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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公子-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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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解光绪，更谈不到放手不问，任光绪独裁大政。
第二句的意思最为显豁，“国士待我，国士报之”。今以格于母子不和，新旧冲突，凡所展布，窒碍难行；徒以国士自许，终无以酬答深恩。慷慨有两义：一是“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一是慷慨轻生。此句中的慷慨，兼赅两义。
因为如此，兵谏乃不可免。此为自然形成的结论，隐在第二句与第三句的空白之中，是则“千里草”指董福祥，断无可疑，此典出《后汉书五行志》：献帝初，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如照梁启超的解释，以为董指董卓：乃林旭鉴于东汉何进清君侧，导致董卓专政，“遂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则此事所关至大，不容误解，何不径用拿“卓”字拆开来的“十日卜”？如谓“十日卜”代“千里草”的“十”字，在平仄上虽可通融，但诗句不响。这是论到诗法，我亦别有所说。
陈石遗指出，林旭诗学陈后山，则当以宋诗的义法来探究此诗的内蕴。周弃子先生曾向我说：唐诗末流，至为空泛；陈套烂语，摇笔即来，人人可吟，处处可用，空有架子而内无其人，是为“假唐诗”。如画坛某巨匠所作者是。矫唐诗末流之弊，惟有宋诗，宋诗讲究切实，所以不但动词、形容词讲究，副词更不轻下，必千锤百炼，求其至当，此为宋诗的特色，亦为宋诗的精义。准此而论，则“我为君歌千里草”的“歌”字，应该从好的方面去看。“歌”字虽从“童谣”之“谣”而来，但亦有歌颂之意，衍化为称许、推荐，自然是指董福祥。复以末句相参，更为确定。
第三句、第四句，密切相关，但亦可视作倒装句法。依语言的习惯来说，如是“这个人不好，我推荐那个人”，则应作：“本初健者莫轻言，我为君歌千里草”而所以用“我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者，因为重点在“莫轻言”。
兹先研究“健者”一典，《后汉书》一百四袁绍传：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
“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是肯定了董卓为健者，袁绍作此言，虽有以健者自居之意，毕竟未正面说：我亦健者。因此“本初健者”四字，如科举时代考八股所出的“截搭题”，字面固有完整的意义，却非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了解到这一点，本初是本初，健者是健者，须先确定其个别的意义，再看它综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新义。
“本初”犹如“千里草”，只是切一个姓氏，故知指袁世凯。“健者”则如奇％^書*（网！&*收集整理上所论，指董卓无疑。“袁世凯”加“董卓”，意谓袁世凯是董卓，故“莫轻言”！
“健者”只能作如是解，否则就不通。倘谓“健者”应望文生义，照字面解释为“有力量的人”，则以反对废立的袁本初拟袁世凯，正当极力拉拢，为何“莫轻言”？
从逻辑上去解释“青蒲”与“健者”在林旭意中的涵义，不但整首诗可以说得通，而且亦可解决传述纷歧的问题，确定了这首诗二十八字的每一个字。为醒豁起见，录正如下：狱中示复生青蒲饮泣知何补（非用）？慷慨难酬国士恩。我（非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第二章必死之心（4 ）
第一句缘何是补非用？因为林旭在基本上是想调和两宫，亦即弥缝慈禧与光绪母子间的裂痕，故应用弥补的“补”。此亦正是宋诗练字讲究之处，倘用“用”字，语气较强，与全诗温柔悱恻的风格不合。
第三句是“我”非“欲”，则以“欲”字为文法中的现在进行式，或未来式。“我”字则无文法上时制的限制，可用于过去式。此诗盖事败入狱后，追忆过去，仅谈事实，不加论评。哀而不怨，即怨亦不怒。林旭之温恂敦厚，诗中可见其人。
以上解决了个别的疑难之点，以下就诗意作一综合解释：皇帝发愤图强，推行新政，而太后为旧党所包围，加以小人挑拨，误会推行新政完全是为了与太后作对。成见已深，即使请见太后，剖肝沥胆，涕泣苦谏，料知难回慈意，于事何补？
“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乃至慷慨轻生，既于事无补，则毕竟难以酬答皇帝不次超擢，得参大政，以国士相待的深恩。看起来除却兵谏，别无善策。
此则非外结大将不可。我曾主张用董福祥。至于袁世凯，此人是董卓之流，如此机密大事，跟他千万不可轻易出口。
以上是平铺直叙的解释，亦是林旭当时跟谭嗣同平心静气的解释。其中自有“吾谋适不用”之憾，而出以蕴藉之词，修养真可倾倒。
兹再谈梁启超改诗的原因及作用，梁著《戊戌政变记》第六篇林旭传：林君子字暾谷，福建侯官县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于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奥深侬，流行京师，名动一时。……皇上既知为康某弟子，因信任之；遂与谭君等同授四品卿衔入军机参预新政……初二日皇上赐康先生密谕，令速出京，亦交君传出，盖深信之也。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椎号；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盖指东汉何进之事也。
如梁所言，泣谏何用？主恩难报。但又何进以往事，不主张用兵谏。然则，他究竟要干什么？莫非混一天是一天，坐待后党凌逼？照梁启超的解释，林旭的诗根本不通。
梁启超自言“弟畜暾谷”，但如上立论，抹煞事实，亦即贬低了林旭，殊欠友爱。
按：林旭于八月初二日带出的密诏，大致为命康有为迅速出京，督办官报。原折已经在上谢恩折时附缴，不可得见。现所传者为康有为自己所陈述，而前后已有不符。康有为脱险后，在香港作《奉诏求救文》致各国公使，《日本外交文书》载有全文。今据黄彰健所引转录如下：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但以后康有为在他处提到此密谕，只有“汝可迅速出外”，删掉“国求救”三字。则作伪之迹，已是铁证如山。
至于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时所出示的密诏，则为光绪致杨锐密诏的墨笔过录本。黄彰健对事的考证甚为精确。此诏的原件，在杨被害后，由杨锐之子庆昶，及其门人黄尚毅携返四川，在路上为避免搜查，将密诏缝于黄尚毅的衣领内。及至光绪崩后，袁世凯被逐，无所顾忌，乃于宣统元年六月十二日，由杨庆昶及黄尚毅上书都察院，请代缴密诏。其时参庆王的赵炳麟掌京畿道，经手其事。所辑《光绪大事汇鉴》载有全文，兹分段引录如下：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
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套，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孰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所谓十九日之事，指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小航）上折言事，堂官不允代递。光绪一怒将满汉两尚书、四侍郎一律革职。所谓“六堂尽罢”，与光绪十年将恭亲王等全班军机大臣逐出枢廷，同为满清一朝空前绝后的特例。今观光绪密诏，知慈禧已认为过重，则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当然更不会同意。
再看密诏全文，我觉得无论从哪一点看，都与光绪的个性及其对慈禧的态度相合。此诏中有数要点须特别指出：一、光绪始终不愿触怒慈禧，则派兵围颐和园之事，可决其必非光绪的本意。
二、光绪虽重用四京卿，但根本上还是尊重军机制度的。同时亦可以看出，光绪命四京卿“妥速筹商”此事，亦并无完全隐瞒慈禧太后的意思，因为封奏虽至御前方能开拆，但既由军机代奏，则原折必仍交由军机会同四京卿拟议。退一步言，交军机代奏，慈禧就必然会知道四京卿有此一奏，慈禧如果索阅，必得呈上。倘以为要瞒住慈禧，则面递亦甚方便，不必叮嘱由军机代奏。
三、此折系交杨锐主办，无形中确认杨为四京卿的领班，康梁不过在“诸同志”之列而已。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谭嗣同往访时，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皇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过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撮叙所见过录的密诏，大意亦与原件相符。但康有为脱险后，据“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这句假设之词，伪造一通密诏，其词如此：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伪改之迹，最无耻的是自己往脸上贴金，用“汝可与”以自居为受诏之人，而四京卿皆居其下。但最不可恕者，则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的字样，变成嫁祸于光绪。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戊戌政变记》捏造景帝“光绪”口出恨那拉氏之言，因此景帝几遭不测之祸。
第三章荣禄密谋（1 ）
吴德潇曾寄书责梁氏。
其实梁启超是不能不被他老师牵着鼻子走！如果康有为真是“保皇”而非“祸皇”，则公布第一次密诏（严格而言，密诏是夸张的说法。至于“衣带诏”，更是只有康有为这个大骗子才能说得出口的名堂），除了“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这句话，稍觉刺耳以外，亦并无足以使得慈禧不悦的地方，尤其是“不致有拂圣意”一语，足以邀得体谅。
光绪实在很不幸，他一生所最敬爱亲信的三个人，对他都是害多利少。首先是翁同，原是太平宰相的底子，偏逢国势陵夷，列强合而谋我的大变局。论到以帝师的地位为天子分忧分劳，则既不能结李鸿章、张之洞以内外相维；亦不能笼络如荣禄一班后党，以调和两宫。才不足以驾驭张荫桓，故善善而不能用；学不足以驳正康有为，故恶恶而不能去。一方面不能觉察荣禄在暗中为保卫慈禧个人利益的活动，一方面又不能觉察张荫桓向内务府挑战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以致辱及己身，亦连累了光绪。
第二个是珍妃。慈禧对她，跟对翁同一样，知道她对光绪的影响力，初意笼络，想收为己用。哪知她恃宠而骄，居然敢无视太后及皇后在宫中的权威。同时她御下亦有问题，以致慈禧得以抓住她宫中太监的把柄，作断然处置。如果珍妃有见识，能充分体会到光绪的处境，委屈一时，曲意善侍慈禧，对隆裕亦能尊以后礼，那就不但她自己的一条命不会送掉，光绪的日子亦会好过得多。
第三个就是康有为。慈禧本无废立之意，主要的是所谓“衣带诏”中那句光绪措词，一时失检，用了一句“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的假设之词，为康有为用来大作文章，仿佛光绪眼前就有被幽禁之祸，非立刻领兵勤王，不足以救护不可。在慈禧看，这是为子所诬，而又无法辩白。积怒积郁，无可宣泄，索性想到立大阿哥了。
其次，康有为的丑诋慈禧，亦势必使她痛恨光绪。这不是迁怒，根据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成语，用逻辑推演而得的结论是：有不孝的皇帝，才有敢骂太后的逆臣。如果皇帝孝顺，康有为如此丑诋，岂不伤帝之心？殊不知康有为根本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皇帝。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曾引中央研究所藏康有为未刊文稿缩影中的《谢钦派督办官报局折》，而内容则为致英国公使的照会，丑诋慈禧之言如此：敝国经义，天子于正嫡乃得为母，妃妻不得为母。伪临朝太后那拉氏者，在穆宗时为生母，在大皇帝时，为先帝之遗妾耳。母子之分既无，君臣之义自在。垂帘正位，二十四年。但见忧勤，未闻失德。乃以淫邪之宫妾，废我圣明之大君。妄矫诏书，自称训政。安有壮年圣明之天子，而待训政者哉？
民无二王，国无二君。正名定罪，实为篡位。伪临朝淫昏贪耄，惑其私嬖，不通外国之政，不肯变中国之法。向揽大权，荼毒兆众。海军之众三千万，芦汉铁路之款三千万，京官之养廉年二十六万，皆提为修颐和园之用。致国弱民穷，皆伪临朝抑制之故。伪临朝素有淫行，故益奸凶。太监小安之事，今已扬暴。今乃矫诏求医，是直欲毒我大皇帝，此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者也。伪临朝有奸生子名晋明，必将立之，祖宗将不血食，固中国之大羞耻。然似此淫奸凶毒之人，废君篡位之贼，贵国岂肯与之为伍，认之为友邦之主？
所谓“有奸生子名晋明”，不知指谁？是否载漪？从未听人说过。甚愿熟于清史稿的陈捷先、金承艺两教授，为我解惑。
贵国政府主持公义，调兵会议，速为救援，除我篡弑之贼，保我大皇帝圣躬，归我大皇帝权力，贵国既施我大德，我大皇帝复辟，必将格外图报。公法仁术，理必宜之。
本督办不能预救，辜负圣恩，万死间关，谨存密诏，游走万国，涕泣陈辞。敬为我大皇帝匍匐求救。
说“游走万国”时，康有为已存下到海外骗华侨敛财的打算。打出的旗号便是“勤王”，而动辄以“办大事”为言，办大事要花大钱，而捐募所得，去路不明，为此康有为、梁启超师弟，常争辩。
在光绪的心目中，康有为较之翁同更足重视，因此康有为之辜恩卖君，亦就更不可恕。自来谈戊戌政变者，常忽略一事，即翁同之被逐，与召见康有为，在日期上衔接之密，绝非偶然。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定国是”诏，出于翁之手笔，他本定二十四日出京，因见此诏，乃留京师。二十五日徐致靖疏荐康有为，奉旨“着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不意二十七日即有驱逐翁同的懿旨，荣禄出督直隶，明是勤兵观变。而“着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召见”，无异再度垂帘。在这种态势之下，竟未能吓阻光绪，决心召见康有为，可见其背城借一的心情。不幸地这一注赌押在康有为身上，是太不值得了！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此次召见情形：二十八日早入朝房……吾入对，上问年岁出身毕，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至，覆亡无日。”上即言：“皆守旧者致之耳。”吾师称：“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即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吾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个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力可庇托，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桷之多寡，窗门楹朽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然后庀材鸠工，沉乃可成。有一小缺，必无成功，是殿终不成，而风雨终不能御也。”上然之。
吾乃曰：“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上以为然。
吾乃曰：“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但待推行耳。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
第三章荣禄密谋（2 ）
康有为之大言炎炎，类皆若此，但“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自足歆动积郁已久，复新受刺激的皇帝。以下又记：上曰：“然，汝条理甚详。”吾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上以自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
吾知上碍于西后无如何，乃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上曰：“伊等皆不留心办事。”对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安无暇晷，无从读书，实无如何，故累奉旨办学堂，办商务，彼等少年所学皆无之，实不知所办也。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彼等无从议驳。”上曰：“然。”对曰：“昨日闻赏李鸿章、张荫桓宝星，何不明下诏书。”上一笑。
“自割台后，民志已离，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之也。”上曰：“然”。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受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以下由教育谈起，康有为的建议极多：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上曰：“可。”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上曰：“可。”
上曰：“方今患贫，筹款如何？”乃言日本纸币银行，印度田税。略言其端，既而思昭信股票，方提为起行宫，若纵言其详，则未能变法先害民矣。乃略言：“中国铁路，矿务满地，为地球所无，若大举而筹数万万，遍筑铁路练民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开郡县各种学堂，水师学堂船坞，则一举而大势立矣，但患变法不得其本耳。中国地大物博，藏富于地，贫非所患也，但患民智不开耳。”于是言译书、游学、派游历等事，每终一事，稍息以待上命，上犹不命起，乃重提，遍及用人行政，末及于推广社会，以开民智而激民气，并抚各会匪。因谢保国会被劾，上为保全之恩，上皆点头称是。又条陈所著书及教会事，久之，上点首云：“汝下去歇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乃起出，上自送之。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时矣，从来所少有也。
康有为的记载，言过其实，以为炫耀，是可想而知的。但决心召见康有为，就其尊礼的情形看，颇有去一师傅（翁同），来一师傅之慨。可惜，翁同翼护光绪，煞费苦心，而康有为全然想不到此。
为了“勤王”，当然要号召义士，激起同仇敌忾之心。同时也要掩饰康有为知人不明所犯下的极大错误。因此，梁启超以其“常带情感”的“笔锋”，改动了林旭那本来不难索解的《狱中示复生》诗。同时说此诗作于袁世凯在京之时，黄彰健乃推断：“林此诗亦应作于八月初三日，在初三日晚上谭访袁以前。”但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并未述及，其八月初三日记事如下：初三日暾谷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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