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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臣战火之谜-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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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您一开口就是‘也许’呀，‘进展’呀，近来老爱说‘你明白吗’。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您不懂，您的祖父和父亲也没在侦查部门工作过，您还有一些别的优点。将军先生，我请您给这个人找个合适的职位，提升他的军衔。我会核查执行情况。一个月以后请维尔丁先生上我这儿来谈一谈。”
一个月以后这位贤明的将军像颗棋子一样从棋盘上撤了下来，换上了一颗易于使唤的棋子，但是维尔丁已经强有力地发射升空，进入轨道，由于他确实聪明，很快就开始受到重视。
在俄罗斯，头脑聪明而又有敬业精神的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当数金融投机业。那里靠贿赂是进不去的，靠走后门就算钻进去了也呆不了几天。花钱呆在那里卖傻，这种取乐方式代价太高，倒不如少花点钱及早脱身。
希什科夫·尤里·列昂尼多维奇是俄罗斯最大的富翁之一。他不参与政事，总是处在二线，然而在我们这里，赚大钱而又完全不接触政界是不可能的。他不喜欢那些部长和政府官员。希什科夫认为虚荣心跟毒品十分相近，开始时觉得好玩，慢慢就会变成它的奴隶。对毒品和酒应当保持距离，一些强有力的大人物以天神自居，自以为无所不能，结果被毒品和酒送了命，这样的人太多了。人们喜欢谈论中庸之道，但那不过是说说而已。政客总是依附于人的，而部长也是政客；糟糕的是他们有时依附于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做大买卖的人没有外交手腕和计谋生意是无法持久的，但生意场上的关系是相互的，伙伴也大致上对等。那里也可能有欺骗和叛卖，但既定规则跟任何游戏中一样不可动摇，谁犯了规就会干脆被人赶走。而且是群起而攻之，既包括对手，也包括合作伙伴。如果说马在象棋中有规定的走法，那么它就不能用别的步法移动。
跟任何巨头、尤其是俄罗斯的巨头一样，希什科夫十分需要一些权力机构中的关系。但那不是将军，而是握有实权、能够随时相机行事的人。近年来权力部门不断重新配置人员。希什科夫失去了两个有用的人，正在找人顶替。亿万富翁要找个可靠的帮手，正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渴望入选者多的是，只有一点不清楚——追求者想要得到什么，危难时刻表现又会如何。一帆风顺的日子里这种人基本上不需要。老是把他挂在身边并加以控制，这种做法无异于发疯。
于是希什科夫找自己的一位中学同学商量，此人就是曾对维尔丁予以青睐、现已退休的那位克格勃将军。中学毕业后金融家跟将军很少见面。将军有个毛病：讲起真话来不顾场合，而且完全不合时宜。甚至在一个大多数人压根儿不会讲真话的机构里供职多年，也未能使这位同窗朋友有多大改变。不论什么功绩都未能挽救他的命运，当权者已经忍无可忍，将军体面地被人打发退休了。希什科夫在困难时刻想起的正是这个人，他断定跟他见面几乎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将军也决不会欺骗他。
两位同窗在将军的别墅里见了面，那是一间简陋的两层楼木屋，这种屋子做个体生意的二十岁小青年是不会去住的。可是一个人生下来眼睛要是深棕色的话，到老也不会变成浅蓝色。将军诚心诚意、态度安详地迎接这位大亨，对司机摆在桌上的丰盛的食品和美酒也同样态度淡漠。
“尤里，你干脆连桌子一起搬来得了，”将军一边说一边切下一片鲟鱼肉。“咱们先吃饱喝足，然后你再开始跟我唠叨，讲一讲你来干什么。要是你鼓足勇气，决心一口气把真话讲出来，那么喝完第一杯你就可以和盘托出。”
可是喝完第一杯以后大亨什么都没有讲出来，一开口尽是些宫廷倾轧的故事。将军边听边点头，同时大口大口吃东西，随后说道：
“尤里，你可得注意，我很久没有出席酒宴了，说不定你还没讲到正题我就睡着了。”
“你是个老木头疙瘩，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一辈子什么都没学会！”希什科夫火了。
“你撒谎，亲爱的，”将军用面包片夹了些黑鱼子酱，爱不释手似的端详着，“我要是一辈子啥都没有学会，你就不会坐在这儿，不会用鱼子酱款待我。你从裤子右边口袋里掏出手帕来，把汗擦掉，别担心，我不会碰你，甚至不会把你赶走。你是个机灵人，要是不想把那番话讲出来，那你自己会走的。这些好吃的东西我可不退给你！”将军呵呵大笑起来。
希什科夫十分气恼。生活中一切都乱了套，俄罗斯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他是个实实在在的金融家，在欧洲好几家银行里拥有数额巨大的账户，可以畅通无阻地会见总理，此刻却呆在将军那歪歪斜斜的木屋里，坐在瘸了腿的椅子上，默不作声地听略带醉意的将军唠叨；这老家伙昨天在这个国家还掌握着实际上是无限的权力，而今却成了一个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乐天派。
“你乐什么，你什么都不想要吗？”希什科夫问道。
“我只要孙子这一辈健康幸福，别的我什么都有。”将军又给自己斟了一杯。“你来干吗，把话都倒出来，要不我睡觉去了。”
“我需要在你们办事处找个人，脑子要聪明，虚荣心不能太强，懂几门外语，为人要靠得住，”希什科夫一口气倒了出来，他说得那样急促，仿佛一个猛子钻入冰窟窿一样。
将军把伏特加挪开，一下子记起了维尔丁，略一思索，担心这个生意人把一个有才华的小伙子带坏了，当即闭口不言。他是个见多识广的将军，假如他看错了维尔丁，那么这个反间谍人员要么已经蜕化变质，要么迟早会陷进泥坑。
“你要他去你那儿当顾问还是安排别的职务？”
“不，他还留在原单位工作，我需要多长两只手，”希什科夫答道。
“简单说吧，你需要一个消息灵通而又忠实可靠的间谍。”
“这个词太难听了，”希什科夫撇了撇嘴。我需要的是一个忠实而又得力的助手，但在表面上他跟我毫无关系。”
“我那儿有个很有价值的人，可你是否明白，既然他能被亿万富翁希什科夫收买，那么他也可能被别的亿万富翁转手买过去？”
“这是我的问题，只有得不到足够酬金的人才会被人转手买去。”
第六章
将军找到维尔丁，跟他见了面，冷淡地说：
“有个实业家对你感兴趣。我早就认识他——跟他一起在中学读过书，当时他是个无名小卒，但脑子一向十分机灵。我们一度打算邀他跟我们共事，但他太爱财了。”
“请原谅，所有正常的人都爱财。”维尔丁更准确地补充了一句。
“因此你自己考虑决定这个问题。现在你把这个帝国主义剥削者的名片拿去，他等着你的电话。我想，也许你在我们处里开始感到烦闷，对种种阴谋活动已经厌倦了？”
这次会面维尔丁没有给将军留下好感，然而这位昔日的侦查员已开始觉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讨人喜欢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应该多关心自己的菜园，少开些电视机。
希什科夫和维尔丁见面时彼此之间都小心翼翼，就像两只野兽在热带丛林里相遇一样。然而他们很快就确信他们俩是一个窝里飞出的鸟，尽管年龄相差悬殊，但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实际上都一样。在怎样达到既定目的方面他们的观点有些差异，但是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实业家主要看重金钱和让人赚钱的机会。至于周围的人对他怎么看，是怕他、尊敬他还是认为他只不过称霸一时，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对希什科夫而言，重要的是他自己怎样评价自己，他今天价值几何。维尔丁则非常看重周围的人对他的态度，金钱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成功的途径，主要的是现实权力，它靠的是威慑。人自古以来就爱财，但对自己的生命则从来都更加珍惜。
希什科夫靠车臣战争捞取钱财。事情干起来并不复杂，只消以重建被毁工程的名义取得贷款，然后列出建筑工程项目。几天以后，谁也不知道到底完成了多少，什么时候完成的，哪些工程被战火烧毁，还有哪些工程从来就不存在。
维尔丁领导着一支侦查小分队，隶属于反贪污和有组织犯罪局。中校心里明白，贪污是不能碰的，它就像缠绕的藤蔓一样一直延伸到顶端，谁要是往那里钻，跌下来连尸首都无人收殓。必须装出一副积极的样子，这在目前局势混乱和多重领导的情况下不难做到。维尔丁中校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员联合起来，建立一支坚如磐石的队伍，因此他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精心挑选人员，认为一个人的忠诚比他的职业素养重要得多。然而毫无疑问，中校也不会把笨蛋和不学无术之徒留在自己的分队里。
希什科夫首先要中校对运货物的人进行核查。必须清除两面派，一定要让每个人、直至扳道工心里明白，他为什么能得到这笔钱，哪一节车箱或平板车应当到达目的地，哪一些应当炸掉或是在途中丢失。
“您检查您手下的人，我的眼睛则盯着您。过一阵咱们再认真谈一谈要干的事，”末了希什科夫说，“该花多少钱，请不必缩手缩脚。”
还没过一个月，生意人跟反间谍人员又见面了。
“中校先生，我的同学是个很独特的人，他迷上了种菜，人各有所好嘛。咱们就原谅他吧，更何况将军看人一向都看得很准，我感谢他让我结识了您。”
维尔丁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来。这番话讲得彬彬有礼，甚至文绉绉的，决不像出自生意人之口，中校明白了，让你尝了甜的，也得吃点苦的。
“总统在竞选时曾经许诺在车臣实现和平。”生意人沉默了，仿佛不知道该怎么讲下去。
“政治，见它的鬼去吧，”维尔丁心中暗想，“可我原先不知怎么以为希什科夫公民是刑事犯罪出身。”
“他许诺了很多，但很少兑现。他说的事别的我都不放在心上，可是在车臣实现和平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我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我自认为是个专横的独裁者，中校。绝对不是，我不是头儿，只不过是一台巨大的金融机构中的一只小轮子，一旦实现和平，这个机构就要蒙受重大亏损。”
“可是这件事找我有什么用？”维尔丁对人极少相见以诚，这次却诚心诚意问道，“这个问题我无能为力。上层圈子里有您的人，一把手有病，眼下俄罗斯还有些更为紧迫的问题，要说服他相信这一点并不难。”
“说服国王是可能的，可是他的安全委员会秘书是个极为固执的人，”希什科夫答道。
“我没有这种层次的专门人材。”
“这可不好，但我指的不是这种直统统的解决办法。”
“俄罗斯的反战情绪很强。”
“车臣的这种情绪也不弱。但高加索人总是容易上火，而且自尊心过于强烈。”
“说得具体一点呢？”维尔丁问道。
“要使和谈中断太难了，可是假如发生一个激怒车臣人的事件，局势就会变得无法控制。”
“您能不能指点一下，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中校，我要是能指点，就不会耗费巨资雇您了！”生意人气冲冲地说。
维尔丁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乘飞机去了车臣，冒着生命危险会见一些战地指挥员；他被关在地下室里，一个星期没吃一片面包，闻到的是自己的粪便；他两次被押出去，说是执行枪决，无数次平白无故挨打，打他的既有车臣人，也有俄罗斯人，但他终于活了下来，回到了莫斯科。他弄清楚了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家族，它们怎样相互影响，哪些人富一些、哪些人穷一些，这些孔武有力、高傲而又粗野的人身上最大的痛处在什么地方。
维尔丁成功地诱使铁木尔·扬季耶夫来到莫斯科，在他周围布置了眼线，随后用蒙骗手段利用他在莫斯科市中心爆炸了一辆公共汽车。
余下的事尽人皆知。执行死刑的日期无情地一天天迫近，似乎什么都无法阻止既定方案的实施。没想到证人身边却冒出几个陌生人，查找并不存在的犯罪团伙。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维尔丁得知，有个镇里的管段民警信口开河，说是那个恐怖分子的活动是由反间谍机关的人“引导”的，其实本来有很多机会防止爆炸和死人事件。维尔丁下令火速查明真相。
前天跟格里戈利·柯托夫谈过话的两个侦查员坐在维尔丁中校的办公室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镶木地板。
“这么说，花匠伊夫列夫星期三夜里离开他的老婆，再也没有回家？”维尔丁总结了一句，“而在花匠正对面的地里则有个文弱书生，把整个菜园的地挖了一遍？”
“一点不错，我试图挑逗他出手打斗，给了他一下，他倒在地上哭了起来，”中尉答道，“没错，是个讨厌的知识分子”。
“可是伊夫列夫并未回家，尽管他离开了他老婆。你们两个笨蛋知不知道，那天早晨有人在离他家最近的铁道口栏木那儿见过伊夫列夫？”
“我们就在离那儿十俄里的地方等他呀，”第二个侦查员嘟囔道。这人是个上尉，中校的话音尽管比较平静，也没有瞒过他。
“而且没有任何路可以绕过去，”中尉插嘴说。他没有领悟到这么说恰恰是火上浇油。
“那么连人带车躲到哪儿去了呢？”维尔丁问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脚底的地板正在往下陷落，而他这位中校竟担心窗子上的插销没有插紧。“这件事是星期四凌晨发生的，可是你们直到星期五才报告。你们怎么搞的，在火车站工作，竟然不在乎火车是马上还是过两昼夜到达？热心给别人挖菜地的那个人姓什么？他也不见了，是不是？”
“是个犹太人，姓名倒像个俄罗斯人，”上尉挨个儿搜着口袋说，“我记下来了，让我找找……”
维尔丁从桌子里取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抖出几张照片。
“你们认一认。”
维尔丁从来不使用“糟透了”这个词。他总是说“感到不舒服”，要么就用别的词。但当下属从一叠照片里挑出格里戈利·柯托夫的照片时，中校的感觉恰恰是糟透了。
照片上柯托夫坐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小吃部的一张桌旁，他当时正在向见过福金的一位女服务员耐心作调查，后来他爱上了女服务员，跟她结了婚，眼下正盼着孩子出生。当时拍照并没有具体疑点，只不过有备无患，因为他逛那个小吃部太频繁了。后来才得知他是古罗夫上校的人。格里戈利·柯托夫的外表确实不像个好斗之徒，直到查清了他的有关材料和当民警侦查员的经历才知道，他是个经验极为丰富的侦查员和出色的拳击手。
维尔丁拿起照片，仔细端详着这个黑发头、大鼻子、身型瘦削的男人，他承认就连自己也可能被这个人瞒过，但他还是忍不住说：
“你们说他是个讨厌的书生，可是只要他想出手，就会缴下你们的枪，打得你们无力还手。他当时觉得不能暴露，因此你们才能回到这里而不是躺在医院里、花匠失踪了，必须查一查其他几个人。不过。根据我对古罗夫的了解，我们已经迟了。”
维尔丁对自己已故的上司福金中校和他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记忆犹新。尽人皆知，福金极为忌惮民警上校古罗夫，但维尔丁怎么都无法把上司的死跟这位民警侦查员联系在一起。然而福金头脑聪明，早就了解古罗夫，因而维尔丁充分考虑了已故上司对这位民警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请原谅，头儿，”上尉鼓起勇气说道。“也许我们是疏忽了，可是案子已经判下来，根本不可能赦免。最高当局目前的状况……”
“住嘴！”维尔丁吼道。“我们不管最高当局，只干自己的工作，就为这个人家才付钱给我们。把人召集起来，挨个儿去找证人。我相信你们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我们晚了一天半。查清他们的社会关系，姘头、兄弟、所有沾亲带故的人，找到证人并把他们干掉。动作要快，出手要狠，决不让证人再到检察机关露面。”
两个侦查员走了。维尔丁往口里塞了一块口香糖，靠在安乐椅背上沉思起来。
很简单的一次行动，可是某个地方出了差错。主要的是：怎么又是古罗夫，难道民警局再没有别的大案侦查员不成？眼下十分清楚，密探路领导争吵，离职度假——这一切都是假的，只不过是让他放开手脚去干。至于查找恐怖分子的同谋，那不过是一种托词。不论哪位将军，甚至部长也无法禁止一个人利用业余时间去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能不能试一试让他停止休假，把他召回来，派他去出差？愚蠢的想法。得扯上沃洛金将军，迫使他同巴尔金见面。什么理由？最高当局中的严重斗争已日益迫近，谁也顾不上鸡毛蒜皮的小事。公共汽车爆炸了，恐怖分子抓到了，判决了。那么没有不予赦免的批示能不能枪毙他呢？典狱长不会负这个责。一方面，这是小事一桩，而另一方面，既然有一纸公文，上面就得有批示。
他想到几个证人，即令古罗夫抓到他们，让他们省悟过来，那么这种举动也没有法律效力。发现新的情节以后重新提起上诉？这可不妙！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维尔丁中校就会威信扫地。
必须制止古罗夫捣乱，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正是他发动的。维尔丁拿起电话听筒，拨了号码。
“喂？”答话的是个熟悉的声音。
“你好，刚巧碰上你，”维尔丁说。“咱们得恢复工作，得开始行动了。”
古罗夫上校和维尔丁中校都专干这一行，因此他们的想法实际上都一样。
爱德华·伊夫列夫拿了钱就动身去找他那位戒了酒的哥儿们。那人把酒一戒，觉得十分孤独，便开始干活。他年轻时帮父亲做过木工。老爸斗不过“该死的伏特加”，一命呜呼，干活的工具却留了下来。儿子伊万也是巴克科斯①的忠实信徒，却奇迹般活了下来。他用颤抖的手拖出老爸的工具箱，干的头一件活便是修理自家的台阶。全镇子有一半人跑来观看这个酒鬼的杰作。两个星期以后伊万已经会修理栅栏乃至大门了，不久人们就请他帮忙盖屋顶，干活的男人在这一带是很珍贵的。
①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当伊夫列夫来到这里，说他想在野外大自然环境里住一阵时，伊万只是气鼓鼓地嘟囔了一句：
“你住吧，可是我家里没有比牛奶更烈性的饮料。”他断定用不了多久“哥儿们”就会走掉。
可是伊夫列夫在他的菜地里转了一圈，抓起一把泥土用手揉了一揉，又闻了一闻，随后鄙夷地用皮鞋踢了踢蔫蔫的黄瓜，说道：
“伊万，你修几间温室，我来种花，准能让你发财。”
伊夫列夫这里总算没有什么麻烦，用不着为他担心，可是其他证人一听说要他们当天离开莫斯科，都表示反对。只有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科诺瓦洛夫不用别人多费口舌，也无需为他操心。就是这个人当时在证人坐的房间里说过，这件事儿可不妙，必须把嘴巴封紧。看来他后悔自己失言，开庭以后就从跟他同居的女人的住处开了溜。去哪儿了，干吗要溜掉——谁也不知道。古罗夫作过一些推测，但当他把两名证人召到他认识的一位民警分局局长办公室时，对伊夫列夫和科诺瓦洛夫的事并没有多说，只说他们两人很明智，眼下暂时离开了莫斯科。至于第五个证人，即跟“恐怖分子”一起下车的那个人，上校只字未提，确切地说，只是顺便讲了一句，说是没有找到那个人。
古罗夫并无绝对把握，但他怀疑最后一个证人是个眼线，正是他奉命把嫌疑犯交给“碰巧”近在咫尺的两个特警队员。密探指令伙计们尽可能详尽地搜集有关最后一个证人的情报。此人名叫谢苗·西多罗维奇·捷列霍夫，二十七岁，身强力壮，在一家规模不大的商业银行工作。假如古罗夫的估计不错，捷列霍夫正是眼线的话，便可盯住他往上顺藤摸瓜。得注意观察这个人，因为维尔丁很聪明，一旦他得知所有证人中只剩下一个，他决不会保住这个眼线。开枪打死他没有理由，因为这个人微不足道，可是用砖头砸烂他的脑袋或是往腋下捅一刀，那就再合适不过。
星期四这一天，古罗夫把卡西亚诺夫和费季索夫找来做工作。这两个人自然各不相同，跟他们谈话应该分头进行，可是时间太紧。古罗夫尚不知那两个克格勃侦查员马虎懒散，还在等着伊夫列夫回家，因此他认为决不能等到明天，再说还得跟捷列霍夫见面。
费季索夫是个慢性子，态度不冷不热，听古罗夫说要他离开莫斯科，冬天再回来，他只嘟囔了一句：
“行啊，女人哪个地方都多的是。”随即厚着脸皮问道：“有差旅费吗？照我的理解，我离开本地是社会需要。”
古罗夫还没来得及回答，卡西亚诺夫就炸开了：
“不行，长官，我有生意！本来你们的苛捐杂税就叫人喘不过气来，在海关也是纠缠不休，现在又要我离开莫斯科。没有这样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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