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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臣战火之谜-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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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您，列夫·伊凡诺维奇，就决定改行当罗宾汉，”库拉金挖苦地说。
“不完全是，”古罗夫打量了库拉根一眼。“你改行抓有组织犯罪，可是你手下的人缺少所需的耳目。匪徒不是异端知识分子，对付匪徒应该有别的门路。”
“耳目不是胡萝卜，一个夏天是长不出来的，”库拉根尖刻地答道。
“我也这么说。我手头有些门路，就是缺少内行的侦查员，”古罗夫说。
“联手办案的事上面下达了数不清的命令，可是咱们各有各的上司，他们谁也不愿意进行合作。”
“不需要开会协商，也不用找上司，你我都不是普通一兵，都有自己的头脑。我给你指个方向，你跟你的伙计们抓住这帮人，然后再摆到桌面上给你的将军看。我需要的是最后结果，至于成绩归谁，咱们以后再说。”
库拉根头脑有点简单，但却决不愚蠢。他对古罗夫这样一位民警局侦查员非常尊敬和看重。听了古罗夫的话，这位克格勃人员明白了，密探办这个案子有他自己的需要，但他对此并未深究。
“列夫·伊凡诺维奇，有您这样的声誉，多抓或少抓一个匪徒并无多大意义。可是对我们来说，眼下拿出具体成果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怎么给将军报告呢？”
“跟领导只能如实报告，”古罗夫用开导的语气说，“据未经核实的情报，直接参与可耻的公共汽车爆炸事件的一帮黑社会匪徒目前仍在莫斯科。已经给提供情报的人下达任务，要他们查明匪帮藏匿的地点。”
“作为交换，您想得到什么呢？”库拉根小心翼翼地问道。
“从你那里又能得到什么呢？”古罗夫惊讶地说。“也许用得着几个机灵的伙计，加上一两辆汽车。也可能用不着，”他耸了耸肩。“可是假如你的哪个伙计查出什么有价值的情况，或是抓住哪个重要的匪徒，那么这是你的成绩，而不是我的。”
库拉根许久没有做声，他叹了几口气，随后勉强说道：
“您把我弄糊涂了，列夫·伊凡诺维奇，只不过我不明白具体是在哪一点上。”
“巴维尔，你要牢牢记住，侦查员永远不会把他得到的情报和盘托出。他总有自己的怀疑、见解和打算。你也不能指望别的合作方式。对你来说重要的是：有一点你得把好关，不能让假情报从你手上通过。我打牌不会作弊，至于你能吃掉多少牌，那得看你的技巧和机灵程度。”
“一半真实不等于真实！”
“废话！绝对的真实在我们的工作中是不存在的。知道的我都通报了，有怀疑的我就避而不谈。”
“那好吧，我也通报我知道的情况。”库拉根又沉默了一会儿。“您曾经问过我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维尔丁上尉的情况，您的部下有一次在巴黎跟他发生过冲突。”
“嗯，请讲下去。”
“我当时对您的问题避而不答。现在这个人是中校，主管一个部门，干什么不清楚，反正直接隶属于沃洛金将军。不久前维尔丁手下的一名侦查员当着我的面在谈话时捎带提到了您的名字。”
“谢谢你，”古罗夫真诚地答道。“我对维尔丁实际上并不了解，但从一些零星的消息看来，他是个身份暧昧的人，利用权力执行一些特殊使命。”
“专门杀人？”库拉根哆嗦了一下，断然补充说：“就算我什么都没有对您说。”
“专门杀人？”古罗夫冷笑了一声。“这倒未必。这类专门人员在总局里是不会安排正式职务的，更不会直接隶属于副局长。他只不过是个不择手段的人，否则他怎么会从上尉一下子升为中校呢？”
“不错，”库拉根如释重负地笑了一笑。
“就这样吧，巴维尔，缔约双方上层人士已经达成协议。不过，也不知是否有人真的理解什么叫‘达成协议’。有什么具体情况，我会给你打电话。”
第二天早晨玛丽亚回来了。她晒黑了，略显消瘦，已不像昔日那样光彩照人。古罗夫彬彬有礼地感谢了送女演员回家的几位男士，没有请他们进屋，随后按铃要了电梯。他拎起手提箱，出乎他自己的意外，紧紧拥抱了心爱的女人，她不由得叫了一声“啊呀”。
他们吻得很轻很快。玛丽亚的眼睛清澈晶莹，只不过显得十分疲倦。他把她抱起来，安置在长沙发上，给她脱下细高跟鞋，然后去厨房里煮咖啡。
“你的许多方面我都了解，但你的醋劲儿这么大，又这么体贴人，我还是头一次感觉到。”玛丽亚盘腿坐起来，挪了一下咖啡碗，把烟灰缸和古罗夫递给她的酒杯重新摆放一番。“怎么样，超人，没有女人觉得难受吗？”
“难受，”古罗夫坦白地说。这句话比他所有其他举动，包括生硬的拥抱和不自然的体贴更令玛丽亚感到惊讶。
“你这么殷勤，甚至令人感到怀疑。”玛丽亚喝了几口咖啡。“屋子里得仔细看看。你甚至没有留心我有多么难看。”
“可我明白了更重要的东西。”古罗夫也端起一碗咖啡。
“什么东西？再没有什么比女人的美更重要了。”
“就是形形色色的模特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想出来的种种愚蠢举动。”
“那你的眼睛干吗看着一边？不是跟你说过，当你打算撒谎时，你就把目光转到一边，并且微微皱起眉头？而且现在你的脸都红了！你知道吗，你这种举止都出现在一天之内，太多了！你去往浴池里放好水，倒一些香波，咱们喝完咖啡抽支烟，你再把我抱进浴池。现在你闭一闭嘴。”
玛丽亚突然强烈地感觉到这个男人是多么爱她，他对她又是多么珍贵。然而此时她感到的不是高兴，不是欣喜若狂，而是心情沉重，甚至心里隐隐作痛。
“我讨厌的就是这个！你就用你那呆板的目光看着一边，呆在那里不动，下你的地狱去！”
古罗夫只是微微一笑，用陌生人一般的声音答道：
“一切都还在后头，玛丽亚。可惜的是，你现在要求的事也会实现。”
此后两天他们几乎足不出户，都有一点担惊受怕和彼此陌生的感觉。
清晨六点左右电话铃响了起来。古罗夫拿起听筒。
“喂。”
“我是柯托夫。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得不上您那儿去，而且不止我一人。眼下我们无处藏身。”
“来吧。不需要请医生吗？”
“好像不需要。”格里戈利略显迟疑地答道。“我们过三十分钟到。”
“来吧！”古罗夫想从床上悄悄爬起来，但玛丽亚伸了个懒腰，把手臂枕到头下，又伸了伸懒腰。
“一切正常！火车又按时刻表开动了。把卧室门关紧一点，你自个儿给你那些刑事犯做早餐去。”
花匠爱德华·伊夫列夫、侦探柯托夫和古罗夫上校在厨房里吃早餐，喝咖啡。三个人默不作声，只有伊夫列夫偶尔气愤地、有时是抱怨地重复一句话：
“莫名其妙。”
格里戈利·柯托夫洗了个淋浴，主要的是把这个家伙带到上校这儿来了，因此他现在百事不管。他已经完成任务，眼下该由古罗夫解决问题了。侦探跟态度客气、对清晨来访不大满意的主人一样，显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你们干吗一言不发？”伊夫列夫终于发怒了。“你们怎么啦，绑架我吗？那么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拿。”
“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您不见了九天，上哪儿去了？”古罗夫问道。
“这关您什么事，您究竟是什么人？”伊夫列夫力图装出气愤的语气。
“人家救了您一命，”古罗夫朝柯托夫点点头，“我请您吃早餐，用相当不错的咖啡招待您，可您却怒气冲冲，仿佛被人捆起来关在潮湿的地下室里。”
“我的花要枯萎了！我没工夫老呆在这里！”
“可您九天不在家，花长得好极了。您干吗藏起来，躲什么人？”古罗夫问道。
“躲我的老婆，我这人嗜酒如命，喝上一杯就要去找柳德卡，在她那儿就呆下来了。”伊夫列夫明显地镇静下来，话音里甚至有点讥讽的意味。“谁会蓄意谋杀我呢？法庭审判已经完了，我现在一文不值。”
“您是根据照片还是当着面辨认出被捕的犯人的？”古罗夫问道。
“辨认？”伊夫列夫窘住了。“犯人在法庭上坐在笼子里，哪儿来的什么照片？”
“这是在法庭上，那么在侦查时呢？”
“那是当面对质，那小伙子似乎并没有否认。他默不作声，我跟他在公共汽车里并排坐一块儿。”
“您把装花的桶放在‘白俄罗斯’地铁站附近，随后去哪儿啦？”
“去哪儿啦？”伊夫列夫慌了神。“去会见一个姑娘，她就住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
“她叫什么？地址呢？”
“您干吗纠缠不休？你们自己吩咐我上公共汽车，我就上了！”伊夫列夫火了。
“谁吩咐的？上哪个车？”
“吩咐我的那个人跟您一样。怎么，难道我看不出您是民警？我本来就觉得不能跟你们沾上边。什么公民的义务！良心！现在又来折磨人！”
“那么，有人请您坐上公共汽车。干吗呢？”
“这您知道，看那小伙子一眼呗。他坐在后排座位上，在逗一个小孩。那民警对我说，你给我们帮个忙，我们保护你不受敲诈勒索。您也知道，每天得抽出多少钱给这种人进贡？你敢说个不字，就把你的花全部毁掉。”
“嗯，好吧，您上了汽车，在后排坐下，看了那小伙子一眼。那么您干吗只坐一站就下了车呢？”古罗夫问道。
“我的花不是留在那儿没人看管么！那些玫瑰可是独一无二的，是我自己栽培的，连名字都没有。那颜色多美！气味多香！克拉娃就在旁边，她不管卖什么花都一个样！颜色有点干枯她就扯掉一两片花瓣儿，吹一吹就完事。可我得凭良心。”
“凭良心！”古罗夫模仿他的腔调说，“季节正在节骨眼上，你把花园扔下，灌了一杯酒就溜了。”
“我害怕了，”伊夫列夫意识到说走了嘴，把头扭到一边。“这跟案子没有关系。”
“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您只管讲下去，由我们来断定什么事情有关系、什么事情没关系。”
“谁叫我鬼迷心窍，跟你们沾上了。别人都交保护费，咱也交呗，别当出头鸟。再要点咖啡行吗？再来一杯酒。”
“咖啡可以，酒不行。”古罗夫给伊夫列夫倒了些咖啡。“那么您害怕什么？”
“您怎么啦，是另一个局的？”伊夫列夫耍猾头，微微眯上眼睛。“很想打听，那就给我倒酒。不喝一杯我什么都记不起来。”
古罗夫对酒后综合症就像麻醉学家一样十分了解。侦探打量了一下花匠，断定他这是“开始发作”的第一天，再加上心理上有压力，但他决定不急于给他倒酒。
“亲爱的，我这就狠狠揍你一顿，让你马上恢复记忆。”
“啊不，您是个文明人，又是在自己家里，最好还是倒一杯——”
柯托夫并未站起来，他朝伊夫列夫颈子上啪的一下，仿佛漫不在意、甚至开玩笑似的打了一巴掌，但花匠却扑通一下倒在地板上。
“我不文明，也不在自己家里！你这混蛋，我救了你这不值钱的命，全身都被露水湿透了。长官问你你就好好回答。我的口也痒得要命，你把话全都倒出来，咱们再喝酒不迟。”
淡色头发的伊夫列夫把头缩进瘦削的双肩里，爬起来坐在椅子上，提心吊胆地看着柯托夫。
“我也没反对，知道的我都说出来，可我不明白你们要我说什么。”
“只说真话，”古罗夫严厉地说。“您害怕什么，为什么从家里跑出来？”
“管段民警上我那儿去了，他知道我有酒，而他从头一天起一直醉醺醺的。好吧，我给他倒了一杯，当官的嘛，理当如此。可他这家伙贪得无厌，想把整瓶都带走。我当时鬼迷心窍，不该信口开河。我说，你们这帮废物，只喝酒不干事。你们干吗把那小伙子放进公共汽车？你们明知那黑小子有炸弹，却等着它爆炸，等着炸死人。我真是让魔鬼迷住了！”
“为什么您断定警察知道有炸弹呢？”古罗夫问道。
“说实在的，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伊夫列夫撇了撇嘴，把咖啡喝完。“法院开庭时，我们几个证人坐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有个男人就说，瞧这些狗东西在干什么。抓不到真正的恐怖分子，就盯上一个人，布置几个证人，不是把小伙子捆起来，而是让他引爆炸弹，炸死几个人，目的是为了过后再把早就知道的犯人抓住，得几枚勋章。这时我心里才明白过来，后来又在气头上不小心对管段民警讲出来。那个臭小子不怀好意地看了看我，放下酒瓶就走了。我当时就想起来，在法院里时有个男人，从各方面看来是个有前科的人，他警告过我们，他说，你们这些没长角的山羊，把嘴闭紧一点，否则马上就会把你们剁成肉酱。我跳起身来就开车溜走了。今天我决定回去一趟，时间已经过去，再说钱也用完了。”
柯托夫用疑问的眼光看了古罗夫一眼，意思是说：上校先生，您干吗不问主要问题呢？但侦查员只挥了挥手。
“那是科诺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只有他一人四十挂零，有前科的人也只有他，再没别的人了，”古罗夫说着吃力地站起来，仿佛一下子衰老了似的。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伏特加，给伊夫列夫倒了半杯，然后牵着柯托夫的手来到客厅，随手把门关上。
“真要命，咱们身边有谁于这种事？”
“这不是咱们的人，”柯托夫不假思索地说。
“这不是俄罗斯人，是火星上来的。就算某个败类想出这个主意，也得找一批执行者呀。五个证人，这就是说，具体实施这个惨案的有十来个人。”
“列夫·伊凡诺维奇，也许那些伙计不明真相，是受人利用？”柯托夫怀着这种希望问道。
“要么就是从幼儿园招募来的！”古罗夫狠狠地骂了一句。“也许有人开始时没有料到是这么回事，可是爆炸以后连低能儿也明白了。”
“可是爆炸以后他们成了百分之百的罪犯！始料不及！悔之晚矣！谁敢开口就得上法庭受审！他们曾经有过怀疑，但却是奉命行事。你没法证实有任何组织，但执行者却是有的。”
“鬼长了角你也能为他辩个理出来。眼下他们要收拾所有的证人，救人要紧。”古罗夫敲了敲卧室的门。“玛丽亚，起床了！”
“我可不是您的部下，上校先生！”玛丽亚答道。
“以前不是，现在当一回。这帮乌合之众，咱们把他们往哪儿藏呢？”古罗夫在电话旁坐了下来。
“可他们追捕的只是伊夫列夫一个人，”柯托夫说。
“那番话是在证人呆的房间里说的，因此所有的证人都听见了。”古罗夫接通了头一个电话。“斯坦尼斯拉夫，你去找到华连廷，马上上我这儿来。”他开始拨另一个电话。“是巴维尔吗？我知道你在睡觉，可是该起床了。你答应给我几个人的。看你能给几个，但要注意，宁可少要五个也别多要一个。我们完全陷进这狗屎堆了。我们指谁？你，我，所有的俄罗斯人！”
古罗夫回到厨房。
“你想活下去就把伏特加忘掉。爱季克，你在俄罗斯别的城市里有朋友吗？”
“我在莫斯科有柳德卡，她一个人顶十个，”伊夫列夫答道。
“忘掉她。不管有意无意，你今天回家的消息是她说出去的。也许通过女友或邻居泄露的，反正都一样。你最好离开莫斯科。”
“伊尔库茨克有个姑姑……”
“亲戚不行。”
“我在马拉霍夫卡有个朋友，家里就他一个人。”
“是亲近的朋友吗？柳德卡或你的妻子知道这个人吗？”
“不，是在食品商店喝酒时认识的，在一块儿喝过几次。后来他的肝脏突然出了毛病，他不敢再喝了。不喝酒算什么朋友？以后将近一年没见面。”
“好极了。可你的汽车藏到哪儿去呢？有车在一块儿马上就会找到你。”
“列夫·伊凡诺维奇，汽车的问题由我解决，”柯托夫插嘴说。
“我身上没钱，都在老婆那儿，”伊夫列夫说。
“钱我会给你。格里戈利，我们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你把花匠带走，汽车的事办一办，然后打电话给我，要么打到这儿，要么打到奥尔洛夫那里。”
“行了！生活又回到了惯常的轨道。钦盖希古克①踏上了征途！”玛丽亚出现在卧室门口，梳好了头，化好了妆，穿上了高跟鞋。“您指派我去哪儿，上校先生？”
①美国作家詹·费·库珀（1789—1851）的著名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莫希干人的首领，以骁勇著称。
“去掩护队。”古罗夫吻了吻玛丽亚的脸颊。“你的朋友中谁有别墅，谁需要人看房子？”
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维尔丁看上去极为年轻，二十五岁左右，实际上中校已经满了三十四。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都讲得好，英语则说得无懈可击。显得年轻和擅长外语都是他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素质，有遗传的因素。维尔丁的外祖母是个贵族，从小跟外孙只讲法语和英语；她去世时已九十二岁，看上去最多七十岁。她的亲兄弟，即维克多尔的舅外公，革命前就已离开俄罗斯，在外交部门任职，从未回过祖国。维尔丁的祖父也是个侦察员，曾在邓尼金的参谋部服役，三十年代就已杳无音信。维尔丁的一切亲属关系、特长、坚定的志向、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渴望和独特的道德观念都记录在他的个人档案里，这些记录对他在官场的升迁有时有所帮助，但更多的则是阻碍。他不是幻想、而是确信他将成为一名世界级侦查员，从克格勃高等学校毕业以后，他开始在情报总局工作。
当时总局决定把维尔丁派往英国，已经详细拟定了一条辗转经过三个国家的复杂的路线，制订了秘密工作的掩护方案，就在这时昔日领导养猪业的一个党内大官插手切断了维尔丁的升迁之路，改派自己的侄子去了伦敦。那人的间谍生涯十分短暂，不久就搞垮了在伦敦的间谍网，但他自己持有外交护照，平安无事地回到了莫斯科。
此时维尔丁已经转到反间谍机关工作，那里对他并不十分欢迎，认为他是情报总局的人，不知怎么把他的名字跟伦敦间谍网的垮台联系起来。在反间谍机关工作时，他的身份在一些外国使馆特工部门面前已经暴露，继续任用他当侦查员已经不可能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兰利早就有人注意维尔丁，认为他无疑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自己的祖国遭遇不公，受了委屈，因此很适于招募。维尔丁是否愿意为美国人效力，不得而知，然而他的履历又一次跟他开了个玩笑。中央情报局俄国处的一位分析家仔细研究了这位候选人的个人档案以后表达了他的见解，认为此人的履历过于复杂，优点太多，十有八九是有意推出来让人招募的。加之这个人十分聪明，也许还没来得及对付他，自己就会陷入泥坑，卷起铺盖回家。
我们经常夸口，说我们有一些人很会给自己留退路，在这一方面我们堪称世界之最。其实，别的不说，这种人在全世界当官的人中多的是。
总之，维克多尔·维尔丁精通几种外语，具有鲜明的个性，加上极端的厚颜无耻和许许多多别的优点，他今生今世本来可以在布满灰尘的办公室里一直呆下去。却不料俄罗斯决定进行改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甚至包括德国人在内，对本国的特工部门怀有如此令人痛苦的爱。人民对党和特工部门的爱是毫无保留、无穷无尽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俄罗斯人才被人称为不可理解和无法预测的民族，俄罗斯人的心灵则深不可测、充满了秘密。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自己也是目力有限，无法解开自身的谜，也不了解未来，对自己的内心深处则不去探察，也许是不敢，但多半是懒得费神。
总之，改革是件好事，然而党并未遭禁，而特工部门则用原班人马开始组建。改革派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差不多每个积极向上的俄罗斯人都在党组织里呆过，都怀有真诚的善良愿望，想一蹴而就没有成功。区区七十年，这个期限对俄罗斯够用么？鞑靼人折腾了三百年也没有成功。至于特工部门，则一向蒙着一层模糊的阴影。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给自己的特工机关改过这么多名字？只有去档案馆才能查清，可是谁让你进档案馆？凭记忆说不准，会有差错，但总能说个大概；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联邦安全委员会，联邦调查委员会……而今谁也不知道谁叫什么名字，回忆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有多少聪明正派的人在挂着这些招牌的机关工作过，无法数清，至少是因为其中有半数已经不见了。
在对人员例行重新安排时，维尔丁上尉的个人档案摆到了一位位高权重的将军桌上，在最后一次捕杀行动中由于子弹不够，这位将军幸免于难。将军头脑聪明，经验丰富，为人绝对正派，因此一次都没有在电视里露面。他只有一个缺点：不跟魔鬼打交道，也不会探察人的心灵。将军仔细阅读了维尔丁的档案，把一位地位稍低的将军请来，很有礼貌地问他：这样的人您那里多吗？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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