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19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现场，对于张作霖曾经过多年交涉，终未达成所愿。吉敦路虽然修成，而东北本身，亦自修沈海路、四洮路、打虎山路，打通平沈路线（当时叫京奉路），以对付之。至于商租杂居，始终成为悬案。当民国十五六年时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吉田弄得很难堪，于是辞职离开沈阳，日方另派林久治郎继任，同时派政友会干事长和鸠山一郎齐名的森恪前往大连，转赴北平，召集会议，面授机宜，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向张交涉，因为此时张已就“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
到了战事不利准备退出关外，张作霖仍不肯屈服于日本军阀的威胁利诱，最后关东军只好途穷匕首见了。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最为失望。田中所进行的外交压迫已经收效，他压迫张作霖签署了铁路协定，而奉军回师关外亦受到日方劝告。田中认为他的分离满蒙策略假以时日必能实现，却不料霹雳一声，张作霖被炸死，这一来田中的整个安排都受到影响，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所以田中深感痛心，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曾告宇垣一成和冈田启介，欲将关东军首要分子及暗杀的策划人交付军法惩办。日本元老政治家西园寺也预感军人野心分子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军纪为之废弛，若不整顿，前途不堪设想，因此也极为赞成。可是参谋本部和陆军部的中级军官则极为反对，他们认为关东军如此做法是为了日本，其本意实可嘉许，何况迫于客观情势，他们的功劳不能明令旌赏，亦当原谅其用心，不予惩罚，坚持勿扬国耻，最多只给以行政处分了事。执政的政友会也怕事情闹大了予反对党以可乘之机，所以亦劝田中首相含糊结案。
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田中有心振作，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并且呈报昭和天皇。昭和对于田中在张案发生时所报告的和一年后的报告完全相反，前者肯定认为关东军主谋，应该把肇事首犯交付军法审判，后者却说关东军没有牵连在内，前后矛盾万分。因此在览读奏章时大为震怒，且竟佛袖离座，予首相极大的难堪，甚至在退席后余怒未息，悻悻然告诉侍从长说此后不愿再见田中，田中受到天皇这样大的斥责，大为羞愤，乃呈请辞职，几个月后竟因此抑郁而死。
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举动虽然没有动摇日本分离满蒙的日本国策，可是田中分离满蒙所选定的对象则因为皇姑屯一炸而需要重新安排。当时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陆军少将松井七夫主张扶植杨宇霆，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则主张拥立张学良，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看上张作相，刺张的主谋凶手河本大作则拟定张景惠。东京方面对张作霖的继任人选没有积极的主张，不过东京方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只要能阻挡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力伸入东北，使东北成为一个特区，为日本势力范围。事实上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在张作霖被关东军谋杀后，东北军民对日本军阀的憎恨更为增加，他们不一定喜欢张作霖，可是却对于日本军阀用此卑劣手段对付张作霖，为之寒心。
17年6月15日至7月16日这一段期间，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日本驻北京武官建川美次均分别向日本陆军省报告，认为东北脱离中国本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有田亦正草拟“对支方策”，方策分为两部分：一为一般方针，强调以和列强协调为手段，以承认国府为归宿；一为防止满洲赤化为理由，以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为目的。日本外务省有此“方策”，显示外务省态度已在转变，原来日本政府对东三省的措置分为两派，军人主张用武力控制，造成既成事实，促成东三省脱离中国；外交人士则主张采取条约一步一步地控制东三省，最后目的亦是使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殊途同归，不过一是积极路线，一是消极路线。如今外务省新的“对支方针”也采取条约以外的方法，显见在张作霖被炸后，日本政府的和缓派已有改变。
事实上，无论外交官和军人，均以各种手段向张学良施压力，压力集中在两点上：一为阻止张学良易帜，不许张学良投向南京的国民政府，以破坏中国的统一。二为满蒙铁路权益的伸张。日本田中首相于6月26日两次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饬其警告张学良勿与南方妥协，又于7月18日重申前饬。林久治郎于6月29日、7月18日两次谒见张学良，7月19日更把田中的意旨面送给张，内容为：
（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连系。
（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出兵相助。
（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他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见少帅如此质问，为之哑然，避不作答。因为从纯外交上而言，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张学良第二天拜访关东军的村冈司令官＇奇‘书‘网‘整。理'提。供＇，再把他对林久治郎的话对村冈复述一遍，村冈亦未作答。
当张学良出掌东北军政大权后，阎锡山、李烈钧等均以父执身份用函电或派专人劝告张学良以政治方法达成中国统一。张学良一方面受到日本的压力，又以父仇不共戴天，其内心是亟望投向中央，不过迫于形势，不敢轻举妄动。
民国17年六七月间，中国全国均心向统一，除了山东济南和即墨两县因受日军干涉，不准易帜，东北情况特殊，尚未正式表示外，均是一片青天白日旗飘扬，即远在国外之各使领馆以及僻在西陲的新疆均无例外。
张作霖死讯正式公布后，日本政府特派驻法大使林权助为特使，赴沈阳吊丧，并且向张学良游说。林权助和张作霖是好朋友，因此就私人的关系来说，他是以父执的身份来探望张学良的。日本政府曾给林权助一个秘密训令，内容为：
“自日本观点言，在目下情形中，东三省与南方讲求妥协实甚不利。幸张学良已自动不与南方续洽，则东三省当成为中国最进步之省份。此不特中国一省或日本一己之利益，中国全部人民之利益亦即在此。深信张大元帅如尚在世，必愿见此成就。张学良循此路线，亦足以完成其先人之遗志。
万一南军侵入东三省，则日本决尽其牺牲以执行其现时之政策，维持东三省之和平与秩序。”
林权助于8月3日抵沈阳，4日起至12日连续与张学良
密谈四次，其中最露骨之一次是8月9日，在坐除张、林两人外，还有张学良的助手王家祯，林权助的助手佐藤少将。双方谈话颇尖锐。
林说：“国民政府内部有纠纷，共产党在幕后操纵，假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将受到极大损害。因此，日本政府希望东三省的军政当局采取观望态度，不要和国民政府携手。如果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而率行易帜，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这一点日本政府是有决心的，希望贵总司令能够了解，同时能下决心镇压不良分子，如有需日本之处，日本政府愿全力相助。”
张答：“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我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而愿中国走向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贵国之劝告，我当然予以考虑，不过必需以东三省人民的利益和志愿为依归。如果东三省人民公意要求统一，我唯有依照人民公意。贵使提到日本要采取自由行动，我相信基于国际公法上，日本当不至甘冒干涉中国内政的大不韪。我今天深感遗憾的，是日本方面一再以强硬态度对我威胁。”
林说：“事实上日本政府已有决心，在东三省采取自由行动，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亦所不避，希望贵总司令速作决定。”
张答：“我的决定不会受日本的压力，而是以东三省民意为定，在任何情况下，我不能违反东三省的民意。”
至是佐藤插嘴说：“现在不是讲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定就是是非之抉择。贵总司令如拒绝田中首相的抉择，东三省将生重大事体。”
林说：“我和令尊是好朋友，敝国政府派遣我来吊丧，就是因为我和贵总司令有这种渊源。在私谊上说，我把贵总司令当作自己子侄，有危险我不能不奉告。”
张学良听到林权助倚老卖老的无理言辞，立刻还以颜色，他岸然告诉林说：“我和贵国天皇同岁，阁下知道不知道，对于阁下刚才的话，我所能奉答的就是这些。”
于是张学良乃端茶送客，双方不欢而散。

二五八、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
18年1月10日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于奉天旧帅府。
在当时，这是震惊中外的一件政治事件。
少帅张学良，在中国现代史中，其重要性不小于乃父张作霖。他一生多采多姿，少年得志，名满天下，权倾东北。他出生于民国前十一年（1900年），19岁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20岁任奉军第三混成旅旅长、任镇威军东路第二梯队司令（第一次直奉战争），24岁任镇威军第二军军长（第二次直奉战争），战后任奉军第廿七师师长，东三省航空处长。25岁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27岁任奉军南路总指挥与阎锡山的晋军作战。28岁指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张作霖炸死后，出关统领奉军。
在张学良的自述中，他承认幼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11岁丧母，父亲忙于军政　，又宠爱有加，自己则未及弱冠出掌军旅，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大任。因此处事待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敏和良心直觉，虽然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可是忿事急躁，有勇无谋。他这番检讨，是在他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世变，和多年来与世隔绝的淡泊生涯中所体会和反省。其实他聪明、侠义，待人宽厚，有很多过人的长处，因此才能在皇姑屯事变后稳住了奉军的军心。
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恩怨说来话长，在郭松龄兵谏时到了顶点，事实上张学良是张作霖的继承人，而杨宇霆受张作霖特别的倚重，两人之间利害冲突日积月累，杨宇霆既不能善处，张学良也不能容忍这样一位尾大不掉的父执。
张作霖遇害时，杨宇霆在滦州视察部队，6月6日张学良微服到了滦州，两人曾作一次密谈，据张学良事后告诉人说，他们两人密谈时，张曾表示愿意把奉天交给杨宇霆，可是杨却傲慢地说：我可以跟你的父亲，但不能跟你作事，我们之间看法做法都不一致。
17年6月下旬，沈阳酝酿推选东北军政领袖时，杨宇霆曾有通电表示个人立场，内有云：
“今后更当秉其（指张作霖）遗志，以东三省大局为重，宇霆忠不出位，只知奉公守法。汉帅（张学良字汉卿）为大帅之令嗣，继承父志，名正言顺，吾从汉帅，如骖之随靳也。
愿我袍泽勿再齿及宇霆，则幸甚。”
杨这道通电显示杨没有反张的野心，事实上当时奉系主张推杨宇霆继张作霖的只是少数，还没有主张拥张作相的多，而张作相则坚决推让给张学良。
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后，杨宇霆没有新职务，但杨在张作霖时代有两个职务是长时期的。一个是总参议，一个是奉天兵工厂督办。无论杨发表任何新职，总参议和督办两职仍旧担任，所以东北军政人士都称杨宇霆为杨督办。东北兵工厂一直是杨宇霆掌握，他可以任意花钱，任意要钱，杨督办要钱在张老帅时代是优先的，到了张少帅时代，杨仍故态不改。当时奉天财政厅长是张振鹫，时常因杨宇霆要钱付不出而受杨的责骂。张宗昌在滦州被国民革命军击溃后，即率残军要退去关外，奉方一致反对，因为东北情势需要休生养息，而且正酝酿易帜，加上张宗昌平素作为，奉方多不满意，因此决定拒绝张宗昌入关。张学良乃派杨宇霆率兵去迎击张宗昌。杨出兵前曾问张说：“如果捉住了张宗昌怎么办？”杨的意思如果捉了张押回来，你张学良把他放了做人情，岂不陷我于不义之地，因此要先问个明白。张学良和张宗昌曾磕过头、拜过把，杨这一问，张很难作答。当时袁金铠在旁，极力主张“杀”。杨乃问张是不是照袁金铠的意思，张点头答应。杨宇霆出兵后果然活捉了张宗昌。因张没有想到奉方会真的打他。杨对张说：“汉卿叫我杀你，你赶快跑吧，关外不是你的庇护所了。”张宗昌听了大为恚愤，逃至大连写了一封长信痛骂张学良，张学良接到张宗昌的信才发现杨宇霆有意挑拨的阴谋。
张学良酝酿易帜时，关内各方均派代表前往沈阳争取奉系，唐生智派刘兴、白崇禧派叶琪先后到了沈阳，他们都先去见杨宇霆，杨也公然向他们表示，关外的事我杨宇霆可以作主，汉卿是个小孩子，不必理他。刘兴和叶琪都信以为真，也就没有忙着去见少帅。后来在一个公开集会上，张学良见到了刘兴，大为惊讶，因刘兴说他是唐生智派他来的，张学良便问刘兴“为何不来见我？”刘说：“已见到杨督办，面陈一切。”张学良听了自然颇不高兴，第二天在某项会议席上便问杨宇霆是否已和刘兴、叶琪见面。杨岸然答道：“是的，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系联络。”张学良说：“如果中央失败怎么办？”杨无以为答。有人告诉张说，杨宇霆这些做法都是常荫槐的策划。
常荫槐当时被目为杨宇霆的亲信，因为他担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中东铁路督办和黑龙江省长，这些职务都是杨宇霆所保的。常荫槐在黑龙江省长任内和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积不相容，万曾报告张学良说常荫槐故意积压黑龙江的军费。而省政府又扩充山林队，有替杨宇霆培养势力的企图。山林队本是前清时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因辖境大青山匪患猖獗，乃创办山林队。又追查前任吴俊升兼省长时的枪支，并且向奉天兵工厂洽领枪械，又有向捷克斯克达厂购买军火的传闻，但据说向捷克订货确有其事，却不是军火，而是火车头33辆和轮船16艘，拖船若干艘。
杨宇霆字邻葛，辽宁法库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八期，受张作霖特识，因此权倾一切。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杨为奉军参谋长，战后出任江苏军务督办，被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所逐，仓促退出苏皖，其后郭松龄兵谏倒戈，以清君侧为号召，即是针对杨宇霆，而杨受张作霖的宠爱始终不衰。
常荫槐字翰勷，奉天梨树县人，奉天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毕业，一直在黑龙江省任事，后为许兰洲之参谋长。第一次奉直之战，奉军败退山海关，常代表许兰洲向总部办理事务，为杨宇霆所赏识。民国14年任京奉路局长，16年潘复组阁时代理交通部长并兼京奉路局长，日本迫张作霖签五路条约时，扬言此约不签张作霖及奉军不能出关，甚至不能过天津，常不主签订，避往天津。张作霖遇害时，常荫槐亦乘一辆专车随行，遇炸时常本在张车厢中，至皇姑屯乃离车后行，闻炸声车停，常恰在两车厢接头处，致跌倒受轻伤。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他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他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他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
据说张学良在杀杨宇霆前数日，某日本人曾以《日本外史》一册寄赠张学良，并用红笔把丰巨秀吉与德川家康一段史事勾出来，暗示杨宇霆是德川家康，而以张学良影射丰臣秀吉。德川是丰臣的家将，又是权臣。日本人不是对张学良有所爱护而是故意制造离间，希望张、杨互相争权，互相火拼，替日本人造机会。事实上杨宇霆也好，张学良也好，他们都是反日的，都不会和日本勾结。
张学良既有杀杨宇霆的动机，可是促成这个最后决定并不很容易，传说张每次受杨的气之后，就增加了杀杨的决心，可是仍然不敢下手，最后掷一块大洋作决定，张学良默祷说，如果三次都是“龙面”，就要杀杨，结果三掷都是“龙面”，这样才决定了杨宇霆的命运。可是1968年据张学良告诉亲近的朋友说那不是真的，他并没有掷过洋钱，不过有块银元藏在他办公室保险箱中则是事实。
是什么原故促成他一定要杀杨宇霆，据说是这样的。18年元旦的后两天，杨宇霆母亲作寿，张学良和他元配夫人于凤至都亲往道贺。杨督办的公馆群集东北显要，张少帅进入杨公馆时，杨宇霆不在家，可是客厅已挤满了人，大家对少帅的驾临并不以为意，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张学良于是也参加了牌局，隔了一会外边喊督办到，于是整个客厅都静了下来，杨宇霆昂然进了客厅，大家全都起立，和对待张学良的随便完全两样，张学良心里当然有点不痛快，而最不痛快的是于凤至。这天晚上回到帅府，于凤至便对张学良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看看他那副德性，他眼睛里面还有你吗？杨宇霆之死，远因当然很多，近因却是杨母作寿这一天种下的。
18年1月10日午后杨宇霆和常荫槐联袂来见少帅，杨、常两人见张是要挟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任督办。并且写好人事命令请张签字。张稍作敷衍，推说晚饭后再决定。杨、常遂告辞回家。张于杨、常去后，即部署一切，晚饭后杨、常再来，张接见后，命副官取哈密瓜，副官去而复返，称瓜在冰箱，因夫人正在洗澡，不便上楼。张乃云：“待我去取！”遂出老虎厅，约一分钟，卫队六人，由万纪毅率领持枪步入，大声说：“奉长官命：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予处死，即刻执行。”于是枪声大作，杨、常未及反抗即被击毙。随后以地毡包裹两人尸体。张随即命外交处长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告知已处决杨、常两人。此事不影响对日外交。并向南京报告，杨、常两人妨碍统一，阻挠新政，已予正法。
张学良于杀杨、常之次日并亲笔函杨宇霆夫人云：
“杨大嫂鉴：弟与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请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揽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过之心……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安心，弟必尽私情，父母子弟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已令潘桂庭、蒋建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相商可也。
弟良手启。”
张学良此一亲笔函，对杨家遽遭横逆，稍有抚慰作用。当杨、常死讯传出时，震骇万分，杨家不知尚会有何严重事件发生，一门莫知所措，迨张学良亲笔函致杨宇霆夫人，才让杨、常两家稍感缓和。
张学良挽杨宇霆联云：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涕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又有挽常荫槐联云：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国家事罪淮阴！
上二联均系杨云史代拟，名家手笔自是不凡。
挽联中，有袁金铠一联最为传神，袁是张作霖的秘书长，张称之为二哥而不名，在奉系中地位崇高。袁联云：
顿使精神增剧痛；
欲伸哀挽措辞难。
此联写出东北当局领导人群的震撼，以及不知如何哀挽的情景，传神之至！
在这场震惊全国的政治血案中，曾任五省联帅的孙传芳突然成为各方注目人物。这位五省联帅兵败丧地后即北上依附奉系，奉军撤至关外，孙亦随同到了奉天。张学良对孙颇为礼遇，特别在帅府内设有“孙联帅办公室”，位列上宾，随时与少帅会谈。既似贵宾，又似高等顾问。而这位联帅白天在帅府办公，晚间则在杨宇霆家中打牌。杨、常伏诛后，孙被邀至帅府，甫与张见面，张即说：“馨远，我又放了一炮。”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乃问“是什么事？”张说：“我把邻葛和翰香都处决了。”孙即时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杀几个人行么？杀得好，杀得好！”他虽然这样说，内心则极为震动，自己置身于险境，这位年不到卅的少帅竟然不动声色就处决了东北两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