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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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可派曾养甫出面联络。至于以后有关合作谈判之事，他们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在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时，再到南京与二陈面谈。

潘汉年在张冲陪同下会见了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亦是CC上层骨干人物的曾养甫。曾养甫在重申二陈的一些意见后，与潘汉年约定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作代表负责谈判联系工作。潘汉年的首次南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自南京回上海后，潘汉年开始考虑陕北之行。鉴于前次在香港与冯雪峰会面时，冯提及有通过西安至陕北的秘密交通关系，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并与他一起研究赴陕方案。考虑到潘汉年此行事关重大，冯雪峰特意请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并且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由刘鼎具体安排潘汉年的行程。

7月下旬，潘汉年在刘鼎的安排与陪同下，离开上海。8月8日，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保安，潘汉年被安排住进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的张闻天的窑洞。张闻天和潘汉年促膝长谈。随即潘汉年又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汇报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刚刚开过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即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接着，潘汉年又来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将从莫斯科带回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电讯联络的密码，交给了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至此，潘汉年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出的国共两党谈判联系人的工作告一段落。

中共中央在听完潘汉年的汇报后，于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会上，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会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实行了重大转变，即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并于9月1日向全党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通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潘汉年在参加完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即受中央派遣前往张学良部工作。但不久，即8月26日，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关于“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希望他“取道肤施”（即延安）回陕北的电报。①9月上旬，潘汉年回到保安。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准备不日启程，经西安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①《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9月24日，潘汉年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离开保安。在西安作短暂停留后，于10月中旬到达上海。就在潘汉年到达上海前后，鉴于蒋介石继续对苏区实行“围剿”，缺乏谈判诚意，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潘汉年作初步谈判代表。这样，在西安事变前，潘汉年就成了共产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

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有关合作谈判条件后将有一个讨论研究过程，潘汉年在从西安返沪路经浦口时，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交给了事先约好在那里等候的张冲，请他转交给国民党中央。10月中旬以后，南京方面有了回音，张冲亲至上海请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随张冲抵南京后，下榻于中央饭店。第二天，即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来共商国共两党合作谈判问题。陈立夫则表示潘汉年通过张冲转去的中共有关合作谈判的文件他均已过目，但由于国民党中央还未就此事开会讨论，目前尚无正式的谈判意见，因此只能就个人的观点提几点看法。必须说明的是，蒋介石集团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意图是一贯的。1935年蒋介石命邓文仪到苏联主动与中共代表团接洽两党合作谈判问题，主要是试图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当这种可能化为乌有后，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触便停止了，1936年后，国共两党虽然就合作谈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接洽与联络，但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与围剿一刻也没有停止。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日渐高涨，特别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帜，发动两广事变，迫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全力解决两广事件，蒋介石被迫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因而对国共谈判十分重视，并于5月通过陈立夫向曾养甫、湛小岑口授了有关国共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但是，到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消除内部隐患后，便腾出手来，调兵遣将，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解决西北问题。因此，陈立夫此时的政治态度，必然带上这一烙印。陈立夫的所谓个人看法，其中心是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在这里，对等的谈判已不复存在，而是居高临下的收编。鉴于陈立夫事先声明其谈话只是个人意见，因此潘汉年对此没有作更多的辩析。会面很快结束，潘汉年随即离开南京。

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立即就国民党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汇报。11月9日，潘汉年奉命去南京等候与陈立夫正式会谈。是日晚，张冲告诉潘汉年陈立夫已飞往上海，潘汉年随张冲即刻赶回上海。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与陈立夫开始了首轮正式会谈。

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转交了9月22日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书信，并阐述了毛泽东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陈立夫以冷淡的态度表明他此次完全是受蒋介石之命前来对中共合作谈判条款作答的，并就此作了具体陈述。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村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面对蒋介石在合作谈判上的倒退，潘汉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潘汉年坚定的立场，迫使陈立夫转换话题，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的设想，潘汉年断然回答：“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由于双方各守其则，谈判难以进展。张冲提议潘汉年能否先打一个要求周恩来出来与蒋谈军队问题的电报，至于蒋提到的其他各点，看有没有复电再说。潘汉年没有继续张冲的话题，而是另辟蹊径，对陈立夫提议，可否与陈先生直接所负各种政治的、群众的运动，以至于反对政学系汉奸等部分问题进行局部统一运动的谈判，以形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陈立夫拒绝了潘汉年的提议，并且再次要求潘汉年打一个请周恩来出来的电报。最后，潘汉年为使谈判不致陷入僵局，接受了陈立夫的提议。国共双方沧州饭店的会谈就此结束。①

①《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事隔9天，即11月19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又进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其间潘汉年旗帜鲜明，坚持中共的先暂时停战，再继续谈判的原则。陈立夫则继续推出蒋介石收编红军的方案，只是把保留红军的人数从3000增加到3万，并且把前次谈判中潘汉年提到的曾养甫派代表送往苏区的国共合作谈判条件说成是子虚乌有之事。潘汉年再次拒绝了陈立夫收编红军的方案，并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八项谈判条件交给陈立夫，说：“这是对民族国家最负责任的意见。”

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汉年有关两次谈判的汇报后，于11月22日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事忙，暂难出去。”“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①

①《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由于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持顽固强硬态度，并且在军事上继续向红军发起一系列进攻，以潘汉年、陈立夫出面主持的国共合作第一轮谈判陷入了僵局。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①

①《周恩来传》第318—31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这正是西安事变前作为中共最高谈判代表的潘汉年在谈判桌上所展现的风采。

但是，坚持原则，并不意味着关闭谈判大门。为了既坚持中共不作无原则让步的宗旨，又把国共两党的谈判继续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与四）11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19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各地实力派就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求与他们共同推动蒋介石抗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倒退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西安事变”震惊了全中国、全世界。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了极度混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潘汉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连续收到毛泽东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事变及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为此，潘汉年以中共谈判代表的身份，在沪宁两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周恩来等在西安争取事变和平解决作了有效的配合。

就在事变发生不久，张冲受宋子文、宋美龄之托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过后，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对事变的态度。对此，潘汉年就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张学良、杨虎城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的意见一一向他们作了传达。接着，潘汉年又根据中共中央19日的指示，从上海抵达南京，与宋氏兄妹进一步落实赴西安谈判之事。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遭到亲日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及破坏，潘汉年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小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事先约定的宋子文家中。在南京，潘汉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陈述了中共中央及张、杨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均保持良好关系的澳籍顾问端纳陪他们共赴西安。同时，潘汉年又去见了陈立夫，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有关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张、杨有关事变的态度后，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为谈判代表赴西安面见张、杨。此时，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来的艰苦说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西安方面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协议是达成了，但要蒋介石履行以人格担保的协议却非轻而易举。当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于26日安全抵达南京后，他“履行”协议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张学良扣压起来，接着又派重兵进逼西安，摆出讨伐之势。刚刚出现的和平局面，一夜之间即被浓重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为缓解西安事变后出现的紧张局势，维护和平，1937年1月亚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的进军，仅有利于政学系及日本，对民族国家及国民党则是“极大损害”了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①并嘱潘汉年“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1937年1月5日、6日，毛泽东又连电潘汉年，告之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体内容，指示潘汉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诺言。②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向蒋介石接洽“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问题。③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5页。孙哲生即孙科，冯焕章即冯玉祥。

②《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1937年1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当周恩来为维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彻夜不眠，运筹帷幄时，潘汉年为落实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以人格保证的协议也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并就撤军、红军驻地、给养、西路军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配合周恩来最终基本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南京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进攻，国内和平局面得以最后奠定。

考虑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继续进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周恩来的出面，标志着国共合作已从最初的接洽、联系、短兵相接的交锋，进入了实质性启动的新阶段。在以后历时7个月的谈判工作中，周恩来以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扫除重重障碍，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在1937年2月后的国共历次谈判中，潘汉年陪同周恩来参加了3月的杭州谈判。这次谈判在两党合作、红军改编及经费问题上均取得了一些进展。会议结束后，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问题又与陈立夫、宋子文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至此，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汉年先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谈判联系人及谈判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进行了将近1年的有关两党合作的接洽、联系与谈判。潘汉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方面对合作谈判的政治态度，从而制定正确的谈判方针。同时，潘汉年又以其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张弛结合的谈判艺术，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为贯彻党的团结抗日方针作出了积极贡献。

4。5　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给潘汉年的电报摘录

文广祖

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络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中央随时联系，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及时的指示。这里，我们展示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部分电报，从中既可看出中央对潘汉年的谈判十分关心，作出具体指示，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如何倚重潘汉年担当这一重任。

（一）毛泽东

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1936年8月25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①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①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10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1月22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19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①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且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