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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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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泽参议院以前的行动是暗中进行的，”卢宾斯基伯爵告诉他们说，“但这次是对波兰利益的公开挑战。”在晚上11点30分，茨霍达茨基送交但泽参议院议长一份照会，警告他“这样一种对波兰基本权利的侵犯，无论用什么借口都不能为波兰政府所容忍”；并要求在8月5日下午6时以前给予大意如下的答复，即格兰泽尔已取消他的下属所采取的步骤。从8月6日起，茨霍达茨基又说，“所有波兰海关检查员已奉命在（他们认为必要的）边界各地点穿着制服，佩带武器，以执行他们的任务”；一切阻碍他们工作的企图和“警察的一切攻击或干涉”，都将立即遭到波兰政府对自由市的报复措施，“其责任应完全由参议院承担”。第二天一早茨霍达茨基就把他的新方针通知了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并告诉他说，他正在把他的下属的妻子儿女撤走。于是伯克哈特同格兰泽尔取得联系，最后并劝他同茨霍达茨基通了电话，使关系多少和解了一些。在5日的这一次口头答复中，格兰泽尔似乎否认了有任何官方组织曾发出所抱怨的那个指示，并答应暂时不作出使波兰海关检查员无法工作的规定；不过，为了“技术上的原因”，参议院不能在7日以前用书面答复波兰的照会。（格兰泽尔确实把茨雷达茨基的照会转送给了外交部，在答复前须等待希特勒的命令。）茨霍达茨基代表他的政府接受了这一临时答复，但同时又表示，“对于参议院在答复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时竟会遇到技术上的困难感到惊奇”，并重复提了在他原照会中的那些警告。看来好象参议院被波兰政府的坚定不屈吓唬住了，因此决定修改它的粗暴做法。毛奇从华沙写信给柏林说，他怀疑波兰在请求英国的保证之前还要强硬到什么地步。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政府选择了加入争吵。大约是在希特勒7月28日出人意料地从贝希特斯加登回到柏林的时候，德国宣传的调子和方向就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
（法国驻柏林代办在8月1日的一份电报中写道）接近7月22日时一直在强调德国希望用和平的方法得到满足的德国报纸，在最后几天却极力表示，德国丝毫无所畏惧，即使是一场全面的冲突。……同时这也变得更清楚了：报纸是在扩大德波争吵的范围。它不再仅仅是一个但泽的问题，而是还包括有走廊的问题，甚至波兹南和上西里西亚的问题。这是过去所采取的策略的一个相当明显的改交，这种策略就是减少柏林和华沙的争吵，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德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在性质上不容争辨地属于德国的城市。最后，纳粹宣传就在今天早晨恢复了从6月起已放弃了的攻击波兰海关官员的战役。
在茨霍达茨基送出8月4日的“最后通牒”后几天，德国报纸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运动来谴责这种“特别危险的挑衅”，同时充分利用了象下面这样的一些机会来进行巧妙的反驳：斯米格莱…雷兹元帅6日在克拉科夫向波兰退伍军人协会会员发表了激昂的讲话和第二天早晨在波兰保守党机关报《时代报》上出现了同样火热的对讲话的评论文章。
这种反应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此外还有比报上的抨击更坏的事物出现。8月7日早晨希特勒带信给福斯特，叫他在8日去上萨尔茨堡见他；而茨霍达茨基于同一天也从格兰泽尔那里收到了一封答复信，语气并不和解，甚至还带有威胁性。
我必须向你表示我的惊讶（参议院议长写道），你竟利用一个完全不可靠的诺言，借此机会由波兰政府出面向但泽政府递交了一份期限短促的最后通牒。……波兰政府突然下令所有波兰海关检查员必须穿着制服、佩带武器以执行他们的任务，这是对条约规定的违反，只能被看作是蓄意的挑衅，目的是企图制造那种最需要反对的事件和暴行。……但泽政府最强烈地抗议波兰政府恫吓要采取的报复行为，它认为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恐吓，其一切后果只能由波兰政府承担。
8月9日魏茨泽克召见波兰驻柏林代办卢鲍米尔斯基亲王，对于德国的直接干预自由市和波兰之间的关系没有作任何解释或辩解，就径自宣读了一份关于但泽海关纠纷的声明。魏茨泽克宣称，德国政府得悉波兰政府向但泽参议院致送照会之事后极为惊讶，该照会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取消所指称的一项法令——错误地谣传它已由参议院发布——而法令之目的则据说是为了阻止波兰海关检查人员履行其职责。但事实上，但泽自由市参议院从未发布过这种法令。……德国政府认为它有责任向波兰政府指出，一再重复提出这一类的要求……势必要导致德波关系的恶化。
德国政府注意到，波兰政府禁止某些货物从自由市输入波兰的措施，很可能要给但泽人民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据它的意见，如果这种措施继续下去，自由市将别无选择的余地，而只好去寻找“其他的出口可能性，当然也要找进口的其他可能途径”。
圣…阿杜安8月10日发往巴黎的一件电报注意到，德国外交部打算直接同波兰政府驻但泽的代表打交道（正如在这次召见中所透露的）：
德国的统治者们似乎是……在追求一个规定得很巧妙的目的：使参议院宣布，不能再继续由它自己同波兰谈判，必须请求德国在外交行动的范围内保护自由市的利益。这个主意似乎是在准备使波兰在外交上放弃但泽以有利于德国。这样，但泽和华沙之间的分歧就将转变成华沙和柏林之间的一个直接冲突。这将是一个类似于苏台德纠纷中所采取的步骤，那时到了关键时刻，亨莱因先生的地位就被德国取而代之了。
可是，德国政府想在外交方面代表但泽的利益的尝试为波兰政府所挫败了。阿尔齐泽斯基8月10日下午向德国驻华沙代办口头声明，波兰政府否认德国有权干预波兰同自由市的关系，并提出警告说，对于但泽当局试图损害波兰的权利和利益的任何尝试，波兰政府将继续使用“它认为适当的任何手段和措施”来作出反应。
但是与此同时，福斯特从贝希特斯加登返回之后就立即在10日早晨会见了伯克哈特，并告诉他说，希特勒“已达到了他的耐心的最大限度，并且想要知道从7月开始的地区性讲和的尝试仍遭到彻底失败的原因”。在下午第二次往访时，这位地方行政长官通知伯克哈特说，他就要奉邀立即前往上萨尔茨堡，“因为但泽的局势正在变得愈来愈吓人”。最后，在当晚10时福斯特来电话说，元首盼望伯克哈特在11日下午4时去见他。
同时，在8月9日，里宾特洛甫命令正在柏林的毛奇，在没有接到别的通知之前留在那里，并且不要同任何波兰当局有接触。他甚至不准打电话给他的驻华沙大使馆。第二天贝克急于想见到毛奇，但是由于毛奇滞留在柏林，魏茨泽克建议可以由驻华沙大使馆参赞维利希代替他去见阿尔齐泽斯基。维利希得到的指示是，保持一种“纯粹是接受的态度”。虽然毛奇急于要回到他的大使馆去，他还是被留在柏林多过了几天；而维利希这时得到的魏茨泽克的指示则是：“要求你不要在你那里的首都作任何关于德国和波兰的声明的谈话。”
除了一个短暂时刻的缓和外，但泽当地的局势继续在恶化，这一暂时的缓和则是伯克哈特在8月11日临去贝希特斯加登之前，正当茨霍达茨基往访格兰泽尔时取得的。尽管如此，在8月16日茨霍达茨基和格兰泽尔的一次会谈中（会谈似乎进行得很友好），大家都希望人造黄油和鲜鱼的出口很快就可恢复。两天之后，他们又会晤了一次，这时茨霍达茨基提出一项妥协的解决方案并告诉格兰泽尔说，“波兰决不会做可能引起战争的事”。成立了一个但泽…波兰混合委员会，以讨论同波兰海关检查员地位有关的问题。委员会起先每天开会，并且“气氛谦和有礼”；但是，正如伯克哈特所说的，“不久又发生了新的边境事件，使得所有这些尝试都成为泡影”。以后委员会开会时的“气氛也就不再象起初时那样谦和有礼”。伯克哈特又说，不久“一切合作都证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双方都采用好斗的语调”。不过，也应该公平地提到，当在此对双方公平地进行指责时，有证据表明——远不是显示出一种不妥协的精神——波兰的谈判者确实因愿意作出让步而使得但泽参议院非常困窘。例如，1948年在纽伦堡审讯魏茨泽克时揭露，不久前被任命为里宾特洛甫派驻但泽特别代表的费森迈尔曾于8月19日向柏林写报告，要求准予把对波兰人施加的压力增加到最大限度，因为在谈判他们的海关检查员问题中，他们似乎准备让步到撤走十二名检查员的限度。在以后的讨论中，费森迈尔说，福斯特打算把这一要求增加到撤走大约五十人，而如果“波兰人再让步，那就建议再进一步提高要求，这样就可使协议达不成了”。
在得到外交部的批准后，费森迈尔于8月22日就把使谈判破裂的详细“日程表”送往柏林：
所拟计划如下：（1）海关官员问题经过长时期的谈判后最后终于宣告谈判破裂。把责任推给波兰人。（2）然后把波兰海关官员全部调走；并且取消同东普鲁士的海关边界。（3）接着在波兰人方面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反应。（4）于是在但泽领土上逮捕大批波兰人，并清除大批波兰的武器储存所。……（5）如果这还不能使波兰人作出足够的反应，那就最后向韦斯特普拉特发动进攻。我仍不知道自从福斯特8月21日在伯格霍夫进行讨论后这个计划是否已有了变更。
同一天德国驻但泽副领事报告况，“按照指示，但泽方面将用拖拖拉拉的方式进行（讨论）”。
这些非常无效的谈判几乎一直延续到战争爆发，因为8月28日波兰副高级专员报告说，“过去两星期想通过谈判使波兰海关检查员的工作恢复正常的尝试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波兰政府在夏季初抱有的这种希望，到8月中旬已经烟消云散。俄德经济协定的签署引起了它的极大关切。当接着又发生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直接干涉波兰派驻自由市的代表茨霍达茨基和但泽参议院之间的争端这种事情时，波兰人明白危机即将到来，局势已不再能够由他们来控制了。从德国外交部发出的命令可以证明，他们是愿意谈判的，愿意在局部问题上作出让步。他们也决定按照英国和法国这两个顾问经常给予的忠告来行事；并且避免引起可能被德国人认为是寻衅行为的事件。但是对于德国人对他们的意图，他们并不存有幻想。他们确信希特勒是在策划（同莫斯科达成协议）再一次瓜分波兰；面对这种情况，“波兰人民将用他们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如果战争爆发，波兰人也摸不准东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的态度将会如何。然而，虽然它受到了威胁，波兰决不能同意这时正在酝酿中的这样一个建议，即可以通过召开一次四国会议来得到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而波兰则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与此同时，德国并吞但泽计划的最后阶段已开始实施。8月18日，但泽的党卫队国民军从福斯特手里接受了他们的队旗。20日，格兰泽尔请伯克哈特去见他；预先通知他说，“一次新的违反宪法的行动和自由市法的一次根本改变已经迫在眉睫”，并宣布，“本市地方行政长官在里宾特洛甫先生的支持下，说服希特勒总理的努力已获得成功，即将颁布一项法令，委派福斯特先生为但泽元首。”
国社党的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是给但泽带来灾难的恶魔，而费森迈尔的被委派为里宾特洛甫驻但泽特别代表，可能一部分就是为了保证能在适当的时候行动，以防福斯特在希特勒和武装部队准备进攻之前或许会鲁莽行动。7月16日福斯特曾告诉伯克哈特说，“他现在完全有权作出任何决定，是但泽的唯一统治者。他希望元首作出决定，告诉他是否应同茨霍达茨基公使举行一次会谈。”不过希特勒已告诉过福斯特，他本人“不要同茨霍达茨基有任何会谈”。格兰泽尔对于地方行政长官处理自由市局势的方式也是不大赞同的，特别是在7月底，当时福斯特试图要伯克哈特去同茨霍达茨基商谈关于一支武装的波兰国民军的问题，而关于这事的传说不久就证明是虚假的。在7月25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格兰泽尔写道，“从这件事的处理不当，……但泽当局已显示出极大的紧张不安……这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无论如何必须加以避免”。
当8月20日伯克哈特表示反对任命福斯特为但泽自由市元首时（这一任命不久即将实现），格兰泽尔很情愿地答应转达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对于这样一种改变在目前情况下肯定会造成的后果”的疑虑。尽管提出了这种抗议，8月23日柏林发表的一份官方备忘录声称：
根据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的建议，但泽参议院于今日中午通过了下列决议：“参议院决定宣布德国国社党地方行政长官为但泽自由市元首。”……明日早晨参议院将颁布一项法令，以便使上述修改宪法的决议成为法律。参议院议长格兰泽尔然后将亲自交给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公函一件，函中将附有决议的正式文本和法令全文，并要求他就任但泽自由市元首的职务。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将接受这一要求。
一切都按照这一过程进行，福斯特也按时于8月24日被宣布为但泽的元首。
24日晚，福斯特命令拘留但泽的波兰铁路主要官员。25日波兰政府在致参议院的一份照会中抗议任命福斯特为元首，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或甚至显然没有任何答复。27日法国领事报告说，自由市内的生活是“一个处于壕沟包围之中的兵营的生活。防卫布置看来已完成。”他还提到，所有波兰储存的小麦、石油和盐等已全被参议院没收。31日，诺埃尔叙述了，由于最近大部分措施的结果，波兰人是怎样的已失去对铁路的控制，并发现他们自己，确实“除了他们管理港口的部分权限外，暂时被剥夺了他们的一切特权”。他继续说道，波兰公民的安全不再有保障；盖世太保甚至拘留了两名前来向参议院商谈但泽粮食供应和铁路客车服务的官员。最后，在9月1日，根据德国的一项“关于但泽自由市与德国重行联合的法律”，但泽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名义上也成了大德国的一部分。
几天前（25日）福斯特曾通过费森迈尔询问：“是否可以在那个关键日子告诉高级专员说，他的使命已告结束，和在这之后他的房子是否可以征用。”这位地方行政长官也想知道，怎样他才能确保使伯克哈特立即离去。9月1日伯克哈特注意到，“留待高级专员去做的只不过是提抗议罢了，抗议用强制措施在事实上结束自由市的存在和国际联盟高级专员的职务”。在接到地方当局的限一小时内离开的通知后，他于是乘汽车向东普鲁士方向而去。
1939年夏季希特勒最大的外交成就是签订了8月23…24日的俄德条约。在签订这项条约之后，波兰人更加准备妥协了；部分原因是这项条约决定了波兰的命运，另一部分原因是英法两国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可能避免战争。但是这并没有削弱他们的作战决心，如果他们被德国进攻的话。可是，但愿不要招惹侵略的顾虑，的确在军事上削弱了波兰，因为它的总动员来得太迟了。当德国在9月1日发动进攻时，动员还刚开始，结果波兰在保卫它自己时实际上是还没有准备好的。
4月和5月来自俄国方面的暗示（已在本书另一处论述），李维诺夫的被免职，以及俄国驻柏林代办阿斯塔霍夫的主动向施努雷（德国外交部东欧经济政策司司长）表示有可能恢复在3月中旬已中断的俄德经济会谈：所有这些都使里宾特洛甫越来越感到兴趣，因为这些事情的来临是在英法两国正在莫斯科参加谈判的时候。可是里宾特洛甫不仅要说服希特勒和通知墨索里尼（他最后也同意了与俄国和解的意见），而且他还必须考虑到对日本的影响。德俄两国的谈判将在另一章中作较详细的叙述，这里只是简略地提一下。
魏茨泽克5月30日同阿斯塔霍夫的谈话，在德俄关系的转变过程中也可算得上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提供了第一个清楚的迹象，表明德国准备举行政治方面的、并不同于经济方面的谈判。可是，直到7月的第三周才有了真正的进展。7月18日，俄国人突然通知德国人，他们愿意在柏林商谈一项商业条约。7月22日苏联报纸发表一项官方声明：德俄两国的贸易和信贷商谈应即恢复。魏茨泽克于是指示舒伦堡在莫斯科继续“我们会谈中纯粹政治方面的部分”，并且“在那里重新找出头绪，但无论如何不要操之过急”。几天之后，在26日，施努雷在柏林又设晚宴招待阿斯塔霍夫和俄国贸易代表团团长巴巴林，于是苏德谈判就从有保留的和踌躇的初步探索阶段进入了迅速而明确的讨价还价的最后阶段。由里宾特洛甫在事先作了简要的指点后，施努雷露出口风说，德国准备考虑在东欧相互和解的可能性。指出俄国同英国签订条约将把俄国引向战争，而在北欧和东欧又得不到补偿的好处；如果同德国缔结一项条约，则除了在东欧的巨大利益之外还将给它带来和平。7月29日魏茨泽克指示舒伦堡安排同莫洛托夫会一次面，如果可能的话；并在会晤时声明，德国准备“保护苏联的一切利益并同莫斯科的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不管波兰问题会如何发展”。与此同时，在8月2日，里宾特洛甫第一次接见了阿斯塔霍夫，并且暗示有可能就波兰命运的问题同俄国达成一项协议。他告诉阿斯塔霍夫说，“从波罗的海一直到黑海，没有任何问题不能解决得使我们双方都感到满意。”
柏林的焦虑心情，在施努雷8月2日致舒伦堡的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俄国的问题在这里正作为最紧急的任务在处理。十天来我每天至少同外长有一次直接的或电话中的交谈，并知道他也是经常不断地同元首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外长很关心要尽快地在俄国问题上取得一些结果，不仅是在消极的方面（干扰英国的谈判），而且也要在积极方面（同我们达成协议）。……你可以想象得出，这里是多么急切地等待着你同莫洛托夫的谈判。
8月4日舒伦堡告诉莫洛托夫说，德国人“准备保护苏联的一切利益”。但是在其后的几天中从俄国方面没有什么发展，而德国人的不耐烦则更增添了。施努雷询问阿斯塔霍夫，俄国是如何看待波兰问题的，并且强烈要求俄国应同德国达成一项协议。但使他憎恶的是，12日阿斯塔霍夫向他转达了苏联政府的建议：讨论应在莫斯科“逐步地”进行。
不过，当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8月12日在上萨尔茨堡正同齐亚诺会谈时，传来了消息说，俄国人已同意让一位德国人来莫斯科举行政治谈判。德国人打电报指示舒伦堡赶快作出安排：希望派里宾特洛甫于18日去莫斯科。但俄国人又是拖拖拉拉。在以后的几天里，德国方面一再试图使俄国人规定一个明确的日期，好让里宾特洛甫前来莫斯科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并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范围广泛的讨论。最后，德国的压力获得了成功。8月19日，德俄经济协定签了字；接着在20日，希特勒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斯大林，极力要求，由于在波兰问题上随时都可能爆发一次危机，里宾特洛甫至迟应于8月23日星期三在莫斯科受到接待。斯大林于是同意在23日举行会谈。22日，希特勒授予里宾特洛甫全权，以德意志帝国的名义同俄国代表们举行谈判。
德国人显然是准备在俄国的每一个要求上作出让步。8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两次会议上，有很大一部分东欧领土被德国和俄国瓜分了，但似乎只发生过一次争执，即希特勒是否能同意把利耶帕亚和温次匹尔斯这两个波罗的海港口划入苏联的利益范围之内。在同希特勒通了一次电话之后，这个枝节问题也以俄国得到胜利而告解决。
德国和意大利在1939年夏季表面上虽然意见一致，但内里却隐藏着缺乏和谐与信任，以及意大利方面对这种事态的日益不满。例如，在南蒂罗尔问题上虽然保持着表面的团结一致，但是它越来越令人烦恼，因为正如外国报纸很快就指出的那样，希特勒的准备同意从蒂罗尔撤走德意志人，很难同他的要求把德意志人居住着的所有领土（包括但泽）都并入德国的主张协调一致。
虽然德国人极力想使他们和意大利人显得象是一个统一的阵线；但是他们的政策却又完全不准备把他们的意图随时充分告知他们的伙伴。德国同俄国有可能恢复友好关系这一点确实在早些时候曾经对意大利人提到过，并且得到他们的赞同；但是直到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8月12日在上萨尔茨堡同齐亚诺商谈为止，关于德俄谈判进展的确实消息从来没有向意大利人透露过。在里宾特洛甫即将动身去莫斯科以前，意大利人也就不再被找去商量或接到任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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