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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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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方面，完全是平等待遇，总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总司令一定也吃菜。总司令服装和士兵没有分别，简直没有例外。”（大公报通信）
不仅如此，八路军还有一个特点，像朱德、彭德怀一类的高级官长，没有一个人有私人财产在后方，因为他们不特不许克扣士兵薪饷，谁要利用军队搜刮民间财物，或者仗势欺压人民与绅商，借口敲诈谋财，这是滔天大罪，决于枪毙，毫无宽假。就是一般士兵，都知道尊重人民利益，“不扰民，不害民”是他们对待地方居民的纪律，私取民间财物，或者向人民勒索强欠，不论官者士兵有此行动，都要军法从事。这些纪律的执行，是依靠平素的政治工作，他们有这么一个口号：“纪律要建筑在士兵政治自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强迫命令是不能有如此效果。
八路军对于抗日的民族战争，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战略战术上有这样的认识：“中日战争虽胜虽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期内最后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我国这次为自卫而战，所以战略上是防御战雌因我国兵器，远不如人，国防设备，又极微弱，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如（必）然遭受失败，所以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这种攻势防御，就是要乘敌人于运动中，或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集中我们优势兵力，向其猛攻，庶可歼灭敌人”。（彭德怀的意见）他们对于抗战的战略战术，是坚决认为必须采持久的攻势防御运动战。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武装他们，在敌人的两侧翼或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生（主）力军作战，是战胜敌人依靠优势的现代兵器压迫我们的最好办法。朱德曾经这样说过：“为了使抗战能够有胜利把握，必须动员千百万群众上前线去，武装群众，编成无数的游击队，在日军的左右侧翼，或者日军已占领的区域，进行广泛的游击战，袭击敌人，疲劳敌人，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与抗战的主力军配合起来作战，这才是最有效的抗战方策。”他们开入晋北，在平型关及其他地区的胜利，就是执行了这个办法。
所以八路军并无神秘之处，不过他们是这样三个特点：一，有坚强的民族意识，与抗战的政治自觉；二，官长与士兵打成一片；三，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此外就是他们是坚决执行胜利的战术。他们形成这样一支精锐的无数不怕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提高了每个战斗员的政治认识，由于他们运用完善的系统的深入的政治工作制度，方能在今天抗战中，表现了他们的英勇。确无任何神秘，如要全国抗战胜利，全国部队，都有根据他们的经验，加以改造的必要。
因为八路军不过是全国200万部队中的一小部分，整个抗战的胜利，单纯希望他们是不能的，毛泽东很坦白的指出：“第八路军在今天对整个抗日战线，还只能起一部分的作用，还不能起决定的作用，但他们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之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现在的情形，曾经经过许多改造工作，主要是政治上肃清之（了）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与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10月30日，上海
第05章 统战能手
5。1 解放前夕的两件秘闻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滩》1989年第4期，原题为《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些回忆》。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夏衍
关于潘汉年的事，真有点一言难尽。1982年我写过一篇《纪念潘汉年同志》，那是陈云同志指定要我写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平反，而不是给他评功，所以写得很简略。潘汉年一生，对党、对国家、对上海，的确是立了大功的，由于他的工作是绝对保密的，所以有许多事情很少有人知道。随便举一个例，比如陈修良同志的文章（指1988年《上海滩》上刊出的《党人魂——记潘汉年》）中有一段话：“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潘汉年联系，在潘汉年的部署下起义，使这两个系统的档案和美援物资完整地交我方接收。”这两件事我都知道，也可以说我是参与了的。
这些事，1949年我和汉年从香港回到北平，就向中央和恩来同志报告过，但是汉年一直不让我们讲，他不止一次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所以这些事就成了秘闻。
1948年八、九月间，有一次张骏祥同志（当时他也在香港）告诉我，说资委会的负责人钱昌照正在香港，准备到英国去讲学，他对当前的局势很悲观。钱昌照在重庆时期我就认识，他对文艺、话剧有兴趣，和张骏祥、张瑞芳等都很熟，为人正直，事业心很强，所以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潘汉年——他当时代表华南分局领导香港工委的工作，1948年章汉夫调到天津去管外事之后，我是工委书记。汉年听了之后立刻对我说，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资源委员会不仅在国内拥有大批美援物资，更重要的是他下面还有许多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个可遇难求的机会，你赶快去办。这样，我就通过张骏祥约钱一起在九龙山林道的“雄鸡酒家”吃饭。寒暄了几句之后，很自然地谈起了时局。我记得话是从金圆券谈起的，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颇有生不逢时之感。于是我们就对他做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劝他不要悲观，新中国的建设肯定要大批科技管理人才。由于我还没有得到中央指示，当然不能谈具体问题，于是就由汉年把这件事向中央作了报告和请示（当时我们有两个地下电台，一在九龙，一在东江游击区）。不到一星期就收到了周恩来同志回电，要我们劝钱昌照留在香港，并明确地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于是我就约了钱昌照在浅水湾第二次单独见面，这次我就开门见山地直说了，我说我们已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电报，希望钱先生能为祖国的复兴效力。他开始有点意外，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于是我就讲了一通“大道理”，如革命不分先后，以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等，然后正式摊牌。我说：“周副主席希望钱先生留在香港，仰仗你的大力和内地的资源委员会的朋友们联系，只要能把美援物资和档案保护好，解放后不仅可以在原岗位工作，有些人还要特别借重，因为我们正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我讲得很坦率，并把我住址的电话告诉了他，随时可以联系。他很谦虚，说了些个人能力有限等等，但对周恩来同志要仰仗他的话似乎很感动，这是从语气中就可以察觉的。最后他说资源委员会在内地的人不少，但是人各有志，有些事也不好勉强。我说，这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了让他放心，我郑重地告诉他，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不论在内地或者香港，我们一定绝对保密。这之后，他只和我通过一次电话，告诉我，他不去英国了，暂时留在香港，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大家心中有数，他不到英国去，留在香港，就表示他已经决定以后的方向了。
1948年冬到1949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下台，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南京政府派张治中、邵力子等到北平和谈，接着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就在1949年4月底离开香港，回到北平。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乔冠华（我走后，乔接替我当了香港工委书记），要他负责和钱先生单线联系。大概是在5月中旬，当我们南下前夕，恩来同志忽然对我说：邵力子先生向党中央建议，认为钱昌照是个人才，一定要争取，所以恩来同志要我拟一份电报，要乔冠华立即安排，请钱先生早日回国。他大约是在1950年回到北平的，这之前，他是不是到过上海，我不知道，但他对上海资委会的人已经作了交代，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上海解放后不久，就有一位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负责人（这位先生姓沈，名字记不起了）来和我联系，说资委会的全部物资和档案已经按照钱先生的安排，全部保留下来了，绝大部分干部都没有走，但是也还是有一些人被迫或者自愿地到台湾去了。从1949年到1955年，汉年和我都在上海工作，和钱先生没有联系，直到1955年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后，才有见面的机会。“文革”之后，他同情我的遭遇，来往就更多了，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夫人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一次。他一直很乐观，他关心的是四化建设和国家统一，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因为在台湾他还有许多资源委员会的同僚朋友。他经常到各地去视察和调查，去世前还去过海南岛，并把自己的感受和设想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前面说过的那位沈先生和我接头之后，我就介绍他去见潘汉年，因为潘是常务副市长。至于物资、档案、干部由谁接管，这我不知道，大概是曾山同志为主任的财经接管委员会吧。关于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的起义，我后来知道，除钱昌照外，在北方，资委会另一位负责人孙越崎先生也和我们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起义，说来似乎有一点偶然性，话得从抗战初期说起。“八一三”之后，上海海关的一批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海关长征团”，用歌咏、话剧、活报剧等形式宣传团结抗战，性质相当于一个文工团，一共有二十几个人。这个团的负责人是叶厥苏，团员有邓爱珠、蔡鸿斡、陈琼瓒等，后来在上海牺牲的茅丽瑛，也参加过这个团。1938年夏，该团到广州演出，叶厥荪到《救亡日报》来找我，要我给他们作一次时事报告，这样我就和这个团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同年10月广州沦陷，长征团解散。1939年或1940年，陈琼瓒曾到桂林找过我，我给他介绍了工作，我和他们没有深交，当时大家都很忙，我对这件事也就渐渐从记忆中淡忘了。可是8、9年之后，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陈琼瓒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上海海关关长了贵堂的同意，来找共产党的。他说：上海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100多年的档案，一笔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国民党方面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是十分必要的。那时已经是淮海战役之后，连云南的卢汉、龙云，四川军和西北军的头面人物，也已经纷纷派人到香港和我们拉关系了，丁贵堂要寻找出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从你认识的“海关长征团”的同仁也可以知道，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有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他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恩来同志的很明确的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解决了。知道这事的只有潘汉年、许涤新和我3个人。上海解放后，许涤新（他是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就和丁贵堂接上了头。遗憾的是上海解放后陈一直没有找我，失去了联系，去年我问过现在成都的叶厥苏同志，他也说广州分手之后他们之间就没有来往了。
5。2 他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荣毅仁
我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是在1949年6月2日，陈毅市长在上海中国银行四楼会议室召开的有几百名工商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会议开始前，在座的盛康年同志领我到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跟前，介绍我认识他们。只见陈毅同志气宇轩昂，豪爽幽默；而汉年同志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模样。会议间，陈市长和潘副市长都作了重要讲话，大意是阐说了解放、建设大上海的伟大意义，宣传、解释了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经济政策，要求工商界人士把惶恐、忐忑的心情安定下来，和人民政府积极配合，发展生产，恢复市场。初次见面时虽未深谈，但两位领导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天，盛康年对我说，潘副市长希望约个机会同我碰碰面，一起谈谈，彼此熟悉一下。我心里思忖：虽然听过陈市长和潘副市长的讲话，但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到底如何具体化，他们到底会怎样对待工商界，还不是很放心，能有机会当面谈谈再好不过。特别是得知汉年同志把约见的地点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心里很高兴，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环境是适宜的。那天见面之后，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既谈正事，也说闲话。汉年同志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引人入胜。我拘谨的感觉很快消失，思想上、精神上轻松自如起来，大家的话也就越来越多。不觉已时近黄昏，盛康年就顺便请吃晚饭。席间，汉年同志像和熟人谈家常一样，随和而又实事求是地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消除疑虑，恢复生产，恢复经营，为建设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汉年同志的初次深入接触、交谈，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像谣言传闻那样对待工商界，也使我体会到，汉年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副市长的身份，能用促膝谈心的方式，和我们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传政策，倾听意见，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从汉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以后，汉年同志常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工商业者一起开会或座谈，循循善诱地宣传解释党的工商经济政策，指出这个方针是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执行这个政策，既是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新上海经济的需要，也是保护工商业的需要，要求大家团结在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周围，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好而共同努力。同时，他认真倾听大家意见，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汉年同志的工作非常深入细致，他既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在具体解决问题时又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所以结交了工商界一大批朋友。在他的带头示范下，许多搞经济统战工作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工商界人士中，用各种方式宣传政策，听取意见，沟通情况，帮助解决问题，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八一”前夕，上海各界人民组织筹备慰劳解放军的工作，工商界也于7月15日组织了上海工商界慰劳总会，此事市里是由汉年同志负责的，我和盛丕华等其他几位同志也参与其事，这样，我和汉年同志接触机会就多了，相处也更随便。“八一”犒军以后，我和盛康年商量，想请陈毅市长到我家吃顿便饭。盛讲此事先要问潘。我就向汉年同志提出，他说，要请示陈老总自己，并答应由他自己去和陈老总说。两天后，传来回音，陈市长同意来，但叮嘱人不要多，可以随便一点。8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同志，汉年同志和夫人董慧同志光临我家，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我还约了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大家便装而来，在我家中树荫下乘凉，天南地北地聊着。陈市长间或问问我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界政策的意见，我坦诚相告，聚晤气氛始终十分亲切融洽。以后，陈市长和汉年同志又约了一些工商界人士聚会座谈，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诚恳耐心地听取意见，有时还共同商量、解决一些问题，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自陈毅市长来我家中聚会以后，汉年同志有时就到我家来聊聊天，有时沟通一些情况，有时通过我了解一些工商界的情况和意见，有时还约了一些负责同志一起来。他当时的住所离我家很近，有时就步行过来。他夫人董慧是香港一家银行老板的女儿，早年就参加革命，人也很随和。有时他们夫妇同来，董慧就和我夫人杨鉴清一起拉拉家常，很谈得来。有一天，汉年来我家，谈话中他说起工商界人士大多数愿意靠拢党，跟党走，情况是好的。工商界在旧中国有商会和工业会，现在是否也要有个统一的组织，以便组织工商界人士贯彻国家政策，也可以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单位反映情况。他征询我的意见，我非常赞成，认为解放前旧商会和旧工业会几乎沦为国民党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不是为工商界服务的。现在人民政府这样为工商界人士着想，内心很是振奋。汉年同志还征求了工商界一些同志的意见。后来，上海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了成立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的决定。经过多次酝酿，大家做了许多工作，8月26日，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年初，国家准备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是工商业者云集之地，发行任务很重。为此，陈毅市长邀集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大会动员认购。在此之前，汉年同志一次到我家谈起此事，跟我讲了国家发行折实公债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市场物价的意义，问我是否可以带个头，这样可以推动工商界的认购工作。我完全同意。于是在陈市长召集的认购大会上积极响应号召，带头认购。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认购额不断加码，又逢市场不景气，加上美蒋“二六”轰炸造成困境，公司面临很多困难，劳资纠纷也有所加剧，头寸周转一下有了困难。汉年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商量，用我部分企业财产抵押贷款，解决了公司资金困难，也完成了认购任务。
“二六”轰炸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许多工商企业遇到严重破坏。当时正临阴历年关，厂里工人等着发薪过年，但工厂企业却因原料、动力、资金等问题开工不足，厂方付不出工资，一时间劳资矛盾迭起。我家的工厂企业也难免这种窘境。一天，有个厂的几个工人到我家中要求立即发工资。我正巧办事在外，他们就坐下不走，等着我回去解决。我知道后，就和盛康年联系，想请汉年同志帮助。盛康年就立即给当时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梅达君打电话，要他转告潘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得到消息，即刻和市委商定，一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厦暂住，一面通知有关部门和工厂工会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以缓和。那时汉年同志除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要全力领导恢复被炸的发电厂，特别是要处理因“二六”轰炸工厂停工而要疏散工人等等事宜。他日夜操劳，对我的困难却依然如此关心，我心里很感激。当时劳资关系紧张，纠纷时起，市政府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不断开会，彻夜研究商议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大家总算熬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1950年5月底，中央在继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全国各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后，要召开全国第二次税务工作会议。一天，潘汉年同志约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次会议上海除政府派人外，同时要请工商界代表参加，市里希望由你带队前往。会议要讨论调整税收问题，这事关系到国家的重要决策，也涉及工商业界的利益，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要有顾虑。我遵照他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作了必要的、如实的反映，结果党对我们的意见非常重视，认真考虑，择善从之，大家对会议非常满意。税务会议以后没几天，我列席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主席在颐年堂请客，邀请列席代表参加。汉年同志也去了，他在门口接我进去，并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席间，毛主席讲：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而且坚持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句话毛主席后来在政协会议上又讲了，我的心潮澎湃，久久难平，至今一直深深记在心头。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汉年同志就同我和盛康年讲，认为工商界目前单用聚餐会的形式交换意见、沟通情况不够，最好能多学点时事，学点理论，提高政策水平，这样更有利于靠拢党。我和康年接受了汉年同志的建议，并征求了工商界上层的意见，大家都很赞成。议论中，大家认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通俗易懂，商定就从这本书学起。为了表示紧跟党的领导，就把学习会名称定为“七一”学习会，并把学习会第一次活动选在7月1日。那天汉年同志还专门来讲话，鼓励我们关心时事，改造思想，学习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以上这些，是我和汉年同志在解放初期开始交往时的一些片断。这些往事说明，汉年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在新中国解放之初纷杂繁忙的工作中，对一个工商业者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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