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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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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缘械囊味氛涂垢郯耐秃Ｍ馇劝耐痴焦ぷ鳌Ｌ窖笳秸⑶跋Γ酶髦稚缁峁叵担〉昧巳瘴本露虻闹匾铰郧楸āＳ捎谒�1939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的交通（邹韬奋同志病危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到上海就医的）。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以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统治即将覆灭的那两年时间，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民盟、民革、民进等民主党派都要在香港召开代表大会；刘长胜、刘宁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训工会干部；东北解放区领导机关不断派人和来电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请内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彰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于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像“两航起义”之类的事，他都管过、谈过，我不—一细说了。请问：在这样一个两军对阵的决胜关头，潘汉年同志究竟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冒险拚死，为了哪一边？把潘汉年咬成“内奸”的人也实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时间内，向解放区送走了上百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能是“内奸”干的事吗？假若是“内奸”，那么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风，整个事情不就完全变样了么？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没有儿女，但是他有无数个和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一起为党、为人民工作过来的战友。“潘案”发生，受株连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写信表示怀疑。当然，在那个时期，在“左”风全盛的时候，不仅“下情不能上达”，连有关部门也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复查、重审的。但是“潘案”的复查，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党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被株连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他对党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
从1955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斗争，在青年人心中已经是属于早已过去的事了。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他冒过无数次危险，他见过许多大场面，他的“案子”来得那样突然，问题又那样严重，于是，这些年来，爱讲闲话的人就给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凡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还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个“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现在，真相大白，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1951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一次，经过宋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的。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现在是20世纪的80年代，我们党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头：“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记住过去的教训，引为鉴戒，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这就是产生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的保证。
1。2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①
①本文原载1982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修订，并增加了第3部分。
王尧山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和保卫工作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很大的功劳。
我是在1936年至1942年间和汉年同志在上海一起工作的。1942年秋，中央决定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全部撤退到新四军军部。汉年同志为了确保刘晓同志和我的安全，亲自安排并亲自护送我们从上海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1942年至1944年我和他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工作，他那时任华中局社会部部长。上海解放后，又和他在一起工作，直至1955年他被审查为止。此后信息全无。想不到从此就生死永别，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
潘汉年同志为创立左翼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在1925、1926年前后，他参加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在上海建立的左翼文化团体“创造社”，积极编辑、出版进步书刊，为开拓新文化阵地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我们党被迫转入地下，汉年同志继续坚持革命文化活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促成了白区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革命文化阵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扩大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加强了党对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1929、1930年前后，他任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发表题为《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署名文章，扭转了当时党内在文艺工作方面的缺点，使左翼文化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汉年同志代表党团结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与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和贡献。汉年同志既尊重鲁迅，又善于团结鲁迅。对鲁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充分的、高度的评价。随后，又把各左翼文化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他在这些左翼组织中，担任了中共党组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使新文化运动坚持了党的领导和正确方向，因而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和推动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这和汉年同志的一系列活动是分不开的。他在1951年10月1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鲁迅杂文的斗争性》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首先应从政治上认识鲁迅的杂文风格。他完全赞成冯雪峰同志对鲁迅的评价：“把政论化成为诗而又丝毫也不减弱思想的深广性和政论的尖锐性与直接性的，却是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世界文学史上，简直空前的新的创造。”在文章中，他更明确指出鲁迅先生的伟大，就是由于“他是坚持劳动人民大众的立场”。从这一点，也就表明了汉年同志本人所坚持的无产阶级立场。文章中还有一段说明汉年同志对鲁迅先生深透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鲁迅主张打‘落水狗’的言论，是早在1925年发表的。这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中，表示这种对敌斗争必须坚决彻底，反对任何麻痹倾向与自由主义，是如此坚定不移，是多么可贵的空谷足音。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翼’文坛所认识。说明那时‘左翼’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薄弱的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间把鲁迅当作斗争对象，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可惜，汉年同志对鲁迅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到现在还找不到史料。但仅从以上所举的这些评价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他是多么深刻的理解鲁迅，多么充分的评价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政治作用和艺术作用，以及他又是如何虚心地抓住了一度对待鲁迅的错误倾向，既严格要求自己，又严格要求别人。
1933年夏，汉年同志到江西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底，汉年同志参加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的发展，对红军中的宣传工作，也都作出了贡献。他既有白区文化运动的丰富经验，又有苏区和红军中政治思想和宣传鼓动工作的经验。在这方面，可说是全才。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汉年同志又公开投入到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去，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位促成者。虽然他没有文艺创作，但他的短篇政论文章在当时是起了指导作用的。
汉年同志在文化运动方面丰硕的成果，是应该加以重视并应载入新文化运动史册的。同时，汉年同志在文化运动中丰富的经验，也是应该向他学习的。我认为，他在文化运动中的主要经验有如下几点：
1、立场鲜明。在20年代，汉年同志已经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从这个立场出发，完成党所交给他的任务，出色地领导上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不同时期，毫不动摇地把矛头针对主要敌人，敌友分明，打击了敌人，壮大了革命队伍。
2、他善于团结、争取朋友和同路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实力。
3、他有组织才能，善于运用各种形式的组织，特别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以领导运动，推动运动二如从组织“左联”、“社联”、“剧联”、“美联’等“八大联”，直到组织文化总同盟。他善于以左翼文化团体为核心，来争取公开的文化活动。他从上海建立文化团体，到推动其他省市建立革命文化团体。
4、他始终掌握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又注意发扬文化艺术的特点和作用。特别是他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坚决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贯彻到文化工作中去。这样，在苏区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武装“围剿”的同时，在白区以鲁迅为首的普罗文化战线，也粉碎了蒋介石的文化“围剿”。
二
汉年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也作出了重要的、出色的贡献。
1934年前后，他两次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分别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我党与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以后不久，他被党中央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我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代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谈判方针，据理力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利益，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还代表党，在上海与积极支持革命的宋庆龄同志建立联系，取得了宋庆龄同志对我党工作的配合和协助。
抗日战争初期，汉年同志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党给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上海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他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展开了极为广泛、极为困难而又极为复杂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把主要的争取对象放在上层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进步的民主党派，还有许多实力派和著名人士上，力争他们坚决站到抗日战线方面来。如著名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就是汉年同志做大量工作的对象。当时，上海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救亡组织迅猛发展，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运动推动了广大群众投入到抗日的前后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内内战、对日投降的反动气焰。这些贡献，都是与汉年同志辛勤努力的工作分不开的。据我所知，他那时把大量来自敌人方面的情报，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动态，来自各界人士的反映、情绪和问题，都及时报告延安党中央，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具体决定，用公开的、秘密的、文字的、口头的方式广泛展开宣传，逐步推动工作的开展。当时，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常嚣张和阴险毒辣，而汉年同志却毫不畏惧，充分利用各种条件，灵活地、不倦地进行工作，推动统一战线的壮大和发展。他有一套对付敌人的高明的办法，既使敌人无法迫害他，又使敌人无法破坏革命组织。
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由于汉年同志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海地下党广大党员，广大工人、青年、妇女和各界人士为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上下配合，团结一致，冲破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全国即将解放，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汉年同志又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们党所决定召开的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妄图破坏在港的大批著名民主人士赴会。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了东北、华北解放区。他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保证了全体人员的安全到达。
从汉年同志进行的统战工作中，我觉得应该着童学习：
1、他坚定地贯彻党在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目的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出色地作出工作成绩。
2、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具体对象，采取灵活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工作，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
3、他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在险恶困难的环境中，在喘不过气来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不顾个人安危，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英勇地奋战。他敌、我、友分明，凡是与他接触、交往过的进步人士，不仅对他信任、推心置腹，而且尊敬他。
4、他严守党的纪律，虚心接受批评。在待人接物上，对党外人士，对党员干部都是关心备至；在工作上，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具体的指导。
三
汉年同志对抗战时期的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也很有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汉年同志在负责上层统战及二＆工作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还参与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1936年10月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成立后，他与冯雪峰一起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各系统遗留下来的党组织进行了整理，并与一些被捕出狱及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取得联系，经过审查，对这些同志作出初步结论，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对这批同志进行了安排：一部分介绍去延安以及武汉、重庆从事公开工作；一部分分配去搞情报工作；一部分有条件留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便转到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三人小组的领导之下工作。
1937年6月刘晓奉命到上海负责上海党的恢复重建工作后，三人小组下的关系全部交给了刘晓，并明确今后由潘汉年搞公开工作，刘晓负责秘密工作。为此，潘汉年、刘晓、冯雪峰和我还专门开会研究了工作交接问题。这以后，上海党与潘汉年的联系由刘晓直接负责。潘、刘两人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内部政治交通。当时刘晓方面主要派张毅去接送情报，潘汉年方面也有交通。有时，潘汉年和刘晓也利用各种场合碰头。
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为防止被破坏，没有设置电台，省委与中央的联系主要依靠政治交通，有时遇到急件就通过潘汉年的电台转发。同样，中央给上海的指示有时也是通过潘汉年转过来的。抗战时期潘汉年与刘晓联系后，刘晓传达给我们的各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央给上海的指示；2、上海与上海周围的敌情；3、通过特科搞到的敌、我、友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指示。
四
汉年同志在开展保卫工作、对敌隐蔽斗争中，也有过很多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汉年同志大部分时间是领导华中地区以及上海的保卫工作和对敌隐蔽斗争。他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与魔鬼打交道。他是置生死于度外，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同敌人开展合法与非法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特别是能避免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做法，使保卫工作、对敌隐蔽斗争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直到全国的解放。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汉年同志如何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特别应学习汉年同志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战术，使敌暗我明，敌乱我稳。汉年同志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对党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其他方面战胜敌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功绩应有充分的评价。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带12架飞机起义等，是汉年同志直接筹划成功的，就是一例。
上海解放以后，汉年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兼市人民政府中共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市政工作。他积极协助陈毅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上海人民战胜了美蒋封锁，沉重打击了敌特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的破坏捣乱，遵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地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汉年同志还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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