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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腕儿-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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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与李宗仁、黄绍纮最初联合时,总共只有4000人马。然而很快就击败了盘踞在广西的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而统一广西。在这些战斗中,尤数前敌指挥官白崇禧亲率8000士兵,北攻柳州,西击南宁,以少数兵力荡平陆沈谭部,从而奠定了统一广西的基础为人称道。
北伐期间,白崇禧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统筹全局,指挥作战。当北伐军进至南昌九江一带时,孙传芳以三倍兵力进行猛烈反扑,蒋介石亲自统领的军队都被孙击败,九江被孙夺回,南昌也被围。是李宗仁与白崇禧亲自率领从第七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以急行军速度赶去救援。在与孙的先头部队相遇时,一个回合就把孙的两个师给歼灭了。尽管孙传芳仍有大量后续部队,双方兵力对比极为悬殊,而且还有孙在南京安庆的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军需品,但白崇禧仍决定集中兵力攻击德安以断绝南浔线从而收复九江,并解南昌之围。于是双方展开了三天三夜的肉搏战。最后终于击溃了孙的主力,并俘虏师旅长三人,官兵两万余人,此乃北伐以来最大的胜利。收复九江后,李宗仁调任江右军总指挥,白崇禧则担任前线总指挥,向东追击,扫荡全浙江。之后断绝宁沪线交通,以破竹之势收复了上海。后来,北伐军内部闹分裂,汪精卫、唐生智在武汉宣布讨伐蒋介石。孙传芳乘机反攻。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白崇禧与李宗仁沉着冷静,经过浴血奋战而全歼了孙传芳的部队。取得了北伐以来的第二次大捷。
宁汉分裂一事解决后,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继续北伐。亲自指挥了攻占保定、石家庄、北京等地的战斗。滦东之役,把张作霖、张宗昌两部彻底打败,占领了山海关。长城以南,已无敌踪。
台儿庄一战,也是白崇禧和李宗仁一道指挥的。所以当捷报传到国民政府的行都武汉,人们高兴地举行庆祝游行时才会将李、白两人的巨幅画像装载在卡车上做先导。之后,李宗仁因病不能主持战事时,白崇禧便代行战区长官一职。在进一步部署保卫武汉的外围部队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继武汉会战后,白崇禧还参与指挥了南昌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曾指挥杜聿明、夏威、邓龙光、叶肇各部,在广西昆仑关歼敌万余人,并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
和平运动
1948年,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城,武汉的各界爱国人士聂国青等在武昌成立了一个名叫“十人座谈会”的组织,任务是想与湖北省参议会内争取和平运动的人士相互呼应,与中共地下党密切联系,迎接解放。
“十人座谈会”中有的人负责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人呼吁和平,撰写文电,制造舆论。1948年秋,由“十人座谈会”中的几名参议员在湖北省参议会的全体会议上公开提出了和平运动的倡议。参加会议的议员,有识时务的进步人士,有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也有效忠蒋介石的顽固分子,刚刚当上“立法委员”的刘树任就借机吹嘘蒋介石实力雄厚,足以抵挡中国人民解放军,仍可转败为胜……使得少数立场不稳的人犹豫不定,不知所从。因而议而不决,没有达成共识。尽管如此,和平运动却在武汉、在湖北、在华中乃至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
总揽华中军政大权的华中“剿匪”司令白崇禧得知这一信息后,出于他拥李(宗仁)倒蒋(介石)的立场,对和平运动不仅未加反对,而且表示欣然赞同。于是那些踟蹰不前的省参议员们一改初衷,在第二次会议时,争先恐后地在提案上签字。参议会决定派代表与白崇禧联系,商讨和平问题。
尽管白崇禧手摇橄榄枝的表态未必可靠,但湖北省“人民和平运动促进会”仍然抓住这个契机在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参议会成立,发起会员有张难先、李书城,耿伯创、喻育之等30余人。
和平促进会由22岁就参加辛亥革命、刚过花甲之年的喻育之等执笔,与省参议会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首席和谈代表周恩来、张治中。电文“略陈人民痛苦与意见,藉供参考。总之人心士气,不堪再战”。
呼吁和平的电报发出之后,汉口市也成立了和平促进会。豫、湘、赣、桂四省代表也相继来到武汉联系和平运动。白崇禧装出一副顺应民情的姿态,和平运动声势迅速波及全国,要求蒋介石接受中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的呼声响彻云霄,蒋介石终于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次日,李宗仁乘势上台,当上了“代总统”。
正是蒋介石下野这一天,湖北省和平促进会公推李书城、李伯刚两位代表赴河南解放区会晤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联系和谈问题。白崇禧对此极力支持,不仅派专车、送路费(银元300元),还亲笔给刘、陈二司令员写了一封求和文,似乎有诚意和谈。
1949年3月,李书城由河南解放区回到武汉,满怀希望想面见白崇禧,然而几次都未见到,李书城只好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给白崇禧,也不见回音,很显然,白崇禧所谓的和平愿望和他对和平运动的种种支持,其实只是一个骗局。
1949年4月下旬,周杰等地方耆宿去见白,恳求他维持武汉的和平秩序,白崇禧一听,站起来,板起面孔说:“你们的意思我知道,无非是要我退出武汉,不在武汉打仗。可是,如果我退到长沙,长沙也要我维持秩序,不在长沙打仗;我又得退到广西,广西又要我维持广西的秩序,不在广西打仗;试问:我再退到哪里?”接着白崇禧挺了挺胸,整了整腰间的皮带道:“我是个军人,守土有责,我不能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顽固嘴脸,暴露无遗。
尽管白崇禧出尔反尔,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已兵临武汉城下,和平促进会仍不断变换方式与白崇禧周旋,目的只有一个,力求人民休养生息,城市不受破坏。张难先、李书城、喻育之等又联名给白崇禧写了一封要求维持武汉地方秩序的信。
对于人民的呼声,白崇禧无动于衷。因此,和平促进会配合中共江汉军区的地下工作者对汉口市长晏勋甫、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武昌市长蒋铭、湖北省警察局长胡慎仪进行策反。还利用湖北省政府“应变方案”中所说的“为适应时势需要,人民可以组织团体、维持自己”的规定组织了武汉市民救济委员会。救济会成立之时,已传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捷报,白负隅顽抗已不可能,但在逃跑之前对武汉进行一次大规模破坏,烧杀抢掠是完全有可能的,救济会在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和帮助下,做了大量工作。
5月15日上午,白崇禧和他的总部已由汉口撤到武昌大东门一所学校内,准备南逃。
为什么前两天白崇禧还在大喊“守土有责”,而这两天又慌慌张张不战而逃?原来,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南昌亦已陷于南下大军的包围之中。一旦南昌解放,人民解放军即可沿浙赣线直捣湖南,白崇禧队伍的退路都将被切断,而且张轸率领的两个军有在贺胜桥起义,截击白军的计划,如此一来,白军必将全军覆没。5月15日上午,白崇禧已不见踪影。
“李白”一家亲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路合作无间,亲如一家。
1907年,白崇禧考入陆军小学,后因病退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在广西省立初级师范读书的白崇禧,加入广西学生军,开赴湖北,随后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6年,白崇禧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第三期)。之后在广西陆军第一师任营长。
1921年,白崇禧代表当时已是旅长的同学黄绍竑,到广州见孙中山,要求参加革命。孙中山任命黄绍竑为广西讨贼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二人与李宗仁合作,于1924年分别打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白崇禧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他的计谋和军事能力。同年,“李、白”加入国民党。李、白、黄三人的合作使广西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三人亦成了国民党内桂系的骨干。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1927年初,白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从江西攻取浙江。1927年4月,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配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同年1月、3月、8月和10月的多次战役中,白崇禧战胜孙传芳。孙传芳部下唐生智被迫于1928年初在湖南投降国民革命军。
1928年北伐胜利,到1937年抗战爆发十年期间,桂系多次以军事力量和蒋介石对抗。1929年3月,桂系先在蒋桂战争中败于蒋介石,白崇禧被迫逃到越南。同年11月,李、白、黄回到广西,联合张发奎进攻广东。1930年,李、白又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冯玉祥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
1931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各派系谋求妥协,桂系亦跟南京议和。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省主席黄旭初成广西三巨头。自此至抗战爆发的五年内,桂系一方面“自卫、自给、自足”及“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透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要求阳奉阴违。
1936年5月,李、白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反蒋。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至8月,李、白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和解。
八年抗战期间,白崇禧和李宗仁指挥众多大小战役,包括1938年李、白指挥台儿庄会战,取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首胜;同年6月,白崇禧指挥武汉会战;1940年2月,白崇禧指挥桂南会战,在昆仑关两度挫败日军;1944年10月底,桂系军队在黄埔系私心拒绝支援重兵器苦境下,单凭轻兵器缔造日军侵华作战平均单日最高战亡兵数,可圈可点,青史留名。
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一个月后,白崇禧离国防部长职,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同年年底,国民党军在准备战役中失利,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基本损失殆尽。1948年12月24日、30日白两次给蒋介石发电逼宫,在李、白的施压下,蒋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从海南岛赴台。李宗仁说白崇禧是受蒋介石承诺委以“国防部长”职务而赴台,先前他曾警告白“桂系到台湾无用武之地”。白崇禧到台后,仅被委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闲职。
自此,李、白正式分家。而这也加重了白崇禧的不安,因为,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将大打折扣,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
牡丹花下鬼
白崇禧在台湾生活17年,除了偶尔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很少有事可做。平时在家读书写字,据说白崇禧的书法造诣颇深,但不轻易示人。此外,他还有两大爱好,即下围棋和打猎,借以打发时光,舒解寂寞。
1965年,李宗仁夫妇冲破阻难,抵达北京,受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
李宗仁回到大陆,对于在台湾的白崇禧来说,却是致命的一击。李宗仁一回大陆,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价值消失,蒋介石不再需要白崇禧了,白崇禧也就自身难保了,他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白崇禧晚年异常苦闷。在白夫人去世后,为解除烦闷,居然与身边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俗话说,“房中之事能杀人”,对白崇禧这样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来说尤其如此。不多久,白崇禧即油尽灯枯。1966年12月1日晚,张小姐与往常一样到白宅夜宿。就在这天晚上终于发生了悲剧。第二天早晨,白崇禧的副官发现主人赤身裸体趴卧在床,而张小姐早已离去。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小诸葛,却在失意中不明不白地走了。另有一说法是,白的遗体上呈铜绿色,不像自然死亡;保姆曾看到床头柜上主人晚上喝的药酒杯中尚剩有小半杯药酒,但后来药酒与酒杯都不见了。但白家自觉此事背景复杂,并未追究。
出乎意料,曾经纵横捭阖的一代战神,竟以如此风流的代价,走完了辉煌的一生。
唐继尧:一半军阀,一半英雄
唐继尧重九起义使云南脱离清廷而独立,成就共和,而护国运动则被称为东方世界的光荣革命,它制止了中国历史的一次大倒退,与蔡锷和李烈钧一起被统称为“护国三杰”,再造共和。又创办东陆大学,在云南奠定了近代教育的基础,还修建云南第一条公路。然其后期却卷入军阀混战,对抗社会革命进步,连年征战,使云南金融崩溃,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远大抱负
唐继尧字蓂赓,1883年生于会泽县一个家境虽不富裕,但重视子女教育的书香门第。
1904年,在国势艰危的情况下,清政府下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唐继尧被当地官府推荐。当时,许多士绅及其子弟都视出洋为畏途,此时新婚刚刚三个月、21岁的唐继尧却非常渴望出洋。他慷慨激昂地表示:乘长风破万里浪,男儿壮志也,何惧为?况负笈异邦,学成救国。正吾辈今日之责。新婚妻子袁氏也支持他出洋,深明大义地说:以情论何忍离,以学论又何忍留耶,譬如之蛟龙终腾云雾上耳!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令唐继尧感动不已,后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唐继尧还深情地写下了《寄内诗》:一语蛟龙记尚清,私情公义两分明。以纪念此番情意。
出国前,唐继尧填报的专业是工科。抵达日本一段时间后,他深感时不我待,救国救民刻不容缓,毅然改学陆军,进入东京振武学校陆军预科。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表明了自己之所以做出如此抉择的原因:工业缓不济急,不如学陆军,异日庶可为国家效用。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唐继尧便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之一,追随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目标,投身于革命实践。1906年,唐继尧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炮兵联队见习期满后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深造。1909年初唐继尧学成归国,执教于云南讲武堂,培养军事干部。两年后,便参与策划、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
唐继尧在1905至1908年留学日本期间写下了187则真实记录自己思想感情的随笔,集为《会泽笔记》,还写下了一些诗作,后辑为《东大陆主人言志录》。从《会泽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和《东大陆主人言志录》的诗作中,我们可感受到青年唐继尧的那种强烈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他在《笔记》之123则中慷慨激昂地写道:男儿应使一腔血洒为万顷甘霖,得润苍生;在《笔记》之79则、之167则中明确表示:我良知最清明者,为爱国救民四字;当此国家危难之时,吾辈岂可存丝毫自私之念,而不精诚团结,以谋挽既倒之狂澜乎?
唐继尧的理想是:不速使中国富强,凌驾欧美,俯视列强,枉为20世纪之中华男儿,生何如死!男儿应发愤图强,使国家复兴。但身居异国求学深造的唐继尧,此时尚处于报国无门的境地,在《笔记》之159则中,他写下了“甲庚耻,犹未雪;英雄恨,何时灭”的词句。很明显,这是化用岳飞《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词句,以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之作。他在《笔记》之47则中强烈表达了洗雪国耻的愿望:故吾不生则已,吾生必尽雪之。类似这样发愤报国雪耻的铿锵有力的铮铮誓言,在《笔记》中随处可见。
唐继尧除在《笔记》中大胆表露了奋发图强、报国雪耻的强烈爱国感情之外,留学期间还写下了若干诗作,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奋发图强的青春热情。真乃“诗言志”矣!这些诗作豪情万丈,激昂慷慨,充满了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渴望。→文·冇·人·冇·书·冇·屋←
综观唐继尧青年时代的这些诗作,诗风雄健,豪情满怀,气势不凡。至今读来,仍能令人激动不已,荡气回肠,深为青年唐继尧那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所感染。后来,唐继尧自号“东大陆主人”;在1923年东陆大学成立时,又为大学确立了“自尊、致知、正义、力行”的校训,一再寄托了自己的远大抱负。而今,80余年过去了,“自尊、致知、正义、力行”的良训,仍激励着云南大学的莘莘学子胸怀远大理想,知行合一,坚忍不拔,勇往直前。
青年时期的唐继尧绝对想不到,他的这些救国美梦,随着他的飞黄腾达,逐渐地销声匿迹了,甚至有时还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开了历史的倒车。
私吞公款
大多数人认为护国战争把云南搞穷了,可算细账就知道,大量的血汗钱是被唐继尧侵吞了,并没有用于支援护国军。
唐继尧被袁世凯封为开武将军一等侯的时候,月俸3万元。护国第一军数千人慷慨悲歌上战场与强敌作战,唐继尧只肯拨给1万元,相当于他个人月俸的1/3。幸亏罗佩金以家产做抵押借得10万元,护国第一军才得以开拔。
李丕章说:“终护国之役,前方军用只是这10万元和后来贵州刘显世协助了5万元。云南在这段时间内除了支付留饷留薪外,对出发作战的部队,没有饷糈上的接济。”
护国起义爆发时,唐继尧派人把中国银行用于筹办云南分行的兑换券200万元强行取出,中国银行立即宣布那些兑换券作废,根本无法流通。唐把作废的兑换券发给护国第一军100万元,第二军8万元,挺进军10万元。那些兑换券后来被云南都督府向社会宣传为纸币,再后来又被国民党高级干部李宗黄宣传为银元。
李烈钧入滇时带来很多华侨捐款,交给唐继尧20万元。唐委任李为筹饷总局总办,“在南洋筹饷一百五十万元之谱”,但李烈钧率领护国第二军出发时,唐继尧分文不给。“第二军军饷由李自筹,滇只出军人”。
海内外爱国人士大量捐款陆续解往云南,云南人民也在节衣缩食,筹集了大量资金。1917年云南都督府得到的饷糈数额,9项收入合计为907。84万元,这对于年收入仅五六百万的云南财政来说,的确是巨大的财富,可是用于军队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钱。
当时,滇军政府与洋人商议,将盐款200万截留云南不解中央,稽核所已允照去年中央允准月拨12。5万,现滇军政府已派人自赴产盐地另征。
封建帝王搞家天下,唐继尧在军政势力能够控制的地方也搞家天下,把公家的钱财当作自己的钱财,并且通过各种收入渠道转进私人账下,他如果把装入腰包的钱拿出一小部分来充当军费或办私立东陆大学,就叫做私人捐款的高风亮节了。
民国五年,陆军薪饷343万元。这钱的使用就很有猫腻,因为蔡锷、李烈钧、黄毓成率领的护国军没有得到薪饷,袁世凯死后唐继尧把扩招的军队大量派遣进入四川抢占地盘,那些扩招部队离开云南也要“就地筹饷”,向驻地四川索取薪饷。大部分的军饷都不再由云南开支,这343万元薪饷是怎样花的呢?
唐继尧通过亲信,控制了主要的金融税收部门,随心收支,任何人都无权过问。其中大烟税和烟酒税两项,各有数目不明的一部分,年年照例解交唐继尧的私库。
唐继尧统治云南期间,把持云南收支,利用手中权力专制独断,化公为私,港报载其家私,数达3000万以上,成为富甲西南的大财主。
人们都说军阀是坏东西,但个人品质不一样。别的军阀搞家天下,虽然把财政公款列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想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但失去职位势力后,财政公款也随之失去了。唐继尧异常狡猾,他不但把云南督府的公款看作自己私产,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且还把大量钱财另外装入私人腰包,当他在政治军事上垮台以后,虽然财政厅的钱归公了,但私人腰包还是富得流油,谁也比不上。
两次拒帅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唐继尧则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云南督军。段祺瑞作为北洋皖系军阀头子,大权在握,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
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军事独裁统治,孙中山决定发动以反对假共和、维护真共和为主要内容的护法运动,于1917年9月1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广州非常国会推举为军政府大元帅。鉴于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也表示了拥护护法的愿望,在孙中山的推荐下,非常国会又推举滇系首领、云南督军唐继尧和桂系首领、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元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宣布赞同护法的唐继尧、陆荣廷都拒绝接受护法军政府元帅职务。唐继尧在9月7日、8日先后给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各一电,谢辞元帅职说:元帅一职,愧不敢当。舆论为之哗然。滇军内部高级将领也有多人给唐继尧发电报,劝其勿拒绝;孙中山也给唐继尧接二连三地发来电报,婉言劝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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