946年9 月的大会上赢得了无可争议的控制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代表都支持他坚持拒绝和共产党人建立“民主战线”的主张。片山有了党派的支持这一保证，还利用了吉田在政治上的失策，便在国会第九十一次会议期间坚持举行不信任投票。虽然这一动议被击败了，但他却得了一百六十票，比他的党在众议院中的实际议员人数多六十多票。这一动议巩固了公众对他的支持，赢得了东京三家主要日报的赞许。
在皇宫前，又一次群众集会要求吉田辞职。在答复时，吉田批评了那些不满分子，并强调说：下一年政府要以生产三千万吨煤和二百万吨化肥来对付经济危机。他的姿态无助于缓和局势，反而使劳工对他更疏远，使总罢工更加迫近了。
（五）整肃的第二阶段：地方政府、经济和情报部门内阁在受到总罢工的威胁和被迫重新组阁之前，再次面临较的严峻得多的扩大整肃面的问题。到1946 年7 月底，政府宣布整肃计划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确实，枢密院的官员，国会议员，内阁阁员，都、道、府、县知事，一、二、三级官员，高等裁判所审判官和检察官，官办公司的重要官员以及高等学府的校长都己“甄别”过了。
此后不久就采取措施，准备整肃的第二阶段，这就是要把整肃范围扩大到地方政府官员、大部分重要工业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以及各宣传机构中身居要职的人。扩大整肃上述三方面的人物，其做法与以前的整肃计划差不多。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是直接负责整肃计划的，它主张普遍的改革，并敦促吉田政府拿出扩大整肃面的具体计划。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这些要求同吉田内阁的许多基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内阁不愿意接受。日本政府和盟军最高统帅部之间的公函往来反映了他们在扩大整肃计划上的根本意见分歧。1947 年1 月4 日颁布了天皇第一、二、三、四号敕令和内务省第一号法令，新的整肃计划终于开始了。这些法令重新规定并扩大了一年前发布的指令中原先所宣布的项目。中央、都、道、府、县、市都成立了“甄别”
委员会。那位成功地使政府的宪法草案在国会通过的金森德次郎受命监督这个计划，并充任内阁和盟军最高统帅部之间有关扩大整肃计划一切事宜的首席联络官。如已指出的那样，占领的第一年，在改革地方政府方面几乎一无成就。战前人人都必须加入的居民组织（町内会、部落会或邻组）被用来分配口粮、布匹或燃料，被用来普遍地管理当地的居民。这些组织中的品行不俭的政治领导人，可以利用这样的组织为自己谋私利，尤其在农村。他们对于不依从他们意愿的人可以停止供应，所以在地方上势力很大。因此这些组织就成了地方政治中的重要因素；战前或战时的政治领袖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操纵当地新的选任职务的提名，也能够很容易地控制选票。虽然大大扩大地方政府自治权的议案已提交给国会，但是战前的旧领导仍然大权在握“如果要使小的地区内新的具有民主倾向的人得以各抒己见，地方上的组织就得改组，不合适分子就得从地方政治中清除出去。因此，盟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日本政府制定一项计划，把所有那些符合1946 年1 月4 月整肃指令所规定的项目的人，从都、道、府、县和市的委任和选任的职位上排除出去。也就是说，要使整肃指令适用于那些谋求地方机关职务的人。提交给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计划的初稿没有把那些已发现不适宜为地方政府服务的人从全国性的政府中排除出去。盟军最高统帅部在拒绝接受这项建议时补充说，凡1945 年9 月2日以前任命的市长一律不许再次被任命；还有，大政翼赞会的当地领导人也应从机关中排除出去，并催促选举出街坊组织的主任。吉田在回答时争辩说，过去的和现在的地方官员同全国性的政府并非观点一致，而已只有他们能够复兴国家，因此整肃不应在地方上实施。这些论据未能说服盟军最高统帅部，内阁终于在1946 年11 月8 日宣布，整肃将扩展到“都、道、府、县、市、町和村的官吏”。
正如1947 年1 月4 日所公布的指令那样，发布了各种法令，下令罢免和排除那些在都、道、府、县、市、町、村和小村中的地方会议和其他组织中的不合适人员——如上一年整肃指示中所规定的那样。这些法令也适用于地方上的选举和土地委员会的成员。1945 年9 月1 日以前任命的市长都被禁止任职，街坊组织的头头将由当地的居民选出。由于内阁随后的行动，旧的居民组织于1947 年4 月1 日被解散了，他们的行政职能由新的地方政府统一行使。为了执行这一整肃的条款，地方的“甄别”委员会审查了六十二万三千多份调查表，但是只罢免或排除了三千九百六十人，占总数不到百分之一。
被取消资格的大部分人员，不是陆军或海军的专职人员，就是“大政翼赞会”
或其他全国性政治团体的地方成员；或者就是第七类中所规定的那种“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积极鼓吹者”。
原来的1946 年1 月4 日的整肃指令已经逐步扩展到包括一定数量的国营工业中的主要行政人员。一些知名的商人也被禁止担任公职。但是，直到1946年8 月20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才命令政府制订“一个把被整肃的一切人员排除出一切有影响的经济岗位的全面计划”。政府一连提呈了三个计划，都没有使盟军最高统帅部满意。正如1947 年1 月4 日的法令中最后规定的那样，凡属特别列出的那些公司中的最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以及任何其他有相等的权力和影响的高级职员，都必须离职。这些公司分为三大类：官方的国营公司，例如“日本银行”；从1937 年7 月7 日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在占领区营359 业的公司；以及财阀的公司。最初列出的三百家公司大多数是经济势力高度集中的企业。为了防止应该被整肃的个人利用家庭的忠诚作为手段去逃避规定，所以禁止三代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去接替被撤换的人。最后，规定那些被整肃的人如果给任何公司的高级职员出主意，或者公司的高级职员采纳他们的主意，都是不合法的。通过对指定的公司中的领导人员的审查，在经济领域的整肃方案下总共“甄别”了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其中一千五百三十五名从公司中或政府机关中被撤职或排除。
最后，整肃扩展到公共情报和宣传领域的领导人员。所有曾为了煽动战争、鼓吹独裁、开拓日本占领区而参加过宣传活动的人，或参加过战争的总动员或指导工作的人，都要受到整肃。同样，作家、新闻界和广播界的领导人和那些对战争作过重大努力的时事评论员，也包括在内。对经济领域中的公司，则公布了一张各组织和公司的名单，这些组织和公司的负责人与整肃有牵连。但是直到1947 年6 月底，政府才公布了标准，用以断定哪些人将受到这方面的整肃。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审查有关的个人和公司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四年半内所写的文章和书刊。到1947 年秋天，在这一方面已作了临时性的提名；整个计划到1948 年3 月完成。
从下面的表中可看出，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方数字，一共“甄别”了七十一万七千四百十五人，其中有二十万一千八百十五人受到整肃。考虑到整肃的范围那样广，而这些数字并不大，这是令人惊奇的。如果除去属于第二类的人员（陆、海、空专职军人），只有不到八万七千人受到牵连。这个数目很小，是由于很少有人（如果他们确信有被整肃的可能的话）会冒险保持职位，或者留在政府或商业机关里不走。大家认为还是不要出头露面，不去谋求官职，以避免受到“甄别”，这样总比赖在职位上不定或谋求官职以致后来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不合格人员”的名单上要强一些。有多少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避免了受整肃，这个数字我们没法获得；但是这个数字很可能等于实际上受整肃的人数。因此，受到整肃计划影响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官方所示数目。在这整个期间，麦克阿瑟坚定地支持整肃计划，并坚持说，“这个计划是以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他的‘最初指令’为基础的”。
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回答对经济整肃计划的辛辣的批评时说，受到整肃影响的人员，正是日本侵略的根本原因之一；整肃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并不抵触。对经济领域中的公司，则公布了一张各组织和公司的名单，这些组织和公司的负责人与整肃有牵连。但是直到1947 年6 月底，政府才公布了标准，用以断定哪些人将受到这方面的整肃。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审查有关的个人和公司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四年半内所写的文章和书刊。到1947 年秋天，在这一方面已作了临时性的提名；整个计划到1948 年3 月完成。
大多数日本人沉着冷静地对待整肃。在1946 年11 月宣告把整肃扩展到商界领导人之后，东京的主要报纸之一《富士》评论说，整肃“来势很猛，由于人员的替代，将引起暂时的混乱。但是预期整肃将使日本社会恢复青春，也会加速我们国家的复兴。”反对整肃的人，尤其是一些商界领导人，吵吵嚷嚷争取别人的同情，声称他们的继续任职对于日本的恢复是必不可少的。
那些对自己的处理表示不服的人们有理由诉说委屈，因为他们是实施正规的、大规模分类的整肃计划的受害者。其他一些利用自己的官职试图免除整肃的人，发现计划是严格执行的，因而他们同那些无官职的人一样，都要受到影响。
（六）吉田声誉的急剧下降
扩展整肃计划的建议引起了社会上和商界上层人物对吉田的广泛批评，同时，他也面临着工人群众中的一次较大的危机。正如下文将详述的那样，日本战后的劳工运动有三个特点。第一，1945 年底工会法通过后，工会会员以惊人的急剧速度增加。其后十二个月中，会员从十二万六千人增长到近四百五十万人。在管制劳动关系的新法律的保护下，新的工会急切地想试验一下它们新获得的力量。第二，在同一时期，生活费用猛涨，一个严重的通货膨胀趋势促使劳工们试图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罢工，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最后，在“全国产业别工会会议”（简称“产别”）中，特别是在高度地组织起来的国有铁路和交通事业中，共产党的影响很大。这些领导人企图把劳工们保持在继续混乱的状态。有几个工会的新的力量，在1946 年9 月清楚地显示出来，那时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迫使政府不敢解雇七万五千多名工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争议和卷入的工人总数不断地增加。政府不得不与由左翼控制的“教师联合会”进行持续的谈判。更有甚者，吉田内阁由于拒绝接受“中央劳动关系委员会”关于解决电力工人罢工的裁决和建议，从而激怒了工人。工人们成立了“联合斗争委员会”，以支持“十月劳工攻势”。
工人们要求最低限度的工资，要求调整所得税的豁免率，要求增加每月工资的最高现金支付额——这数额现在仍限制在五百日元。吉田在回答这些要求时，表示要扩充公共工程计划并鼓励工业发展，以解决失业问题，但是他坚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保持低工资，并坚持最高现金支付额仍为五百日元。
内阁和劳工之间的关系显著地紧张起来。1947 年1 月28 日，十五万多名工人聚合在东京的皇宫前面，又有同样规模的人群在大阪集会，要求解散内阁。
吉田把劳工领袖诬蔑为叛逆的、不负责任的人。最后，劳工们准备在2 月1日举行总罢工。因为吉田无法控制这个局面，麦克阿瑟在1947 年1 月31 日这个最后的关键时刻插手了。麦克阿瑟宣称，在日本目前的情况下，他不允许使用“这样一种致命的武器”；他下令取消罢工。
同时，内阁还遭到其他政党不断增长的反对。吉田希362 望用成立联合内阁的办法来使自己摆脱困境。社会民主党人受到非共产党控制的“全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简称“总同盟”）的有力支持，他们声明，只有采取具体步骤来复兴生产，抑制通货膨胀，并组成一个真正以人民权利为基础的政府，那么他们才同意联合组阁。到这时为止，吉田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吉田企图获得改进党的支持，成立联合政府，也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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