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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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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汉年同志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党叫他做啥，他全无二话，立刻接受任务，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地完成任务。我们应该学习’上“出污泥而不染”的“慎独”品质。汉年同志在解放前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充满白色恐怖和“花花世界”的环境中独立工作，但是他在生活方式上除由于工作的需要是“上等人”的打扮外，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本质。我们应该学习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在工作中有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式和方法，都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发扬的。我们还应该学习他为人正直，谦虚谨慎，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团结和尊重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优良品格和作风。
汉年同志曾是陈毅同志的助手和战友，我就以陈毅同志的遗诗来悼念他，歌颂他：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1。3 党人魂——记潘汉年①
①本文原载1988年第12期、1989年第1期《上海滩》。收入本书时已经作者删改。
陈修良
潘汉年同志的一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像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
记得夏衍同志说过，很多年前，就有人为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甚至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有人还把他说成“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但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无比忠诚、才华横溢、胆识超群、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却于1955年4月3日突遭秘密逮捕。昨天还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为刚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剪彩，转眼忽然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并被冠以“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吓人的罪名。到了1955年7月1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忽然发表社论，又把潘汉年与胡风捆在一起。这篇社论的惊人之笔是：“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党曾提出，钻到我们党内的绝不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等。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更令人费解的是，又传出潘汉年与“高、饶反党联盟”有关系。但潘汉年到底犯了什么罪？谁也不了解，谁也不敢问。从此，这个全上海家喻户晓的名字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的生与死。1977年，他默默地病死湖南的时候，妻子为他立的墓碑上也还是不能镌刻上潘汉年的名字。1982年8月，党中央宣布给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人们才略知这是一起大冤案，但对他的许多功绩，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更何况他的革命工作长期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极端秘密的环境中，他自己又严守纪律、不居功，极为谦虚，也不容许与人道及，因而他那不平凡的一生，当年就很少为党内外所了解。因此，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总觉得要写一些什么来安慰这位中华民族的精英。
“走上新路”之前
1906年1月12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陆林）村。曾祖父潘理卿是清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是清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宰华，清光绪年间的秀才。虽然世代书香，但因不去做官，只在家里务农、做塾师，所谓“耕读传家”，自然成为破落户。但潘莘华不是老冬烘，思想毫不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被选为宜兴县议员。后来年仅19岁的潘汉年在上海入了党，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火种，潘汉年的族兄在大革命时在陆平为首成立农民协会，搞宜兴农民暴动，潘宰华都积极支持。当时，仅陆平一村，中共党员、团员就有十几个，而潘家除潘汉年兄弟外，尚有堂兄潘梓年也是大革命时期宜兴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陆平老塾师的政治态度。1928年潘莘华病逝，临终遗言是：“汉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务必谨慎从事。”由此可见，潘汉年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父亲。
在兄弟中，潘汉年排行第三（因此他后来曾用过“水番三郎”这一笔名），从小聪敏过人，为长辈所钟爱。民国初年，他就读于宜兴官林的凌霞学堂。1919年夏，考入和桥的彭城中学堂，后因病辍学，协助父亲创办陆平高等小学堂。病愈之后，1921年进武进延陵公学学习。此时的他，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就自编自演反映民生疾苦的戏剧。他扮演过贫苦人民反抗恶势力的角色，使观众为之动容。后来终因家贫，只得离校去宜兴励进社小学任教，在那里他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反对县教育局局长重用的土豪劣绅把持教育界，批评反动人士的不良行为，被宜兴县政府非法拘捕，关押牢中。后经其父聘请律师出面辩护，方始恢复自由。1924年，他又到和桥镇任养初小学教员，宣传进步思想。为了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这年秋天他还进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这时，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入青年学生心中，潘汉年终于不能满足于对中国古文的研究，又拿起笔来创作语体诗文。
革命形势激荡，大变革近在眼前。敏感的潘汉年不能再安心地留在思想闭塞的乡镇当小学教员了，他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间去驰骋。1925年初，他离开故乡，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从此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创造社的“小伙计”
19岁的潘汉年来到大上海以前，已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过诗《不敢》、杂文《可怕的路人》、《武人的枪》等作品，他的文名已被上海文化界所注目。1925年初抵沪后，他即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在投入文化工作的同时，他又迅速投身于使热血青年沸腾的政治洪流之中。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开始，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潘汉年也参加了革命的国民党。
“五卅”运动中，潘汉年置身于愤怒的示威行列，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檄文。1925年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打这以后，他发表于《语丝》的《苦哇鸟的故事》，说明他的思想已体现革命者的自觉。
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镜我等人发现了这个后生，邀请他参加创造社出版部工作。1926年4月，由他提议并主编的《A11》周刊出版，发刊词和第一期编后记就出自潘汉年之手。
说起这个《A11》周刊得名的由来，还有一段值得纪念的情节。原来，上海闸北宝山路上有个“三德里”。“五卅”运动以后不久，创造社出版部就设在三德里A11号。在这个机关里有几个小伙计，他们是：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等人。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既当编辑，也管门市部的买卖。校对、捆书、打包、跑邮局、招呼客人，什么都干，“小伙计”由此得名。
后来，潘汉年又和叶灵凤合伙办了个小小的半月刊《幻洲》，这本46开本的刊物分两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艺作品，叶灵凤负责编辑；下半部叫“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刊杂文。潘与叶两人合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楼上，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编辑部。霞飞路当时已相当热闹，所以他们住处的窗外车声不绝于耳，因此，潘汉年戏称这个房间叫“听车楼”。于是有些文章就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说起笔名，除前面提到过的“水番三郎”外，我们知道的就有“泼皮”、“严灵”、“汗牛”等五六个。那么，他何以不断更换笔名呢？除了斗争的需要外，还因为他的多产。有时，半部《幻洲》的杂文他一个人包了。他擅长讽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骂吴稚晖，骂左舜生，攻胡适，骂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爱看。潘汉年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气氛，反对“为文学而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以后潘汉年主要从事在特定环境下严酷的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已无暇顾及，除以后在1928年还出过一本名为《离婚》的小说集以外，没有其它单行本问世。应该承认，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国民党文化“围剿”时期代表党对左翼文化界的领导却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往往无视潘汉年的辉煌劳绩。
“小开”主持“文委”
1927年初，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请潘汉年去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兼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是一份军队报纸，潘汉年接手后，办得严肃而富有生气。随着北伐形势的发展，二个月后，潘汉年奉命率领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发生了。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汉总政治部报到，被分配在总政宣传部宣传科工作。武汉“分共”①后，他先随郭沫若等到九江张发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张部，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①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经过这大半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潘汉年重返沪上时已相当成熟了。1928年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南昌时就相当欣赏潘的才华，决定调潘担任上海文化工作党组的书记（这年冬天，这个组织改属党中央宣传部领导。1929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潘出任书记）。他的任务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此同时，也要解决左翼文化人内部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倾向。潘汉年不愧是组织工作的干才，当时上海的文化界何等复杂，他自己20刚过，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气，但就是他，依靠党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缜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内，“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乃至“剧联”等组织，相继成立，开展活动。他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中共党组书记统一领导这些社团，俨然帅才。后来，这些组织还发展到天津、北平、广州、成都等地。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组织起这样多的革命文化团体，实在是惊人的创举。
大革命前，他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伙计，此时，他已能自如地周旋于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间，自信地开展工作了。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哪个人给他取了个“小开”的代号，此后，同志们当面和背后，都称他“小开”。年轻的“小开”，领导人才荟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滩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段历史实在很值得回味。
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还是能腾出手来和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月刊，他还经由现代书局、联合书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许多著作。其时，也还没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汉年主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工作，鲁迅也作为这一统一战线组织的发起人参加工作。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对于潘汉年曾不无误解，把他看作是“唇红齿白”的“洋场恶少”。站在创造社的立场，潘也曾感到鲁迅不无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门户之见。他深入地做了创造社、太阳社朋友们的工作，引导他们尊重鲁迅，与原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合作，又与鲁迅恳谈，取得鲁迅的充分信任，这才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因此，“左联”在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时候，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发言，而后鲁迅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大家相继致词，气氛极为融洽，这是和潘汉年在会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冯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文学史家也许会对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后刊载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对30年代文艺界所曾产生的重大影响感兴趣，因为该文是如此深刻地切中当时文艺界的弊端，如此精辟地论述了“左联”的任务。文学史家一定也会叹服潘汉年在《文艺通信》一文中关于题材问题的独到见地：“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但时隔五六十年，我们已很难对潘汉年当年大量的文学活动、杰出的左翼文化社团组织工作（他还担负“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方面的工作）和无畏的对敌斗争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汉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后的史家在撰写30年代文化史时，想来再也不会无视他的历史功绩了吧！
“特科”初试身手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集团掌握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会议结束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王明路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有的在东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里被带走，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因为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由于王明的狂妄行为引起党内的重大对立，一部分领导干部如罗章龙、张金保（女）等人，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省委与区委。一天，王克全等人甚至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大吵大闹，逼迫秘书长刘晓交出党的文件和财物，争吵声传到户外，情势危急。幸好潘汉年等及时赶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破坏行径。
1931年4月，在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奉命调到特科，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特科工作两年余，他在周恩来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敌待的隐患。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保护同志，他的使命极为艰巨，斗争条件极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华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甚至于打入敌人内部组织。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细致。1931年4月，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突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个条子：“明天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我看毕条于，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放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5时许，手提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在那里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敌人见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终于被我溜走。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后我知道“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潘汉年及时地派人通知了我。还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敌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为此，向中央写了申请，请求批准。申请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口号。我高兴地赶到南京守候，将自己的假名写在鼓楼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几天过去了，未见来人，只得懊丧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的关系。这以后，南京失约的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直至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时，在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从上海到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潘汉年，考虑到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所以问起鼓楼旅社失约的事。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哈哈大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约的人就是我！”我大吃一惊，要求他说明失约的原因，并请他就此事为我向组织作证。他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的原因，只是说：“一定为你作证。”后来我的整风结论中，果然由潘汉年证明了这段失去组织关系的历史。这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为重大，永远不能忘记。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层统战工作。这两件工作，前者是绝密的地下活动，后者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两面照顾，巧妙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隐身在地下，同许多社会上同情党的人们（包括国际友人）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出忠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为我所用。这样，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进行惊人的活动，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敌人心脏中穿插往来，神出鬼没地进行埋伏和突击。这是非常杰出的工作方法。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时，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不惮与利用公开合法的关系进行斗争。1931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议。潘汉年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慑于国内外的舆论，国民党统治者最后只得释放牛兰夫妇。
一特科”时期的巧妙斗争，对潘汉年来说，还只是牛刀小试。以后，他的斗争舞台更加宽广，斗争条件更加严酷，而他本人的斗争经验也愈加丰富，战绩也就愈加辉煌。
折冲樽俎有我潘郎
记得潘汉年到中央苏区，时间是1933年夏。在苏区他先后担任过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还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在一个时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这个时期并不长，不久，他又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奔走于瑞金、福州之间，与“福建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开展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9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准备在福建起义，建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蒋抗日。这个行动得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支持。周恩来代表中央派潘汉年（化名潘健行）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在瑞金正式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还亲自接见了双方代表，10月26日达成了十一项初步协定。协定签订后，潘汉年、黄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军将领又联合陈济棠、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抗日的军队，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会议结束时，数万群众的反日、反蒋、欢呼民族解放的口号声响彻榕城上空。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27日，潘汉年与之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又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财政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支援苏区紧缺的食盐、布匹等问题进行多次洽商，这以后，进出苏区的买卖一时大为兴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释放政治犯，默认我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公开活动，福建民气大振。但蒋介石迅速抽调重兵“讨逆”，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又因内部意见不统一丧失部分战斗力，而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错误，没有给予军事援助，提出许多违反协定的口号。不久，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
1934年秋，潘汉年还与粤军反蒋将领陈济棠等人就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作过广泛的商谈。后来因王明路线的干扰而坐失良机，使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逞，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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