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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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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再一次被召见时，库隆德勒从国务秘书那里得到新的保证，即据他的看法，没有理由预期德国方面会在但泽采取突然行动：“那里显然存在着紧张状态，它不可能继续数年之久；但目前，我仍以为只有发生意外事件，才会引起一场冲突。为此，他们是需要比那些我们迄今有时仍要加以抱怨的人更加严肃稳重。”魏茨泽克甚至还隐隐约约地暗示了德波缓和的可能性。他宣称，他必须承认，波兰政府最近已表现得“更加冷静和有节制”；他甚至想象他能够看出“一些迹象，表明贝克先生愿意为解决我们的困难寻求一个基础”。以他惯有的敏锐观察力仔细地研究了魏茨泽克所发议论的用意之后，库隆德勒在给巴黎的又一份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中提出了他的看法：很可能希特勒还没有打定主意，或者他是希望“麻痹西方国家的警惕性，以便在突然面对既成事实时，它们只好仅限于在口头上提提抗议”。
两星期之后，当库隆德勒在回法国休假之前为了把代办圣…阿杜安介绍给魏茨泽克而拜访后者时，他发现这位国务秘书已经不象以前那么随和了，因为这时里宾特洛甫已收到了博内7月1日的照会，但泽也已成为张伯伦10日在下议院发表的一项声明的题目。当库隆德勒问道“现在他是否看到同华沙会谈的可能性”，魏茨泽克回答说：“如果我可以提到波兰报纸上关于华沙立场态度的报道的话，我看不到有什么可能性，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相信目前除了等待和尽可能地保持安静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恶劣情绪，德国的外交并没有背离当时紧急局势所需要的更加精巧的策略。随着7月份渐渐过去而莫斯科仍没有任何明确的表示，西方国家在但泽问题上的态度则变得十分坚定，毫不妥协，魏茨泽克在6月30日曾稍微提到过的、有可能实现缓和的主题，于是也就愈来愈占据显著地位。例如，魏茨泽克于7月22日发给所有德国驻外使团一份通函，命令他们要特别强调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和平趋向”。与此同时，7月11日库隆德勒报告说，一位“在国社党内居很高地位的人士”向他的一位同僚讲了一些有所示意的话。据这位提供消息的人说，里宾特洛甫不再能得到元首的充分信任，元首特别指责他“有意对他隐瞒几条证明英国有强大战争潜力的消息”，和“在但泽这件事上，使他承担了一项困难的任务。如果不能赶快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就要冒损害德国威信的风险”。他继续说道，似乎“波兰人可能还会提出一些我们的政府将同意考虑的建议。当然，华沙必须对我们作出巨大的让步，但是要打算达成一项使双方都满意的协议，现在还不算太迟。”在向巴黎转达这一信息时，法国大使本人还注意到德国报纸最近对波兰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态度：
有几家报纸宣称，但泽不是一个可以作为宣战理由的事件。《德意志总汇报》在写到合理的解决完全处于可能的范围之内时，它甚至似乎在欢迎举行协商。在政府圈子中也可听到同样的调子，他们是在要人们领会：如果波兰提出建议，我们是不会拒绝磋商的。
直到7月底德国报纸才突然转变为一种攻击性的调子。里宾特洛甫办公室的一位官员那时写道：“德国报纸对波兰采取的那种果断态度，已经使驻在柏林的外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们大吃一惊。他们显然是已经……习惯于德国报纸一向用来对待波兰问题的那种自我克制态度。”
可是，直到7月后期外国人还仍然相信但泽问题可以再搁一个时期。7月21日在德国宣传部新闻处负责人，一位伯默尔博士，向驻在柏林的外国记者们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这个部对要求人们消除忧虑的宣传运动还作出了新的贡献。伯默尔宣称，元首和德国政府认为但泽本身并不是一件交易品：它必须无条件地归还给德国。不过他们确信，这问题可以和平地解决，他们也愿意它能这样地解决。不管德国或但泽参议院已经采取或可能采取什么军事措施，都纯粹是防御性质的，因为它们不能忽视军事解决的可能性，尽管它们自己有和平的意愿。无论如何，德国不想促成一个危机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并且确实不盼望有一个所谓的8月危机。伯默尔本人确信，波兰人最后会答应德国的要求，英国施加的压力也可能会促使他们这样做。但是伯默尔的安慰性质的声明事先没有让里宾特洛甫知道，并且使他感到十分气愤，认为声明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德国外交部发表了一篇评论，对于伯默尔声明得到的巨大宣扬表示惊异，并指出这项声明并未提出新的内容。事实上，到7月21日，这位德国外交部长已经得到了某些消息，消息的性质一定已经使他有理由相信，令人厌恶的、拿时间来赌博的政策可能不久就要被抛弃。同俄国人的贸易谈判，则决定恢复举行。
虽然希特勒曾大声宣告他的甜蜜的通情达理，和同波兰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但他坚持不再重复他在春季提出过但已被波兰人拒绝的“宽大建议”，这就清楚地表明，他的谈判概念就是对他的以下这些要求彻底投降：割让但泽和一条通过走廊的有治外法权的交通路线。当波兰人准备讨论细节并同意稍作让步时，他们在原则方面是不愿让步的。希特勒的要求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同波兰的主权和独立不相容的。的确，在8月底，当波兰看到俄国站到了德国一边时，有迹象表明，它可能准备在但泽地位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希特勒那时已决定要打他的仗了。无论是罗斯福总统的防止战争的努力，还是梵蒂冈的同样目的的尝试，都没有能使希特勒改变他的方针。荷兰女王威廉敏娜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8月28日要求由他们从中斡旋，以便通过协商来求得解决，但得到的答复是不能让步。
6月13日，魏茨泽克曾对亨德森说，英国的政策似乎是在朝着防止同德国发生战争的方向努力。但是当英国大使提到英德两国就裁军、国际贸易和殖民地问题举行讨论的可能性时，魏茨泽克只是说他已通过另一渠道从伦敦方面听到了同样的消息，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来对待“这种还不具体的议论”。在这个时期，英国对于使德波两国举行谈判已失去信心，正在试图用给予同英国的贸易和殖民地方面的让步来代替让德国如愿以偿地在东欧自由行动，从而使希特勒改变方向。迪克森在描述他的最后一次会见哈利法克斯时，把“利用协商来解决对抗的可能性在各方面都受到阻碍”的责任推到英国身上。
8月15日，魏茨泽克告诉亨德森说，虽然在8月5日以前同波兰人进行协商也许曾经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还要想德国能够首先出来作任何姿态，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似乎除了波兰完全接受德国的要求之外就毫无其他办法了。魏茨泽克能够提供的唯一忠告是，西方国家应该使自己了解波兰的真正态度，并得出正确的结论，那就是，“波兰必须毫不迟延地在那尖锐的但泽问题上和对我们的整个做法上采取一个合理的态度”。
法国在使德国走到会议桌旁来这方面并不比英国更为成功。当库隆德勒于8月15日晨见到魏茨泽克时（亨德森在当天傍晚也见到了他）他被告知，自从7月起，由于波兰迫害德意志少数民族，局势已经严重恶化。当库隆德勒提到，国务秘书早先曾说过德国的要求可以等待，如果波兰的态度允许的话，这时魏茨泽克带有几分困窘地回答说：“情况变了。我暂时没有更多的话可以对你讲了。”
早在6月20日法国驻华沙大使就已经注意到，在他的德国同行和他的某些合作者所表示的期望中，“范围”有了扩大。诺埃尔写道：“他们不仅在谈但泽，而且现在一有机会就要坚决主张德国再也不能让‘走廊’继续存在下去了。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提到德国必须收复上西里西亚。”回希特勒一直在不断提高他的要求，这就更加使得英法两国促成谈判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库隆德勒在15日发的一件电报中评论了福斯特（纳粹党地方行政长官）8月10日在但泽和12日在菲尔特发表的两篇讲话。他注意到这位地方行政长官“不仅直截了当地讲了德国关于但泽的要求，而且还指责了波兰，正象去年捷克斯洛伐克曾被指责的那样。他不承认波兰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的权利。”
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想劝说希特勒寻找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的努力也完全没有成功。他于8月11日访问了贝希特斯加登。谈话的基本目的，甚至它的一般内容，只是追忆往事，即回到4月间那一次谈话，当时总理挑选了加芬库作为他想同西方国家通信息的间接渠道。但是现在希特勒对波兰的恫吓具有了一种新的急迫的调子；他更加露骨地讲出了他的真正目的；他的吹嘘德国军事优势更来得具体；他的准备谈判和一想到要发生一场大冲突就感到遗憾的说法也就更加是敷衍塞责的了。希特勒说他已命令魏茨泽克召见利普斯基，“告诉他时间到了，一个新的时刻已来临”；“如果波兰人敢稍微动一动，他就要用他手中所有的一切强大武器象闪电般地袭击他们”。希特勒拿他的兵力同英法两国的兵力作了比较，然后谈到他需要谷物和木材。当伯克哈特说到西方国家肯定愿意通过协商来解决德国的粮食问题时，希特勒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来反驳：要是那样，那么它们为什么还要煽动波兰人呢。希特勒看来是想要把他的话转告给伦敦和巴黎，但他向伯克哈特表示得很清楚，试图进行调停是没有用的。这位国际联盟高级专员本来希望他的访问能保守秘密，但是立刻就被在报纸上报道了，因此要作为走向保持和平的一个步骤已毫无价值了。
意大利是它的建议多少还能得到柏林的考虑的唯一国家，但是还没有等到同俄国的协议看来能成功的时候，意大利的调停建议就一起被拒绝了。8月12日，当苏联政府宣称愿意在莫斯科接待一位德国的政治谈判者时，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正在上萨尔茨堡忙于向齐亚诺透露他们不久就要对波兰发动进攻的打算并为之作辩解。可是，意大利人仍坚持他们的原来意见；8月14日阿托利科把一份解决但泽纠纷的折衷方案交给了魏茨泽克，这一方案也已交给波兰方面。关于意大利人在这个时候继续努力防止发生一场同波兰的战争的经过，在本书的另一部分已作了论述。可是自从签订了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公约时起，波兰甚至连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都已不可能有了。这在希特勒8月22日对他的军事司令官们的讲话中已可以看得很清楚：“后天（他说）冯·里宾特洛甫将签订条约。现在波兰已处在我要它处的地位。……我只是担心在最后时刻有哪只猪猡还会递给我一份调停计划。”
正如希特勒5月23日已告诉他的军事长官们的那样，他希望把同波兰的战争局限于一个地区。虽然他确信西方国家总有一天会参加战争，他完全有希望在他的波兰战役结束之前在西线不发生大的战斗。在6月和7月，他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精心策划分裂英国和法国的团结一致。但是钢铁公约——不得已于5月22日单独同意大利签订——并未使英法两国支持波兰的决心有任何明显的削弱。
将近6月底时，对于但泽和德国的备战的日益惊恐，使得西方国家政策的重点从比较温和转到了更加坚决的一面，特别是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如果在自由市发生内部暴动他们将会抱什么样的态度。哈利法克斯6月29日在查塔姆大厦发表的讲话，博内7月1日同德国大使在巴黎的谈话，以及他当场交给韦尔奇克的致里宾特洛甫的照会，和7月10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的关于但泽问题的声明：这些都已记载在前一章内，这里再加以列举只是为了表明它们对德国外交策略所产生的累积效果。
当7月前半月德国同俄国的谈判似乎已陷于停顿，而西方国家的决心也更加坚定时，里宾特洛甫曾写信给博内，对于法国对去年12月的声明所作的解释表示遗憾，这种解释使法国可以自由地支持波兰，如果但泽的现状发生改变的话。虽然里宾特洛甫现在开始明白一场同波兰的战争不大可能会是局部的，他同意大利人谈话时却仍坚持这一点，但同时他也强调了德国赖以歼灭波兰的速度问题。甚至迟至8月20日，马吉斯特拉蒂（意大利大使馆参赞）还在就“德国主张但泽…波兰问题是一个孤立的德国问题而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一点向魏茨泽克抱怨。在里宾特格甫…莫洛托夫公约宣布之后，希特勒再次希望英国和法国不会为了波兰而去冒险打一场全面战争；他似乎直到战争爆发和收到英法最后通牒时还抱着这样的希望。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把战争的责任推给波兰和英国。这种做法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凡尔赛和约中的战争罪条款对他来说是一个惨痛的记忆。这次应该受到谴责的不应再是德国而是其他国家。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文件特别显示出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例如，在8月15日当提到在波兰的德国人被处决时，魏茨泽克向库隆德勒宣称，波兰干的蠢事也有一些好处，因为由于它的行为它就使它的朋友们不再负有帮助它的义务了。“因为，那是不可想象的，法国或英国竟会情愿拿它们的生存作赌注来讨好它们的胡作非为的朋友。”他在同一天向亨德森说，“他自己的政府过去不曾、将来也不会、而且也不可能相信，不管波兰人会干出什么蠢事，英国都要打仗。”此外他还说，“德国相信波兰人的态度将会是或者过去曾经是这样的，即使得英国政府因而会解除其盲目追随一个疯子的每一个古怪步子的义务。”
8月间，在德国报纸日益加强其诽谤运动的同时，魏茨泽克向里宾特洛甫建议，德国各驻外使团应该“特别着重指出（波兰人的）极端侵略性的语调和论点”。8月13日国务秘书要求驻华沙大使馆提供报纸上的报道材料，作为反波兰宣传之用。第二天他又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被询问，“外交部长要求你们这样去回答：波兰（8月10日）的通讯就是波兰领导人的妄自尊大和战争贩子政策的进一步证明。如果波兰现在选择胡作非为的道路，它就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责任。”在写给驻西班牙大使馆的指示中，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规定了适当的宣传内容：他们应当提到以下“各项众所周知的事实”：“波兰8月4日致但泽的带有报复性威胁的最后通牒；波兰报纸的妄自尊大；在波兰政治家们的讲话中显示的完全不能宽恕的态度；最恶劣的、连续不断的、反对德国人的诡计和消灭德意志人的运动。”一两天之后从但泽寄来了一张可供报纸刊载的波兰人反对德国入的“暴行”一览表。
8月15日，魏茨泽克交给库隆德勒一份打字文件，说道：“这里是今天早晨的迫害行动清单。……每天早晨我都有这样多的数量。”希特勒从在波兰的德国人那里收到一份报告“暴行”的电报（所说事情的真实性从其他证据看来似乎是非常可疑的），里宾特洛甫要求国务秘书“在今后几天内把这份电报一直放在身边，以备同外国外交官谈话时和需要时使用，这份电报在适当时刻将在报纸上公布”。8月23日韦尔曼签发的一份通报说，在波兰反对德国人和操德语的居民的暴行有一千五百起之多，其中包括三十九起特别严重的事件。这些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供宣传之用。亨德森认为，大多数的“暴行”报道是没有根据的，少数几件可靠的也是大大地被夸张了。但是不论所报道的真实程度如何，表明所遵循的宣传路线的外交部文件，是德国在这种事情上的官方政策的再好不过的证明了。
在他同魏茨泽克会见后的第三天，库隆德勒（在8月17日）注意到，“但泽问题（如何）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以及这“问题（如何）具有了更广泛的内容，并牵涉到走廊的问题和有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波兰各省的问题”。德国报纸现在声称：
有组织的团体和某些地方当局已经开始一种对在波兰的德意志人的大屠杀行动。今晨报上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宣称，在边界的那一边确实有一场针对“德意志人”的大搜捕在进行，正在他们中间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一种不能忍受的恐怖威胁着整个德意志少数民族。最后，据说难民业已大批逃入德国领土。
在18日的一件电报中，法国大使正确地指出，在这危急时刻把着重点从但泽问题转移到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上来的可能的理由：
我怀疑（他写道）德国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要找到一些不象但泽那样明确地属于法英两国保证范围之内的攻击对象。看来似乎很清楚，第三帝国现在是在试图把问题搞乱，并收集那些可用来作为出兵借口的波兰挑衅行为的材料，以便使它能够以但泽之外的其他借口来武装干预波兰，也就是希望这些所谓的波兰挑衅行动能把冲突引出波兰同西方国家签订的公约范围之外。
在挑衅这个题目上，德国外交部的文件还在弥补漏洞，并提供了有启发性的证据，足以证实库隆德勒的怀疑。例如，8月18日德国驻华沙代办维利施写信给里宾特洛甫说：
在上西里西亚发生的逮捕行动显然是由在德国各个中心进行牵制活动的一些团体指使的。由于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和中部波兰都有类似的团体存在，这些地区也有着逮捕浪潮的威胁。为了民族团体的利益并由于他们的请求，我迫切地要求你保证在没有另行通知之前，完全停止这一类的活动。
里宾特洛甫判定，由于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和德国驻但泽总领事扬松互相猜忌，使得后者的报告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在8月间派费森迈尔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前往自由市。魏茨泽克告诉费森迈尔说，谈判的进行和在其他方面对波兰施加压力，都必须使“谈判破裂和产生一切后果的责任由波兰承担”。
甚至，在战争业已开始后的9月1日，魏茨泽克在一份通报中还在指示，所用语言应表明是波兰人犯了首先开始攻击的罪行，而最后却是英国由于它的“干预”而被指为真正的侵略者。这位国务秘书在9月3日的另外一份通报中写道，“事情的经过清楚地表明英国负有战争爆发的完全责任。”
在对付波兰方面，5月23日以后希特勒就再也没有倒退过：一经决定摧毁它，就永远不再变更。再试图劝说它或吓唬它退出“包围集团”——不论是指出后者的虚弱或是夸张地吹嘘德国自己的军事准备——因此已经是文不对题了。从此以后，德国的外交就根本不再把波兰政府的存在放在眼中，而只是使空谈的“但泽问题”保持足够的热气，以便在适当的时刻能够燃烧起来；而德国军方和纳粹党卫队的策划人员则在尽可能机密的情况下完成其灭亡波兰的组织工作。指令不断地在三军各部门中传递流转，秘密动员在第三帝国进行着，军火和士兵在偷运进但泽自由市，为了制造“事件”而策划种种阴谋。但是直到8月的第一个星期但泽问题被故意地造成一个危机为止，在局势中没有加进任何新的因素。
至于但泽自由市，国社党人制造的日益紧张的局势可以追溯到1939年夏季的那几个月。不过，威胁着这个自由市的不仅是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而且还有为突然行动进行的明显的准备工作。这一切在9月1日自由市终于再同德国合并以前，也已经在缓慢地扼杀它的商业活动了。
虽然在华沙和柏林德波两国的外交家们都很少会晤，驻但泽的波兰政府代表茨霍达茨基同但译参议院议长格兰泽尔曾有过几次谈话，并且经常互相递交语气激烈的照会，即所谓的照会战。与此同时，波兰人和但泽人又都同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伯克哈特不时进行商量，他在双方之间担任调解人。格兰泽尔和德国驻但泽总领事扬松两人都有和好和愿意谈判的表示；但是纳粹的地方行政长福斯特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制造麻烦。他并不尊重国联高级专员，而只是利用他作为一块传声板。福斯特直接从希特勒那里接受命令。
关于但泽的军事准备，如果说在全德国范围内保守秘密是困难的话，那么在但泽小块领土上就更为困难，因为它的居民是在国际的众目睽睽之下从事他们的每天工作的。然而把自由市转变为一个武装的纳粹要塞，是希特勒认为他决不能稍加忽视的计划中的项目之一。由于错误地相信，波兰政府可能会乐于让德国的既成事实来把它不敢要求自己的人民以自愿的让步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但泽军事化的进程在1938年秋天已开始减慢，到3月底的暴动阴谋失败后似乎更遭到了暂时的中断。但从5月中旬起，它又恢复了，并且确实加速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全世界特别是但泽人在整个6月和7月都一直在期待突然袭击的随时来临。
可是，事实上德国人为了军事上和外交上的理由，都还不准备把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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