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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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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官方统计资料，英占区的平均居住面积是每个人六点二平方米左右—
—当然，这一平均面积并不是分配得均匀划一的。在其他占领区内，平均面积还要大一点。但是，这种索然无味的统计，即使象人们所说的，在114杜塞尔多夫有二千七百人没有固定住所，有一万三千人住在防空洞和破房子的地窖里，也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要了解在一个个具体事例中，这种统计数字可能意味着什么：
七个人住在这间〔屋〕里——父母和五个孩子。。。垫在他们铺板上的麻袋里没有刨花，其他的家具是三只凳子和一个小桌子。。地面是粗糙的混凝土。。
与其说是恶臭，倒不如说是因为密不通风，不断呼气，凝聚成那种扑鼻难闻的气味。。。
我们走下长长的两段踏级，踏进下面两个可怕的房间。当然，没有天然光线，也没有通风设备。这地方最近被水淹没了四个星期，里面住着两个妇人和五个孩子。。。
〔一个钢骨水泥掩蔽体里有〕一套同样大小密不通风的地下室，每间约七十平方英尺。其中一间住着一个四十五岁的母亲，一个二十岁的儿子和一个十一岁的儿子，还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只放两张窄床——再不能放更多的东西了——两个人同睡一张床，抵足而眠。
〔俄国占领区里的一个难民营〕不妨请你想象一下，一个大房间里，铺着一点儿稻草，我们就睡在上面——中间有一个湿淋淋的臭气熏人的“宝座”，总是有人占据着。每天喝一碗清汤，八天吃一只小面包，一丁点儿牛油。早晚都饿着肚皮。每天要拖出几具尸体，我也在等死，因为除此而外别无出路。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人人生疮长虱子，又痛又痒。没办法洗澡洗衣裳。残废和动弹不得的人躺在大小便里。没有暖气，又冷又饿，我们在这里等待死神光临。
毫无疑问，这些是最坏的事例，在别的世纪或其他大陆上，可能不会显得如此可怕。有人记述一个农民大约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我所要的东西终于都弄到手了，只差在牛棚里铺上地毯，给猪仔拴上珍珠项链。”有人直率地说，如果消费品的生产不能增加，英占区内的每个男子要等六年才能做一套衣服，每个妇女要等四年才能添一件上衣，这种讲法可能有点荒谬。
但事实上这样言过其词，才能施加压力，好采取纠正措施。谈到在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地，1946 年11 月间就有七十五万个儿童没有鞋穿，这种说法倒丝毫不错。在连续两个冬季无法向各家各户供煤的时候，市政当局在各处成立公共取暖室，这种事情倒不是仅仅发生在情况最坏的地方。
1946 年8 月《英占区评论》指出，即使不是不可能，要确知汉堡饥饿浮肿的人数是困难的，但据统计约有一万人。德国人可能感到非常难受，也可能主要是自作自受，然而他们确实有许多理由感到难受。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内产生了一场社会革命，虽不是预先计划好的，也可能不那么持久，但就其确实存在而言，则并不亚于俄国人所进行的社会革命。有些人，如农场主，敲诈勒索者和那些具有为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贤历的人，都平步青云，蒸蒸日上。工程师、歌剧演员和旅馆老板，有点儿象是二十世纪的贵族老爷，不管政局发生什么变化，肯定为人所需要。另外一些人则一落千丈，每况愈下，特别是那些年老有病者、靠积蓄过活者和职业军人。后者突然发现他们拿枪杆子的职业遭到咒骂，本人毫无前途。和这批人处于同样境遇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逃亡避难者，他们属于各种阶级，具有不同背景，突然间被连根拔起，投进了全然陌生、格格不入的环境。
也不仅仅是人在经历着沧桑。十二年的纳粹宣传已经教会了德国人不以表面价值对待所见所闻，即使他们知道某些盟国人士在对他们讲真话，但也很少认为那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情况。一周的报纸几分钟内便可浏览完毕，电台节目有限，新书难以到手。1946 年4 月之前不可能与外界通信，这以后也仅限于互通短札。到1946 年底才能从国外向德国邮寄书报。饥肠辘辘，无所事事，忧煎内腑。德国人对什么事都爱打听，听了马上就向左邻右舍传播。
正如精神病患者常生幻觉一样，德国人处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很容易听信谣言。五花八门的谣言辗转相传。由于明显的理由，谣言中特别吸引人的主题是粮食、燃料和盟国间的争吵。谣传在雅尔塔订过一项秘密协定，要让德国人挨饿三年，过集中营式的生活，这可能只是对事实的加油添酱。人们可能听到这类的传闻，说一些拖网渔船在吕贝克被炸毁，使之不能捕鱼。人们116 也可能了解到，英国眷属接来德国晚于美国眷属，德国人从这一事实推断出英国在考虑进攻俄国。一种更为荒谬的捏造是说英国正把一切可以搞到手的粮食储存在本土，以防备另一次战争。最大胆的捏造是说黄油正从石勒苏益格运往英国。当英方当局予以驳斥时，谣言又起，还添枝加叶，说什么德国印刷工人接到了印上“英国黄油”字样的包装纸的订货单，因而使盗窃行为查不出来了。看来这的确是有意造谣。运用蛊惑性的口头宣传是众所周知的纳粹伎俩。但真正具有重大关系的倒是德国人处于这样的思想状态，就是对所见所闻很容易从坏的方面去理解。他们如此轻信，对谣言就不善于处理，特别是在难以提供肯定性的反驳证据的时候。把一些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请到码头去看起卸英国和美国运来的粮食，这种做法起了点作用，但尽管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一般的德国人还是无从了解国外提供的官方和私人援助的全部真相。企图通过大力辟谣把谣言扑灭于萌芽状态，十分可能促使谣言扩散，因为人们也可能说，“既然他们不厌其烦地辟谣，这个谣言准有点真实性。”在评价占领政策的时候，太容易飞短流长，讲起来好象当局是在对付通情达理的人民。任何这种臆断之谈比通常的谣言更没有道理。
在这以前，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四个国家的人民住在第五国人民根生土长的国度里并图通力合作的局面。虽然落后民族往往遭受外国统治，但这样的先例却绝无仪有，即几个文明的工业国竟然接管另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对傀儡政权发号施令）。1945—1947 年的德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异乎寻常的。不论在哪里，突出的景象是盟国官兵成群，他们征用最好的住房，优先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试图引进他们熟悉的方式，想从混乱中建立秩序，想保证执行如何处理德国人的协定，想减轻痛苦，想尽量利用他们的机会——或者只是想在他们能够回国前在这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德国人则站在对立的一面，他们茫然若失，好奇多事，怀疑不信，谨慎地检验新的思想，暗下决心尽量不让别人摆布，默默地坚信那些教训他们的117 人不久就会灰心丧气互相争吵。双方面面相觑，各各怀着多种多样的渴望——值得赞美的、现实主义的、自私的或邪恶的渴望。逐渐在混乱之中开始出现一种明显的新的划分，出现种种导致另一类冲突的内在因素，出现东西方之间的挑战。
第八章 难民问题
在我们转而考虑占领政策的各个方面之前，最好先谈一谈盟国和德国人不得不对付的最大问题之一，即难民问题。这些不幸的人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五大类：
（1 ）在战争期间，许多城市居民奉政府之命或出于自愿，疏散到德国和奥地利的农村地区。据说到战争结束时，其人数已达一千万。有些人在轰炸一停止便又返回城市了，但有些房屋被毁者则仍留居农村。这些人并未增加德国的人口，却增加了农村与未遭破坏地区的住房压力。当然，有许多疏散者的老家已为占领区边界所阻隔，由于明文禁止占领区之间的往来迁徙，他们只好悄悄地往回搬。对这一类情况作了特殊的安排，1946 年10 月估计有五十五万七千人从西方国家占领区迁至俄国占领区，有一百九十万人从俄国占领区迁至西方国家占领区。
（2 ）在欧洲胜利日，德国有六百万外籍工人，到7 月份西方国家占领区内外籍工人的数字已减至二百五十万人。大部分收容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管辖的流亡难民营里。他们主要是波兰人、波罗的海国家人和俄国人，还有一柴南斯拉夫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害怕重回故土，担心遣返后可能遭到不良待遇（由于这个原因，如果类似的问题在俄古区内发生，可能立即就被处理掉了）。10 月份，英美当局开始遣返五十多万波兰人。对个别人并不强迫他们违愿离开，但也不鼓励他们留居。对其他国家的人也采取同样措施，到12月1 日，只剩下九十万人，某中四十万人在美占区。留下来的人大多数是在英占区，到1946 年6 月还有三十五万人。俄国人提出波罗118 的海国家人和乌克兰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应予强制遣返，理由是他们都是苏联公民，但这一要求被拒绝了。其他非德国难民从更远的东方源源不断地大批涌入西德。直到1947 年4 月，为了想堵住这股人流，才不许新来者前往集中点。
这时西方国家占领区共有六十四万九千名难民。后来采取官方的和不完全是官方的移民方法，逐步组织这批人迁居到英国、西欧、巴勒斯坦、南北美洲以及其他地方，但在本书所叙述的时朗内这项工作尚难收效。而且走的人总是年纪较轻，能力较强，身分较高，留下的则都是年老、多病、丧失能力和不守法纪的人。他们感到前途茫茫，不免干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情。他们的口粮定量比德国人的定量高，因此要额外进口供应品来养活这批多余的人。由于反正有救济当局来养活，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工作。这些人是德国经济上的一个负担，而且不断引起麻烦。
（3 ）在战斗结束前，有一批住在德国东部各省或东欧非日耳曼国家中的德国人在俄国军队来到前就逃跑了。据说在美军开到时，美占区内已经逃来了一百五十万人。这些人中如果有谁溜回老家去取遗留下来的东西，或者去看一看那边在新情况下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几乎肯定会再折回西方来的。
（4 ）波兰人、捷克人和马扎尔人一摆脱德国的控制，想起过去纳粹利用他们之中的德国侨民团的情况，就立即驱逐那些侨民，送他们回德国本土。
我们看到，在被俄国人置于波兰治理之下的那些德国地区内，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可以预料得到，在胜利之初的一阵激动中，这种举动是仓促行事、并无组织而且是不近人情的。被驱逐的决不能带走他们的全部财物，而是被迫留下许多东西和大部分金钱。他们不顾交通运输情况的混乱，七零八落地通过欧洲，到达俄占区时已奄奄一息，身无分文；他们还想朝西去，却只能发现西方盟国在对大批战时难民119 安排好之前，要暂时封锁一下占领区的边界。
这种形势使波茨坦的政治家们不得不予以注意，从而要求管制委员会对此作出报告，而在报告提出之前，要求波兰、捷克斯洛代克、匈牙利等国政府暂时停止驱逐德国侨民。这一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被置若罔闻，即使接受此项要求，也会采取种种手段，诸如不发口粮配给卡、不给工作等等，逼得德国侨民无以为生。例如，布雷斯劳的情况是在19 月6 日，即盟国的计划准备提交管制委员会之前二十天发生的：拂晓，五个波兰民兵命令一位教师和他的妻子在十分钟内离开寓所。他们的钱全给拿走了。教师夫妇和其他一百三十人到达集中点之后，他俩的手提行李包遭到检查，本来东西不多，又轻了许多。。。马车把他们送到车站，赶进装牛的车厢。车上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晚上六点起就锁车厢，早上六点才开锁。。。这批乘客连续旅行了十一天。十一个晚上有九个晚上遭到抢劫。管制委员会于11 月20 日最后批准了计划，规定迁徙的德侨不下六百五十万人。三百五十万人从波兰和波兰所占地区尽可能取道海上归来，其中二百万人被安排到俄占区去，余下的去英占区。一百七十五万苏合德人从捷克斯洛伐克到美占区去，还有七十五万人去俄占区。五十万人从匈牙利去美占区，一百五十万人从奥地利去法占区。
迁徙定于1946 年1 月开始，持续七个月，头三个月只安排迁徒五分之一。难民在迁徒时有食物和医药照顾。后来的几个协定都保证难民可随身携带一切能带的私人财物，每个人最多带五百马克。
制定计划是一回事，但执行计划则往往是另一回事。来自波兰的首批德国人致2 月26 日才抵达英占区。4 月11 日英方占领当局发表一项声明，谴责波兰政府没有遵守诺言。提供的迁徙条件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只是由于俄国的协助，难民们才免于一路吃苦。迁来的人中，生病、年老及体弱的比例过高。到6 月份，迁来的人只有百分20 之十八是男性，而男性中有百分之四十不适宜于劳动。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迁至美占区的人，情况也大致相同，而且也是一贫如洗。捷克拍留着年青干练的工人不放。由于对此种种提出了指控，遣返安排才有所改进，但情况从未变得令人满意，在迁徙中难民们备尝艰辛。遣返过程比预定的时间要长。1946—1947 年冬季，遣返工作中断。到那时，英占区和美占区预定接收的难民都来到齐。
（5 ）最后一类是从俄占区逃到西方国家占领区的德国人。初期逃出的人并没有后期那样多。一个原因是在1947 年底以前俄占区内的生活条件比较起来还算不错。另一个原因是认识“人民民主”是虚伪的，也需要一些时间；许多非共产党人迟迟不愿断定他们只有牺牲他们的正直，才能在那里找到安身之所。从另一方面来说，偷越占领区边界并不困难，有些人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留在东德心神不安，就随着相当数量的商人，黑市投机分子、罪犯和特务偷越边界来到西方占领区了。当然，这些人中有的来自更远的东方。
1946 年10 月份，据估计俄占区居民有九十二万二千人逃到四方占领区，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在英占区，其余全部在美占区。这些难民有许多是偷越柏林分界线过来的，在那里设立了临时收容所来收容他们，直到把他们运送（通常是用飞机）到西德。根据以上数字来计算，从欧洲胜利之日起，平均每天流入的难民数为一千七百人。
大约有一千万人加进德国的正常人口之中，这在经济方面给盟国和德国当局增添了不少问题。即使没有这许多人流入，情况也并不见得很好，膳宿供应也不见得缘绰有余。实际上粑一切可用的场所、临时营房和收容所都利用起来，也不足以解除老百姓居住得拥挤不堪的困境。俄占区和法占区情况最好，俄占区好的原因是逃往西方的难民大大抵消了从东方迁来的难民，法占区好的原因是它离难民流出的地区最远，而且法方当局以不止他们参加波茨坦会议为理由，拒绝接受组织迁徙的一批批难民。然而在整个美占区，流入的难民占该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英占区，流入的难民则仅占该区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四，但由于英占区人口本来就比较多，再加住宅缺乏，这就构成了差不多的负担。
在一个社会集体中，陌生人是很少受到欢迎的，即使讲的是同一种语言。
许多难民是几代甚至几个世纪侨居德国之外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讲的话几乎是他们身上唯一的典型的德国特征。有些地区流入的人口改变了居民的整个特点。例如黑森，本来是新教徒占优势，现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则接近于旗鼓相当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在巴代利亚，定居了大量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很快就看出他们对当地产生的影响。这一些结果自然不为原来的居民所欢迎。他们心怀不满，因为不是勉强止房屋与陌生人同住，就是被迫交付额外的救济税款。有些难民精力充沛，有才干，因此飞黄腾达，他们不消多少时间就在新环境里变得水乳交融，但在那儿不一定能得人望。
还有许多人不是年老，就是多病，不是毫无能力，就是庸庸碌碌。已交中年的男女一旦突然失122 去生活中的既定地位，并不是人人都能重起炉灶，恢复原样的。这样一些人适应不了环境，对社会起不了什么作用，很可能到死都成为社会的负担。难民们纷纷涌到农村，而不是去城市，因为农村地区有许多完好无损的房园。结果农村变得拥挤不堪。因此，难民问题不是一个工业无产阶级的问题，而是一个农村贫民的问题。
最后的结果是难民的存在成了德国，尤其是西德的永久刺激一方面，原来的居民给他们弄得很不方便，一心想把他们搞走，另一方面，难民本身因遭受外国的驱逐而感到愤恨不平，又遭受本国同胞的勉强接待而心怀不满，从而缅怀故居，思念既往的生活（在朦朦胧胧的美好记忆中无疑地变得更美了）。唯一能使双方一致起来的是这样的信念，就是说如果收复了奥得河那边的失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既然纳粹利用定居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作为干涉和征服的借口，那么住有这类少数民族的国家在德国战败的时候把他们驱逐出境，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指望捷克人允许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继续定后在重要的前线地带，就等于要他们置历史教训于不顾，因为1938 年的记忆犹新。波茨坦会议只是承认和设法调整它无力阻挠的既成事实。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同意把德国东部相当大的一片地区划归波兰，尽管他们对西尼斯河线并不赞成。真正要对这种结局负责的是纳粹分子，而不是西方盟国和俄国人，甚至也不是波兰人和捷克人。但是，要指望这种政策的可怜牺牲者们懂得归罪于谁，那反过来将是对人性要求过分了——即使懂得这一点，他们的境遇也不会变得愉快，他们的愤恨也不会稍减。如果说有这么一种情况的话，那就是很可能产生过激政策。避免这种后果的唯一办法是使西德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这样一来，难民的人力和才能就会受到欢迎，他们就会很容易地为社会所吸收。但无法把他们全部吸收到农业中去。这就暴露出波茨坦协定的又一个缺点。协定的一项条款规定剥夺大量的德国工业，而另一方面则又强化工业所必须履行的责任。难民们并不定居在工123 业区，前面已经说过，情况适得其皮，因此解决难民问题，要么把他们再迁徙一下，要么在新地区兴建工业。这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做了。这样做，再加上德国经济的恢复，大有可能不使难民问题变得十分紧迫。尽管如此，在德国居住着那么许多想起德国失地的人，这仍然是刺激民族主义感情的一种因素。毫无疑问，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会立即使难民问题重新突出起来。
不管怎样，难民们的阅历很可能使他们因经济衰退而采取极端措施。由于许多难民的生活并不十分有保障，经济衰退对他们的打击将超过别人。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永久存在的。到公元二千年的时候，还能记得奥得河那边生活的人将所剩无几了。但这个日期本身就告诉人们，欧洲不得不经历一定程度的危险。
第九章 经济事务
第一节 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僵局
在1945 年整个秋季，经济管理局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努力从事于制定“工业水平计划”，以便把波茨坦协定中的规定具体化，并开出可以从西方国家占领区拆迁作为赔偿的设备清单。但是远在制订任何计划之前，就需要逐步提出整个波茨坦政策所依据的种种设想了。
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从波茨坦回国不久，使接见了来访的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及其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法国领袖们明确表示，既然没有邀请他们出席波茨坦会议，他们认为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对他们就毫无约束力。特别是他们对于任何重建一个中央集权制德国的建议感到遗憾，他们要求把莱茵兰从德国划出来交由法国治理，建议建立对鲁尔区的国际管制，还请求允许他们吞并萨尔。他们害怕德国丧失了东部诸省后会将重心西移，而俄德联盟可能会把共产主义带到莱茵河。他们听不进美国人要他们宽心的话。1945年9 月当皮杜尔出席伦敦外长会议时，重申了法国的反对意见。但是，由于124 那次会议不是真正与德国有关，所以在给予法国人若干临时妥协性的答复后，就把问题搁置起来了。
然而到了10 月底，管制委员会接到了关于按波茨坦协定筹建五个德国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提案，克尔兹将军声称，遵照他本国政府的指令，他无法予以接受。这样就把管制委员会想要建立德国统一经济管理机构的措施束之高阁了，而没有这样一个管理机构则很难把德国作为单一的经济整体来对待，也很难实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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