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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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其时伊藤博文来华游历，先赴京师，转至上海，又至重庆，转武昌，到江宁，为黄遵宪说情，总算只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

黄遵宪办外交很有一套，《清史稿本传》：（使日参赞）移旧金山总领事，美吏尝借口卫生逮捕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及于侨居耶？”美吏谢，遽释之。

但客家人，脾气强项者居多，黄遵宪亦复如此，所以人缘很坏，翁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记：黄遵宪号公度，举人、道员、新加坡领事。新从江南来，江南官场多不满之，诗文皆佳。

同年十月十八日又记：英使说黄道在新加坡，有扣商人四万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加坡总督署，坚拒不接待。

按：其时外交界有一番大调动，以杨儒使俄代许景澄；罗丰禄使英代龚照瑗；伍廷芳使美代杨儒；德国新设一使，派黄遵宪。德国拒绝黄遵宪，希望派荫昌。黄遵宪其时道经新加坡，当地不予接待，显然是英国官员对黄不满。因为黄遵宪驻新加坡时如果有勒索侨商的劣迹，亦与英国无关，并不构成拒绝的理由，可知“英使”所言，亦无非诋毁之词。

第二章死对头（2　）

黄遵宪著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两卷。他的诗很有名，汪洋恣肆，又喜用新名词入诗，与僻典连看，光怪陆离，不可名状。诗多感时记事之作，石遗室诗话说他“惜自注不详，阅者未能深悉。”录其较易索解的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以见一斑。

“肃毅侯”是李鸿章的爵号。黄诗共七律四首，第一首云：骆胡曾左凋零尽，大政多公独主持。万里封侯由骨相，中书不死到期颐。弧卒挽周衰德，华衮优增汉旧仪。官牒牙牌书不尽，盖棺更拜帝王师。

按：颔联谓李鸿章封侯，不无运气在内。“中书不死到期颐”，意思是李鸿章只要不死，永远是宰相，不会有退归林下之时，亦微讥其恋栈。

颈联上句用国语，“（周）宣王时有童谣曰：”弧箕服，实亡周国。‘“的典故，记李鸿章在北洋练兵，而”卒挽周衰德“则以身在清朝，不得不如此说法，不然用此典在雍乾年间一定构成文字狱。下句汉书旧仪下自注：赐方龙补服，历来汉官所未有。他如赏紫缰、三眼花翎，于京师建专祠均异数也。

按：督抚的“导子”、官衔、荣典，都写在“高脚牌”上。以李鸿章头衔之多，恩遇之厚，故谓“官牒牙牌书不尽”。结句则指李殁后赠“太傅”而言。

连珠巨炮后门枪，天假勋臣事业昌。南国旌旗三捷报，北门管钥九边防。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何意马关盟会日，眼头铅水泪千行。

“后门枪”不典，疑即后膛枪的另一种叫法。“南国旌旗三捷报”，当指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刘永福曾数获胜仗。“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调侃最妙。石敢当典出《急就篇》，说得最详细的是“姓源珠玑”，石敢当为刘智远的部将：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人凡桥路要冲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氏，以捍民居。

此言淮军诸将皆以李鸿章为石敢当。朝廷倚重，言无不听，倘有过失，亦可得庇护而无事。

至于“平生自诩杨无敌”，不知道李鸿章在什么时候自拟于“杨老令公”？用一“诩”字，则足以杨业为可慕。但杨业一世英名，终于有陈家谷口之败，竟以身殉，然则李鸿章难道不嫌丧气忌讳。如说此在甲午以后，则又不当用“诩”字。兹先引《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叙杨业兵败事：潘美既败于飞狐，副将杨业引兵护云应寰朔吏民内徙，时耶律斜轸已陷寰州，兵势甚盛，杨业遇之，欲领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锋。护军王等以为畏惧、欲从雁门北川中而往。业不可，曰：“君侯素号无敌，今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趋朔州，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之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欲伺便以立尺寸功，报国家耳。今诸君责业避敌，尚敦自爱乎？”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幸于此张步兵强弩以相援也，业转战当至此，可夹击之，不然，无遗类矣！”

美遂与帅麾下阵于谷口，斜轸闻业且至，遣副部署萧挞览伏兵于路。业至，斜轸拥众为战势，业麾帜而进，斜轸佯败，伏兵四起，斜轸还兵前战，业大败，退趋狼牙村。自寅至巳不得业报，使人登托逻台望之，无所见，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而进，行二十里，闻业败，即麾兵却走，贺怀浦败没。

业且战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抚膺大恸。再率麾下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匿深林中，耶律溪底望见袍影，射之，业堕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死。

李鸿章的境遇，在某些部分来看，与杨业相似，不可战而被逼出战，诸将不能配合这两点，亦正是甲午败绩的基本原因。此外就很难说了。

凡对湘军派系及离合升沉的情形，以及李鸿章御将的方法有了解的，应知“杨无敌”与“石敢当”两典并用，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惟其李鸿章自诩为杨无敌，所以诸将夸他是石敢当；一种是惟其诸将夸他是石敢当，李鸿章就不能不自诩为杨无敌。前者为了固结军心，后者则为了维系军心了。临敌如何不可知，在平时李鸿章一方面必须让朝廷深信，他能绝对控制他的部下，惟言是从，临危效命；一方面又必须让他的部下深信，他能替部下挡灾谋福，化险为夷，才不会见异思迁，甚至想取而代之。

结句典用张雨（元朝的道士，杭州人）黄蜀葵诗“金铜仙人雨中立，铅泪恰如辞汉时”。表明此千行之泪，是在马关议约时所流。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原注：公之使俄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毕相”指德国“铁血宰相”俾士麦：“伊侯”则日本伊藤博文侯爵，连李鸿章在内，为国际上公认最有权力的三政治家。但此时不独国际上不明中国的政治行情，即使是当时的朝士，亦看不出后帝暗斗日趋严重。李鸿章一面不为帝党所容，另一面后党亦认为李鸿章不替慈禧太后做面子，有痛心疾首之感。如果不是荣禄有政治头脑，以王文韶去接直督为李鸿章弥缝，只怕他连交卸北洋都会搞得很难堪。

黄遵宪当然是知道的，颔联即颇有讥刺之意，而起句中一“久”字，不可轻轻放过。惟其“久比肩”，故有虚声；亦惟其“久比肩”，不甘于就此勇退。奉使环海十万里之行，是李鸿章破釜沉舟之举，而究其实际，不过利用其“虚声”作孤注一掷。说“抚心国有兴亡感”，则前此于国家兴亡，并无责任感。此则匹夫之不逮，何论于与国休戚之老臣？“量力天能左右旋”，则必是引用李鸿章的论调，犹如自诩杨无敌，非自诩有力旋天，不足以歆动朝廷及朝士，故所谓“量力”正讥其不量力。

第二章必死之心（1　）

“老来失计亲豺虎”则犹为恕词。李鸿章一生毁于甲午，而李鸿章的千古，则毁于“亲豺虎”。

何以说“失计”是恕词？因为失计只是失算，本心无他。而李鸿章之“亲豺虎”，动机即不纯正，第一是修日本之怨；第二是要借助外国来打开他的困境，另开一个局面，进而重掌洋务。及至到俄，经俄国对华政策的设计及主要执行人财务大臣微德的设计，俄皇尼古拉二世在离宫单独接见李鸿章及李经方父子，据说行贿即在此时有了成议。据国医陈存仁告诉我，张作霖封闭俄国使馆，以后接华俄道胜银行，曾经查到李经方在该行支领巨额的支票，清理官为之讳隐其事。陈先生所言自有根据，但我钩稽故宫博物院购藏的翁同致张荫桓书函百余件，关于胶案如何由已获成议而突然中变，李鸿章如何“开揽”，如何为俄国兵舰来华开路？其用心及所用手法，彰彰明甚，堪为李鸿章受贿卖国的铁证。最后辛丑议和，态度最强硬的德国，亦已就范，惟独俄国百计侵削，得寸进尺。而得尺犹且不足，恃有把柄在手，对李鸿章多方要挟，以致李在临死以前数月，动辄暴怒，几如得了失心症。左右都知其缘故，但无记载，讳言其事之故，岂不可思？最后一首是：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颜眼惯看，满箧谤书疑帝制，一床踞坐骂儒冠，总无死士能酬报，每驳言官更耐弹，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原注：光绪丙子余初谒公，公语郑玉轩星使许以霸才）。

起首两句，言李鸿章的“中堂脾气”与总督派头，“满箧诱书疑帝制”，典出《汉书贾谊传》：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颜师古注：言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

是则“满箧谤书”皆言李鸿章有不臣之心。但慈禧太后经多少年观察，相信他不致出此。此“满箧谤书”自出于朝士，尤其是言官的手笔。所以李鸿章亦如汉高祖那样，“一床踞坐骂儒冠”。此句描写，相当生动。左宗棠见客必骂曾国藩，李鸿章见客常骂言官及翰林出身的大官，如翁同、张之洞，此屡见于当时人的笔记。

颈联深致感慨，骂尽淮军。至于结句是挽诗例应有的写法，否则从头到尾讥弹，成何话说？

徐仁涛及其父致靖，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至为密切。徐致靖与徐致祥常为人误会为一家，甚至有以徐致靖为徐致祥者，大损清誉。按：徐致祥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庚申会元。是科题为“大学之道”，全篇抄套张之洞中解元的那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其后以怨报德，竟参劾张之洞，刻画张之洞有名的两句话：“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出于徐折。

近代名人小传记徐致靖、徐仁铸父子云：康有为乙未上书，名满海内，翁同虽举其贤能，而特戾密陈，其露章有为宜大用者，则致靖也。致靖浙人，入宛平籍，同治乙丑进士，授编修，历官至侍读学士，初不交有为。其子仁铸，以编修督湘学，陈三立方从其父宝箴官湘，黄遵宪陈臬事，梁启超则主时务学堂，皆当时所谓新党也。仁铸为学，素服膺黄梨洲、顾亭林，志在经事，及接诸人，维新益力，乃书告致靖举有为，以其久简帝心，一可邀峻擢，致靖遽论，而附以张元济诸人，半隶保国会，政变竟坐长系，仁铸革职永不叙用，上书乞代父囚不允，庚子敌兵入，得出。

按：此记大致翔实，惟籍贯有误。徐致靖江苏宜兴人。他有两个侄子，谈掌故负盛名，即徐一士及其胞兄凌霄汉阁主人徐彬彬。

王照《方家园杂咏》：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皱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下注：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京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语。迨至召袁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当日徐子静以老年伯之意态训余曰：“尔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也。”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

子静为徐致靖的号，莹甫为致靖次子仁镜，与其兄仁铸并为翰林。功亭则聂士成；义甫名徐仁录，为彬彬之兄。

所谓“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编修”别称“太史”，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于文字不佳，从未得过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其黑无比的一名穷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凯。袁以直隶臬司的职衔，在小站练“新建陆军”，为荣禄的“武卫五军”之一。翰林身份，至为清贵，竟入监司幕府，未之前闻。但徐世昌竟以此渊源，在清末即已入阁拜相，则其看中袁世凯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处。

至于徐致靖，实为首荐康有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并首荐袁世凯。奏疏中颇为袁世凯委屈，中有一段云：臣查日本变法之初，妙选将才，立三重镇。今诚患无将帅之才，幸而得其人，必当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似不宜加以钤束，置诸人之下。夫兵，机事也，缓急有变，大敌当前，禀命则失机宜，专命则嫌骄蹇，既不足尽其才用，且因以贻误事机。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

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庶几猛虎在山，藜藿不采；边有重镇，强敌销萌。

第二章必死之心（2　）

此疏实为康有为所代草。奏上，即有“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之谕。戊戌政变由点燃袁世凯这根导线而爆发，点火者康有为借徐致靖之手而为之，所以我说徐致靖是戊戌政变中极有关系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记载，康有为与徐致靖先是想游说聂士成，其后乃看中袁世凯。戊戌政变后，王照与康有为同时亡命日本，由于康自称奉有光绪的“衣带诏”，受密命起兵勤王，借此以筹办大事募饷为名，到处敛财，为王照所卑视。而康有为亦恐王照泄漏内幕，败其骗局，竟指使门下以不客气的手段，监视王照。结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闷气不可。乃于光绪二十五年与日本“木堂翁”（犬养毅）作了一番笔谈，对内幕颇有透露。

关于游说带兵大将，武力夺权的计划，王照述其所参预的经过是：康又托致靖劝照往芦台夺聂提督军，以卫皇上，照力辩其不可，谓太后本顾名义，无废皇上之心，若如此举动，大不可也。康又托谭嗣同、徐仁镜与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为狄仁杰，不能为范睢也。”伊等默然。自是动兵之议不复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于此可知，武力夺权，虽为预定的计划，但策动什么人，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林旭诗句：“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则是主张用董福祥。黄彰健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林旭传，以及康有为自编年谱，说戊戌八月初三，康约梁启超、林旭、康广仁、徐仁录、仁镜兄弟开会，决定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林旭鉴于东汉何进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导致董卓专政，因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因而下一断语：梁（启超）既系与会人士，则其释林此诗“千里草”三字，应较陈衍所释为可信。

此即表示黄彰健相信“千里草”虽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说不然，仍以陈衍所释为可信。按：《石遗室诗话》：是时余居莲华寺，暾谷无日不来，千里草二语实有议论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力追溯未败之前，君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后山绝句之深有得者，岂能如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又：陈石遗《近代诗钞》载林旭此诗，题作《狱中示复生》。黄彰健认为：林在狱中以此诗示谭，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诗，如被搜出呈堂，将使同党无辞脱罪，而林氏亦无承认同谋，其罪仍不轻，林氏当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诗，作于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启超所记为不虚。但黄彰健又说：戊戌政变记林旭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千里草”。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先谈究为狱中所吟，还是八月初三所作？这一点，当然是陈衍的话可信，因为他其时身在京师，与林旭过从极密，于其身前死后诸事，无不关心，确知为狱中所作，方在《近代诗钞》中录为林诗之殿。至于黄彰健所说，似无在狱中作此诗示谭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兹述其情况如下：一、狱中作诗，不必题壁。“四京卿”系狱，其实是住在所谓“火房”，饮食起居，并不受虐待。传诗相和，事所恒有。如杨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诗，十一日所作为七律：久拼生命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逄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怒，下土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语气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复如此，就刑时“含笑口微哄”（见《唐恒虞渊集》），如此从容，则根本未存脱罪之想，亦无所谓“将使同党无辞脱罪”。因为此案只论利害，不论是非，脱罪不脱罪，根本不在承认不承认。

二、其时刑部司官，或与“四京卿”有旧，或则敬服其人，所以狱中甚受优遇。即使此诗笺落入狱卒之手，亦绝不致“呈堂”。按：是时刑部提守厅主事为乔茂萱，对系狱的“四京卿”颇为照顾。唐恒诗中“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的“乔公”，即指乔茂萱。

如上所述，此诗确为《狱中示复生》，而非八月初三以诗代简，劝阻以东汉何进、董卓之史事为鉴。而梁启超所以要作此解释，原因很简单，是替他的老师康有为掩饰一大错。这一错就是：早有人说过袁世凯不可靠，主张用董福祥，而康有为不听，出之以鲁莽，派谭嗣同说袁，以致一败涂地。岂非康有为要负最大责任？

第二章必死之心（3　）

至于陈石遗说此诗的技巧，自是专家的见解。但是此诗故典今用的特殊涵义，则以未暇深考，故亦不能搔着痒处。

林旭此诗之妙，在活用“健者”一典。而“青蒲”意何所指，尤须确切掌握，始能明其主旨。主旨既明，始知此诗章法，如水就下，流畅无比，固无所谓“倒戟而出”。

“青蒲”典出《后汉书史丹传》：史丹，字君仲，鲁国人，元帝即位，为侍中。时定陶共王有才艺，子母俱爱幸，而太子颇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无宠。上寝疾，皇后太子皆忧，丹以亲密臣，得侍疾，候上闲独寝时，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适长，立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爱幸，道路流言，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若审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见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达旨？”太子由是为嗣，成帝立，累迁左将军。

此传下注“青蒲”：孟康曰，以青蒲为席，用蔽地也。应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如上可知，青蒲本指御寝四周，则惟皇后可到，但引申为天子燕息之处，则亦为近臣可履之地。由于此处警戒特严，所以造膝独对，不足为外人道的一切机密隐私，不虞外泄。切谏者乃得尽其依慕的私情，呜咽难言，出于饮泣，不须顾虑顾瞻，与庙堂之上，君臣析疑辨难，必应顾及体制者，情形不同，效果亦各异。

然则林旭之“青蒲饮泣”是向谁切谏？当然不是光绪。如是光绪，则向用方殷，不必泣谏，所谏必从，岂得谓之为“知何补”？

既非光绪，自是慈禧。自甲午年起，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复又过问大政。此一太后与其他深宫颐养，不见外臣的太后不同。是故“青蒲”之典不适用于其他太后独能适用于慈禧。林旭此时的身份，等于军机大臣。而汉人中的军机大臣、上书房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等，向来为太后、皇帝视如家人，所以林旭是够资格踏上“青蒲”的。

自拟史丹，而以汉元帝拟慈禧太后，则泣谏之事为何，不问可知。意谓即使请见慈禧太后，无论怎么样地痛哭流涕，苦劝两宫母子和好，慈禧亦绝不会谅解光绪，更谈不到放手不问，任光绪独裁大政。

第二句的意思最为显豁，“国士待我，国士报之”。今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