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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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曾出通告，谓南北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其派出的接收人员，南四北五，同时订立规章，荐任由总长自行征辟，委任一律考试，但报考者仅九人，因旧日观念，司法系冷衙门也。最热闹的是交通部，因施肇基一到任便裁了500多人，而只留40人，被裁的人吵闹得很厉害。旋肇基本是办洋务的，洋文甚佳，曾随清醇亲王到过德国，后人外务部任丞参，专管中俄交涉。唐绍仪组阁时本内定施为财政次长，后因唐兼交通，乃举施自代。施发表外务部同事曾述棨为秘书长，对曾极为信任。一切公事俱送秘书长批，次长反而无所事事。施到任第一日，即革去门房及茶房多人，随即把大堂油漆一新。出席参议院宣布政纲时，先命路、电、邮、航四司各拟说帖，携带前往报告，其报告中述及参议员发电报须由议长盖印，言至此便向议长行一礼，议场为之哗然。农林部因系新设，故无短长。工商部是采新旧并用。海军部总长刘冠雄本是海军旧人，资格很高，与袁世凯极有交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邀刘，刘说我是赞成革命的，不过将来若北伐，则将和袁项城兵戎相见，我于私谊，势所不忍，于是聘刘为海军顾问。南京之海军部有七十二贤和83万人马，后者是指掌权的83位烟台海军毕业生。刘任总长后一方面大量淘汰北京旧人，一方面将南京部员未毕业者，勒令继续学业，南京人员大哗，以海军协会名义函刘，骂他用人不当，若不改辙，将以手枪炸弹对付。刘甚窘，乃改为留职人员一律考试，其中有海军大学出身的，资格较刘更老，认为考试定去留迹近侮辱，这样闹来闹去，使海军部亦无法办公。
唐绍仪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时，曾发过一批委任状，同时还面允安置的也很多，待唐北返后，一切事与愿违，自己也是风前烛瓦上霜，于是闭门谢客，连面都不敢见南来客了。
可怜许多北上攀龙的人们，只落得敝车羸马，萧条万状。
在唐内阁时，国务院的主要人物有五位，即：唐绍仪总理，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国务会议是每逢二、五、八召开，会议中多数是商量借款事，其次则是讨论各部章程。因政府还在草创期间，各部总长亦无官邸，蔡元培、宋教仁、刘冠雄、王正廷都是在住在国务院内，好些秘书亦住院中，因此开会甚为方便。赵秉钧不大参加开会，前面已说过，他认为他这个部是直接听命于总统的，不过他不出席国务会议，向袁世凯说的理由是：国务会议中，关系内务部的事甚少，而目前维持秩序事大，所以不赴会。
这时，国务院中已设有记者招待所，规定中外记者于每天下午2时至4时可以前往采访，由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负责接待。魏有外交才，长于应付，能避重就轻，雄辩滔滔。
袁、唐的亲密关系，前面已有交代，他们自朝鲜共事订交起，廿余年互相呼应，如手使臂，但自唐任北方代表赴南方谈和起，两人便常传出不和的消息，甚至可从往来电报上获得证明。迨唐返北京后，两人所表现的，又是鱼水之欢，极为融洽。袁世凯首次至参议院发表的咨文，大家认为是一篇“教书”，这文稿据说是梁士诒的大作，其中甚多由唐改窜。袁的原稿最后一段是：“本总统与唐总理廿年深交，生死一意，望诸君竭力辅助。”这显示袁强调和唐的亲密关系，不过这文件至发表时则已经唐改为：“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唐认为后者大方，不言私交而强调公谊。由此可见两人还是很合拍。而后来的龃龉，正是作者前章所报道的，是北洋系人在袁面前挑拨所致。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很接近，有事都和他们商量，这一来当然更激起北洋系的怒气了。唐内阁中，实际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财政总长熊希龄，他主持财政，国家一无收入，和六国银团借款，先和唐绍仪有了意见，后则和同乡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唐辞职后，熊的组阁呼声最高，因为他不是袁系，但也不是同盟会。唐阁另一重要人物赵秉钧是袁的死党，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为人外圆内工心计，有一套笼络人的方法，故深得部下拥戴。自清朝开办警务，他就参与，故形成一支力量，地盘最固。他控制步军和巡警，与冯国璋控制禁卫军同为袁两大支柱。他公开表示不和唐合作，唐对之莫可如何。
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接近是事实，不过这亦有其背景。唐自主持和议起，即愿见中国共和统一实现，其私心深愿孙中山能和袁世凯彻底合作，他自信既和袁有多年共事之雅，又和孙同乡，自任国务总理后，深愿形成责任内阁以化除袁和各方面的冲突。可是这方面完全不为袁系的人所谅解，且认为唐加入了同盟会，有出卖袁系的嫌疑，因此内阁中袁系的赵秉钧、段祺瑞等都歧视唐。熊希龄亦非同盟会，且为袁所垂青，自亦不理唐，唐乃不得不和蔡、宋相接近。到了借款问题发生后，唐、熊益成水火，袁更利用参议院中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联合攻击唐，所以不待直督问题，袁唐已非分手不可了。
唐组阁时，原是以混合各党派的内阁相号召，结果闹得如此纷歧，于是大家认为混合多党派的内阁不是好办法，应该组织政党内阁，如英国式。
6月21日，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三党党员乃举行联合会，以交换唐去后对新阁组织的意见。同盟会坚持要求组织一个政党内阁，共和党则主张超党派的超然内阁，统一共和党赞成超然内阁却反对共和党所提“国务总理必举总统信任者”。这个联合会意见完全不能一致。
同盟会乃推派代表晋谒袁世凯，申述对新阁意见，建议组织政党内阁，绝不参加混合内阁，袁答复说：
“日前（唐）总理出京后，余派梁秘书长、段总长、梁孟亭君前后赴津挽留速来。日前唐递请假呈，现在假期尚未满，如唐仍肯回任，自无问题发生，如必要辞职则总理改派自不容缓。诸君所说超然内阁及政党内阁余均不能赞成。余意现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第一人才缺乏，如今专取共和党、同盟会或超然无党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面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余之意见非连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余则纯从人才上着眼，如宋遁初（教仁）天姿才调逸越侪辈；蔡鹤卿（元培）学问道德一时敬服；王亮畴（宠惠）法学专家当世寡俦；刘子英（冠雄）于海军学有专门，才具亦可佩服。余荐举此数人为国务员并非以其为某党之关系，乃以为当世人材而荐举之也。我国现今党派虽多，而于一党之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相当者一时恐难求全。故余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材，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余必引为辅助。
诸君深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始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才辈出，彼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今余意实不能赞同诸君之说，余主意在得人才，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吾国今日国势危急，举国共知，而政党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讳，余提此主意亦属不得已之故。
余尝与二三国务员谈及，余前此退居林下，何等安闲；此次出山冒兹艰险，担兹重任，实为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尽之义务。余宗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亦不能强人所难。至此次总理及二三国务员或有辞职之意，余以为全非党派关系，不过因个人意见未能十分浃洽，故如唐决计辞职，则第二次内阁，余以为可一切仍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
此外余尚有一言：今人多谓民国成立矣，南北统一矣。自余观之，半年以来外则各国尚未承认，内则各省秩序尚未恢复，再论眼前，一切制度毫无头绪，如此之民国，但能谓有其名耳，何得谓之完全成立？譬之建屋，地址虽定，而图式未成，栋梁未树，以云落成，相去尚远。不宁惟是，数月以来，我国改造共和，一举一动，系人观听，如内部自行纷乱，人将谓我何？故余以为此次内阁在形式上断不能为全部之更动也。
总之，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更迭消长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如是则中华民国庶有完全之日乎？此外尚有为诸君告者：须知组织内阁大非易事，《约法》上定明大总统任免国务员，须得参议员同意，然一经参议院不同意，则名誉丧失，人亦苦轻于尝试。前次余约梁如浩为交通总长，南京参议院不同意。梁之为人舆论如何，余姑不问，自余观之，则外交极为熟悉。办事亦至周密。其后余虽以个人名义请其到京辅助，而梁均不肯，后经余数次电催，始于日前到京，然对余宣言，万不能再任国务。当世贤才，然标怵于危局无惜，或又均以梁氏为戒，不任国务；或并北京亦视为畏途。故予深愿参议院诸君能知此中为难情形，断不可使人人短气也。
《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然以予观之，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区别。譬之商店，国民如东家，大总统如领东，国务员如掌柜，商业之计划布置，银钱货物之经理出入，固掌柜责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驯至商业失败，濒于破产，则领东不能不负责，东家亦不能为领东宽。现在国务员当行政之冲要，一国政务罔不赖其筹划，政务得失自属国务员之责成。然苟国务员失职，驯至国随以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究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
袁的谈话显示他反对政党内阁，同时这时他已决定由陆徵祥为国务总理了。
6月28日，同盟会举行职员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蔡元培提议：同盟会各国务员应全行退职，以示本会主张纯粹政党内阁之意见。刘揆一首表反对，以为本会在北京已属势力薄弱，若国务员退出则将来内阁消息亦难闻问，前途殊多滞碍。宋教仁则很坚决，他说：“此次国务院改组，本人向主张纯粹政党内阁；至他党组织，本会各员退出，本人早已发表，刻即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决辞职；即本会同志必不赞成，则余即出党亦可，决不使自己主张之宗旨致相矛盾也。”经热烈讨论后，赞同宋的提议，决定同意陆徵祥出任国务总理，惟同盟会会员加入内阁者即开除党籍。宋的这个态度，被人误会，以为他除了当国务总理外，连同盟会的同志参加内阁都反对。

卅八、陆徵祥超然内阁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于民国元年6月15日离京，27日辞职获准，袁世凯于6月29日发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出组新阁。袁想强调这个新阁是一个“超然内阁”，既不属于袁系，也不是同盟会或君主立宪派。陆徵祥字子兴或者为子欣，1871年（同治十年）6月12日生，江苏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攻读英、法、德、俄文，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民国成立前，已升任驻俄公使。他在国内政治上是个超然的、无色彩的外交家，又对国内政情不十分熟悉，因此是一个最好利用的人物。
陆徵祥的内阁，有四个部的总长获得连任，就是外交陆徵祥兼，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由于这四名阁员连任，所以不提交参议院征求同意。另外六个新阁员名单是：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孙毓筠、农林总长王人文、交通总长胡惟德、工商总长沈秉堃。决定这份名单以前，袁预定邀请同盟会会员的名单中，除了孙毓筠和沈秉堃外，还有的属意于胡瑛，曾派熊希龄及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分别去和孙、沈、胡接触。袁认为这三个人和周自齐都曾任过都督，于内政皆有经验，如能入阁，对于军民分治和内政统一均有帮助。至于内定交通总长胡惟德，是陆徵祥所主张，由于陆徵祥回国未久，对于本国政界情形多不熟习，所以要找一个和他关系较深的朋友来配合，胡和陆共事多年，服务外交，洞悉条约，交通部所掌事业多和交涉条约有关，故要胡惟德主交通。
胡瑛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所派的山东都督，他循海路赴烟台，由杜潜率闽军三千乘海筹等五舰护送抵烟，成立都督府，委张学济为秘书长，连绍先为鲁军司令。但山东方面已有袁派的张广建自称山东都督，所以大家只好称胡瑛为烟台都督。他电邀在天津办报的胡鄂公来烟台，想请这位本家做鲁军总司令。胡鄂公问他：“你有多少枪？多少兵？”胡都督答：“尚待调查。”又问：“张广建有多大力量？”胡瑛亦摇头说：“不大清楚。”胡鄂公说：“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这战争如何打？”不久，胡瑛、张广建两败俱伤，袁乃派周自齐以度支部首领调任山东都督，另任胡瑛为陕甘经略使，其后再改为新疆、青海屯垦使。当胡、张互争都督时，在武昌的黎元洪，为了调停山东争督事，曾发出通电：“胡都督贤劳国事，奔走拘囚，自武汉起义，赞助外交，东南半壁倚为长城，元洪饮水思源，尤所深感，乃因蕲求统一，竟请取消重任，归隐故园，视富贵若浮云，爱共和若性命，此等人格，直当铸金事之。……至张都督内清伏莽，外固边防，而人地似不相宜，再四思维，惟有恳袁大总统将胡都督准予离职，张都督调离东任”云云。
陆是于元年6月29日受任国务总理，7月18日经参议院以74票通过其出任总理。即日以总理身份赴参议院报告施政方针。由于陆颇有国际声誉，所以议员们认为必有高见，怎知陆演讲说：
“徵祥今日第一次到贵院与诸君子相见，亦第一次与诸君子直接办事，徵祥非常欣幸。徵祥二十年来，一向在外，此次回来，又是一番新气象。当在外洋之时，虽则有二十年，然企望本国之心，一日不忘。公使三年一任之制，尚未规定，所以二十年中，回国难逢机会。然每遇中国人之在外洋者，或是贵客，或是商家，或是学生，或是劳力之苦民，无不与之周旋。因为徵祥极喜欢本国人。此次回来，本国朋友非常之少，尚望诸君子以徵祥在外洋时周旋本国人来对待徵祥，则徵祥非常荣幸。二十年间，第一次回国仅三个月，在京不过两星期。第二次返国，还是在前年，在本国有十一月左右。回来之时，与各界之人往来颇少，而各界人目徵祥为一奇怪之人物。徵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徵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此次以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颇早，此回实可谓徵祥再生之日。以上所说之话，不在公事之内”云云。
议员们听了陆这篇演说为之大哗。第二天参议院投票表决陆所提的阁员同意案时，遂主张以不信任总理而悉数予以否决。不过也有主张让陆一试，其理由为：（一）陆在参议院的演说，系说明提出阁员的理由，并非发表政见；（二）当前局势有政府总比无政府好，陆组阁还未成，未经考验，无从分别其好坏；（三）陆叙其生平不赌博不做生日，正见其人不矫饰不欺人；（四）袁事后对人表示，即使不擅长演说，亦不见得不足以担任总理。俾斯麦一到议会便面红耳赤，然俾斯麦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五）陆徵祥在参议院获得74张同意票，今若因一席谈话便推翻其总理，则当日之74张同意票岂非盲举。
尽管袁和部分参议员有上述主张，可是参议院仍然予陆以极大的难堪，在不给陆总理面子的原则下，一口气把陆所提的六位阁员名单全部否决。陆徵祥还未过了国务总理的瘾便先尝到当总理的苦头，吓得只好称病住进医院，其实也是无脸见人。他住进医院后，抵死也不肯出来。
自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新阁员名单后，同盟会的议员们认为袁世凯的“超然内阁”路线走不通，于是大家又唱出“政党责任内阁”。拥宋派主张由宋教仁组阁，亦有主张由黎元洪组阁，其下由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联合参加。这个酝酿并且见诸行动，是在什刹海的集贤堂公开讨论，由唐内阁秘书长魏宸组提出，宋教仁极力赞成。还有一派主张由蔡锷组阁，因蔡是统一共和党人，而其主张又和共和党接近。同盟会对蔡亦引为同志，蔡锷出来组阁，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都会全力支持，共和党亦无从反对。
当组阁问题正在酝酿时，国际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俄同盟条约》签订，过去日俄对立，在侵略中国行动上互相监视，于中国是有利的，这是李鸿章外交上的大原则。日俄同盟，联成一气，可以同心协力瓜分中国，于中国是大不利；另一事是英国宣布在西藏有绝对自由行动的权利。由于这两个外交事件的刺激，使陆徵祥组阁化险为夷，因陆长于外交，正符现实需要。
同时参议院中部分议员亦认为应该委曲求全，其他如孙毓筠则认为总统可以解散参议院，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北京各报亦赞成孙的提议。
对议会的反感可由章炳麟、张绍曾、孙毓筠、王赓等致武昌一则电报表露无遗，电云：
“武昌黎副总统鉴：借款不决，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借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财政部制议二月而不成，陆总长名单以众炉而反对，裁兵之案延宕逾时，省制之文磋磨累月，以致政务停顿，人才淹滞，名曰议员，实为奸府。时不待人，他族入主，当是时，议员各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负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迩来南北智士，金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附，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为议员者亦当重国家，暂舍高权，总己以听，此盖众心所同而未敢冒死以争者也。某等辁材绵力，人微言轻，以公首倡大义，勋业格天，一言之重，逾于九鼎，为此冒死直陈，不避斧钺，敢请昌言建议，并与各都督协商，速振纪纲以救灭亡，不胜煌悚待命之至。”
另有武昌军界首领前鄂军第四镇统制邓玉麟、军务部长阎鸿飞、军政府军咨官方兴等，联名致函参议员，全函略云：“参议院诸君惠鉴：诸君非代表全国，自负为忧时爱国者乎？亦曾思廿世纪为何时代？中国所处地位为何地位乎？自第一期内阁推翻，新内阁组织月余，尚未完全，列强对于远东政策为之大变。外交团借债决裂，日皇亲临议会，西藏风云日形紧急，库伦之兵进攻科布多，瓜分惨祸悬诸眉睫。其所以迟迟未发者，盖一二野心国欲肄鲸吞独占优胜，均势之局尚未协议妥洽耳。今则桂太郎业已首途西游矣，日俄同盟业已腾播世界矣。当此万钧一发之时，诸君即协力同心，消融一切，孜孜焉讨论大计，力图补救尚虞不济……竟于日昨政府提出之新国务员六名，概以不同意否决之，似此视国事如儿戏，腆然糜月薪二百元，真全无心肝，不知人世何者为耻辱！无论该六员中若沈、王、周之久历封疆，夙著成效，即胡、孙、章，亦为近今人材。诸君于其中二三人不能满意，尚属情理，今概以否决了之……玉麟辈嫉恶如仇，不知忌讳，今与诸君约，苟能痛改前非，以国家为前提，则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以观后效；如仍怙过不悛，则玉麟辈一介武夫，为国家起见，惟知以武力判断，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良言止此，听则国民之福，不听则努力自爱，各行其是，逆耳之言，惟希亮察！”
这批军人的公开指责，毫无问题是袁指使的，袁透过一批武昌将领出而挑衅，比由北洋军人出面高明得多了。
由于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的六名新阁员，爆发了国会和政府的大危机，各方对参议院的行动多有微辞，袁世凯也用尽方法对参议院施加压力，军警会议发表公开电就是袁的法宝。袁同时招待全体议员，宣布国际间的危机，以及无政府的危险。这时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通电和传单，有谓要杀议长吴景濂及谷钟秀，有谓要用炸弹对付议员，有匿名电话给议院说军警要暴动，这都是初期民主政治的怪现象。由于这千奇百怪的威胁，许多寄居财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