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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1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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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海隅下士，未尝学问，得闻大义，追随革命，胥出我总理教诲裁成之所赐。窃见总理遗教，崇高博大，论其精义，实古昔圣贤所未发，中外宏哲所未窥，语其平易，实天理人心所结晶，野老村妇所共解，奚止兴顽振懦之功，实亦为生命建树之本，今当建国伊始，而总理已长辞人世，不复躬亲指导，千钧之责，寄于后死之同志，唯有戮力同心，勉为祖继，以总理之精神，团结本党之精神，以总理之思想，统一全国之思想，国民之基本既立，人民之解放可期，中正自许身党国，久已矢之死靡他之决心，初不意百战余生，尚能留此微躯，诣总理之灵堂，而致其瞻礼。今后有生之日，即为奋斗之年，竭其全力，济以忠贞，成败利钝，未遑计也。灵爽匪遥，唯昭鉴愚诚而默相之。”
蒋中正祭告孙中山后，即留北平处理要公，于7月11日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鹿钟麟、商震、吴敬恒、陈绍宽、朱培德、张群等会于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以为各集团军一致遵行的准绳。
事实上，北伐虽已完成，可是残局尚待整理，东北问题张学良虽有心易帜，但日本军阀正极力破坏；平津虽告收复，而张宗昌、褚玉璞等残部退扼滦河，负隅顽抗；革命军内部人事亦纠纷迭起。因此各方所最盼祷的是完成国民革命大业，达成统一中国的愿望。
当奉军总退却后，在北平以东地区分布三道防线，以滦河为第一防线，奉军第十军王树常、第十五军汲金纯、第廿九军戢翼翘及于学忠之一部分担任防守；以昌黎、抚宁为第二道防线，由奉军胡毓坤、高双英两军担任防守；以北戴河、榆关为第三道防线，由邹作华的炮兵及于学忠的廿军担任防守。奉军主力在榆关附近，与热河方面的第九、第十二、第卅一各军形成犄角之势。
奉军在张学良领导下决心投效中央，服从国民政府后，虽因日方压力，未能正式易帜，但已决心不与政府军作战，陆续出关。只有孙传芳仍盘据迁安，张宗昌部在滦河沿岸占领阵地，右翼在丰润北方之狼山、菠罗山、庙山、牙窟山一带，企图利用山地负隅顽抗，另于丰润之西卢各庄、安乐庄、王各庄及丰润以南之马各庄、老庄子、韩庄子一带利用村堡，编成据点式阵地，左翼在唐山之西南方，由韩城镇至胥各庄、河头以迄铁路以南地区，构筑坚固之防御阵地，其第一线在丰台、芦台一带。
蒋中正于17年7月15日下令讨伐滦河方面之直鲁军残部，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下辖徐永昌、范绩熙、李品仙等部队，任命方振武为左路军总指挥，辖徐源泉等军，任命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指挥，辖刘镇华、丰玉玺等军。
7月29日白崇禧因天津附近积潦，有碍行军，致各军未能依限集中，乃召集会议，决议将集中完毕之日期，展至8月5日，接着奉蒋中正命令：饬左右两路在集中地停止待命，以俟张学良派员与张宗昌、褚玉璞接洽改编，直、鲁军因为有日本暗助，日且派林权助以参与张作霖葬仪之名赴奉天，向张学良提出二次警告，尽极威胁利诱之能事，故直鲁军毫无悔过自新诚意，并向宁河、丰台、芦台增兵，有袭取天津模样，奉军不得已，乃暂取中立态度，为易帜之准备。
蒋为彻底肃清直鲁残军，决俟各部到达集中地后，即令沿平、榆大道两侧，向滦河扫荡前进，至8月18日，总预备队第三十七军及独立第三师，开赴宁河、丰台镇集中，归右路军总指挥白崇禧指挥，刘镇华之一部，亦已开赴宝坻地填防；第二集团军骑兵第一军郑大章部，改向宁河东北之王大庄前进，与鸦鸿桥集中之第三集团军孙长胜骑兵师连络。
直鲁残军第七军军长许琨，在宁河、丰台、芦台一带指挥拒阻政府军前进，8月25日，政府军右翼军徐永昌部，占领北塘至河北之线，一部在淮满淘一带与中央军范绩熙部联系，同时占领马庄——黄庄镇——北强庄——葫芦沽——东园之线，与直鲁军对峙；总预备队第二集团军刘镇华之一部，进至宝坻，主力在杨村，第三集团军谢濂所部在顺义、西苑一带待命，9月4日丰台、宁河、芦台之直鲁军已有退却模样，9月6日直鲁军忽撤退至老庄子、韩城镇、胥各庄一带之预备阵地；丰润北方之山岭，直鲁军陆续增加，似有于该处决战企图，9月7日，中央军主力进至宁河、丰台，一部进占塔慈庄、崔成庄——大韩庄——西棘坨之线，右翼军进占芦台、杨家泊一带，准备于9月8日拂晓沿平、奉路攻击前进，与左翼军联系，白崇禧因左翼军与中央军之间，兵力甚形薄弱，即令总预备队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军，迅速开赴前线，归左翼军李品仙指挥，担任进攻韩城镇、老庄子之敌，与左翼军及孙长胜骑兵师联络，向唐山、开平迅速推进，以截断胥各庄、河头之直鲁残军，使中央军右翼军进展容易。
9月8日，政府军第十二军到达韩城镇附近，第三十六军到达老庄子镇附近村落，占领攻击准备位置；9日，中央军占领曹庄子——李堡寨——保全庄之线，右翼军进占于家泊——铁匠庄之线，第十二军于拂晓击溃韩镇之敌，正午追至马驹桥——曹家之线，同时，第三十六军击溃老庄子镇之敌，正午追至小马各庄——桃李营——陈庄子——韩庄子之线，直鲁军向龙王庙、开平方向逃窜；其左翼部队在河头、胥各庄一带，本筑有坚固工事，因政府军左翼军已克丰润，沿平榆大道前进扫荡，先头部队已在牛郎山与直鲁军接触，直鲁军侧背感受威胁，故河头、胥各庄等处亦受牵动，纷向乐亭撤退；唐山方面亦因无险可守，乃纷向开平、古冶一带撤退，十二军于午后4时进占唐山；第三十六军向开平攻击前进；白崇禧进抵芦台。
至于政府军左翼军第三十军军长魏益三，自7月15日奉命参加平东战役，即率所部集中平安城镇，先解决盘据遵化之直鲁军，并以约一师兵力，逐渐向前推进；9月上旬，先后奉到白崇禧、李品仙命令，即以所部第一师为右翼队，袭取丰润迤北牙窟山、庙山之敌，以第二三教导师及骑兵团为左翼队，袭取丰润东北方狼山、白蛇岭、菠罗山之敌；魏益三亲率暂编第四师为总预备队，位于大王庄，策应各方。9月8日午前3时，全线向直鲁军猛烈总攻，因其地山岭高耸入云，绵延不绝，形似长蛇，坚如铁壁，直鲁残军复筑有坚固工事，仰攻不易，魏益三以非克复丰润，各友军难以进展，乃督饬各师奋勇进攻，激战数小时，直鲁残军不支，纷纷溃退，遂将各该山岭次第占领；右翼队占领牙窟山、庙山后，俯视丰润城内，了如指掌，即以火力重施压力，左翼队占领狼山、白蛇岭、菠罗山后，并以强大兵力向东南扫荡前进，以收包围之效。
同时，独立第八师刘春荣所部，向高各庄、小王各庄、安乐庄、西魏庄、芦各庄、高力铺、七里屯等村落攻击，直鲁残军利用坚固阵地，节节顽抗，刘春荣督众奋勇猛扑，直鲁残军不支，相率退据丰润城内，闭门死守，刘师即分路进攻西南两城门；第三十军各翼队，亦由庙山等处抄攻东北两门，将丰润城包围，直鲁残军负隅顽抗，经刘春荣挑选壮卒，冒死爬城，直鲁残军旅长于铭钟见大势已去，率队由东门冲出，向榛子镇方向逃窜，政府军遂完全占领丰润城。
政府军第五十军魏益三部及独立第八师自9月8日正午占领丰润后，即分路由平、榆大道，向榛子镇进发。9月9日，第三十军各师，到达牛郎山、板桥、国特营一带，遭遇褚玉璞残部占领牛郎山、椅子山等险要阵地，与政府军相持；政府军刘春荣师在该军右翼扫荡前进。骑兵第一军郑大章所部，在该军左翼前进。政府军第十二军自占领唐山后，即由平绥铁道两旁，追击前进，与第三十六军衔接，向开平前进；9月10日拂晓，第三十军各师在牛郎山与敌激战极烈，亘一昼夜，第三十六军进攻开平，激战数小时，直鲁残军向滦河方面溃退，政府军遂占领开平。第三十军闻第一师进占板桥、国特营，第三师进占牛郎山，向榛子镇追击，新收编之敌军骑兵团，已到黑山沟之线。魏益三以直鲁残军业已溃退，即令第一师向椅子山一带之敌攻击，奏功后，径向沙河驿方向追击；魏并亲率第二、第四各教导师续进。是日拂晓，政府军独立第八师由原地向双桥、栗园、后屯之直鲁残军攻击。郑大章率所部原拟向左翼迂回，绕攻榛子镇直鲁残军之后，李品仙以牛郎山既下，直鲁残军主力集中椅子山一带，即急令郑军由庠子地区向南转至平、榆大道，迅速进至野鸡岗附近，协同第三十军攻击，郑军随移转方向，追击至妙灵山——洼里山之线，协同第三十军攻击椅子山及榛子镇之敌；9月12日下午2时，第十二军会同中央军占领洼里山——吕家坨——周家桥之线，直鲁残军向古冶退却，椅子山、榛子镇、双桥一带直鲁残军亦纷向滦河溃退，政府军左右翼预备队及中央各军，全线追击前进。刘镇华部之预备队一部推进至宁河待命，9月13日，政府军全线向滦河追击前进，右翼军之骑兵，于午刻占领滦县，第十二军亦随即到达，中央军占领张家庄——陈家庄——邵家庄之线并派一部向滦县推进，下午5时左右，到达河西岸史家坎——夏庄子——王家马堡之线，直鲁残军于9月13日完全渡过滦河东岸，占据武山、石门镇一带。9月14日，政府军全线到达滦河西岸待命，准备渡河进攻。
直鲁残军既不服奉方之劝告归降政府，张学良乃电请政府军暂勿渡滦河，以免误会，并允负责解除直鲁残军之武装。
白崇禧乃暂驻滦河西岸静候奉方之解决。
9月21日，奉军下令总攻，直鲁残军力不能支，向奉军请求停战，解除武装，褚玉璞并允赴奉，此时张宗昌虽仍不肯屈服，然所部溃散殆尽，不得已乃化装由朱各庄向滦河东岸下游逃窜，被奉军俘获。9月23日午刻，滦县之直鲁残军遂告完全肃清。
二五七、日本军阀炸死张作霖
17年5月下旬，北洋军节节后退，各国驻华使节已预感北京政府会垮台，而这一次的垮台不像过去17年军阀混战那样，所以纷纷请示本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列强中，日本从“田中奏折”起就决心立即开始侵略中国，因此山东两次出兵，以及济南惨案相继发生，北洋军从山东退至河北后，日方行动亦趋积极，其狠毒面目，日益显露。
17年5月12日满铁日方代表江藤三等向奉张逼签五路协定，交通部长常荫槐无法应付避往天津，交通部路政司长刘景山临时辞职，表示无言的反对。日方既找不到主管的交通部，乃径向大元帅府“逼宫”，扬言如果不给日本完成吉会路诸权利，则张作霖将来出关时即不准经过南满路。张作霖迫于形势，乃任命交通部航政司长赵镇兼次长再兼代部务，令赵与日方交涉。5月13日赵镇偕同满铁代表深夜到部，将敦图、长大两路包办合同盖用部印。可是赵镇兼代部务是从5月15日生效，而合同盖印是13日，又逢星期天，日方认为无效，迫令将合同日期改为15日。这个合同内容双方均守秘密，其后张作霖出关遇炸，全部文件均在专车中同归于尽，据日方宣称所签的合同包括敦图、长大、延海、洮索四路，只余“吉五”一路留待张作霖返奉后再议。
日方不仅逼签路约，同时还计划收缴关内奉军枪械，逼令奉军回奉。5月18日日本政府发出“通告中国南北政府及欧美列强觉书”一件，略谓如果动乱波及满蒙，日本即将在该地采取维持治安的有效措施。
5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秘密动员，命令内容为：
（一）驻屯满州各部队，主力向奉天移动。（二）由济南撤至大连的外山旅团改赴奉天。（三）驻满洲日军主力集中奉天。（四）派出劲旅向锦州、义州、山海关、朝阳镇担任奉军警戒。（五）维持新民屯之治安。
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认为这是占领东北的开始，极为兴奋，可是这个命令到了5月23日又发生变化，由于美国国务院表示“东三省行政主权属于中国”的严正立场，遂使日本政府为之犹豫，并派田代皖一郎由东京遄赴东北，口头传达日本政府命令，仍保留张作霖地位和力量，相机待变。这一来让关东军激进分子大为失望，也因此断送了张作霖的生命。
日本“觉书”发出后，美国表示反对，中国作战双方的立场也是一致。
5月25日张作霖答复日本觉书，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适当有效措置”。声明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并负保护外侨责任。盼日本鉴于济南惨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措置。同时发表宣言，指日本此举违背华盛顿会议的立场。
5月29日国民政府答复日本觉书，由上海外交交涉员面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对于东三省的治安问题，以及中外人士的安全问题，均为国民政府自有的责任，对于日方所称“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置”，声明万难承认。
同日，日本驻华海军宣布禁止中国南、北海军在青岛、烟台、龙口、大沽、秦皇岛领海各20浬内交战。列国海军武官对于日本海军片面的宣布，且未在“列国海军武官会议”上通过，表示反对。
5月30日晨1时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离保定北上，7时抵北京，孙军放弃保定退往琉璃河，张作霖在大元帅府召集军事会议后即下令前线总退却。
5月31日张作霖准备退出北京，与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临时维持北京的治安办法。北京政权每次有改变时，这位北洋三杰的“龙”王士珍总是被推选出面维持。北京各国公使团会议应变，日使主张由外兵接管北京城门，美使反对，会议无结果而散。
晋军商震把以前扣留的奉军要员于珍释放，派他赴北京谒张作霖商量和平移交北京的办法。
6月1日张作霖以茶会招待外交团话别。据说日本公使芳泽曾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6月2日张作霖以安国军大元帅名义发出通电，声明退出北京后，政务交国务院，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国事听国民公决。王士珍等组成北京治安维持会，使馆区晚间宣布特别戒严。
6月3日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顺承王府私邸，1时10分抵前门车站，1时15分专车启行，同行有潘复、莫德惠、刘哲、于国翰等外，尚有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与嵯峨诚也。专车过天津，潘复、町野下车，常荫槐加入，专车共18辆，张作霖座车本在第三辆，车过山海关时加入吴俊升专车，因此张的座车排在第四辆。
在这北方局势天翻地覆，张作霖出关的这一天，卸任总统黎元洪在天津病逝。他的去世不为人所注意，因为北方大局正在大变。
17年6月4日晨5时30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辆车厢上。吊桥桥板分为三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六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枕藉，惨不忍睹，吴俊升登时殒命，张作霖重伤，日籍嵯峨顾问则仅足踝微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老帅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张因重伤，于上午10时去世，享年55岁。但这个消息被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根据日本投降后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关于张作霖被暗杀经过，确实为日本关东军所策划及组织。
当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是村冈长太郎中将，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作霖，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冈乃亲自主持暗杀张作霖。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乃改在张作霖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由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由工兵队长管野负责装置电流炸弹，由独立守备队长东宫负责发放电流；由荒木五郎率领行动员准备在爆炸后张作霖不死而临时砍杀。此外日本驻北平武官建川美次和田中隆吉负责调查火车组织与张作霖启行时间，同时派出大批暗探在山海关、锦州、新民屯等地布防。
关于事件发生后的掩饰责任，亦有安排。先由浪人安达隆盛觅得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再找到售卖吗啡的中国乞丐三名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带往南满路附属地一风吕浴室洗澡换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桥下用刺刀杀死。三人中有一王姓在洗澡时乘机逃脱，张作霖被炸后，该王姓乞丐即向奉军报告，说出日方所指两具凶手死尸即两华丐尸体，一风吕浴室主人曾往看尸体，亦向沈阳日本宪兵队证实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华丐。
刘戴明原系孟恩远旧部，民八张作霖逐去孟，刘戴明表示此次系为故主复仇，可是实际则为贪得2万日元的酬劳费。事前河本曾付刘定金1000日元，事后则不认帐。安达陆盛把这件失信事件告诉了他在东京的亲戚工藤铁三郎，工藤把这件事告诉当时的铁相小川平吉，小川报告了首相田中和元老西园寺。西园寺深恐刘戴明被张学良逮捕，泄露了这幕丑事，所以亟命小川偿付酬金，并将刘戴明送至大连，助其开设烟馆。
祸首河本自述当时关东军对于解决张作霖后的继任人选有张学良和杨宇霆两派主张。炸车之日河本曾准备了一队士兵集中南满附属地，因事先没有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少将联系，所以被斋藤所解散。事变时关东军竟日以电话询问日本驻沈领事馆，希望准其出兵维持铁路附属地以外的秩序，但被森岛领事所拒绝。当天沈阳日人住宅区曾有浪人投弹一连四次，均因中国方面官吏冷静应付而未发生不幸事件。
沈阳军署于4日午起即和在北京的少帅张学良联络，请其火速返沈，而张学良亦已获悉皇姑屯事变，他当时不过28岁，要应付这样一个非常艰难而又复杂的情事，也真是不容易。当时因为不知道事变的真实原因，虽然怀疑是日本人在幕后制造，却还不知下一步行动。日人既然胆敢谋害张作霖，则也不会放过张学良，所以张学良决心遄程返回沈阳，就不得不采取极其秘密的部署。他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赴沈阳，经过南满路检查站时，步行绕过，再换乘汽车直驶沈阳，径入帅府。在他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要人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宣布，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人信以为真。
张作霖的遗嘱，仿刘备死后的遗诏，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作霖的遗嘱云：
“余不幸归途遇险，今病势已笃，殆朝暮间人矣。余自京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今年五十有六，死已非夭，惟是报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尔。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延聘贤良，修明内政，以慰父老悬悬之望，更望我袍泽同仁，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戮力同心，精诚团结，余身虽死，亦瞑目矣。”
张学良根据这道自己“伪造文书”的命令，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急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
张学良同时邀请老一辈奉系大将来帅府共商善后。张作相见到他以后又是难过又是高兴，他说：“小六子（张学良的小名）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知道你不好好的干，我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张作相在老一辈奉系中是最有份量的，他这一番话等于决定了张学良的继承权。
6月19日奉天公布张作霖逝世，由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宣告停止军事，休养生息，万福麟被派为黑龙江督办。
6月24日东三省联合会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兼吉林司令，张学良为奉天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司令。
张作相坚不就东三省保安司令，7月4日东三省联合会乃改举张学良，张即日宣布就职。张作霖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不肯作日本傀儡是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廿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现场，对于张作霖曾经过多年交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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