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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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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月1日于北京
5。5 对潘汉年夫妇的一段回忆
陈铭珊
说起潘汉年同志在上海的事迹，我接触不多，没有什么密切的交往。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盛康年同志发起组织“七一”学习会，参加的人都是些工商界代表性人士，聚会在一起，学习《平凡的真理》，地址是在永福路52号一个工商业者纺织界董旋生先生的花园别墅里。每人交一定费用，边吃晚饭边聊天，有时吃后再谈，谈谈自己的思想和学习体会，也谈谈税收等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工商界最关心的是上缴的税收，民主评议，幅度很大，有点吃不消。有一次，潘汉年同志应盛康年之请来和我们见面，谈谈当时的形势和税收政策。潘汉年同志谈话很平和，一点没有火气，他说：“国家要建设，工商界赚了钱向国家缴税，也是应该的，至于说缴的数字多少，可以根据利润多少，多赚多交，少赚少交，不赚不交，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康年同志反映。”因为康年同志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潘汉年同志坐在我们中间一张椅子上和我们说话，好像他没有吃饭，是在我们吃饭后才来的。穿的是藏青列宁装，没有穿军装，和大家比较容易接近。他的讲话对我很有帮助，至今不忘。使我最难忘的是一位着灰布列宁装的女同志。在“五反”运动中碰到我，走到我身边来，问我对“五反”的感受怎样，当时我流露出有点恐惧的情绪，她鼓励我要鼓起勇气，继续办好企业，为发展生产作出贡献。我觉得她和蔼可亲，语重心长，句句人耳。当时我只知道她是统战部的一位工作同志，我很敬重她，我觉得党的关怀，又从她的口中听到了。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潘汉年同志的夫人董慧同志。她在潘汉年同志身居副市长高职之时，却毫无架子地做我们的工作，与潘汉年同志在革命工作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他们夫妇两人那平易近人的印象，永远牢记在我心中。值此纪念潘汉年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缅怀之意，萦绕心头，深感党的英明伟大，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
1995年5月1日于上海
5。6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代表
谢黎萍
在潘汉年的革命生涯中，统一战线工作占据了重要地位。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在上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界人士、社会名流中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面抗战思想，争取各界上层人士理解、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并且配合与协助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于1936年10月和1937年8月先后出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两办事处有关统战、情报、组织整理、救亡宣传、武装斗争等各项工作中，潘汉年主要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在统战工作中，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争取他们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力支持，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并且向纵深发展；同时，潘汉年还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通过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以各种合法的形式，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阵地。
宋庆龄自1931年8月奔母丧从德国柏林回国，宣布“留沪休息”后，就一直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与宋庆龄保持长期的联系。他这次从陕北出来时，身上带有毛泽东9月18日所写的致宋庆龄信。信中毛泽东除了对宋庆龄的革命救国行动表示“无限的敬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宋庆龄“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前公开活动之办法。”“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①潘汉年一到上海，就与宋庆龄取得联系，并向她面交了毛泽东给她的信件。为使他们之间的联系保持经常化，潘汉年与宋庆龄约定由地下党员、特科工作人员李云（即祝秀贞）担任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之后，无论是在鲁迅病重期间讨论为鲁迅治病之事，还是开展“救国无罪”斗争；无论是购置电台，还是为中共中央筹借款项；无论是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广泛接触，还是西安事变中向南京方面力陈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无论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还是组织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潘汉年都及时与宋庆龄交换意见，并且取得了宋庆龄对我党工作的大力支持。仅以宋庆龄对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工作的支持而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文协”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以国共合作形式诞生的最早的群众性救亡团体，宋庆龄不仅出任“文协”理事，而且还积极参加“文协”的募捐及宣传工作。在“文协”机关刊物《救亡日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她写的文章。正是由于得到像宋庆龄这样的著名人士的支持，“文协”的抗日救亡活动得以蓬勃开展，并且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也是上海众多救亡团体中吸纳会员最多的一个。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6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对救国会领袖陶行知、邹韬奋，潘汉年早在1936年6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途经香港时，已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还就国内的政治形势、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及我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与他们交换了意见。在潘汉年的影响下，陶、邹二人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请胡愈之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以表示他们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的支持。邹韬奋还将《告全国同胞书》带至上海，请救国会另两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签名。1936年8月5日，由沈、章、陶、邹四位救国会领袖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的公开信在《生活知识》上公开发表。在这一公开信中，四位领袖表示坚决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一公开信后，曾撰写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一文。当潘汉年前往上海前，毛泽东又写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四位先生的“救国言论和英勇行动”表示“无限敬意”，希望“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特别指明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①这样，使潘汉年和救国会领袖们的联系，成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委托。潘汉年不断地向他们转达中共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同时又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支持。特别是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后，潘汉年非常关心七君子被捕后的情况，还亲往苏州监狱探望七君子。当七君子在全国人民爱国无罪的强烈呼声下获释回到上海后，潘汉年又代表党去探望他们，并向他们转达了新形势下中共的抗战方针，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见面，以促进救国会与国民党之伺的联系，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曾在上海主持过销量达15万份的《生活周刊》3他的名字及其所办刊物在上海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中具有深远的影响。1937年7月31日韬奋出狱后，依然决定以他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投身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9日，仅仅用了20天的时间，由韬奋主编的《抗战》3日刊（后改名《抵抗》3日刊）便面世了。潘汉年根据周恩来关于以文化为突破口，在上海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的指示，非常支持韬奋的工作。他经常为《抗战》）3日刊撰写文章，他所写的《全面抗战释》、《动员群众的基本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以简练的语言，精辟的论述，向人们传达了全面抗战的精神实质，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的具有政治导向性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战》3日刊在群众中的声誉。
潘汉年与郭沫若可谓是老朋友。早在创造社时期就共过事。以后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上海请潘汉年到南昌，帮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张周报——《革命军日报》。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两位老朋友一别就是19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抗战，潘汉年代表党接待了他。10年流浪，郭沫若虽不减当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谈举止中，却常常流露出些许惆怅。潘汉年了解到郭沫若惆怅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图的愿望与对时局、人事生疏的矛盾。于是，潘汉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情况相当熟悉的夏衍充当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据周恩来希望上海“文协”出一张日报的指示，在与夏衍、胡愈之、郑振铎、张志让商量后，决定请郭沫若出任即将出版的“文协”机关报——《救亡日报》社社长。在潘汉年的帮助下，郭沫若又重现了他昔日政治活动家的风采。无论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电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敌的电报中，还是在“文协”所属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国际友》中；无论是在“文协”假交通部国际电台举办的抗日讲座中，还是在组织战地服务团工作中；无论是在与上海旧剧界商讨旧剧如何适应抗战形势，还是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及浦东各界举行的军民联欢会上，人们又听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陈词，看到了郭沫若为抗战奔走的身影。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上海救亡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与以宋庆龄为首的各界上层人士、社会活动家的冲锋陷阵是分不开的。上层人士的出面，对基层群众性救亡运动的开展无疑是极大的推动。但是，宋庆龄等在上海救亡运动中的公开露面，必将引起日伪的极端仇视。上海华界沦陷前后，考虑到这些上层人士的安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从1937年10月便开始考虑如何安排上层人士的撤退问题。10月下旬，当他接到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为了宋庆龄的安危，请她撤离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后，马上亲自把电报送给宋庆龄。由于宋庆龄尚有工作需要处理，一时无法离开。上海华界沦陷后，潘汉年再次收到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催促宋庆龄速离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后，立即通过地下党员李云向宋庆龄作了转达。12月23日，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到达码头，乘德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去香港。
在救亡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著名政治活动家郭沫若等，均在上海华界沦陷后，由潘汉年安排撤离上海。当时，上海的形势已急剧恶化，中共中央曾于上海华界沦陷的当天致电潘汉年让他转入地下，“完全秘密”起来。①但考虑到这些上层人士的安危，考虑到他们随时可能遭受日伪的暗害，潘汉年仍忘我地工作着。为向各界人士阐明撤退的意义，潘汉年以宴请的形式，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解释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新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必须撤离上海。之后，从确定撤退对象，到交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潘汉年均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安排，这些上层人士均安全地撤离了已被日军包围的上海。
①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潘汉年、刘晓等《关于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937年11月1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潘汉年在广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根据周恩来关于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广泛联系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的指示①，十分注重以上层的统战工作推动基层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他充分利用“八办”公开合法的地位，通过新闻界的杨枣，职业界的王纪华，文化界的王任叔，妇女界的沈兹九，与各界救亡团体保持密切联系。随着各界救亡协会的相继建立，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澎湃之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①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1937年夏秋之际，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汉年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与国民党及部分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就以争取《救亡日报》的出版为例，最初国民党市党部对“文协：，要求出版机关报——《救亡日报》持反对态度，并迟迟不予批准。以后迫于形势，虽然改变了强硬的态度，但要求《救亡日报》必须国共合办。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报》办成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并就此事与国民党市党部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进行了具体磋商。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前，首先拟定了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人事安排，并就我方请夏衍任总编辑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待。8月中旬，潘汉年和潘公展之间关于《救亡日报》出版一事的谈判在浦东大楼潘公展办公室进行。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同去。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任《救亡日报》社社长，这一表态与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回国大会显然有了天壤之别。因为这时的潘公展已经看到了国共合作的大势及郭沫若的巨大影响，请郭沫若任社长是众望所归。但是潘公展接着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的具体设想。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为了把报社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决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于国民党方面派进报社的人选对报刊出版工作都较为生疏，加上《救亡日报》的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样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为党争取到了一块公开合法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八一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分别到国民党军队陈诚总部及张发奎、罗卓英部进行抗战宣传服务活动，是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的又一成功例子。组织战地服务团至国民党军队服务的想法最初是陈诚向郭沫若提出的。之后，郭沫若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根据周恩来庐山谈判中涉及的有关向国民党军队派服务团的精神，认为可以同意陈诚的要求。并且提出我们可以组织一批爱国的革命青年到国民党部队去工作，不仅可以在战地群众中做宣传、组织、服务工作，而且可以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交些朋友，进行团结救亡的教育。但潘汉年强调一点，即根据国共双方的约定，一方不在对方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因此这次上海组织的三支战地服务团切不能破坏这一约定。服务团成立后，潘汉年又专门找负责人开会，重申这一纪律。由于双方信守诺言，战地服务团工作进展顺利，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潘汉年在任“八办”主任时，还把统战工作做到上海青帮头目、抗战后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身上。针对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急需防毒面具一事，潘汉年致函杜月笙，指出：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送予日寇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后，第二天即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捐赠防毒面具一事。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价值约1。6万元）捐赠给前方八路军将士的决议。①
①《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抗日战争（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
如上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潘汉年在上海将近一年的统战工作，不仅赢得了各界上层人士的信任与支持，而且将上层统战工作与基层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将对国民党的团结争取工作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从而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的阵地，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进程。潘汉年作为一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使命。
5。7 潘汉年与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
黄金平 吴祥华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同时，他又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统战工作对他来说是“老行当”，得心应手。在新的条件下，他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帮助民主党派整顿发展
解放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人士积极投身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亲密的战友，为新中国诞生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城之初，潘汉年就陪同陈毅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张元济、颜惠庆等著名爱国人士，广泛听取他们对接管、改造和建设新上海的意见。在短短的一二个月内，接连召开各种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知识界代表人士会晤，宣传政策，稳定人心。1949年6月1日，上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宴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负责人陈毅、粟裕、刘晓、曾山、潘汉年等。陈毅在会上致词说：中国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当与各阶层爱国同胞共同努力，来打文化仗和经济建设的大仗。6月3日，邓小平、陈毅、张鼎丞、曾山、潘汉年等设宴答谢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出席会议的有：张澜、罗隆基、史良、郭钊沉、陈铭枢、郭春涛、胡厥文、谢仁冰等。席间，宾主交谈极为欢愉。
为了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作为华东局统战部正副部长的陈毅、潘汉年，调查分析解放初上海民盟、民主建国会、民革、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各党派与团体的现状、组织、领导成员、政治倾向、活动状况等，及时向中央汇报，并及时处理出现的一些问题。解放初期，上海各民主党派为了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内部开展了整顿工作。有的整顿方针比较明确，整顿工作很顺利；有的工作迟缓，成效不大。对此，陈毅、潘汉年都作了了解、帮助。有的党派领导人没有在政治思想和整顿工作中建立权威，潘汉年耐心做思想工作。有位著名人士中央希望他去北京工作，但他要留在上海，经陈毅、潘汉年说服后，北上了。陈毅、潘汉年在1949年6月最早提出并向中央建议亦工亦商的盛丕华等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安排盛丕华为上海市副市长，发挥了很大作用。对组织发展，有的党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以开明人士为主，有的主张以上层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为对象。对这些分歧，陈毅、潘汉年都向中央作了反映并积极做工作。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在潘汉年主持下，统战部连续召开数次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一方面向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当前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征求大家意见。同时，也就各民主党派的建设和发展交换意见。如在1950年5月30日座谈会上，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与各党派中央协商规定的各党派分工原则，提出上海各民主党派组织内部整顿完毕的可以发展组织；同时建议注意质量，不要单纯追求数量，要以严肃慎重的态度来发展组织。
当时，在党内某些同志中存在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现象，对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有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1950年上海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有人认为：他们总共没有多少人，也要建立一个组织，是否有必要。对于这一情况，潘汉年在党内做工作，强调说，党不是孤立的，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一同前进，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
1951年3月16日，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市委统战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并要组织部挑选一批较好的党团员进民主党派帮助工作。他并且亲自做到民主党派内部帮助工作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金学成去民建帮助工作，潘汉年对他说，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很重要，“政府工作要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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