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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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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德国人并没有支持丹麦纳粹党领袖弗里茨·克卢森（克卢森此人，说得委婉些，是一个碌碌庸才）。
在战时和战后初期对联合政府提出更棘手的挑战的是丹麦统一党，该党在1943年第一次进入下院，占有三个议席。因为该党是主张无条件地反对德国人的，它的进入议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征兆；但另一方面，公众如用投丹麦统一党的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德国占领的反感，就不能不削弱联合执政的各政党，因而受到损害的恰恰就是该党所标榜的民族团结。该党的两位领袖阿尔诺·瑟伦森和卡伊·蒙克都是第一流的爱国者（后者由于对德国人傲然不屈而献出了生命），但作为政治家来说，他们是不可靠的。丹麦统一党在1945年达到了它的事业的顶点，获得了四个议席；可是在1947年，它连一个候选人也没有当选。顺便说一下，当时在其他西欧国家中表现得如此显著的那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在丹麦，恰恰在这个党里才看得到几乎是仅有的一点痕迹。卡伊·蒙克是路德教会的牧师和诗人；瑟伦森是一个宗教书籍出版商，他曾把丹麦统一党比之于法国的人民共和党和挪威的基督教党，但不承认丹麦统一党实质上是一个宗教政党。
在四大政党中，战后失去地盘最多的是保守党。默勒在德国占领期间曾是联合政府的成员，可是他所持的那种对德国人不妥协的态度，终于使他失去了政府职务和议会席位，最后并导致他逃亡英国。也许，作为丹麦抵抗运动的领袖，他觉得真正发挥出了自己的才能，而他之同意在抵抗运动中同共产党领袖阿克塞尔·拉森密切合作，正是他的观点之非正统性的典型表现。解放后，他重又领导保守党并出任临时政府的外交大臣；但是，1945年10月举行的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就清楚地表明他已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不久他又发现在当时舆情最激动的问题——石勒苏益格问题——上他和自己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对立的，接着就为此而退出了这个党。从1945年起，保守党之所以走下坡路，部分地要归咎于默勒任外交大臣时同英国签订的商务条约，丹麦的农场主和工业家都反对这项商约，因为它不惜以逐步降低物价为代价来维持克朗的币值。保守党衰落的另一部分原因是默勒在石勒苏益格问题上的态度分裂了党。
1945年10月的选举结果是农民党的一次精神上的胜利，虽然占议席最多的仍是社会民主党。1943年，农民党获得二十八席——较1939年少了两席；可是现在，它把分裂了十六年之久的农场主们重又全部团结了起来，从而恢复了它旧日的一些威望，赢得了三十八个议席。它在反对两个左派政党的顽强斗争中，也获得了城市许多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这些人对保守党的传统政策和默勒所提出的新进步纲领都是有疑虑的。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1945年的选举中虽仍保持着领先地位，却遭受了它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挫折。这也许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该党执政已十六年，而且，在德国占领时期，它作为联合执政各党中的老大哥，常常不得不承担一些很不愉快的责任。
战后，丹麦同许多邻国一样，有一种向往激烈改革、甚至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变革的情绪；因此，社会民主党在1945年8月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成搞一次“和平革命”，其中包括由国家控制全国经济生活，想借此来加强它对选民的吸引力。可是这一纲领没有能阻止许多左派选民改投共产党的票。上面已经讲到过，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为求实现两党密切合作而举行的谈判毫无结果，接着在选举中共产党人从社会民主党人手里夺取了十八个议席，后者拥有的议席数下降到四十八席。也许，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已经享有很高生活水平并分享着很大一部分政治权力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主要倒不是由于他们的纲领（事实上，他们的纲领同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多少差别），而是更多地要归功于他们在抵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上一次（即1943年）选举中他们是唯一被禁止提出候选人的政党的这一事实。苏联在撤离波恩霍尔姆岛这一点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暂时的和解态度（显然是有意的）也帮了他们的忙。
尽管政党间的力量对比起了变化，社会民主党仍然是势力最雄厚的一个党；但是，即使加上战前同它联合执政过这么多年的激进党的支持，它也仍然拼凑不成一个多数，因此它决定退居在野党地位。农民党和保守党，不论在它们两党之间或在它们同任何其他党派之间，都没有能达成关于组织联合政府的协议；最后，在激进党答应全力支持和保守党答应公平行事的情况下，农民党同意出来组织一个由其领袖克里斯坦森领导下的少数党政府。
克里斯坦森在向议会发表的开幕词中宣布赞成改革，赞成进一步推进社会立法。他答应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考虑修改宪法，要改革税制，要实行一个大规模的房屋兴建计划，但暗示他的政府不赞成扩大国家所加的控制和限制。为了表明农民党并没有忘记它是农场经营者们的党，他答应特别作出努力来使丹麦经济适应于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并为丹麦产品开辟良好的市场。
克里斯坦森政府维持了两年，它的垮台不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它的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也不是由于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而是因为重新出现了一个起源于王朝历史上的很古老的问题——南石勒苏益格问题。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以前是两个由丹麦国王兼任其君主的公国，1864…1866年战争后为普鲁士所吞并；虽然石勒苏益格不同于荷尔斯泰因，原先本是丹麦的一部分而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但是到了此时，南石勒苏益格的大部分地区就象整个荷尔斯泰因一样，其居民在种族上都已是德意志人而不是丹麦人了。另一方面，在紧靠着日德兰半岛的北石勒苏益格，丹麦族居民仍在人口中占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过一次公民投票，曾为此将石勒苏益格划分成南北两个投票区。结果，北区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投票赞成与丹麦重新合并，南区百分之七十九的人投票赞成仍属德国。据此，北石勒苏益格就从德国划归了丹麦，随同划过去的有三万名左右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而南石勒苏益格则仍留给德国，因此留下来的丹麦族少数民族大致也有三万人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似乎有迹象表明南石勒苏益格居民的情绪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其程度也许被丹麦民族主义分子夸大了些），部分地无疑是由于当时丹麦和德国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别。不管怎么说，“南石勒苏益格协会”（当地专门为了支持同丹麦合并的运动而建立的一个组织）的会员人数远远超过了该地区实有的丹麦族人口。
在丹麦国内，各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社会民主党、激进党和共产党怀疑南石勒苏益格的亲丹麦情绪能否持久，他们认为，有关同丹麦重新合并的任何倡议都应由南石勒苏益格人自己提出，另一方面，农民党和大部分保守党人希望在最后缔结的对德和约中写上一条该地区应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规定。当丹麦政府向英国政府（它是德国这一地区的占领国当局）提出这个问题时，否认有修改边界或举行公民投票的任何愿望，甚至也不想交换少数民族。丹麦政府所要求的只是：给予该地区丹麦族居民一般公民权和民主权利的保证；尽速把三十万德国难民迁走；让南石勒苏益格有一个和荷尔斯泰因分开的行政管理机构。1946年10月至12月间举行谈判的结果是，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这些意见。但是，由于丹麦首相克里斯坦森的态度，使事态复杂化了，因为他根据他自己的党的观点，继续公开鼓吹在南石勒苏益格举行公民投票，而这违背了丹麦政府致英国政府的照会中所表明的正式立场。这一事态终于使激进党人和以默勒为首的一部分保守党人撤回了他们对政府的支持；于是，在下院．以八十八票对六十八票通过不信任案之后，政府宣告辞职（1947年10月）。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再次显示出它是一个最大的党，而且这一次它同意在其老盟友激进党的支持下组织政府。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一半席位，不再能在防务和外交政策等这些已变得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向政府提出任何有效的反对意见了。
大战的一个后果是，防务不再成为党派间意见对立的问题，它已是除共产党以外所有各党都接受的一个原则。丹麦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被德国战败和宰割，其帝国在这之后的若干年中被不断削弱以来，观点上变得愈来愈倾向于和平、中立而不好战了。在农民党极盛时期，它的纲领中很主要的一条就是主张废弃防务措施，而且后来在纲领中删去这一条曾是导致该党一部分人退党而另组激进党的原因之一。当时，激进党人变成了鼓吹中立，鼓吹和平主义，主张把国防力量缩减成为仅仅一支“边界警卫队”的最重要旗手；他们的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执政党，却并没有因这一政策而遭受不幸的后果。而最终遭受这种后果的却是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由于过分专心致力于国内政策，未能腾出多少时间来考虑防务问题，同时他们又需要激进党的支持来凑成执政所需的多数，因而听任激进党人去掌握和制定防务政策。这种政策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斯塔乌宁政府在拒绝了瑞典提出的缔结“北欧公约”的建议之后，于1939年5月同意和德国签订一项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5月这项条约被德国撕毁之后，政府在战争爆发前最后几个月中的政策所引起的一些民愤，就落在联合执政各党派中为首的党社会民主党的头上——这一点在战后第一次选举的结果中就反映了出来。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唯有保守党始终主张保持军队和国防而不使削弱。但是在战后，其他各主要政党——共产党总是除外——逐渐地也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因此，丹麦政府能够在不引起国内争执的情况下，先是接受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防务义务，后来又在1948…1949年间举行的斯堪的纳维亚防务条约谈判失败之后，决定同西方国家通力合作，共同防御来自东方的威胁。
第五章 挪威
第一节 背景
挪威同丹麦一样，在经历了德国占领的严峻考验之后，尽管物质上暂时有些困难，精神面貌却很好，这主要是因为，它在政治上获得完全解放是不久前的事，还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丹麦尽管迟至二十世纪初才完全建成议会制政府，却一向是一个主权国家；可是挪威，虽然它享有某种程度的议会政治的历史要比丹麦悠久得多，却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有它自己的国王。因此，挪威人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特别强烈，而他们之所以能抵抗德国人，能够在1940年如同在1905年那样把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这一点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且，历史上挪威人所作的政治斗争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最初是针对丹麦，后来是针对瑞典——而不是象丹麦人的斗争那样，以国内敌人为对象；这样他们就养成了民族团结的习惯，没有丹麦人那么多的国内斗争传统。
挪威人的这一历史遗产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们对自己队伍中的那帮卖国贼——以维德库恩·吉斯林为首的法西斯运动——特别痛恨，态度特别严厉（吉斯林这一名字已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语而臭名远扬）。民族统一党（亦即一般所称的NS党）是挪威公开反对民主和立宪议会制度的唯一党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动荡不定的时期中，这样一个党的煽动即使在挪威这样的国家也是有可能争取到一些支持的，要是它的领袖是个较强的人物的话。但事实上该党所赢得的支持是微乎其微的。在它成立的1933年，它在全国只获得二万七千八百五十张选票，而在1936年，它的表现甚至更糟。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它在议会中连一个席位也没有争取到。
当1814年挪威人被迫与瑞典联合时，他们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以此来坚持其自决权利。可是，在实行议会制度的早期阶段，议员的人选往往是从过去用丹麦国王名义进行统治的那些极端保守的官僚之中产生的，同时瑞典国王又施加压制性的影响，因此向彻底民主自治的过渡不可避免地是相当缓慢的。但这种迟延在某些方面倒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使挪威避免了一次丹麦发生过的那种过早民主化所引起的激烈反应；而当1884年自由党的巨大胜利终于到来时，民主自治的取得并没有冒革命的风险，而是一次普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1814年颁布的宪法（这部宪法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后来有过改动）明白指出，立法和征税是人民通过其代表执行的职权，它还规定通过讲话或书面发表个人意见应有完全的自由。但议会本身的体制却在某些细节上不同于常见的模式。
尽管挪威人的性格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政党的数目却向来是比较少的。十九世纪时，如同在其他国家中一样，代表着由农民占多数的全国人口中那种向往个人自由的愿望的是自由党，领导着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的也是自由党。可是，随着十九世纪末水力发电事业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大批工业中心的兴起，人口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成分，他们的要求是必须加以迎合的。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中，这一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要求，是通过工党和有势力的（甚至是专断的）工会组织的迅速成长壮大，通过较早实现产业工人高工资水平和堪为模范的社会福利事业而得到满足的。
然而，一直等到1927年，工党才通过选举胜利成为全国最强大的政党而组织政府。工党政府提出的纲领是很激进的，因而遭到了其他政党的联合反对，并引起了令人惊慌的资本外逃。政府几乎立即被迫辞职，在随之而来的反应中，自由党人重新上台，农民党人也一度参加执政。1933年的大选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失业不断增加的影响下举行的，选举结果使工党在议会中拥有了空前强大的力量（在总共一百五十个议席中占有六十九席）；但直到1935年春他们才再度上台执政。在以后的几年中，农民党和自由党的力量都有所削弱，而当时的问题已很清楚，它是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抗衡。然而，从1935年起，除了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联合政府外，工党事实上一直在执政，并实行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改革，如失业保险、新工厂法和新学校法等。
挪威工党的观点和纲领本来就较其他西方国家的劳工运动更极端（这无疑主要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工业化给予挪威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不发达社会的冲击的结果），何况它又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很大影响。1919年，它甚至脱离了第二（社会党）国际而加入了第三（共产党）国际，但在1923年，这些挪威人由于受不了莫斯科强加于他们的严格纪律而中断了这一关系。于是共产党人在挪威另组了一个政党。1938年，工党重新加入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重新肯定其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的步骤，但同时也是一个强调其和平主义倾向的步骤。在德国入侵以前的整个时期中，甚至在德国占领的初期，工党的看法一直不象其他政党那么富于民族主义，它甚至还不断给人灌输一种在面临敌人入侵的情况下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阶级意识。但它的这一态度，在1941年9月德国人枪杀工党工作人员V·汉斯滕和R·维克斯特伦之后已有了改变；虽然很自然地，工党在社会上比较保守的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相当可疑的。
但是工党的历史和它的性质有利于使它在共产党面前保住自己的阵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抢先利用共产党的一些法宝。1930年以前，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占有过三个席位，但从此以后他们失去了所有议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大战期间，挪威共产党人所采取的策略显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他们宁愿单枪匹马，独自抗击德国人，而不是谋求领导和垄断整个抵抗运动。祖国阵线领导人所策划的行动，是为了使挪威方面尽可能少牺牲生命财产，给敌人则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害，而又不致引起可能使无辜者遭殃的报复。共产党人却有他们自己的搞破坏活动的组织，搞了一些比较轻率的活动，又拒不接受祖国阵线的纪律约束。因此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是，同其他各个被占领国家的情况正相反，共产党从来不曾有代表参加过祖国阵线的领导。共产党人被排斥在外这一点，在他们自己看来是一大恨事，可是事实上倒也有点好处，一则使他们在战后可以表示似乎有理的不满，同时又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致被一个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却是按宪法行事的工党排挤掉。
第二节 解放时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状况
1945年5月7日晚上，驻挪威德军总司令伯梅将军在广播中宣布德军停火，拥有足足三、四万人的祖国阵线部队接管了全国各处的战略要地。盟军部队只是在以后才逐渐到达，而且为数有限，始终不超过几千人。抵抗运动成员表现得极为克制，在这里很容易看出抵抗运动中两个主要人物，即首席法官伯格和主教伯格拉夫的影响，这两人分别代表着挪威国民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两大势力——法律和宗教。没有发生不经审讯就草草处决或乘机报私仇等情况，甚至对那些吉斯林分子，也是严格按照挪威法律处理的，没有使用特别法庭或“人民法庭”。的确，在恢复久已废止了的死刑这一问题上（即使是“清洗”时期的暂时恢复），伯格拉夫主教和其他许多挪威人士是感到踌躇的。大约有一万八千名吉斯林党羽被捕，但被控犯有重大罪行可能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只有五、六十人。前民族统一党的其余成员（大约有二万人）未遭逮捕，只是自动地丧失了公民权。可是吉斯林本人是被提交审讯、判罪并于1945年10月枪决的。
在挪威，并没有在清洗吉斯林分子这一问题上发生什么政治或道义上的争论。挪威之所以有这一特殊的幸运，是由于它的司法机关统统都掌握在那些在抵抗运动中有所表现或在德国集中营中关过一个时候，因而其忠诚已无疑问的人手里。重要职位上没有重新混进可疑的人。经济奸细——如那些替德国人承办建筑工程而发了横财的所谓“营房大王”之流——则被法院和国内赔偿委员会剥夺了他们的不义之财。因此，总的说来公众满意地感到正义已得到了伸张。而且，同其他一些曾被占领的国家很不一样，在挪威并没有那种感觉，认为“解放”不仅仅是指摆脱德国人的统治。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抵抗运动在它第一次公开的群众大会上就欣然作出了自行解散的决定。抵抗运动的成员来自社会所有各个阶层，因此存在着一股很浓厚的社会和谐气氛。经济方面也有着和谐的气氛，这主要是由于雇主们和恢复了的工会之间能够就增加工资问题迅速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协议。
在政治方面不存在根本性的宪法问题。国王在国家被占领期间表现得态度正确，因而更孚众望，而流亡政府是由1940年迁到埃尔韦鲁姆的议会授予全权的，自那以后，它一直忠实认真地执行着国家利益托管者的职责。最后还有，抵抗运动在早期阶段就被邀请去同政府一起协商问题，共同分担着政府行动的责任。威信多少受点损失的唯一机构是议会。因为议会主席团于1940年时曾要求国王退位。解放前不久，当时的地下报纸《自由国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它向议会指出，在下次举行大选以前，议会代表人民说话之权无论从道义上或宪法上说都不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人们认识到，没有一个议会，人民的政治生活就会不完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先把1936年当选的议员（占领期间追随吉斯林的人除外）重新召集起来。
德军投降后不到一星期（1945年5月13日），王储奥拉夫和五名政府成员就返回挪威；首相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和政府其余成员在5月31日到达；但国王直到6月7日当确有把握解除德国人武装而不致引起反抗的时候才回来。6月12日，差不多紧接着国王的回国，政府就履行1940年所作的诺言，呈请辞职。国王当即召请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席法官帕尔·伯格组织临时政府，但伯格没有能把极左和极右方面的人士都团结在自己周围，因而推荐任命工党领袖埃纳尔·盖哈德森为首相，后者及时地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四十七岁的盖哈德森是挪威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而且极孚众望。他是祖国阵线积极活动的领导人之一，曾因此而遭德国人逮捕放逐，后在英国突击队的一次袭击之后被押回挪威充当人质，最后又被送回集中营。他的“看守”联合内阁是由六名工党大臣、两名自由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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