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腕儿-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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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唐继尧固执己见，不为所动。由于唐继尧、陆荣廷拒绝就职，军政府的六部总长有五位迁延观望也不就职，只有张开儒宣布就任陆军总长职务。这就使护法军政府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著名学者、革命家，时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太炎见此僵局，乃主动请缨，表示愿去滇、川等省，宣传护法主张，做唐继尧的工作。孙中山遂派章太炎为护法军政府特使（总代表），偕同议员5人、随员2人，携带元帅证书、印信和有关文件，前往云南，劝唐继尧就职，以维护军政府。

1917年10月下旬，章太炎一行到达昆明。为示隆重，章太炎事先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由两个高大的青年扛着作为先导，以壮行色。唐继尧也穿着上将军服，亲自到昆明火车站迎接。章太炎一下车，唐继尧即趋前问候，执礼甚恭。当天，章太炎一行人被安排在昆明八邑会馆居住。

唐继尧对章太炎的接待甚为热情周到，每天下午都请章太炎一行到督军府欢宴，常至深夜，如此长达半个月之久。但谈话却东拉西扯，不接触实质性问题。孙中山来电催询，章太炎只得向唐继尧摊牌，以朋友绝交相威胁，唐继尧才勉强收下了元帅证书、印信和有关文件。然而，唐继尧仍不公开宣布就元帅职，所发公文、号令，仍称“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

11月4日，唐继尧率师赴贵州毕节，准备向四川进军，特聘章太炎为“滇黔联军总参议”，一同前往。章太炎任务尚未完成，只好同行。出发前，章太炎特制一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几个大字，颇引人注目。章太炎借此表示自己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总参议”之职，却不就职，打出的旗号仍然是“大元帅府秘书长”。而且这个大旗，比唐继尧主帅的旗帜还要大三分之一，以显示其地位更高。此后章太炎又多次做工作，仍无结果。延至1918年1月，章太炎终于离开唐继尧，去了四川。

这段时间，孙中山频频给唐继尧发电报，还对唐继尧做了若干让步和迁就，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承认他自称的“靖国军”总司令。但是孙中山的苦心迁就和耐心等待，终未能达到目的。直到1918年5月，由桂系主使，滇系呼应，政学系表演，终于将广州护法军政府改组，排斥孙中山，与北方军阀妥协，使军政府成为议和机关。孙中山满腔气愤，于1918年5月4日发表了《辞大元帅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军政府改组后，将大元帅改为总裁制，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却处于无权地位。孙中山绝望之余，遂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曾经拒绝就任元帅职的唐继尧、陆荣廷，在军政府改组为总裁制之后，立即宣布就总裁职，这与他们拒绝就任元帅职的消极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22年底到1923年初，支持孙中山的滇桂军打败了背叛孙中山的粤军陈炯明部。孙中山于1923年2月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建立广州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下，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出师北伐。此时处境困难的唐继尧，派人到广州，向孙中山表示愿意参加北伐，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势力。孙中山考虑还是应当争取唐继尧，遂于1924年9月11日，在广州召集的政务军事联合会议上，推举唐继尧为广州军政府副元帅，并电促唐就职，率师北伐。孙中山任命唐继尧以副元帅兼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主持三省北伐军事。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唐继尧却再次拒绝就任副元帅职。

当时，唐继尧的主要意图是要发展自己的力量。他打出了讨伐“曹锟贿选”的旗帜，在昆明召集川、滇、黔、粤、桂、鄂各军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建国联军总司令部”于昆明，组建了建国军15个军，准备北伐，问鼎中原，所以根本无暇顾及广州军政府，因此拒绝就任广州军政府的职务。唐继尧再次拒绝孙中山广州军政府的职务，表明他在错误的道路上愈滑愈远。唐继尧根本不满足一个空头的副元帅职务，也不满意仅仅是川滇黔三省联军的总司令，他是想当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他的拒绝就职，表明与广州军政府断绝了关系。

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背叛孙中山的粤军陈炯明部于1925年1月分三路进攻广州。唐继尧以为大好时机已到，与粤军陈炯明、桂军刘震寰部相勾结，派兵进攻广西、广东，企图联合推翻广州军政府。战斗尚在进行之中，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昆明，早先拒绝副元帅职务的唐继尧，却于3月19日在昆明发出通电，声明已于3月18日在云南昆明就副元帅职，企图以副元帅递补孙中山大元帅的缺位。广州军政府即于3月19日的当天，谴责唐继尧的可耻行径，并通电讨伐唐继尧。唐继尧并不甘心，5月又派代表与广州的驻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等人以及香港当局代表密议，准备颠覆广州军政府。6月，广州军政府先发制人，“东征军”回师广州，击溃反对广州军政府的以杨希闵、刘震寰为首的滇桂军阀部队数万人，使唐继尧的阴谋未能得逞。

东大陆主人轶事

1909年，唐继尧和其他云南留学日本、毕业于士官学校的同学学成归国，回到北京时按规矩谒见清政府的军政大员时，军机大臣徐世昌说唐继尧的名字犯讳，要为他改名字；在北洋军中身居要职的冯国璋看中其人品、学识，意欲招他为婿，唐继尧都予以拒绝。他说：“名字是父母所取，不能更改。在家父母给我成了亲，我不能违反父母之命弃妻另娶。”可以看出，唐继尧对父母的尊重，对妻子的深情，更可以看出他不依附权贵的情操。

唐继尧把孝敬父母视为人生第一要义。他说：“一个对父母不孝的人，绝不会爱国爱民，更不会忠于职守。这种人不论他有多大本事，我也不会重用他。”他以这种理念为准绳，考察下属德行的优劣，从而决定对他们的选拔和升迁。

唐继尧的家庭虽是书香门第，但并不富裕，生活仅能自给自足。会泽习俗，女儿所穿的鞋子，必须由母亲亲手用彩色丝线绣上绚丽的花朵图案，否则会被邻里讥笑为“瞎鞋”。过年时如果哪家的女儿穿了“瞎鞋”，必定会遭到乡亲的嘲笑。每到年关，母亲总是为三个女儿的绣花鞋缺钱买彩色丝线而烦恼。年轻的唐继尧为母解忧，仗着自己满腹珠玑、一手好字，在家门口摆张桌子，为邻里乡亲写春联，挣钱给母亲买彩色丝线，为妹妹们绣鞋。

唐继尧极重亲情，弟弟唐继仑英年早逝。唐继尧非常爱护三个妹妹，除教导她们提高文化素养，还要她们关心国家大事。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在洪化桥唐宅秘密开会准备起义，唐继尧为使妹妹们领会革命道理，培养她们的参与意识，要二妹菀赓为与会人员煮宵夜，让年仅15岁的三妹蕙赓带着四妹芸赓在门外站岗放哨。

在妹妹当中，唐继尧特别钟爱三妹唐蕙赓，为她讲解时政要闻，教她赋诗习字。

唐继尧极为重视三妹的婚嫁，当年省内外许多高官显贵知道他有一个端庄贤淑、待字闺中的妹妹，都想攀龙附凤，登门为子求亲。唐继尧看到求亲者多为公子哥儿、纨绔子弟，便一一拒绝了。董泽留学日本和美国期间，曾两度辍学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于1920年从美国取得双硕士学位后回到云南，向唐继尧提出在云南创办大学的建议，深得唐继尧赞同。唐继尧在和董泽的多次接触中，看到董泽是热爱祖国、胸怀大志、学识卓越、品德高尚、堪当重任的热血青年，正是自己理想的妹婿。唐继尧没有封建家长的作风，他认为婚姻大事，必须要得到男女双方的同意，不能由长辈或上司一手包办。那时还是缺乏自由恋爱、社会风气较为封闭的年代，特别是唐家这样的家庭。为此，唐继尧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每当他和董泽商谈办大学的公务时，要三妹在客厅侧房里不露面、不动声色地对董泽进行观察。唐继尧也如实地向董泽介绍三妹的情况。直到他们双方都认可时，才为他们举办了婚礼。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唐继尧慧眼识才。董泽在唐继尧委任的多项要职中不负重托，在创办东陆大学，振兴云南教育，发展交通，稳定金融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荣膺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称号。

唐继尧自幼博览群书，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再加上以孝悌忠信传家的家风，即使身为执掌全省以至于数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统率千军万马的联帅，对人却始终温良谦恭，从不疾言厉色，颐指气使。他关怀下属，每逢元旦、中秋等节日，他都离开家人去和厨师、侍卫等一起欢度。聚餐时他总要年纪最大的厨师坐在上座，并举杯感谢他们长年为自己家人付出的辛劳，对他们不能和家人团聚表示歉意。唐继尧有生之年，和下属一起过年过节成了惯例。

唐继尧很有幽默感，他常以风趣的语言和做法来化解下属的尴尬处境。一次在军务会议散会后，牛以椿参军走到门口时，忍不住连续放了几个响屁。唐继尧恰巧走在他的后面，牛参军感到自己在长官面前失礼，局促不安。唐继尧不动声色，过后叫副官送了一篮新鲜荔枝给牛参军，并叫副官转告：“牛公年纪大了，消化不好，胃气不畅，特送上新鲜水果，吃了可以消消气。”这特异有趣、别出心裁的处理方式，不仅消除了牛参军忐忑的心情，还使他感受到长官的关怀之情，心中倍感温暖。

唐继尧为表自己热爱祖国、奋发图强的情怀，自号“东大陆主人”。他有个既少读书，还很自负的堂兄弟，根本就不理解称号“主人”的含意，也自称“西大陆主人”。唐继尧对他的无知感到很可笑，诙谐地对他说：“洋人恶得很，你居然敢当他们的主人，就不怕他们兜屁股一脚把你踢回来？”

唐家有爱花的传统，在庭院里广种花木。有一年缅桂花盛开，发出缕缕清香。有个侍卫下班后忍不住偷摘了几朵，突然看见唐继尧迎面走来，情急之下，脱下帽子，把花藏进去戴到头上，惶恐地立正敬礼。唐继尧走过去摘下他的帽子，把花拿出来递给他，和颜悦色地说：“不要怕，爱花是好事，不要把花捂蔫了，快拿回去养在水里。”逗得侍卫笑了起来，浑身轻松地转身走了。

唐生智：绝不和共产党打仗

唐生智胆识过人，敢作敢为，喜欢自行其是，不甘人后，权力欲极强，具有极为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在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大风大浪的革命关键时刻，顺乎革命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始终爱国进步。他的名声成就于北伐，玷污于抗战中没守住南京，城破后大批军民遭日军屠杀。

敢打蒋百里，拒入模范团

1912年盛夏的一个晚上，凉风阵阵，渐渐拂去白天的暑气，喧腾热闹的保定军校终于安静了下来，摸爬滚打一天的各科学员也随着熄灯号声进入了梦乡。

军校校长蒋百里正进行着每天的例行工作：查房。一切皆正常。每张床铺都稳稳当当躺着一条汉子，鼾声阵阵，透着一片安详、宁静。蒋百里微微点头，放轻了脚步，准备退出房去。

就在这时，只见唐生智跳下床来，仿佛没睡醒的模样，赤着脚，跌跌撞撞，像是要到屋外解手。没想到，当他走到蒋百里的身边，却一把抓住衣襟，嘴里骂道：“好你个龟孙儿，将老子鞋子偷走，让老子打赤脚。”

蒋百里刚要分辩，却见唐生智抬起手来，不由分说，大耳刮子左右开弓，打得堂堂的蒋校长眼前金星直冒。

刚刚还在假寐的满屋学员都齐刷刷坐了起来，他们都在等着这一幕，有好事者竟然鼓起了巴掌。唐生智这时却似刚刚清醒，一个劲地赔着不是，说是睡昏了头，认错人了，请校长原谅。蒋百里何许人也，这小小的把戏如何能骗得了他，分明是精心策划的一场恶作剧。果然，事情很快就被查清，这也怪蒋百里当时名气太大了，让唐生智动了挑战权威的念头。

蒋百里在当时中国旧军界，可谓是天下无人不识君，无人不佩服。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期生，同学中的著名人物有蔡锷、李烈钧、许崇智等等，但蒋百里却是人中龙凤。毕业时，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由日本天皇亲自授刀。此种殊荣过去一向由日本学生独占，现在则由中国人分享，令日本人既惊且妒。从第四期起，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防止中国人再夺标。因此蒋百里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来到了保定军校后，蒋百里也是宽猛相济，和蔼时如春风化雨，严厉时如山岩冷峭。凡军校师生，无不对之敬佩得五体投地，用“高山仰止”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

偏偏唐生智对蒋百里不买账，“那姓蒋的是人不是神，犯不着那样崇拜他”。他不止一次私下对同学说。因此有人激他，都说你姓唐的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那你冒犯一次蒋校长试试，那才算你有种。冲动起来的唐生智哪里还计较后果，当即和同学打赌，要将大耳刮子扇到蒋校长的脸上。

于是就有了先前的一幕。

蒋百里不愧为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对唐生智的行为并未做简单的惩罚处理，他甚至感到唐生智这种蔑视权威的独特个性的可贵之处，或许这是一位可造之材。

他调来了唐生智的案卷，对这位学生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

唐生智，湖南东安人氏。出身于官宦人家，父亲曾是前清广西提督，相当于今天省军区司令员这样的角色。所以，在小小的东安城，唐家是数得着的大户人家，有权有钱，没人敢惹。

生长在这样的人家，唐生智自小就心高气傲，视金钱如粪土，视权贵如草芥，以天下为己任。小小年纪就进了湖南陆军小学堂，穿上了二尺半，吃起了大锅饭，丝毫也不留恋锦衣玉食的公子生活。

从湖南陆小毕业后，唐生智在社会上转了一大圈，也没有容得下他的地方，好像这个世界总与他格格不入。在上海，他非要硬闯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招牌的黄浦公园，惹来了“红头阿三”印度巡捕的干涉。唐生智哪能忍这口气，于是施以老拳，招来了满大街的警笛声。不是他跑得快，怕是得进工部局的班房了。

离开上海，又去烟台，那里是山东督军李燮和的地盘。唐生智挂起了连长衔。他本来有心好好表现一番，上任伊始就开始抓训练。谁知第一天喊操的时候，全连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空名额，另外三分之一是害杨梅大疮的，根本没有战斗力。

唐生智并没气馁，一面招募新兵补足兵额，一面请医生给患者看病。数月间，这支连队给他调教得有模有样。

但唐生智并没有得到上司的奖励，吃空额是当时带兵官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都像唐生智这样干，哪有银子花天酒地抽大烟？于是自团长以下，一起对他进行排斥，让唐生智卷铺盖走人。

辗转之下，唐生智这才来到了保定军校。

看完唐生智的履历，蒋百里不由生出了爱惜之心，遍阅军校里芸芸众生，良才俊杰何其少也，都是些钻营谋利之辈。像唐生智这样卓尔不群者，当然要扶掖之、培养之，为中国军队之崛起贡献一些人才。

有了蒋百里的器重，唐生智想不出名都很难。别看还是一名没毕业的军校生，当时的各路诸侯都听说过他的名字，都想把他挖到自己的部队。恰在此时，袁世凯要组建模范团，根据唐生智的家世背景和训练成绩，理所当然地让他上了推荐名单。

这模范团并非普通部队，这本是袁世凯推行帝制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他本人亲兼团长一职，其成员非亲贵子弟或军界佼佼者不能加入，是用作培养北洋骨干的。可以说：一入龙门，则身价百倍。许多人是打破头也难入其门的。

偏偏唐生智对其不屑一顾，拒绝进入模范团。蒋百里惊问其故，唐生智慨然作答：“何谓模范团？不过袁氏之摆设，之鹰犬耳。吾辈从军入伍，原欲为国家干城，当今天下将大乱，正是吾辈重整江山好时机，决不甘为私人之家将也。”

一席话说得蒋百里悚然动容。他果然没有看错人，这姓唐的将来不鸣则已，一鸣必惊天下。

智斗白崇禧

1949年春，蒋介石已下台，李宗仁代总统，白崇禧企图在湘桂两省负隅顽抗。此时，湖南的程潜、陈明仁起义还在酝酿中，中共湖南省工委为了使和平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先派许松圃、唐伯球等人到东安邀请唐生智到长沙，后来又由马子谷、程星龄、唐伯球等人委托李觉去东安邀请唐生智到长沙共商和平自救大计。4月21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改选唐生智任主任委员。

4月下旬，白崇禧从武汉到长沙，急于将湖南控制在桂系手中，他采取种种措施赶走程潜并迫害进步力量。这时形势非常紧张。湖南和平促进会决定请唐生智来对付白崇禧，并依靠社会民众和舆论为后盾。28日，唐生智到达长沙。在来长沙途中，唐生智提出可用“湖南人民自救会”的名义来迎接和平解放和对付白崇禧。他说：“白崇禧总不能反对湖南人民自救吧。”29日上午，唐生智一行抵达长沙，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程潜也率军政官员到车站迎接。唐生智当时住在东茅堂9号三弟唐生毅家。当晚，陈云章陪同地下党员陈采夫去唐生智住所会见唐，互相交换了意见，谈到午夜2时才离去。

长沙各界人民团体举行了欢迎宴会，唐生智在宴会上即席发表了演说：“为团结湖南人民，保卫湖南的安全，愿与天下人为朋友。我此次来长沙，是替湖南3000万人民服务的。”随即发起组织“湖南人民自救会”，和平促进会集体加入“自救会”。5月2日，唐生智被推举为湖南人民自救会的主任委员。这个组织实质上是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界进步人士支持下，代表湖南各团体、各界人士的群众组织，它贯彻了当时地下党的意图，即从群众意向和舆论上对和平解放和程潜、陈明仁等人的起义予以支持。

如果说以“湖南人民自救会”的名义争取湖南和平解放是唐生智的“文斗法”，那么，控制武装力量，则是唐生智的“武斗法”。

1949年4月白崇禧电召曹茂琮到长沙，任其为新七军副军长兼永州专员。永州是通往广西的门户也是白崇禧部队撤退广西的必经之地，地位十分重要。唐生智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多次与曹茂琮联系，做他的工作。唐生智还命其弟唐生明在长沙找曹茂琮谈心，向他说明，只有倒向共产党才是最上之策，才是光明大道，并且要他为湖南人民办事。曹茂琮听取了唐的意见，在组织新七军指挥部时，按照唐生智的意见做了：他找了几个熟人担任部队中的重要职务，这些人大多是唐生智的旧部，也是曹在衡阳军官讲习所的同学和好友。他们也积极联系各自的关系，表面上拥“白”，实际上拥“曹”，暗中拥“唐”。

为了配合迎接解放，掌握地方武装，唐生智还向程潜推荐了一批他的旧部安排担任一些县长、专员、司令等职，以便在湘中、湘南搞地方武装。准备控制湘桂、湘粤交通线，截断白崇禧撤回广西的退路，程潜都同意了。

1949年5月，白崇禧败退长沙后，加紧镇压和平自救运动，解散自救会，逼走唐生智，威胁程潜，下令禁止一切关于和平自救运动的活动，并到处派特务监视进步人士，还开出了要暗杀的不下50人的黑名单。一时间杀气腾腾，阴云笼罩着长沙城。5月3日，白崇禧对唐伯球等人说：“孟萧（唐生智之字）先生领导的湖南自救会，本是一件好事，但容易被共产党应声虫利用，我看还是取消的好。”唐伯球立即将此事告知唐生智，鉴于当时的险恶形势，经唐生智的四弟唐生明与地下党组织商量，权衡轻重，最后确定，唐生智暂回故里，在湘南做发动和联系工作，并拟派地下党员到东安协助唐生智进行迎解放工作。

1949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工委命地下党员刘寿祺到东安会见唐生智。刘与唐会谈了两天，刘告诉唐生智长沙各界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更高，自救运动更为高涨，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入湖南，分东西两路向南推进，程潜已由邵阳赶回长沙，准备发表起义通电，白崇禧的部队集中在衡宝线上，希望唐生智做好准备，免被白崇禧暗算。并希望唐组织地方武装，切断湘桂线，阻止白军窜回广西，以便解放军到湖南时，把白崇禧的主力消灭在这一地区。唐生智表示完全同意，并进行了积极部署，做通了欧冠的起义工作，并在江华、新田、道县、零陵等县都安排了能控制的人。

就在刘寿祺离开东安唐家不久，白崇禧为了防止他的后路被切断，要曹茂琮以唐生智的学生、旧部和白崇禧的代表名义，到东安去见唐生智，劝说唐“急党国之难”。还说“我们想请他出任考试院院长，看他是否有意屈就”？唐生智拒绝了要他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