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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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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和1946 年间，奥地利在恢复对外贸易方面发挥主动精神，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对外贸易数字几等于零。但自1945 年8 月与匈牙利签订了第一个货物交换协定后，其他许多协定便相继签署，到年底总数达三十一项。然而这些协定并不348 是都能完全执行的，到订约时商业方面的进口与出口量还只分别达到1937 年进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一和百分之三点二。就是在1946 年经济恢复继续增进之时，这年年底的进口与出口也只达到1937 年相应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和十三。 在外贸领域内恢复得这样缓慢，主要原因是苏联在1946 年连续六个月坚持贸易协定不属于新管制协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中政治协定的范畴，而须得到四方的绝对同意。到这一年的12 月，苏方成员让步，执行委员会才能授权奥地利政府不经盟国委员会事先同意可径自与德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签定贸易协定。
（五）货币改革
1945 年和1946 年间，奥地利人在货币改革问题上一点也没有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战争结束时，奥地利自然没有自己的货币，银行实际上都是空的，因为现金大多给俄国人拿去了，剩下的尽是不值一文的德国债券。唯一的货币是德国马克，不知其总数多少，在德国垮台后仍然不断流入奥地利，特别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流入。盟国都暂时发行各自的货币。因此最迫切需要采取的措施是收回德国马克，用国家货币来取代，并使流通量能有可以控制的平衡。
临时政府对这种局面自然非常了解——倒一点也不因为政府领导人和所有其他奥地利官员由于维也纳银行缺乏存款而只限于每月领取薪金一百五十德国马克。可是他们在苏占区内权力有限，不能采取有效行动。最迫切需要的立法一连多少星期还是草稿，搁在伦纳博士的办公室内；等待国际地位的明确和管理全国的一元化权力的建立。苏联当局从它们所攫取的财产中提出六亿马克一笔“存款”作为兑换的基础，但是直到1945 年7 月3 日按中央银行过渡法重建奥地利国家银行和颁布银行支付法时才开始实行。这就使解放后一直关闭的奥地利银行得以复业。银行支付法规定存款总额中的百分之六十全部限制使用，百分之四十部分限制使用，但对受严格限制的临时需要则准予支付。奥地利政府为了鼓励个人把手头的一些款项存入银行，保证对这些存款不再限制使用。但是，这个立法仍只能部分生效，因为它只适用于苏占区，政府的权力仍局限于这个区域内。在这个国家的其余地区内，纸币流通仍是自由的。
1945 年11 月30 日所采取的第一个主要步骤是通过奥地利先令法，要求一切公开发行的银行纸币，包括德国马克和军用先令，在12 月1 日至23 日期间向银行兑换新的奥地利先令，兑换率为一比一。现行的一切银行纸币，除十个德国马克以下的小额纸币外，全部停止流通，这些小额纸币留待以后处理。奥地利银行纸币的发行限于每人一百五十先令，其余部分以百分之六十列入限制使用帐户，百分之四十列入部分限制使用帐户。一种与此同时进行的业务活动，是对所有银行帐户以同样的比率将德国马克转为奥地利先令。最后一步是兑换小额纸币和硬辅币，于1946 年2 月20 日实行。
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总的货币流通量。下面的事实说明了工作的一般规模，1938 年3 月7 日，奥地利国家银行的最后一周结帐单表明，总的货币流通量是八亿九千九百万先令；1946 年2 月从银行和公众中收回的纸币总数是八十六亿五千九百八十万；同一日期按先令法在民间流通的货币略微超过十亿，加上向占领军发行的十五亿，总共约为二十五亿。兑换的结果自然是黑市价格和外国货币价格的暴跌。由于第一次在全国实施统一的货币制度，贸易大为促进。然而，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其原因是平均每月的纸币流通量从1937 年的八忆四千九百万先令增至1946 年12 月的五十五亿六千一百万先令。350 就货币兑换对奥地利居民的影响而言，盟国对臭委员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只限于批准奥地利政府呈送的法律，并对各占领区的实际兑换工作给予一些帮助而已。委员会倒较为直接关心奥地利当局提供给它们作为占领费使用的款项。这笔费用的总数多少，四国之间怎样分配，这是盟国委员会早期在会议上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从1946 年2 月12 日起，总的费用相继减至占每年联邦预算大约二十五亿先令的百分之三十五到二十五。这年年底，据一致同意，1947 年这个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五。在占领之初，分配给苏联方面的费用高于分配给其他三国费用的总和，但这种不平衡在以后的十八个月里逐渐减小了。1947 年的协议规定，那一年的总费用为一亿三千万先令，其中四千万分配给苏联，其余三国各为三千万。
（六）苏联的经济政策
奥地利政府促进工业和经济恢复的一切尝试，西方三国帮助奥地利政府的一切努力，总是因为盟国对奥委员会未能全面控制苏占区而遇到严重阻挠，前面已经提过，苏联当局掠夺了大量的原料、工业设备和私人财物。
这种掠夺在1945 年整整一年中继续未断。其中有很多是伪装得并不高明的，而且对苏联经济是否有利，也很值得怀疑，因为机器拆卸下来，往往一搁就是几个星期，任其生锈，然后才装走，有些简直永不装走。波茨坦协定签订后，俄国人的手法略有改变。苏方代表建议与奥地利政府笠订一系列单方面协议，仿照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建立公司的先例，建立苏奥混合公司，以开发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和管理多瑙河航运公司。这样就会导致苏联控制奥地利经济的重要部门。临时政府以值得赞扬的坚定态度拒不同意。后来俄国人再度把力量集中在大规模拆351 运的政策上。可是在1946 年春季，他们最后也抛弃了这一政策，以利于把定为德国财产的设备原封不动地留在奥地利，使之为苏联的经济利益开工生产。于是建立了一个机构，名为“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这个名称来自俄文第一个字母USIA），以监督各有关事业。1946 年6 月27 日，苏军司令正式下令将东部占领区年一切德国财产转归苏联所有，并于7 月16 日把情况正式通知奥地利政府，自此以后，大约有四百处财产就这样划归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掌握了。这些财产包括生产石油、硫酸、金属板、人造纤维、电力设备。建筑器材和玻璃在内的各种企业。
苏联政府可以授引美国处理赔偿专员在波茨但会议后于莫斯科召开的战争赔偿会议上所作的让步，为它对波茨坦协定中赔偿条款的解释作辩护。
当时出席赔偿会议的美国专员承认了苏联政府提出的要求，即有权不受任何限制地接收在波茨坦所指定的那些国家的全部德国资产。此外，在波茨但会议后，美国政府于9 月7 日曾致苏联政府一份照会，提出：虽然［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有权监督和处理德国国外资产的分配，但苏联政府可以处理德国在芬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在奥地利东部的资产，无需通知管制委员会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代表。管制委员会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代表可以处理其他一切德国国外资产，无需通知苏联政府。
西方国家要反对苏联的这种立场，可以援引1943 年1 月5 日联合国家在伦敦发表的宣言中关于强制转移敌管区财产问题的规定。这一文件苏联是参加制定的，它为签署国保留对被占领区财产的任何转移宣布无效的权利，不论转移所采取的形式是“公开的掠夺还是在形式上似乎是合法的处理，即使据称是自动实现的”，都无例352 外。但苏联政府坚持该宣言不适用于奥地利。这个论点似乎是有一些法律根据的。
尽管苏联当局可能提供法律论据来支持其行动，但其行动本身显然是直接违反莫斯科宣言和四国新近达成的承认奥地利政府并允许其对全国行使管辖权的协议的精神的。
英国高级专员斯蒂尔上将代表英国政府立即向苏军司令提出抗议。贝文在1946 年7 月12 日的外长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四国委员会来报告主要困难，即对构成德国在奥地利的财产下一定义。8 月2 日，诺埃尔一贝克在下院宣称，英国政府认为“任何使奥地利划分为占领区的影响加剧的行动都是引起严重关切的问题”，如果任何这类行动似有可能“破坏四国都曾同意保持的奥地利国内外的领土完整”，那么问题就更为严重。但贝文的建议遭到拒绝。英国提出的抗议和奥地利政府采取的大胆行动都无效果。奥地利政府打算通过一项国有化法律来对抗苏联的行动，该项法律适用于苏联当局要求占为己有的许多奥地利财产。这项法律如果实施，就可以使那些财产免受苏联的控制，至少也可以大大限制苏联的控制。可是在这项法律送交盟国委员会的时候，尽管西方三国的成员毫无异议，但苏联高级专员却立即表示反对，其理由是这项法律干涉了管制协定中所规定的苏联可以根据以往的盟国协议直接采取行动处理德国财产的权利。库拉索夫上将不祥地补充说，苏方保留在苏占区内为保护其本身利益而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步骤。
苏联的反对并不足以阻止这项法律的实施，因为根据新管制协定的条款，反对意见必须四方一致才能生效。但很明显，不管这项法律正式颁布与否，苏方是不会允许它在奥地利东部施行的，因而奥地利政府本身宁愿暂353 时停止执行占领期问有争议的措施，而不想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内有限制地予以实施。
但事情到此尚未结束，在秋季和冬初，盟国委员会内部因苏联的态度而进一步引起了争论。9 月14 日，苏方企图诱使其他三方接受一项限制以后十年内奥地利工业能力的计划，未获成功。10 月11 日，盟国委员会指示执行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关于控制边界的法律草案，因为苏方不仅想把占领国的军用品而且想把占领国的一切用品都不规定在法律条款之内，这一步骤将使苏方想要定为已有的任何东西，特别是苏方控制的各种企业生产或需要的物资自由进出苏占区合法化。一星期后传来消息，说俄国人已不准奥地利人视察苏占区的工厂，并已下令凡食品和工业品未经签署许可证者不得在苏占区内作任何距离的移动，或移出境外。
这种政策如果允许继续推行，将会迅速造成苏占区与奥地利的其他地区隔绝，而新管制协定也要变得毫无意义了。西方三国立刻采取抵制行动。在10 月25 日的盟国委员会的会议上，英国高级专员宣读了预先准备好的一项长篇声明，评论苏方对新管制协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解释。他说，国有化法律对苏联的赔偿要求毫无影响，苏方无权否认已经生效的盟国委员会的决议。
这项声明在奥地利国内外广泛宣传。虽然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形势，但对苏联的政策的确起了节制作用。显然俄国人曾经决定，一味采取执拗态度是对己不利的，因为就在那次会议上。他们同意作出决定，承认奥地利政府有权控制本国的全部资源，并将所有这些资源充分用于奥地利经354 济。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盟国的意见分歧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对出现的情况各自发表公报。塔斯社介绍这次会议的公报是别具一格的，它几乎不提会上的让步，而集中谈会议所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奥地利政府不曾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去利用本国资源或通过稳定价格来消除奥地利工业方面令人不满的现象。事实上奥地利政府已经得到指示，要在三十天内提交出一份复兴工业的计划，包括进出口计划在内。
局势的关键问题在于奥地利政府不能实行全面控制，不论本国的粮食，还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供应的粮食，其分配必然不均；而就东西两部分粮食资源数量不相等的情况来考虑，可能蒙受最大损失的是苏占区。争吵一直持续到年底。但在11 月15 日，美方重申了它要把奥地利作为一个单了的整体井统筹粮食供应的意图，于是12 月3 日苏方同意在1946 年12 月8 日到1947 年l 月3 日这段时期内允许苏占区的粮食供应品自由流通。 但是，奥地利政府虽然在这些方面的权力已经再次得到了肯定，苏联却通过其财产管理局的活动仍然严重地限制了奥地利政府的权力。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一开始就象一个在奥地利国土上独立行动的代理机构。对奥地利的法律和商业惯例毫不考虑。它的买、卖、进口和输出等活动毫不注意奥地利的正式规章。后来它毫不犹豫地在维也纳苏管区和整个苏占区开设了一系列零售商店。在这些商店里，凡是从东方进口的无税商品，或由管理局所属苏占区企业的产品，卖出的价格比任何地方都便宜，这显然是想证明共产党企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维也纳人并不受骗。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的存在便足以充分说明苏联对待奥地利的真实态度。但是这一整套制度是奥地利经济体上的一个流脓的疮伤，是恢复经济的主要障碍。
在试图评价盟国对奥委员会这一阶段在经济领域里所做的工作时，我们曾特别提到过奥地利人本身在创业活动中所担负的日益增加的责任，也提到过盟国对奥委员会活动范围的相应缩小。与此同时，不应认为委员会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是可以忽视的。在早期的时候，经济356 管理局年做到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交换了统计数字，共同估计了这个国家的总的需要，并对如何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作了有效的估计。就物资援助而言，苏方在早期清楚地表明，它无法继续或实质上对粮食供应出力，而法国政府则在饱受战争创伤的法国无法养活其本国人民。然而，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救济计划于1946年夏季生效之前，四国是补充供应的主要来源。的确，如果没有它们的援助，没有许多外国救济组织的自动援助，奥地利就要沦于饥谨了。此外，这种援助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停止工作之后还是以很大的规模在继续进行下去。
到1946 年秋季，进一步援助的前景已趋暗淡，11 月间，费格尔给盟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要求用外国贷款来弥补预计1947 年因购买粮食而造成的一亿七千八百万美元的赤字。年底之前，英国同意提供八百五十万英镑作为救济和重建款项，还有一百五十万英镑作为购买原羊毛的商业贷款。接着美国也提供援助，1947 年初它是唯一能够按所需的规模提供援助的国家。 主要来自英美的这种或别种形式的援助，使奥地利政府能够在1946 年间开始进行长期建设工作，到这年年底，可以断言，尽管困难重重，但终于打下了战后经济恢复的牢固基础。
第四节 几个特殊问题
（一）难民与流亡难民
虽然单从人数方面来说，流亡难民问题在奥地利并不象在德国那样严重，但就其复杂性而言，它肯定与德国不相上下。毕竟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当务之急是把大批接受投降的敌方部队集合起来，解除其武装。在冯·谢尔上将指挥下的德国西南军区的百万大军中已经包括驻扎在萨尔茨堡、福尔拉贝尔、蒂罗尔和卡林西亚部分地区的部队，而在战争结束时意大利战线的某些部队也撤退到奥地利来了。此外，还有一些从西部和北部撤退到奥地利的部队，其中包括这样的仆从军：一个匈牙利兵团356 和一个哥萨克兵团。
后者是弗拉索夫将军所部的一部分。但是，对这些敌军的处理，只是总的困难中的一个最紧迫的方面而已。在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根据第三帝国与意大利、苏联和罗马尼亚所订的协议，成批的日耳曼裔移民已经迁到了奥地利。1939 年和1940 年间有四万至五万南蒂罗尔人定居在奥地利，不久接踵而来的有布科维纳的一万一千名德国人和比萨拉比亚的一万名德国人。1941年南斯拉夫被肢解之后，斯洛文尼亚的戈特舍飞地大约有； 一万名操德语的人移至第三帝国，其中有一批定居在新并进来的南施蒂里亚和南卡林西亚。
在以后儿年里，移民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入，其原因是德国工厂为避免盟国轰炸纷纷迁进了奥地利。随着工厂而来的有大批技术人员和工人，其中包括战俘和其他从德国占领的欧洲许多国家中押送出来强迫劳动的人。最后，德军撤退时，后面总是跟着一大批难民——有两万名德国人来自特兰西瓦尼亚，三万六千名来自罗马尼亚巴纳特，还有不知其数的人来自南斯拉夫巴纳特、西尔米亚、斯拉沃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代克。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政治难民——纳粹分子、反铁托的南斯拉夫人和匈牙利纳粹箭十字组织的成员。
1945 年4 月，许多奥地利人为躲避俄国兵从东部逃到西部，使局面又增加了混乱。
那时上述各种人总共有多少，无法提供确切数字。但有人估计，单是德国战俘就有二十五万名。据同一资料估计，在美占区内的流亡难民就有七十万人，还不包括从东部逃来的大约二十万奥地利人。韦南根据广泛调查，推算出在整个奥地利境内非日耳曼裔的外国人有九十万名。除去德国部队，这时在奥地利的流亡难民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这一数字也许可靠。
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可以想象，尽管预先已经订出计划，但除了粗糙而即可实施的控制措施外，几乎难以采取其他办法。一开始的局面就好象是在战场上打仗。一支支德国部队被集中起来解除武装。大约有八万五千名苏联公民组成的哥萨克兵团，被强行从英国人手里移交给357 苏联管制。搭起一座座临时帐篷，供给成群结队的非军事难民居住。注册登记和大致分类的工作开始进行。过了好几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训练的专门人员才能着手进行具体的工作、这些专门人员就成为军政府成员的一个组成部分。
起初划分的两大类，一是属于联合国家的国民，一是前敌国的国民。首先着手有组织地遣返所有愿意回国的第一类人员。这些人大多来自西欧——
盟国战俘、被迫应征服劳役者、囚禁在集中营里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但是其他来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人，虽然后来情况变了，当时却也有许多人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去。至于前敌国国民，从奥地利遣返的德国战俘，数字也很大，到1945 年底实际上已全部遣返。对参加前德国军队的奥地利国民，则就地予以释放。
但是，尽管在初期取得了这些成绩，由于难民从毗邻国家陆续不断地流入奥地利，由于许多难民越来越不愿意回国，又由于东西方盟国之间初期出现的意见分歧，正如影响其他一切问题的处理一样，也影响了流亡难民问题的处理，因此情况不久又变得复杂起来了。
战争刚结束，波兰和捷克斯洛代克都开始把所有具有德国国民身分的人——德国本土公民和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驱逐出境，其后不久，匈牙利也如法炮制。这些人大量涌入奥地利，与之俱来的还有从奥地利东部苏占区逃来的其他许多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想到西方国家占领区内避难。
而且，尽管在制订计划阶段认为所有流亡难民都会愿意重返家园，但很快就清楚，有许多人，特别是来自苏联或苏占区和来自现由铁托元帅政权统治下的南斯拉夫的人，都极不愿意回国。这些政治难民在联合国家和前敌国的国民中都不乏其人。的确，到1945 年底，情况已经很清楚，凡是愿意离开奥地利回国的人大多数已动身了。因此，原来划分的两大类，实际上已变为愿遣返者与不愿遣返者这样两大类了。358 这种划分是盟国对奥委员会有效工作的直接成果，因为在1945 年8 月四国流亡难民管理局举行第一次会议之后，这种分类很快导致东西方之间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苏联坚持强制造返，西方盟国则坚定不移地拒绝往后对难民采取强制措施，那些被证明是战争罪犯的人则当别论。苏联坚持己见，使寻求共同行动基础的尝试失败。这意味着不可能在奥地利全国范围内实行一种统一政策，因此各国在其占领区内继续自行其是。
然而，即使在应付这种新局面的情况下，进展还是有一些的。波茨但会议为了试图改变这种混乱情况，曾取得一致意见，认为遣返工作虽然要做，但应该要求三个有关当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波兰临时政府和匈牙利的管制委员会——暂时停止把德国人驱逐出境，好让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以便在各占领区公平分配被驱逐出来的德国人。波茨坦协议中有关这一问题的部分没有提到奥地利，所以一开始时对奥地利未起作用。但在1945 年11 月20 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作出一项决议，把奥地利列入要驱逐德国本上公民和其他国家中德国公民的国家之一。对这些人的接运工作很快由一个专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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