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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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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同志任副市长和市委统一战线部部长。1955年4月他作为上海代表团副团长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盟主席沈钧儒很久未见到他了，知道他来北京很高兴。所以由我去约请他到沈老家午餐。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想不到隔了两天，4月5日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主席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有时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后来终于这样判决了15年徒刑。到1963年，作为假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收监。江青、康生一伙操纵下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并未发现新问题，决定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并被遣送到湖南省劳动改造，直到1977年他病故。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这是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讽刺王明之流的关门主义的话。潘汉年同志不是关门主义者而是统一战线的坚决支持者。他采取了不平凡的方式，为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为党、为革命、为人民、为祖国，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这一大错案纠正了。潘汉年同志虽然已无法知道，但他的名誉恢复了，他将在革命历史中永远起教育作用：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又笔直的。我们要统一战线，不要关门主义！
4。3 潘汉年与邓文仪谈判概要①
①本文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原题为《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收入本书时以节了“说明”及“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要点”部分，并改了题目。
杨奎松
一、谈判之简要经过
邓文仪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于1935年12月21日从上海动身，乘俄轮抵海参崴，再坐火车于1936年1月3日抵达莫斯科。邓文仪到莫斯科后，立即按照与蒋介石及陈立夫商量好的办法，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密商谈。但此信发出后一连几天没有回音。邓随后又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其代为介绍，以便能与王明见面。1月11日，中共代表团得到消息，专门召开了小范围的会议讨论了是否同邓文仪见面的问题。会上多数人对国民党派代表来找共产党接触的目的表示怀疑，但仍旧同意与邓见面以了解其真正动机。只是会议明确决定此事应由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潘汉年出面，王明应视潘接触结果再考虑下一步见面的可能性。国共两党的莫斯科谈判由此揭开帷幕。”
1月13日晚，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同他进行了第一次秘密接触与谈判。双方这次谈判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初步约定了3天后再谈。根据潘汉年的记录和汇报，王明分别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负责情报及联络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皮亚尼茨基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再度召开代表团会议进行讨论。在中共代表团的会议上，与会者就王明是否应该亲自与邓文仪接触意见分歧，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亲自与邓文仪接触则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王明与邓文仪之间的正式谈判因此而成为事实。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谈判。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邓文仪代表蒋介石明确提出了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基础上，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双方并就中共代表团派代表前往南京与国民党当局就此进行具体谈判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1月18日的中共代表团会议上，多数与会者明确反对在南京政府所提条件下进行谈判，要求王明务必坚持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所宣布的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目标。因此，在1月22日举行的第二次谈判的过程中，王明对南京政府的所谓合作诚意明确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只是，考虑到邓文仪宣称蒋介石已经来电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王明仍旧同意安排中共代表前去谈判。双方确定，中共代表将和邓文仪二起，于1月25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去南京。不料，第二天，即1月23日，邓文仪找到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的谈判，前往南京的计划将要告吹。以后的谈判多半仍要在莫斯科举行，因为蒋介石希望国共双方首先在莫斯科达成协议，然后再拿到国内去具体实行。因此，他估计李融清将参加在莫斯科的两党谈判。26日，邓文仪写信给王明，说明他将于次日出发前往柏林，并再次保证他将同李融清一起回来与王明进行具体谈判。但邓文仪一会即再未露面。
事实上，邓文仪并不了解，蒋介石这时已经改变了想法。早先，蒋介石想找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谈判，是因为他于1935年12月19日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嘴里得知，苏联政府已经同意与南京政府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同时他又了解到中共代表团在苏联放弃了笼统地反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政策，开始提出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蒋估计苏联政府已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支持他统一中国的努力，并正在迫使中共改变政策。据此，他立即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谈判，同时秘密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于邓走后第三天，坐船去欧洲赶往柏林，准备在那里直接与苏联交涉军事合作问题。但邓、陈二人走后约一个月，蒋介石方才得知苏联政府并无支持他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在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蒋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在国共两党的冲突问题上表明立场，劝告苏联务必通过向中共施加压力，支持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方式，取得他的信任。然而，鲍格莫洛夫明确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说，苏联与中共毫无关系，解决两党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政府绝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蒋介石反复劝说长达80分钟，全无结果。至此，蒋不仅失去了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可能，而且对与苏联缔结军事联盟心灰意冷。这是因为，如果苏联继续暗中支持中共，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军队依照条约进入中国，受其益者必是中共无疑。因此，蒋介石在1月23日突然致电邓文仪，通知他立即停止谈判。而后，蒋又致电正在柏林准备开始军事谈判的陈立夫，立即改变与苏联政府秘密谈判的计划，转道欧洲回国。至此，不仅莫斯科国共两党谈判告一段落，而且中苏两国缔结秘密军事条约的谈判也胎死腹中。蒋改变计划，再度决定不依靠苏联，首先在国内解决共产党问题之后，再来与苏联谈判条约问题。在莫斯科的国内两党初步接触与秘密谈判，即因此而中断，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从此转到国内去进行了。
二、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要点①
①潘汉年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要点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第3—44页。
潘；王明同志听说你要找他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问题，委托我先来了解一下，你找他谈话，是以私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我们早在上海战争（原文如此，应为1933年）时，就公开宣布愿在三条件下与一切军队谈判共同抗日救国问题，可惜除十九路军曾与我们初步谈判合作以外，南京、西南、四川等各方将领，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红军西征到云南时朱、毛两同志已经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明显企图。虽然南京军还在不断进攻红军，朱、毛两位领导人始终相信，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主张，一定会得到全国同胞的拥护。所以朱、毛临时派我离开部队，向各方表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可借我到上海时，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占领平津了。而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救国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响应，而且国民党还不断地逮捕和枪杀抗日救国的同胞，更加残酷地进攻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没有可能向各方具体表示我们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就连人身安全都毫无保证，不得不离开祖国。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会见邓先生，很想知道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
邓：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与红军进行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潘：我们在你们五次大会之前，曾有过一个通电，蒋先生看了为什么没有提出讨论？
邓：在那种会议上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讨论这种问题。因为几百人的会议，没有人知道里面会有多少汉奸。现在我们只是在内部有联俄联共共同抗日的讨论，即使这样日本人已经到处宣传并向南京进行威胁了。因此，我们将来如果合作，具体实现合作的方式，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蒋先生主张，现在要抗日，首先是要集中八十个师的人马，否则必然受日本所制。可现在这八十个师的人马全都被红军牵制住了，因此我们两党需要合作。不过即使我们谈判成功，国民党的军队也不能一下子就撤离，非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不可。我们得到情报，知道日本今年一定要进攻外蒙，它对华弱自然也会有新的动作。日本留给我们的时间很少了，可惜我们两个主要的力量至今还没有找到联合的道路。
潘：有人诬蔑我们统一战线的口号是玩弄手腕，毫无诚意。我想你一定注意到巴黎《救国时报》转载的王明的文章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说明。在这里我想强调说，全国民众都知道，两党继续内战必将便利日本由北向南地并吞整个中国。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抗日救国是它一贯的主张，虽然我们过去政见不同，但遭受亡国之耻辱，我们大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内政问题上的歧见，彼此可以暂时放在一边，首先来救国。假如你们诚心诚意地想与我们共同抗日，我们不会玩什么手腕。只有那些不想抗日，企图利用抗日口号欺骗民众的人才会这样做。
邓：国内只有我们与你们两种力量，假如能够联合起来，就像一九二五年的合作那样，一定可以有办法。过去是因为鲍罗廷的错误使得我们在一九二七年不得不分裂。我们的领导人常说，朱、毛那时对于分裂是没有责任的。
潘：过去的不要说了。究竟谁对谁错，历史会回答的。现在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国民党能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反帝主张，来制定政策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阴谋得逞。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
邓：我们最近召开的六中全会和五次大会，已经表达了团结对外的一致愿望，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团结现象。现在政权也开放了，比如银行界张公权、教育界蒋廷黻等，都不是国民党，现在也吸收到政府里来了。言论自由也有了明确的规定。今年五月要召集国民大会，说明我们准备把政权交给人民。近来对你们的进攻也消极了。由此可见我们不是不愿意与你们合作，而是许多问题阻碍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作出这样的表示。今天我们能够会面是很好的开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彼此意见接近的办法。
潘：朱、毛的通电你们为什么没有讨论呢？同时，上海、武汉等地也没有停止逮捕抗日分子与共产党员，你想朱、毛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你们想抗日呢？
邓：这也难怪红军。就是为着粮食，他们不打也不行。我们曾两次找过鲍格莫洛夫，向他说明我们要找你们谈判，但他表示不愿意过问我们国内的问题。因此不待过阴历年我就匆匆来此，预备从《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转信给王明，又怕没有结果，又担心日本特务会知道，所以我直接写了一封信给共产国际秘书处转王明。他不知收到没有？
潘：没有。可能还没有寄到吧。
邓：我在上海时从上海领事馆里找到最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把王明那篇文章连夜找人泽出来，连同王明在七次大会上的发言一起交给了蒋先生。因此他要我来和王明谈谈。
潘：我们今天能见面，这很好。希望你能够具体说明一下你们对于与我们合作的意见。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邓；要合作这一点是确定了。不过有三个问题比较难解决。一是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统一指挥不可；二是我们现在子弹和粮饷都只够三个月的，如果要打持久战，就非另想办法不可；三是外交方面我们对英美是有些办法的，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不救近火，无论如何没有苏联与我们那样方便。最近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今年肯定要打外蒙，因此我们应当与苏联合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军火和粮饷。这一点很重要。
潘：如果真心抗日，这三个问题应该都不难解决。统一指挥将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抗日应当利用英美的帮助，这一点我们不会反对，并且我们近来一直有人研究英美日之间的冲突，将来也许在这方面可以贡献一些具体的意见。关于找苏联帮助，这确很重要，根据他们一贯帮助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则，只要南京政府坚决站在团结全体民众反对日本的立场上，我个人相信苏联对中国的P族运动是会同情的。你们从外交方面去努力不会没有结果的。至于说日本最近关于进攻外蒙和内蒙的宣传，它很大程度也是故意吸引南京政府的视线到蒙古问题上去。因为苏联国防力量雄厚，全国团结一致，日本没有欧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实际上是不敢冒险进攻苏联的。最近外蒙古政府派人到苏联来，莫洛托夫等重要领导人都亲自接见，这说明外蒙在外交上是很有办法的，日本进攻外蒙恐怕不比进攻南京政府更容易。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日本究竟是先进攻外蒙，还是先进攻中国。我们现在应当努力团结一致对付日本，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问题是朱、毛和王明同志8月1日即发出宣言，最近红军又发通电，南京政府除因汪精卫被刺组织上略有变动以外，看不到有任何真正抗日的准备。
邓：要抗日其实政府早有准备，不然的话日本为什么总是要威胁蒋先生呢？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问题，将来会有文件来证明的。现在情况非常迫切，日本可能只留给我们三个月时间，而我们之间尚未停战。即使停战后，八十个师的部队也不可能马上集中起来，何况为了避免日本人知道国共妥协，先发制人，各个击破，与红军接触的部队还不能立即撤退。但我敢说，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就是与日本宣战之时。因此我希望能够与你们早日谈判成功。
潘：希望今天我们初次交换意见之后，下次你能够具体地代表南京政府提出你们的想法。
邓：当然。不过，虽然我们谈话也是一样，我还是希望见一见王明，因为来莫时蒋先生特别叮嘱要我会见王明的。
4。4 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
谢黎萍
提起第二次国共合作，人们自然会想起作为中共谈判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所展现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谈判艺术。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在西安事变前，中共还有一位谈判代表，这位代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初阶段，做了大量穿针引线工作，并且在与国民党的接触、谈判中，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位不辱使命的谈判代表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的。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敌对状态后，于1935年冬开始出现一线转机。为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势头，蒋介石在消灭中共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企图以收编的方式“政治解决”共产党。这样就有了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约见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一事。当时王明强调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为好，并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为中共代表团派出的谈判联系人。于是，潘汉年受命回国。
1936年5月，潘汉年和正在苏联逗留的胡愈之一起从莫斯科取道巴黎到达香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们。潘汉年抵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给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发信，请他派人来香港联系。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寻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并希望由此了解一些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以完成他此次回国的另一项任务——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
前往上海的胡愈之首先有了回音。他在上海找到了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情况的冯雪峰。冯雪峰接到胡愈之有关潘汉年的消息后，马上动身并于6月抵达香港。两位左联时代的老战友此番重新聚首，虽不是组织的安排，却是意味深长。潘汉年需要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冯雪峰不久前刚刚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出来，并且已经在上海建立起可与陕北中央直接通电讯的秘密电台，及经西安抵达陕北的秘密交通线。而陕北中央此时正在谋求解决与已经中断联系达一年的共产国际重新联系的问题。虽然在潘汉年之前已有同志从共产国际携带联系密码回国，但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送达中共中央。因此，潘汉年此行还负有将联系密码送达中共中央的任务。潘汉年在听取了冯雪峰有关陕北中央及上海的情况介绍后，并没有过多地介绍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笼统地说明此次是受中共代表团派遣回国进行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联系工作。不久，冯雪峰便回上海了。
送走冯雪峰，潘汉年于7月7日在香港的《生活日报》上看到一则由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化名黄毅刊登的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见黄毅。”叔安是潘汉年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潘汉年见到启事后，立即到九龙酒店与张冲见了面。张冲此次来港是受陈果夫、陈立夫之托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的。同时，张冲告诉潘汉年，目前蒋介石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甚为迫切。
约7月中旬，潘汉年随张冲从香港坐船经上海抵达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张冲安排住进扬子饭店。由于此时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其主题是为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潘汉年的到来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被要求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由张冲转呈上去。潘汉年所写的材料经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负责人过目后，很快有了答复。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养甫出面联络。至于以后有关合作谈判之事，他们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在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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