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奋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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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辖日耳曼国家的约瑟夫二世十分忧虑着皇室偏安于帝国的极边，倘使不是及时弥补其先人的缺点，那势必要陷于人种复杂的漩涡之中。
　　这一位“人类良友”的约瑟夫，他用了一种超人的精力，去补救前衬的疏忽的地方，并且想在十年之内，努力去恢复数百年所失堕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继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够担负了这一个重大的责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阶级斗争，可是在奥地利，则是民族间一种新斗争的发展。
　　日耳曼人对于这一点，或是因为健忘，或是因为认识不清，所以反而去从事革命运动，其结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运。
　　他们曾经始终的唤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这种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毁灭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个共同的国语的原则之前，而先来成立一个国会，这便是使日耳曼人种的势力宣告终止的—个缘由。从此，国家将有颠覆之虑，结果便是使历史减少了—个帝国。
　　我很不愿详细的述说琐事，因为这并不是我写述这本书的目的。
　　我仅愿搜集种种的事实，来作紧密的考虑，因为这种事实，常常是民族和国家的衰败的原因，在现代，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我决定政治思想的原则，也有着不少的帮助。
　　国家的正在崩溃，已经由各种制度昭示给一般的国民了。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见得到的，他的主要点便是国会，在奥地利或称做帝国议会，（Reichsrat）而这国会，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为根本的要素的。　
　　显然的，这种团体，系依举着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国国会。
　　这个制度，全部由英国而移植于维也纳中间更改的地方极少。
　　英国两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见于贵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议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两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
　　当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议会的时候，他便取材于“不列颠世界帝国”（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　Weltreich）的历史，以作这所华夏中一千二百壁龛、托架、以及支柱的装饰，这富丽堂皇的贵族院和下　议院，便就成为民族光荣的建筑了。
　　这是维也纳的第一个难关。
　　因为当丹麦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宫的最后的尖顶时，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来为之装点。
　　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以及哲学家的肖像，都装饰在这“西方民主政治”的剧场式的建筑上了。
　　更有一讥讽的象征，就是屋顶的四角趋向四方，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内部分离之势的。
　　像奥地利的历史，因了这项的建筑而获得了光荣，那各民族将认这一种是侮辱和挑战，正像在德意志帝国，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战爆发才开始敢把“献给日耳曼人　民”（To　the　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题词，雕刻在　柏林城中保罗华劳脱（Paul　wallot）的帝国议院的建筑之上。
　　在奥地利境内日耳曼民族的命运，完全是依靠着国会的势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选制和不记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时候。日尔曼人仍旧在国会中占着多数。
　　但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不可靠，使那时的情形，便成了不堪闻问题；因为这党常出来反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问题，使他们党内的其它民族的党员发生异心。
　　就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党已不能祝为日耳曼人的政党。
　　待到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日耳曼人的优势，便不能在数字上占得多数了。
　　到了这时候，国中排斥日耳曼化的进行，已到无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为我当时抱着民族自存的决心，所以很不满意于代议制；因为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骗而出卖日耳曼民族。
　　这种罪恶，正和其他的罪恶同样不可归处于事件的本身，而当归于奥地利国的。
　　过去，我还以为日耳曼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那么，旧国家继续存在，在原则上我并没有反对的余地。
　　但是，为时不久，那可怜的喜剧，就展开在我的眼前，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民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这火的燃烧太快了。
　　这真是幸运，我得机会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能够考察这个问题。
　　假使当时我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解答，恐怕就不能这样轻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时候，便得知了为一种所谓“国会”的荒谬，那我或许会得陷于极端的反对，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为人类和时代的敌者聊成了一气。
　　这种事在奥地利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并不像由这一个错误移转到别个错误上去的那样容易。
　　假使在说国会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哈普斯堡族是更无价值了。
　　由国会来决定国来，所得的结果是秀是为利，但是，决不是一个所能负责的，而且也没有一人能够说明它的原故。
　　一个政府做错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这政府岂能说是负责改变政党，或是解散国会，这也岂能说是负责？因为多数的人既时常在更动，这又怎么能够叫他负责呢？不是责任观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种措施；须得顾全到多数人的意向才喜怒，那么，事实上又岂能对领袖人物提起公诉来呢？
　　岂一个做领袖的政治家他的事业并不重在有独创的思想和计划。
　　而竟重在使他提议能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后的同意的技术吗　？政治家的标准，岂是专门在游说方面，而不在对重要的行为和决议具有当机立断的政　治手腕吗？世界的进步，不是出于个人的脑力而是出多数人集合的智力，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吗　？我们岂是悬想将来的人类文化不是由这观念而来的吗？反之个人的脑力不是现在较之往昔更为需要吗？
　　国会取决于多数的原则是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代以到会的多数的议员，这实在是违反了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贵族政治中所谓上等阶级，这并不是我国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会。
　　读犹太人的报纸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会得设杨到近代国会制度的流弊的。
　　这就是因为不学无术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为真正的领袖，他既脱离了这种不重创造和生产而以贿赂博取多数赞助的政治活动，那么，政治的活动，必定和低能者发生妥协，而且这是低能者所极喜欢的。
　　多数绝对不能代替“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辩护者，合了—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
　　所以基武的决断，决不能从一百个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结果，就使国内重要的职位，有着极速的更动，这种事无论在那一种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于发生在十分恶劣的影响，这因为不仅是庸碌无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牺牲。便是那侥幸在位的真正领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牺牲　的。
　　这结果，便是领袖阶级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颓丧；而国家的前途，那是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想见得到的。
　　普通我们对于“舆论”两字的概念，仅有一小部分是根据了我们本身的经验和知识，至于主要的部分，还是根据了我们的听闻。
　　而这种听闻。常常由“启迪”的形式来郑重的诏示着我们的。
　　民众的正当眼光，仅能觉察到灵魂和智力的苦闷的结果。
　　在政治“教育”（这里可称之为“宣传”）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报纸，因为报纸是从事于“启迪文明”的工作，对于成人的竟不一种学校。
　　这种教育，不操之于政府手中，而竟为卑劣的势力把持着。
　　我在少年时代居住在维也纳，得有绝好的机会认识了这民众教育要关的主办人和计划人。
　　最初我很诧异。他们竞能在短时期中用了欺骗的手段来转变公众的真正的志愿和意见，而为国内的恶势力造成一种确定的舆论。
　　但是，几天之后，这种谬论，竟成了国内的重要法令，同时，一切重要的问题，反而竟无人去过剖析，或竟不再受民众的记忆和注意了。
　　他们往往在几星期之内，在无声无臭中一跃而成为名人了。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还对之抱着无穷的希望；他们竟享有真正伟人毕生中所不能得的盛名，但他们在一月以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至于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　力杰出的人物，他们都鞠躬尽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毁污他的姓名和变为不齿　于人们的口中了。
　　犹太人的手段，常如念咒的人，能同时从数方面毁污善人的名誉，我们必须先来研究这一种无耻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类，他们在报纸上所有的危　害性，是怎样了。
　　如果我们把民主政治的议会，和具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义来比较一下，那我们立刻可以明了人类这一种无意识而且具有危险的错误。
　　民主议会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选出若干人——就算是五百人吧——来决定一切的事件。
　　所以他们在实际上就是政府，纵令从他们这些人中选出一内阁来，为国家处理一切的政事，这也不过是—个傀儡内阁而已。
　　在事实上，这个所谓政府者，事先不是经过了议会的同意，不能施行的任何的政事的。
　　这种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负责任，这是因为最后决定权并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议会的多数党的手中的缘故。
　　政府的存在，仅仅是执行多数的意旨而已。
　　在今日，民主议会的目的，并不是在组成一种好人会议，百是在集合一群卑鄙无用的人；他们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于驱使的，惟其是如此，才能运用今日不健　全的政党政治。
　　而且，使暗中操纵着特有权的后台老板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负人个的责任。
　　因为一种绝议，无论它怎样的有害于国家，都不能归尽于众目共睹的任何一个奸徒，而且把责任卸在全体的身上去。
　　这样，在实际上竞可以说谁是无所谓责任；因为责任是只能上一个人担我，而不能归之于只会空谈的国会知上。
　　这种制度，只有那此可以取悦他们，或是有益于他们暗中操纵的那引起奸徒光明磊落，才会欢迎，至于那些负责的人人看起来，那是实堪痛恨的。
　　这种民主的方式，便是为某种族的工具，该种族为了要促进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现在和未来，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
　　只有犹太人，才能重视这种制度，因为他们的龌龊和虚伪，实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面所指说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
　　日耳曼的领袖是自上选举出来的，他对于所有一切的直接间接的行为，完全我着责任的。
　　在这种制度之中，个别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多数的投票而完全取决于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财产不为这取决问题做保障。
　　如果相求得一个自愿致身于这种危险事业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来反对他的决断，那我们唯一的答语是“感谢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点，便　是在使那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丑类不能险图幸进，上台去统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无用的人，也将因为这个责任的重大而对之畏避了。”
　　近年来，在国会的统治之下，旧哈普斯堡帝国，已经在日趋衰弱了。
　　日耳曼人的优势，既因国会而遭受失堕，于是便发生了一种使民族互相攻计的制度，这制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计的，尤其在法兰西斯·斐述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即位以后，他的势力扩大了，逐即发生了一种增加捷克（Czechg）势力的计划，这本是他们居于上位者的政策。
　　这位奥匈联合帝国的未来的统治人物，他对于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进行，在他势力之下，努力鼓励而且亲为赞助，至少是：加以保护。
　　纯粹的日耳曼的乡村，便被政府用了纤曲的间接的方法而变成了语言复要的危险地带了。
　　在低部的奥地利（Lower　Austria），这情形进步日见其速，而且许多捷克人竟把维也纳当作了他们的首都。
　　这位新喻普斯堡皇胄（他的家庭中说是捷克语，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贵妇人，她生长在仇视日耳曼民族的环境中，太子与她结婚，本届屈就的）。
　　主要思想，是依严格的天主教，而逐渐在中欧建起一个斯拉夫国家，和那奉正教的俄国作对抗。
　　因为情形是这样，因而宗教纯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事。
　　如果上日耳曼人来观察，那么，这实是一种为害最大的思想。
　　从各方面看起来，结果是有着更厉害的悲惨的。
　　因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会都不能获得像他们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宝座，罗马终也失去了一个大国。
　　奥皇靠宗教的势力，以达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够会唤起一种意想不到的精神。
　　这种精神，起初本没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他极力想法来消灭旧帝国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这反应。
　　实为奥地利的汛日耳曼运动。
　　世界大战之后，哈普堡斯皇室已经有具备了最后的决心，逐渐来铲除危险的日耳曼民族——这确是一种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于是全国并起了革命，决意抵　抗到底，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先例。
　　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热心者，便一变百为乱党了。
　　——这些乱党，他并不背判国家本身，是背判—种政府的制度；因为他们深信这种制度，是必定会毁灭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历史中，能够判别出对于皇朝的忠诚以及对于祖国和民族爱护，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最高目的，并不在维持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类的权利，实在高于国家的权利。
　　一个民族，假如因为人类的权利而起来奋斗，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于世界，这是他的命运不佳的缘故，要是一个人百不能为他自己的生命作奋斗，那么，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关于汛日耳曼运动的兴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惊人的猛进，这都是我研究的目标，而且对我具有深切的意义的。　
　　我首称对两个人研究，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这两种运动首创者和领袖，就是乔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
　　这两个人都是超出国会中的一般议员之上的，虽然他们处在恶浊的政界中，然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着谬误的见解了。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　的方式，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智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对于这一点不大明白。
　　因为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缘故，每个人都恐蒙受一种损失，所以他们的行动逐相当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这实在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凶识浅陋的缘故。
　　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　制。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
　　因此，他们两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远大的目的。
　　吕氏并不能够拯救了奥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颓。
　　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两党的失败的原因，这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益处的，因为照今日的情形看来，和当时有许多地方颇相类似，可以给我们做错镜，不再去蹈吕　薛两氏的覆辙了。
　　凡日耳曼运动所遭是的厄运，就是上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获得民众的依附信仰。　
　　这运动慢慢地趋向于资产阶级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严，但内中仍属很激烈的。
　　当凡日耳曼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在奥国的地位已经是隐在绝境之中。　
　　后来年复一年，对于逐渐地消灭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国会愈加默认了。
　　现在，我们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国会，然而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运动者也会加入过国会，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们在国会中发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竞日见共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的演说，仅能于立场的听众或尽在报纸上接受他们的言论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场所，给听众最为直接的接触的，并不是国会的议事厅；倒是群众大会；因为在群众在会之中，到会的人常以数千计，而且都是听演说而来的。
　　反之，出席于国会议事厅的人，不过区区的数百人而已。
　　而且这区区的数百人之中，多半是为领议员薪金而来的，并不是要一听人民代表的高论。
　　在这种场所演说，枉费工夫，毫无成就，政权可说是对牛弹琴。这是已往的事实。
　　凡日耳曼派的议员，虽然力竭声嘶的演说，可是听者藐藐，仍无征效。
　　报章上对于这种演说，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为删改。致其文气——甚至其意义——也被领到错位，或竞完全消失了。
　　这种新运动的目的，仅仅使民众得到了一个最不良的印象罢了。
　　各议员的言论的重要点，并不在言论的本身；而在言论对于读者所发生的印象。
　　现在演说词既被割裂，那读者所得，仅仅是其中的一片断，（他们的用意就是如此），只能产生出一种毫无意义的印象。
　　所以，只要看一直他们所会演说的地方，不过只有区区的五百个听众，我们就这一点便可以明白了，但是，还有更糟的在后面呢！
　　倘使凡日耳曼运动，能够一开始就认清了这种问题不是在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