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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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状的特殊情形，这个问题，许多人以为无产阶级艺术与作品大众化是两个东西，换句话讲：大众化的作品好像不是无产阶级文学，实在仍旧被艺术至上主义所蒙蔽，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二元论！目前中国工农斗争的勃发，正需要我们创制合于他们文化水准的作品，就是说，经过文学艺术的煽动与教育，加紧的鼓励他们斗争的勇气和情绪，当然，同时我们并不取消争取与鼓动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工作，但是在目前工农大众斗争长足发展的时候，用合于他们文化水准的文化艺术去鼓励与煽动，是迫切主要的工作。假如我们的文学家，编撰一支民谣村歌曲形式（文字显浅明白，音调和谐顺口）似的鼓动斗争或暴露压迫阶级的作品，其艺术价值绝对不在皮面洋装、道林纸精印、专供大学生们所阅读的作品之下。

可是我们这些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要取得大众化作品的艺术形式与内容，不是凭空可以创造，一定要有大众化的生活的实际，才能做到，所以这里就马上关联着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者生活大众化的一个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先要指出生活大众化，不简单是为了文学而生活，是为了无产阶级文学家应该有决心成为工农大众斗争队伍中的战士，遂能产生大众化的作品，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为了观察大众化的生活，创造大众化的作品，而是为了参加工农大众的实际斗争，才能创造大众化的作品。

一切从事文学运动的同志们！全中国城市工人的斗争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勃发，全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风起云涌而转变为游击战争的红军发展，以及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客观的环境告诉我们文学运动者目前的中心任务：加紧大众化作品的创作，是如何的迫切！

4．自我批判的必要：自己阵营内工作的检讨与批判，将加强我们运动的成果。要防止整个阵营中发生那些不正确的错误倾向的发展，只有坚决实行自我批判，才能够不歪曲我们前进的大道。自我批判不是闹着个人的意气，而是巩固与加强我们斗争的阵线；不论在理论上，作品上，运动的行为上，都需要大家站在整个运动的立场上，经常不断的执行自我批判，谁要反对或惧怕自我批判与理论斗争，他便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忠实勇敢的战士！也只有实行自我批判与理论斗争，才能克服与结算每个人一切旧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我想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任务，绝对不限于我上面所举的4点。我不过根据目前革命的阶段，择其要者而言，因时间及篇幅所限，容有忽略与错误之处，希望大家予以补充与纠正。

第03章　在隐蔽战线上

3。1　为周恩来辟谣①

①本文原载《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李一氓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忽然连续刊出：

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原文照抄）

当时，周恩来已离沪去江西苏区，用伍豪名义登的脱离启事，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伪造出来反苏反共的，这必须想个办法加以澄清。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但陈说他虽然在巡捕房工作，总是中国人，出面不方便。国民党要是找到他，他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我们找一个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个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这样，这个启事就于1932年3月4日在《申报》登载出来了。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文＋）的笔名。这个小（＋人＋）动作很妙，因为启（＋书＋）事登出后，国民党（＋屋＋）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同时党内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驳的文章。

在当时来说，这个启事花100两银子是贵了一点，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因为周恩来已离开上海，他不会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没人向他提过这件事。

麻烦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南开大学“红卫兵”查报纸，查出伍豪启事这一段，就告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使得周恩来无缘无故一时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他不得不去找一些旁证，为自己做了辩护，写成一个送中央的大事记。那个大事记从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算起，分月分日，记到1932年2月。当时只能依靠毛泽东出来说一句话，但1967年他只批给林彪等人去“阅存”，1968年才批“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可惜那些“红卫兵”只知道周恩来化名叫伍豪，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名字叫周少山的人，笔名也叫伍豪；更可惜当时周恩来不知道我们已经替他登了一个有力的否定的启事；加之“红卫兵”告状以后，没有人找潘汉年和我查问一下，那样的话，凭这个启事就可以解决问题。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原文无标点，上面启事的标点是我加的。作为法律文件，应该如此标点，其他标点都是不准确的。

3。2　忆潘汉年二三事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修改、补充。

徐雪寒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我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那时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他通过王昆仑同志，要求沈钧儒先生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我曾长期在全救会工作，所以党派我去执行这个任务。临行前，汉年同志约我在钱俊瑞同志家里谈话，关照我在工作上应注意哪些问题。我问到如何同组织保持联系时，他分析了蒋冯之间的关系，说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对冯有此任命，无非想利用盘踞山东的韩复榘是他的旧部，便于解决韩复榘对抗战的暧昧态度。汉年估计很难达到目的，难安于位，所以他决定我的关系还是保存在俊瑞那里。并说，只要冯能站住脚跟，组织上一定派人来同我联系。这次谈话就这样简短明确地解决了。后来事态发展果然不出他所预料，我只去了两个月就回来了。

在这以后，我和汉年同志一直没有什么联系。直到1943年我到位于苏皖边区盯胎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时，才重新遇见他。原来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们撤退到苏皖边区的淮南根据地。军部、华中局迁来后，刘晓、刘长胜和潘汉年同志分别担任过城市工作部部长、联络部部长。一天，汉年同志突然把我找去，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已有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华中局已决定把我分配到联络部工作。当时，党内的风气，对党的工作分配是不讲什么价钱的，我也就同意了。

从1943年到1944年冬汉年同志去延安参加“七大”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汉年同志不曾离开过根据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关系，和他在上海领导的单位的几位负责同志接洽工作。大约每20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我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的电文，由他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对于这些，他一般都是认可的。他用干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尤其难得的是，他对于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所采取的公正态度。

当时有位同志奉命去做汪伪政府中东北军人的工作。那时（约1944年夏），汉年同志在上海领导的单位发现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时举止失措，对党交给的任务执行不力，担心他会被敌人欺骗，要求汉年同志及时作出决定。汉年同志对我说，这位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培养教育出来的，过去工作不差，决不致投敌叛变，但如果组织上不及时给予帮助，也许会被敌人欺骗而上当。汉年同志要我趁巡视上海单位之便，设法动员这位同志去根据地，以解除上海组织的后顾之忧。我知道这个任务是相当重要的，但相信汉年同志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能够说服这位同志服从组织决定，所以就一口答应了。到了上海处理完组织内部的事务后，我便单枪匹马地找到了这位同志。当时，我看到他确实憔悴落拓，精神不振，就告诉他，汉年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关心他，希望他到根据地去学习。我的话并不多，但态度直率，完全信任他。这位关东大汉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别妻离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交给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同这位同志细细谈了两天，便送他去整风班学习了。汉年同志告诉我，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后事实证明，这位同志继续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汉年同志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干部，驰骋在敌人的心脏里，为党作出重大贡献，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诚地对待同志。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全部机构因汪伪特务混入而被彻底破坏。被捕人员中有一位和潘部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汉年同志的爱人董慧同志（汉年同志进根据地，她仍在潘所领导的上海组织内工作）。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的有关组织。为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除了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同志之外，还、要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推动一个大的文化汉奸出面营救。汉年同志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奸的经历告诉了我，并告诉我如何去同这个汉奸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并要我直认不讳地说明自己是新四军派来的，这样他反而会买帐，愿意出面营救。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同志。她安详地对我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这就使我放心了。然后由我的那个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奸在他家中见面。果然不出汉年同志所料，当我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后，他便肃然起敬。等到我根据汉年同志的教导，晓以民族大义，入情入理地劝他出面营救被捕人员，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时，这个汉奸表示一定负责出面营救。其后这个案子就较快地结案，全部人员获释。由此可见汉年同志的确是料事如神，而这是建立在他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情况的基础之上的。

在党内斗争中，汉年讲原则，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在淮南根据地时，饶漱石利用整风机会，搞小动作打击和排挤陈毅。汉年对此表示了不满，也受到打击，饶漱石还告到中央。这些事，我听到一些，但他从未对我说起过。审干整风中，扬帆受到延安“抢救运动”波及，被加上“特务”的罪名而被捕，从盐阜区押送到军部来，还给他加了脚镣。汉年是饶漱石指定的审查小组成员，他曾与我谈过此事。我说我在救国会时就认识扬帆，他绝不可能是特务，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是特务。给他带上脚镣就更不应该，革命队伍内部这样搞法是不对的。汉年同意我的看法。他与扬帆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在审查工作中实事求是，公正处理，不作任何违心之事。最后扬帆冤案得以正式纠正，汉年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央电令汉年同志出席“七大”，行前他告诉我，由刘长胜同志临时兼代联络部部长，要我多出点力，帮助管好部里工作。因为我本来早已在华中局政策研究小组里兼任研究根据地财经工作，组长是冯定同志，这部分工作归曾山同志领导。接着，汉年同志跟着华中局交通员往西北方向出发，准备在津浦路管店站上车，直奔北平，转入晋察冀根据地去延安。20来天过去了，我们都以为他早就到了目的地。一天，华中局领导人突然找我去，说中央来电，晋察冀派出的交通员，到北平的旅馆找不到潘，已经离开了。想来潘一定去了上海，要我马上去上海，催促他快点跟新派的交通员走，直接到晋察冀。言下之意，有些怪他留恋上海。我到上海，在一个豪华的公寓住宅里，找到了汉年同志。我向他说明来意，并说：“你好大胆，不怕怪你自由行动？”汉年同志微微笑着说：“讲定10天内晋察冀派交通员来接我，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在北平举目无亲，十分陌生，得不到地方党帮助，也没有社会关系掩护，老住在旅馆里，岂不暴露在敌人眼下，所以只好南旋上海。在这里，我是如鱼得水，最安全不过了。”最后，他根据新交通员约定的地点，和新交通员见了面，并顺利地到达延安，参加了党史上有名的“七大”。

解放前夕，我撤至香港搞经济工作，与汉年不是一个系统，但也有一些联系，有时谈谈话，交换意见。我知道他工作范围比较广泛，情报、统战、经济等方面工作都有联系。他还曾要求我捐一笔钱给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先生，支持他们的活动。我也乐于照办了。

我在情报部门工作时间不长，但对汉年印象深刻。我觉得他很有才华，无论哪方面工作，如文化工作、统战工作、情报工作等，都有突出贡献。

汉年同志在对敌隐蔽斗争这一特殊领域里，机智勇敢，才华横溢，善于掌握出奇制胜的斗争艺术；他对干部了解、信任，并善于发挥干部积极性、主动性的领导方法；以及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入污泥而不染，对党无限忠诚，坚贞不渝。这些美德永远值得我学习。

3。3　风雨话当年

华克之

汉年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参加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直接领导人。解放前，我们生死与共，风雨同舟，一道战斗了十几年；解放后，他蒙冤遭难，我也同案罹狱20多年。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组织上也为我重做审查结论，恢复名誉。记得1979年春天，我为申诉冤案事找到廖承志同志（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时，憋在心里二十几年，不敢启齿的问题终于冒了出来。我问廖公：“您看潘汉年怎么样？”他马上爽朗地回答：“潘汉年是个好同志。”这一盼望了多少年的肯定的回答，真使我百感交集，欲哭无泪。但这时潘汉年已离世两年多，他自己也不可能听到这句话了。往事历历在目。我仅撷取片断，作此短文，权当心香数瓣，以告慰汉年和在他领导下的蒙冤逝去的战友们。

一

1939年，由潘汉年和廖承志作介绍人，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我曾经走过一段艰辛崎岖的反蒋救国的道路。

我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1924年，我在南京金陵大学就读时，已是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并曾作为工作人员随国民党江苏省代表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衷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经过五卅斗争的锻炼，我成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部长。这个市党部有7名委员，其中共产党员4人，国民党左派3人。在几年的并肩战斗中，我同江苏、南京的一些知名的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佩服共产党员坚定的信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右派背叛中山先生遗训，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也在升级。1927年4月9日前后，蒋介石指使流氓捣毁了南京国民党市党部，肖楚女、侯绍裘、宛希俨等共产党人先后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我也险遭毒手。接踵而来的“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用鲜血教育了我这个国民党员，誓与中山先生的叛徒不共戴天。当然，蒋介石决不会容忍我这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在他鼻尖底下与他作对，特务机关曾经逮捕过我三次。第三次竟将手枪和《组织农民暴动计划》等宣传品塞在我住处，栽赃诬人。我在南京待不下去了，1929年秋迁居上海。在上海，我和小学同窗陈处泰（即陈惘子，中共党员，曾任上海文总书记兼社联党团书记）同住5年，相互切磋，探讨马列主义著作和反蒋救国之道。我的周围，还有几个原来是国民党左派或对蒋介石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大家激昂慷慨，各抒己见，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拯救民族的良策和反蒋抗日的道路。最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识：“庆父不死，鲁难来已。”蒋介石是我们的消灭目标，刺杀对象。陈处泰对我们的政治见解是完全了解的，他作为党组织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人，对我们爱护备至，肝胆相照。为我们的“五步流血”的计划和大家争辩得面红耳赤，并且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说服我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听不进这些意见。陈处泰将我们的态度再向上级汇报后，表示党组织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会当蒋介石的保镖；既说服不了我们，只能预祝成功。我们则再三表示：事前事后都与共产党无关，也不要求共产党提供任何支持。

1934年11月，我们成立了掩护这一计划的行动机构——“晨光通讯社”，正式在南京开张。由我担任社长，化名胡云卿，是一个“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即张保京），采访主任贺坡光（即贺少茹），记者孙凤鸣（即孙凤海，原是国民党军队一名排长，枪法高超，胆识过人）。我们4人组成了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加紧，而蒋介石在签订媚日投降的《塘沽协定》后，全力以赴指挥内战，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国内形势的恶化，更加促使我们加快步伐，早日诛灭元凶。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我们就预定在此次会上动手。那天，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会议开幕式时，孙凤鸣混在60多个记者中进入会场。谁知蒋介石多疑诡诈，他看到秩序不好，决定不参加开幕式后的摄影仪式。孙凤鸣根据集体的决定，只好以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射出了仇恨的子弹，他自己也中弹被捕，翌日就在医院牺牲。这一政治巨案带来的当然是多方株连，残杀无辜。不但张玉华、贺坡光等相继被捕，连孙凤鸣的妻妹、贺坡光的胞兄和老母以及毫不相干的人都遭到逮捕。11月16日，不是晨光通讯社成员的陈处泰，在探望刚从香港回来搭救战友的崔正瑶（孙凤鸣夫人）时一起被捕。敌人虽查清陈并未参加晨光社活动，但认为他是共产党要犯，将他秘密处死，遗尸也被投入镪水池中。陈处泰、崔正瑶等牺牲时都是30岁不到的有为之士。而我这条漏网之鱼从此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

烈士鲜血换来的千古遗恨，使我痛定思痛，必须另谋反蒋救国的道路，以遂烈士未竟之志。经过血泪反思，我决定遵从陈处泰烈士的遗训：只有依靠群众，进行社会制度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才能改造中国，拯救中国。于是积极筹备亲赴延安，向党交心。行前，我认真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撰写的《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从香港散发至全国各地，并直接寄给蒋介石。这是讨蒋的檄文，也是宣传烈士的政治主张与揭露被害真相的公开宣言。二是写了一份思想总结，将自己走过的路，曾有的政治主张和经验教训等等毫无保留地坦陈心迹，预备交给中国共产党。

1937年春，我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