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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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去，因此我又续写这第二次报告。因时间关系，只能将二次去京大概情形略述如下：

①指潘汉年1936年11月12日写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②李，即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

一、自从他们要我去电里面、要求恩来同志出外与蒋面谈以后，不久已得里面的复电，电文如下：

“汉年同志：甲、真电悉，张子华亦到；乙、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丙、据张子华谓曾养市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曾谈原则协定；丁、你在南京谈判地点？（署名）十三日”

同时这个电报以前另有一长电，他们译不出来，疑心是给我个人的私电，所以电邀我两次去京，在未正式谈以前，张冲来表示，第一次陈立夫所谈保留军队3000，意思是保留红军番号的3000人，余则照南京军队编制。我表示诧异，并问为什么保留红军番号的只要3000？张说：这是蒋①的意思，到底为什么要如此，此刻我们亦不甚懂得他的目的。

①蒋，即蒋介石。

我要求立即会见陈立夫继续商谈，他说陈今去洛，并将我方复电带去请示蒋矣。他要我候他回来面谈，并表示：陈此去或许可使蒋条件降低。他把另一个译不出的电交我，我研究了一回，也不是家中给我私人的密电，我将原稿退回去了。第二天晚，张来说陈明天即口，要我等他，这一天他陪我去逛中山陵，看看城内新建筑的各衙门的外表，第三天便正式谈了阵，他们态度大变，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要我把蒋所提收编办法打电给里面，我初表示拒绝，我说，前电并未提及条件，已答复周不能出来，如把蒋所提告他们，则连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从进行。我又提议浅谈暂时停战办法，以便双方军事长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们则表示如军队条件不先解决，无从停战，并讲了一大套关于日德协定、东西两国反苏联的紧张，如中国红军过事要挟，说不定中苏关系可一变而为恶劣，因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联阵线，那时对红军岂不更糟糕……等混话。我简单的提出：反苏联与否，责职在南京，与红军无关，我们可讨论的是如何一致对日，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可言，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他表示：我们当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正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国家捐除成见。我乘机将预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约交他，表示：这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可供你们对我们希望合作的参考，如双方能在这草案中所提原则精神下来商讨合作意见之接近，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能顺从舆情坚决实行抗战，恐终成泡影，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更无从停止，日本势必乘机大举进攻，蒋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预为设想，傅作义仅表示要坚决抗战，全国一致起而慰劳并愿为后援；如蒋先生坚持继续剿共甚至联日反苏，前途如何，舆情如何，全国人民对蒋先生之称谓如何，实堪杞忧。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请一再考虑。

他说：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

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我声明晚车回沪，如必要时可再邀面叙。在晚十时左右，张冲来，婉言叙述陈立夫本人左右为难，事当双方继续努力，并述陈意：希望我还是把蒋的意见电告里面。我说：这样岂不是恩来更不能出来？他说，陈先生亦如此对蒋说过，但蒋说：不妨，周还是会出来的。陈先生以为周如能与蒋面商，条件可斟酌。

这一套显然与第一次没有改变，相反因为这几天，德俄外交恶化，德日反共协定宣布，加以国内各界纷纷慰劳傅作义，在南京认为在外交上正是可以要挟苏联的时候，在对内上讲，自命傅作义抗战是南京领导，民族英雄天生是他们，用不着顾忌与共党合作。然主要还是蒋利用日本目前并未全力对绥，故意制造前线剧烈抗战消息，挽回他个人的信用，且企图在这把戏中，打击阎锡山与张学良，利用韩复榘排挤宋哲元，依然进行消灭异己的工作，对红军自然不能马上化敌为友。据此，我认为立刻与他中止谈判是不对，还是继续与他扭，而且暗中设法把谈判内容传到各方面去，说蒋目前尚无决心抗日，所以我仍表示留沪愿与他们继续谈，同时，依照他们所讲，又发了一电：

“毛朱张周同志：元电已悉。（一）我二次来京，据陈先生转告蒋先生意见：1、红军可缩编至3000人，其余由宁方编遣；2、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不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在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二）据陈先生告，如恩来同志能出外与蒋先生面谈，或双方意见更能接近。（三）我已将我方所拟草案交陈先生参考，同时向陈先生提议如能暂时停战，周同志尽可与蒋先生面谈一切，但彼方仍主先谈军队条件，其他方能解决。我夜车返沪矣。（十九日）”

现在我又回来了。

二、太太已借我5万元，正在设法送里面，但前几天我们派去西安送第一次去京谈判报告的交通，昨日来信说找不到王之人，似乎交通处能否继续工作，他还在打听。另一方面，我们在沪得消息：杜重远去西安，蒋给邵力子密电，要暗中监视杜的行动，并须逮捕张左右诸积极分子，并附一名单，邵将蒋电及名单交张，要他自动设法，据说一批干部都已离西安。这样，是不是我们交通线确也有问题呢？我现在如坐地狱里，要想从“刘秘书”手上得一点真相，真是好比上青天，我希望代表团方面接到这报告时设法告诉一些办法，及解决我与里面的交通关系。

三、如再过一些时，交通方面尚无确息来，我拟自己去西安一趟，因为里面急需款项，已经借到又送不进真是命苦吗。

应（因）急于将此信送出，不能详谈一切了，待下次当设法做一些国内一般救国状况报告。

小K　11月21日　上海

4。8　全面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①

①本文原载《战时联合旬刊》1937年第5期。

潘汉年

民众解放战争，必须有全国民众的参加，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一般的说，现代战争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力量，必须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来决胜负，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它的武器是决不可能具备得像侵略国的雄厚，所以更不能单独倚靠军事力量来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它只有尽量的把自己的特点，与全民族的政治力量发挥起来，去补救军事上的缺陷。至于怎样来发挥它的政治力量呢？那就是政治动员。

在今天，我们已看到中华民族的神圣的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已逐渐在开始了。前线的战士们，冲锋陷阵，捷报频传；但是后方的民众运动显然还没有和军事行动配合着并进。集中人才的口号虽然久已提出，许多愿意为国牺牲的爱国志士，竟至没有做事的机会。战区几十万的失业工人不能参加生产工作。无组织的群众遍地都是，他们不但不能去帮助军队，担任救护运输工作，以及补充战斗员，而且也不能维持后方治安，肃清汉奸，力求自卫，一旦敌人的武装侵入，纷乱无秩序的避难者，自相践踏，以致常有伤亡丧失，遇着敌人无理的屠杀时，只有伸着脖子等死，不能抗拒或者还（回）击。敌人看到这个弱点，因此就尽量收买汉奸，扰乱后方，而一部分缺乏训练脱离生产的民众都会受骗而替敌人效劳。这是多么危险！在这种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暂时胜利，也是很可虑的。

现在无论在朝在野的一切人，大概总该已明白了解民众运动的重要了吧。然而民众运动要怎样才能发展起来呢？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为他们所注意，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他的关键来。

民众运动的领导者是社会上的一部份优秀分子，这些分子因为社会地位的殊异，各有其思想的立场，在这抗敌救亡的大时代中，他们必须站在民族立场上结合成一条阵线，然而才能领导民众的大团结。领导者如果不能实行全民联合的政治决心，要想民众运动的统一和顺利的发展，那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我们统一抗敌的局面虽然相当形成，然而残余的包办思想与包而不办的现象依然存在着。这种包办思想，对于全民统一阵线的完成，很有妨害。从今以后，希望从事群众运动的领导者，都应当抛弃包办民众运动的企图，大家必须任劳任怨，把领导的责任共同负担起来。如果大家能推诚相与，共赴国难，那么，彼此间的互相倾轧、排挤，应当不财存在。已经取得领导地位的集团，也不必再借口什么，来范围与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了！

民众运动固然要有民主集中的统一领导，就是整个抗敌救亡的事业也是如此。只有建立全民族共同统一的的领导，方能完成伟大的全民族全面抗战的任务。没有这个全民族全面抗战领导的政治基点，我们无从汇集与发挥其民族战争优越的政治力量。因为，我们优越的特点，就是全国一致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内部的矛盾必然降低，而建立起一致为全民族利益而战的共同决心。在敌人方面，是为少数军阀财团利益的扩张而战，其内部矛盾不但是无法解除，而且是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世界经济集团的冲突，更加深敌人内部的矛盾。军事冒险又加重劳苦大众物质上的负担，及无辜生命的牺牲，这一切，难道还不够造成敌方民众怨声沸腾的局面吗？现在他们的军阀法西斯主义者正在拿侵略可能胜利的话来夸耀，藉此麻醉群众，可是群众决不会长此永远忍受着痛苦而不生怨言。假使侵略的魔手遇到我们全民族的坚强的抵抗，而不能得到其向民众预约的胜利时，那些怒气填胸的民众一定会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者——军阀财阀。这就是敌人的政治的弱点。

全民统一的领导的建立，首先就是各党各派的领袖要能够彻底取消过去成见，聚首一堂，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军政领导机关，以保障统一领导的具体实施，来完成抗敌救亡之大业。其次，目前需要一个全民性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行动的纲领，就是抗敌救亡的政纲。全国民众在这个共同纲领的领导下面，将闻风兴起，欢声载道，必然人人抱着坚决奋斗，为国牺牲的决心，惟民族国家利益是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像一个人似的，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目的，保障全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

1937年8月30日

4。9　全面抗战释①

①本文原载《抵抗》1937年第18号。

潘汉年

“全面抗战”，“八一三”以来这四个字是在普遍的被大家嘴里叫着，笔下写着，可谓已成流行的口头语，手头字，为什么我还要加以解释呢？因为现在全国军事动员的范围日益扩大，从察绥到华北，山东沿海到上海，大半个中国的地域上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这种全国性的战局，是被一般人误会着这就是“全面抗战”。

目前战争的性质是不同于“九一八”东北军的抗战，也不同于“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因为这些战争，都是局部的抵抗，就了结当时的战局，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完成抗战的任务，即在军事上也没有结束战略上的任务。“九一八”抗战的结束是丢了东三省，“一二八”抗战是签订了《淞沪协定》。目前战局的形势，最后胜负，固难一言预计，即以失败前途而言，决不是丢了几省土地，或者仅仅是签订一个不利于中国的什么协定就可了事，即是中国今后能否保存半殖民地独立国家的名义，正因这个战争是有关于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独立生存的意义，所以被侵略的我们，在芦沟桥事变后，虽说“应战”，而我们一开始的军事动员，就超过了局部抗战的范围。“八一三”以后，抗战的范围就表现了全国的性质。在部队的调动上，不论那一个偏僻省区，一律在实行动员，战争本身的影响，动摇了全国范围以内的正常状态，不论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都因战争的影响，起了极大的变动，这是“九一八”、“一二八”抗战所没有的现象，可是我们能不能说这就是全面抗战呢？不，带有全国性质的军事行动还不能称为“全面抗战”。

我在另外一个报纸上说过：“所谓全面抗战，应该是指抗战的政治决心”，如加以更具体的解释，全面抗战应该是在政治方面有切实的办法，必须动员全国人力（军队，人民），财力，外交，文化（一切教育，娱乐，出版，及其他宣传机关），全中华民族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全民抗战。我们是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在单纯的军事条件上，应当不讳言的承认敌人比我们优越得多，然而我们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有全国人民敌汽同仇为政府与军事后援的全民力量，这种力量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所没有的。而且由于帝国主义本身与侵略者统治下人民的矛盾，他们不能实现政府与人民一致，军事与人民一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如延长下去，他们的广大人民必然会起来反对侵略者的统治。可是我们的抗战，是求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全国人民必然一致起来拥护这个战争，这就是我们可以战胜敌人优越军事条件的特点。然而，如果我们抗战只限于单纯的全国性的军事动员，不能彻底实现全面抗战的政治决心，抗战的最后胜利还是没有保障！不久以前的阿比西尼亚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抗战，正因为仅仅实现全国性的单纯军事动员，没有实现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最后依然遭受了惨败。试问我们现在除掉有了全国范围以内的军事动员外，是不是在实行全国抗战呢？这个答复，可以从政治方面动员的实际状况中得出结论的。

全国的人力，军队是一部分，而且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如何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拥护政府与军队呢？这就看政府是否彻底开放群众运动，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许人民有组织一切抗日团体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动组织自己的工会，准许工人在工会中讨论与解决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农民可以自动组织农会，准许农民讨论与解决大多数农民的共同的利益，此其一。广泛的武装人民，准许他们参加战争，此其二。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收汉奸财产，禁绝私人外汇，反对市场投机操纵，统制与军事有关之重要工业，交通，贸易等，提倡国货，及其他一切有利于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政策，此其三。减租减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项设施，此其四。立即撤回驻日大使，对日绝交，确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联合有实际帮助我们抗战到底的一切友好国家，联合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各国人民对我抗战的同情援助，此其五。准许一切抗日救国言论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学生，训练教育抗日救国各种青年干部，及其他战时文化教育，此其六。只有实现上述各项，加以目前已在实行有全国性的军事动员，方能称为“全面抗战”。

在军事上我们已与日帝国主义顽强抗战相当一个时期了，不论国内国外都一致赞许我们政府在军事领导上英勇不屈的精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阿比西尼亚单纯依靠军事动员的失败的教训，我们要完成抗战的彻底胜利，必须立即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有个刊物在征求“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原因”的论文，我想我可以做一个答复：假如政府立即实行“全面抗战”，这就是必然胜利的原因！假如政府始终只有单纯的军事抗战，必然胜利的原因，我就答复不出。

前线的将士不断的在经验上发出军队必须与民众合作的议论，而且有些地区如晋绥线，相当的在执行军民合作的初步工作。我们相信：一切救亡阵线上的爱国分子，无不迫切热望政府当局立即实行全面抗战，以保中华民族这次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我们希望政府当局能当机立断，坚决实行全面抗战的一切必要步骤。

10月13日

4。10　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①

①本文原载《良友画报》1937年第131期。

潘汉年

自从八路军开入山西抗战，由于他们将士的英勇善战，已经好几次给了暴敌严重打击，特别是平型关一役，胜利的转变了晋北的战局，因此全国父老兄弟妹妹，无不以惊奇眼光注视着八路军。报纸流传，街谈巷说，八路军几乎神秘化了，朱彭英名固蜚声全国，即八路军运用自如的游击战术，也变成高深莫测，好像八路军独得锦囊秘诀似的。这是一种错觉，我们愿意全国同胞对于八路军有平常正确的了解。他们不过是全国抗战范围以内英勇善战的一小部分，他们参谋处并无诸葛孔明传授的锦囊，他们的士兵并没有吞下了符咒，或者身藏“千人针”，更不是铜皮铁骨，三头六臂，他们不过是一群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然而，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一鸣惊人？是的，八路军虽无神秘可言，确有出奇之处的原因。这原因也不是八路军独得之妙，而是全国抗战部队必须普遍强化实现起来，方能最后战胜日本军阀。我可以简略的介绍八路军所以成为抗战中一支精锐部队的原因给全国同胞为参考。

提高部队的民族意识，坚定将士民族战争胜利的信心，发扬每一个战斗员抗战中的政治自觉的积极性，这是八路军年来准备抗战一刻不敢疏忽与懈怠的基本任务。中央社记者王少桐君，最近从晋北发出关于八路军的通讯，有这样一段：

“他们的部队，此次参加抗日，他们每一个士兵，平时早已都明白日本军阀的罪恶，和侵略中国种种的野心，他们每一个兵士的脑中，早已存着对日本非打倒不可的观念，无疑的他们在抗日战线上步调一致，精神一定团结，而且一定能产生伟大的力量。”

他们依靠什么办法，完成这个工作呢？是经常的运用那有系统而严密深入的政治工作，这就是政治部的任务。当年蒋委员长训练党军，以迄北伐，早就实行过的政治部的训练教育制度。八路军从民国十六年，南昌八一事变起，与中央军分离以后，经过10年，重归蒋委员长指挥，参加全国抗战，黄埔时代的政治部制度，始终没有改变，而且比较民国十六年前更强调了政治部在军队中的领导与作用。

“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在政治上领导部队和训练部队。这种政治领导和政治训练的目的，首先在于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是朱德、毛泽东几年前给各军政治部主任的训口令。

“中华民族处在生存死亡的决定关头，迫切需要抗战军队牺牲奋斗到底的战斗力，迫切需要军队与人民团结共赴国难，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今天要消除现有军队一切派系，要消灭保存实力及把军队作为个人工具的观念，要消灭上压迫下，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一切军阀制度，要消灭一切畏缩不前，借故推诿，当友军险危而不援，望风而逃的恐日病等等可耻现象，只有发扬大革命时代（指北伐时期）的革命政治工作，使全国军队成为民族解放而坚持奋斗到底的革命军队！”这是前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于全国抗战部队必须恢复北伐时代的革命政治工作的建议。

正是因为他们这样重视政治教育训练的工作，所以普遍的提高了士兵的政治认识，“随便问他们一个十四五岁的勤务兵，他能告诉你为什么要打倒日本，和他们这次来前线的任务的。”（中央社王少桐的话）八路军部队既有这样普遍深入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坚决反抗日本的战斗力量，当然要大大的发扬起来了！

八路军的组织是肃清了封建军阀制度，官长与士兵之间没有丝毫隔膜，长官欺压士兵，或者克扣薪晌……等等军阀残余习气，在八路军里面已经找不到影迹。我再抄一段新闻记者对八路军官长与士兵生活打成一片的描写：

“总司令也罢，伙夫也罢，除了职务的区别外。平时是一块娱乐，一块谈天。一个士兵去见总司令，是很平常，没有看见太拘束的窘状，也没有看见长官无谓的威武。一个士兵作错了事，没有以打骂来责罚，只以和善的指示，纠正他们的错误。……再说到物质方面，完全是平等待遇，总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总司令一定也吃菜。总司令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