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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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走过的路，曾有的政治主张和经验教训等等毫无保留地坦陈心迹，预备交给中国共产党。

1937年春，我如愿以偿，到达了延安。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并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的七点自我要求，作为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宣誓，作为自己参加党的工作的行为规范。

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作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己。他们表示对于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潘汉年小我4岁。这次见面，经廖承志介绍，我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派到敌区加强隐蔽战线工作的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经过交谈，我为他的渊博知识、潇洒风度所折服。在他领导下十几年，我们不仅是上下级，还成了知交知遇。我认为他才智过人，胆识超群，确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不可多得的将才。

潘汉年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在完成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时，多谋善断，指挥若定。例如1942年秋冬，潘从新四军军部来到上海，找我商议要起用我的一个知交任庵去充当周佛海同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之间的中介人，以加强了解蒋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着重研究了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的历史和现状。周佛海虽然在中共建党时参加过中共“一大”，但1924年自日本回国后即已叛党。在黄埔军校教学时，和蒋介石结缘。1927年，他发表《逃出赤都武汉》，为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张目，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以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等职，为国民党培养军事骨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毕露时，他反对武装抗日，公开鼓吹汉奸理论。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在汪伪政府里充任“行政院副院长”、“军委会副委员长”、“财政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是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的实力人物。潘汉年认为，中日战争已经打了4、5年，但蒋介石从未放弃中日和平的打算，而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必然要和蒋介石政府勾结。周佛海既是蒋介石的亲信，自然就成为沟通日蒋关系的最佳人选。周佛海的出走投敌，以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代表秘密驻在周的南京寓所，看来都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至于那位司令长官，对和日本人做买卖的关心超过对日作战的热情。他早想物色一个驻沪代表，与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笔财富。而我的知交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早就相识而且双方都信得过的党外人士。潘汉年说：我们最欣赏任庵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心耿耿”。

经过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们打入了汪、蒋的心脏。任庵不但亲赴内地得到这位司令长官的“召见”，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他离沪期间，还介绍我和周佛海见面，说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托。这样，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我们。我们从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初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历史已经证明，潘汉年当时的精辟分析，果断决策，具体部署和启用人才都是正确的，有效的，对党的情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作为上海、华南敌占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除了完成深入了解敌、友政治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战略情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任务外，还要完成很多看似简单，但却艰险异常的具体工作。我作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这些突击性的任务。譬如1948年初冬，他布置我带着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到上海送交。内容大致是：全国解放在即，独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党深感不安，兹派人专程来沪，负责护送先生离沪赴港等等。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预为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代，要求保证宋庆龄先生的绝对安全。因为那时她已在军统特务的日夜监视下，连出大门都涉及安全与否。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并且取到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但是，宋庆龄认为出大门没有把握，一动不如一静，拟在上海迎接解放。又如，1946年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长刘善本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往延安以后，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派人找到刘的家属，传达刘善本安抵延安、情况良好的信息，向家属表示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和家属一道研究如何出险离沪的安排。那时，特务正住在刘家监视，派人去送信，犹如自投虎口，艰难危险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汉年郑重考虑。当他决定将任务交我完成时，离开他规定的向他汇报的时间只有7、8个小时，过了这一规定时间，意味着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须另作安排了。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他认为由我自己设计会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适用，并不事事干涉。于是我用了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张庭坚”的化名，闯到狄思威路（今保阳路）麦加里1号刘家去“采访”。我一闯进去，正巧碰到刘善本夫人在楼梯口。不待特务们围过来，我马上将党中央电报中要传达的话低声告诉她。当特务们包围我以后，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后台），并且将名片递给他们看。我还一本正经地向那些特务“采访新闻”，因为他们自称是“空军司令部派来照顾刘的家属的”。他们当然不会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军司令部去了解；并且派了个小特务坐到我的汽车里来陪同前往。幸亏司机机灵配合，他向上车的小特务一吼：“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接着猛力一推，将小特务推出车外，车子马上开动走了。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时汇报。

我在潘汉年领导下10多年，在完成许多机密的、危险的、艰难的任务过程中，潘汉年总是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并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工作特点，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是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一致公认的。同时，他又能知人善任，用人得当，给下级以充分的信任和发挥才能的余地。

意料不到的是1955年，他竟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且公之于众。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病期间，从医院被直接押送牢房，从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后，我想不通天卞哪有这样一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内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当初我为什么要反蒋、刺蒋？抗战胜利后，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将日本军方仓库中的一批炸药与194挺新机抢运到新四军军部去？我为什么要窃取蒋介石国防部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送到香港，由潘汉年转交华南分局？而潘汉年如是‘’内奸”，为什么不顾对我的五道通缉令，不要10万大洋的悬赏，而与我并肩战斗10多年？但我又不能怀疑组织，不能怀疑党中央的决定。“是组织对还是潘汉年对？”被捕期间，我的心境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我努力反思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并且不得不思索潘汉年布置工作中的细微末节，违心地责备潘汉年当“内奸”害苦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人。思前想后，无以解悟。直到党中央给潘汉年平反昭雪后，公安部又对我的冤案作了复查，并重新作了结论：“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潘汉年同志冤案发生后，认定华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时，我才从思想困境中解脱出来。我衷心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潘汉年同志负责的结论。

三

潘汉年冤案平反昭雪已经10多年了。我们怀念潘汉年，同时也怀念那些受“潘案”株连，历尽坎坷，而又过早离世的同志们。其中不仅有党员干部，也有一批对党作出重要贡献的党外人士，他们多是当时有相当社会地位的进步人士，他们不为名，不图利，甘愿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斗争，将生死置之度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信任和使用他们，是依靠党的正确政治主张和政策，依靠共产党员的品格和牺牲精神，依靠共产党员的耐心工作。

受“潘案”株连的，无论是逝世的和健在的，现在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充分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和负责精神。潘汉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给董慧的一首诗中，喊出了和着血泪的心声：“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这一天毕竟是盼到了。抚今思昔，可以告慰的是：潘汉年等一批党的志士的功绩将载入青史，令人永远垂念；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正在欣慰地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一如既往地略尽微薄之力。

（沈忆琴整理）

3。4　在上海“八办”

朱志良

我于1931年在家乡（江西省于都县）参加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两次到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从事机要工作。第一次是抗战时期，我主要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机关当译电员。

潘汉年当时是上海情报工作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李克农调去南京后，他担任了“八办”主任。“八办”机关在多福里时期，他每个星期都要来二三次，有紧急情报时，随时都来处理。处理完电报后，便和李（李克农）、刘（刘少文）共同商讨工作。在他们共商工作时，一般是潘汉年先听听李和刘谈谈情况。“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要挂块牌子，是他们研究后设计制作的，后来因为上海形势严重恶化未能挂出去。当时，中央电示小开（潘汉年化名），急需了解和掌握敌占区、国统区的新情况及其他各方面的情报，在潘汉年的主持下，潘、李、刘共同研究后便分头具体负责落实搜集工作，并由刘少文分别整理。对时间性强的重要情报’就用电报摘报中央；一般情报则由陆路转送延安。潘汉年在多福里没有办公室和办公桌子。所有给中央的电报都是潘汉年亲自起草以“小开”名义发出的，很少用李克农的名义发，更不用上海“八办”名义发电报。

据我回忆，上海勺协”配合地下党开展蒋管区和敌占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恢复和建立上海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了各个阶层的爱国进步人士、爱国社会团体以及一些领袖人物和我党合作抗战；全面地宣传了我党我军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出版了多种书报、刊物，深入地宣传我军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果，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和投降派散布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扩大了党的影响，坚定了人民的抗日信心，增强了党在沦陷区人民中的凝聚力；为八路军输送了大批军需物资，也输送了不少爱国进步人士、知识青年去延安学习和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搜集了敌我友各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可靠依据。记得刘少文于1940年秋，在去延安汇报工作后返回上海时说，周副主席、党中央对上海的情报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这是对上海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上海，无论是在抗战前夕、初期甚至是沦为“孤岛”后，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人员无不经常地聚集在上海进行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活动，因而也一直是我党我军一个重要的情报基地。现经回忆，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特别是在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中央指示上海要及时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还有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等等。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徐强协同地下党组织力量，互相配合，积极认真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在抗战前夕，向中央反映了“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的情况以及上海广大爱国民主人士营救和要求释放“七君子”的情况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向中央反映了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先后派到中国的兵力及其番号、长官姓名、武器装备、战斗力强弱、登陆地点和时间以及军队的部署等；国民党调往淞沪前线和其他抗日前线的部队情况；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进行秘密和谈的情况，包括和谈内容、时间、地点、条件以及参加和谈的名单等等；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对抗日战争所持态度，特别对美帝一面说支持中国抗日，一面又把旧钢、铁、铜等金属资源运往日本，以及他们企图和日本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压服中国对日妥协媾和的情报；上海重要的金融、棉纱、股票等市场变化情况；上海各界、各阶层著名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等的思想动态、重要言行，特别是对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反应；上海广大人民和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情况等等。这些，都为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记得曾经有这样一回事：我们将蒋、汪、何和英、美、法同日寇勾结，秘密和谈的阴谋活动报中央后，中央就以新华社电讯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当时潘汉年笑谓刘少文：这则电讯很重要，使蒋、美、英、法、日都十分吃惊和恐慌。尤其日寇更加恼火，抱怨这样的秘密勾当怎么会这样快地泄露出去！敌人的一次重大的诱降和谈阴谋活动就此宣告破产。

上海沦陷后，党中央对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和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关心。至少来了两三次电报要求凡已暴露了的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左派人士、文化界人士等应转移去香港、内地或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潘汉年接到电报，以“八办”负责人身份，向上述人士转达党中央的关怀，并作精心安排，圆满地完成了对上述人士安全转移的任务。而后复电中央说自己还没有完全暴露，还可以留下来做一些工作；宋庆龄自己也表示还可以留下来做一点工作。后来，在党中央再三催促下，宋庆龄先去香港，潘后走。

我还记得，在抗战爆发后，我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条件，在很短时间内，发动组织了各种救亡活动，成立了不少救亡团体，动员了不少的抗日救亡团体的人员去皖南地区参加抗日工作。

3。5　一个机要译电员心目中的潘汉年

梅黎

1939年夏，我在龚饮冰机关做掩护工作。半年后，龚打算送我去延安学习。路经香港，适遇潘汉年需要机要译电员，我遂被留下来。从此在潘汉年那里做内部机要工作达10年之久。所以我认识潘汉年比较早。

潘汉年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党和人民是有很大功劳的。1955年4月3日，他却被扣以国民党，日本“双料特务”的帽子，在北京遭到拘捕、审查、冤狱达22年之久，1977年4月14日病逝在湖南洣江劳改农场。这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的重大冤案。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才使这位我党情报战线上有很大功劳的精英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为了纪念潘汉年的90诞辰，谈点潘汉年在隐蔽斗争中的思想和言行。

一、充分利用社会关系

潘汉年经常对手下同志说：“我们的工作并不很玄妙，但一旦条件成熟，就能轻易地完成任务。”当我们的同志设法顺利完成搞到敌方军用地图时，他就说：“这种事全靠平时团结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当需要时就能很顺利地达到目的。如不通过一定关系，即使东西在那里你也拿不到。”他本人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来开展工作的典范。例如“四一二”蒋介石大屠杀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利用敌人营垒的人作为耳目，从而了解到叛变投敌分子的名单和照片，对我们党及时处理和惩处叛徒，保卫党中央组织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如利用一些革命同情份子为我们提供情报和各种掩护；利用社会上有较高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亲属或子女为我们传递情报材料；太平洋战争时，利用日本人关系及时派人去香港，把生活陷于困境的干部妥善安排撤离香港，等等。

二、重视环境与身份一致

他对在白区搞隐蔽斗争的同志要求其语言、举止、衣着尽量与当时所处环境相一致。如我刚到香港，只穿件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他即命人陪我去置服装，并要我学说广东话。他本人的衣着是十分讲究的，当时党内有人对此曾有不少微词，他委屈地说：“难道要我穿一身烤绸（俗称香云纱）衫裤鬼鬼祟祟地去与人联络吗？”因他经常要与社会上各种达官贵人打交道，包括国民党的要员大官们，为了工作和应付环境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当他要与普通老百姓相处时，他的穿着就很一般了。

三、工作讲求效率，讲求质量

他曾对下面干部说：大政方针是中央综合归纳下面提供的情况反映后作出的，因此我们提供的情况要准确。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在日本投降前，潘汉年派人硬是搞到了蒋、汪、日来往的一些信函。潘汉年本人文化水平高，又有敏锐的政治战略思想，所以他本人活动所得的情报质量是很高的，如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谈判日军将南进而不是北进的情报，这些高质量的战略情报，多次受到党中央有关部门的表扬。

四、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有应变能力

如有一次，我们的机要交通员对藏在相册里的材料担心长途旅行不安全，要求改装在西服垫肩里。事后潘汉年和张唯一曾对下面干部说，对事情的考虑不能绝对化，要有充分准备，更重要是临阵应付得宜，他们曾形象地说安全不安全关键在自己，哪里有真正绝对的安全。别人要是怀疑你，把你剥光，也能找得出来。因此他们要求我们的交通员要胆大心细，遇到复杂情况时能镇定自若，机智勇敢，有应变能力。潘汉年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如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奉命离开遵义到白区，后来去了苏联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络。当时他在组织安排下混在一大群烟贩子里，从容避过沿途敌人重重关卡到贵阳，然后在中共贵州工委秦天真帮助下，从柳州、梧州到达广州，再转赴香港。又如1947年后潘汉年在香港办《国讯》半月刊，作为统战工作的宣传阵地。一次在该刊搞总务的同志受到港英当局传讯。事后潘汉年有意乘坐出租汽车从该同志家门口走过，他见该同志之妻怀抱小孩在门口玩耍，就知道该同志已没事了。一次在香港大街上遇见迎面过来他不愿与之打招呼的人，即弯腰佯作结鞋带。以上两例都可看出他的机智和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