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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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是我和汉年同志在解放初期开始交往时的一些片断。这些往事说明，汉年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在新中国解放之初纷杂繁忙的工作中，对一个工商业者在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关心和爱护，在日常的工作中细致入微地贯彻了党的各项政策。这些，对我思想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帮助作用，使我从接近党、靠拢党、到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相信社会主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遇到曲折的过程中也不改初衷。

汉年同志逝世已经十几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时时刻刻留在我的心中。

1995年7月于北京

5。3　潘汉年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的贡献

蔡北华　杨延修

潘汉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1996年1月是他的90诞辰。在上海蓬勃发展之际，我们更怀念解放初期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潘汉年同志。

解放前，由于三大敌人的长期掠夺，上海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工商凋零，市场混乱，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上海刚解放时，物资匾乏，库存空虚，如全市煤的存量只敷用一周，棉花存量只能维持一个月，粮食储备也不敷市民一个月的消费。在13647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仅有四分之一左右。商店到处停业或歇业，工人和店员失业人数达16万之多，有些资本家悲观失望，弃厂弃店出走，劳资纠纷急剧上升。

面对这样的局面，华东局、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为了稳定上海市场和恢复生产，坚决果断地取缔和打击了银元投机，封闭证券交易所，四次制止物价涨风，迅速而又稳、准、狠地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从而保护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使上海金融财政和市场物价很快地纳入了稳定的轨道。当时，潘汉年协助陈毅和曾山、刘晓、刘长胜等同志，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好转，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解放上海不久，6月2日，陈毅市长就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等举行座谈会，会上，陈市长表示希望工商业界共同协商，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此同时，潘汉年及时指导我们在工商界中开展统战工作，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他说：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上去的。他要我们不仅在面上做工作，还要走出办公室接近工商界人士。他谆谆告诫说：“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交朋友，这样，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当时，我们在潘汉年的指导下，曾多次举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团结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战胜封锁轰炸，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共同努力。潘汉年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并深入细致地做工作，使他们及时解除了种种疑虑，同时还使留居海外的刘鸿生等工商界著名人士受到感召，先后纷纷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出场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的工作。在领导带头示范下，我们也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的方式，反复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以进一步消除他们的疑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从此，我们结交了不少工商界朋友，又通过他们起桥梁作用，广为宣传，扩大了影响。那时工商界朋友把马当路的市工商局，视为他们的“娘舅”，遇到生产经营、劳资关系等问题大都找上门来，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因此，我们对工商界情况的掌握和反映都比较快，解决问题也比较好，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

潘汉年副市长接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工商界组织的提案，指示我们，要以工商局名义出面筹备与组织上海市工商联，把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进一步抓起来。解放前，上海工商界团体原来有旧市商会和旧市工业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工商登记，基本上摸清了上海工商业和同业公会的底细，为筹建工商联组织打下了基础。解放后三个月，我们就在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领导下，迅速批准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小组。继而对16。3万家工商户（其中私营工业1。3万户左右，私营商业15万户左右），按行业整理，改组为二百多个同业公会。不到半年时间，便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在这项工作中，难度较大的是人事问题，就是说要把在上海有一定名望、有影响和有实力的工商界人士安排进去，使之发挥带头和桥梁作用。那时，我们把工商联和同业公会的人事安排，及时向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请示汇报。由于潘汉年对上海工商人士的情况很熟悉，对工商联正、副主任和重要同业公会主任等职务安排亲自审批，因而迅速获得了领导部门同意，很快就自上而下地把工商联组织成立起来，协助我们对工商界开展团结、教育工作。1950年6月在政务院第39次会议上，潘汉年谈到工商界组织的作用时，曾给予一定的评价，他说：在工商联筹备会领导之下，这些同业公会对推销公债、参加工商业税的民主评议，起了很好的作用，以后在加强同业对公营和私营之间关系的调整中，将会起更多的作用。

经过半年的努力，上海这个烂摊子得到初步整顿，稍见起色，工业生产、市场物价、财经情况逐步好转，上海人民正在欢度新年、春节之际，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1950年2月6日，大肆轰炸上海。“二六”轰炸后，潘汉年副市长立即陪同陈毅市长到被炸现场视察慰问。据当时同去的随从人员回忆，当他在现场看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破坏的情景时，心情非常沉重，充满了对受害人民的同情和对美蒋反动派暴行的无比愤恨。

当时正值旧历年关前后，“二六轰炸”造成的新的困难，使原来潜在的上海私营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正如大病初愈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痛。那时，上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为了克服“二六轰炸”引起的工商界困难，刘长胜和潘汉年亲自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他俩以极大的毅力，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主动采取留职停薪、减薪、轮班工作等办法，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及时纠正了个别单位中某些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争取保本自给。当时，对一些尖锐的劳资纠纷案件，还亲自处理。最近，一位著名的老工业家回忆那时的情景说，解放初期，我同潘副市长常常见面，有时他还到我家来。在“二六轰炸”后，有一天晚上，因劳资争议较为紧张，劳动部门打电话来家中找我，恰巧潘副市长刚到我家谈话，他接过话筒在说明自己身份后说：你们怎么在夜里还打电话找人，明天再说吧！把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又有一天晚上，某纱厂一些工人因劳资争议问题，上门找一位著名的工业家。那位工业家打电话给潘汉年反映情况，他立即打电话转告陈毅市长，并果断地排解了一场严重的纠纷。这位工业家说：潘副市长精明干练，处事有魄力，至今印象还很深。

在调整劳资关系的同时，政府通过贷款、代纺、代织、代染和订货等措施，调整公私关系，许多厂商纷纷复业开工。当时有一家由金城银行投资的纱厂，发生资金困难。潘汉年获悉后，指示金融业要同生产事业相结合，并责成有关部门主动找他们商谈，在公平合理原则下，使该厂问题及时获得了解决。还有一位棉纺业大户，解放初期从国外带进一笔资金，恰巧遇到“二六”轰炸，这笔钱全部用罄，生产发生困难，结果也是在潘汉年亲自关心下，通过贷款帮助他度过了困难。事后，这位工商业者说：“共产党办事干脆，有肩胛。”

还值得一提的是，“二六”轰炸后，引起上海市场物价很大的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尽管政府千方百计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来沪加强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挤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在私商粮食代销店门前排成长龙。那时，有位外国专家向我们工商局建议说，光靠私商代销，还不能把大米直接接国营零售牌价分配到市民手里，米价也很难稳定，必须立即开设国营零售粮食商店。我们就把这建议向刘晓和潘汉年作了汇报，很快得到了批准。我们马上行动起来，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开设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食店，敞开供应大米，紧张的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稳定下来。我们还在主要地区开设合作社门市部，供应日用工业品。从此，上海人民那种长期受“二白一黑”（白米、白布和煤炭）严重威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年潘汉年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坚决果断决策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潘汉年十分重视民主协商工作。早在1949年12月5日，上海市就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市协商委员会，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届三次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协商委员会，由陈毅任主席、潘汉年等任副主席，下面分工商、劳资、税务、文教、一般等小组，在常委会领导下，经常集会讨论，研究各项工作。潘汉年常常参加小组讨论，直接听取意见，并即席发言，对提出的问题分别作出解答或解释，使到会同志都感到满意。潘汉年一再说：“对政府提供建议和帮助，经常反映各界人士意见，对各种重要工作及时协商，各部门负责人到会报告各项重要措施，并答复所提问题，这样使政府与人民之间、各界人士之间，经常气息相通，交换意见。”1952年间，潘汉年根据1951年政务院秘书长会议精神，召开了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组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市府委员，各委、局、处、院、署、区政府负责人和在市府内工作的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专家、技术人员、人事部门干部等二千余人，交流机关内部统战工作情况，反映问题，提出批评和意见。潘汉年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后来，他对机关统战工作还作了重要批示：“政权中党委及党组应经常讨论本单位的统战情况，支部应将统战工作列入经常议事日程之中”，并“要求政府首长应综合本单位统战情况，将成绩：缺点，联系今后如何提高统战认识，向党外干部作报告”。与此同时，潘汉年还切实妥善执行安排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并为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配备秘书。他还嘱咐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向他们汇报请示，使这些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做到有职有权，尽职守责，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体现了在政权内部党与非党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关系。

潘汉年主张把统战工作贯彻到各个部门，从政权部门到生产部门，都要做好这一工作。他说：凡是统战政策思想贯彻好的部门，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会搞好。1951年6月举办了上海市土产交流展览大会，潘汉年是大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展览会亲笔题词，在预展时检查了工作，并对我们说，如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一切都很好，不过有一点，就是哪个馆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放手让大家来搞的就更好，哪个馆专门由我们自己干部搞的，就比较差。这就是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坏的问题。

潘汉年对我们的教育是比较深刻的。记得解放初期，他针对我们做工商统战工作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大胆开展工作的思想，经常教育我们说，对于工商界同我们讲的话，不能都听，也不能不听，而是听了以后要分析，还要敢于向上反映，有的还要帮助他们解决。事实上，潘汉年在这方面是处处以身作则的。他耐心听取意见，善于分析问题，敢于反映问题，也敢于帮助解决所反映的困难。“二六”轰炸以后，敌人继续封锁我们，致使上海在内外交流、城乡互助两方面都不能打开局面，上海财政经济中潜伏的困难越来越暴露。工商界中有的人因而丧失信心，索性停工关厂，一走了之；有的认为工商业困难是因为公债税收任务重而造成的；也有些人认为困难是国家要扩大公营，缩小甚至淘汰私营，提早实现共产主义而造成的。当时，潘汉年在个别交谈时或在公开会议的场合，都—一进行批评和说服教育，他还从上海的历史，分析了当时困难的根源、性质，并指出了方向。他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上海工商业，具有很大的依赖性、盲目性、投机性，表现在那些推销高等洋货的商店，疯狂投机的金钞证券市场，穷奢极欲的餐厅酒店、舞场妓馆，钻头觅缝的经济捐客、行商坐贾。上海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表现在商业多于工业，投机商多于正常商业，加工工业多于制造工业，等等。”在谈到物价问题时说：解放前上海市场投机盛行。物价飞涨，是因为有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军政、特务、四大家族操纵市场，支持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现在这一因素不复存在，但是敌人封锁尚在，全国范围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投机商人还在兴风作浪，稳定市场工作还是相当艰巨的。他认为当时上海正处于新旧经济交替过程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难，而不是跌下去爬不起来的困难。只要根据十六字方针和毛主席关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指示，是完全能够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潘汉年的讲话言简意赅，条理分明，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人们认清了困难的性质，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在另一方面，潘汉年也鼓励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工商界的情况，不要怕别人讲我们右倾。他说：“这是我们从事工商统战工作人员的职责。”记得解放初期，在税收工作中曾出现虚盈实税、畸轻畸重等问题，工商界意见比较多。我们把当时的实际情况向潘汉年反映后，他就和许涤新两人亲自写信向陈云汇报。后来根据陈云的指示，经过调查研究，同工商界协商了办税原则，决定分别大中小户不同情况，把上海工商业户分为几种纳税方式，对于具有现代化会计制度、帐册齐全的，自报查帐，依率计征；对于中小户，一般能记帐的，进行民主评议；凡营业额较小、又无帐册的，大体按自报平均营业额，定期纳税，从而保证了税源、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公私两利的目的。

潘汉年在统战工作中，和非党友好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当时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说他右了。但他毫不动摇，始终坚持贯彻统战政策，并对我们说：“将来你们会理解的。”

潘汉年在解放前地下斗争时期和在掌握政权后，长期和党外民主人士相处。几十年来，这些民主人士虽历经风浪，但仍能坚持跟党走，他们中不少人后来还担任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这是同潘汉年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这一事实既说明了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也记载了潘汉年同志对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

1995年5月

5。4　潘汉年为我们设计走向进步的“高架桥”

经叔平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了，工商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少部分有资力的工商业者逃向国外，大部分工商业者，表面上欢迎解放，但内心里疑虑猜测，静观其变。

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我继承父业办了一家卷烟厂，跻身于上海工商界，在同业中也算是一位高层中坚分子。我思想比较开放，有能力判断事物的是非与黑白，进步与落后。在当时，我跑到国外去不是没有机会，但要继续去受帝国主义压迫，太没有意思了，而且也是没有前途的。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商业者有没有前途呢？我一时也吃不准，只有等着看，厂能办就继续办，不能办就关门歇业，靠双手过生活有什么不好。

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他相当关心上海工商界，认为统战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商界人士中的上层份子搞稳定工作。今天回忆往事，虽事隔四十余年，但还历历在目。潘汉年同志确实是一位高明领导者。他深切了解上海工商界情况，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时，不是教条式的板起面孔空谈马列主义理论，而是对我们反映的问题仔细分析，很讲原则性，有褒有贬。而且与人为善，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令人悦服，这样做效果很好。他还想出一套独特方法，即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员来做思想教育，而是通过工商界中自己人来现身说法，潜移默化，使大家心情轻松愉快地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这项工作当时由盛丕华同志的儿子盛康年来担任。他原本是上海开美科药厂经理，生活作风与工商界人士很容易接近。其实他早在1947年随黄炎培、盛丕华等赴香港，与中共地下党领导潘汉年等接触，接受了新思想。所以，解放初对上海上层工商界的联络工作，就由他来担任。工商界中的高层分子荣毅仁、刘靖基、刘念义、胡子婴、严愕声、经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等当时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要求学习，要求进步。就在潘汉年领导支持下，于1951年“七一”党的生日这天，成立了工商界“七一”学习会。取名“七一”主要表示决心跟共产党走的愿望。“七一”学习会成立后，始终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亲切关怀，潘汉年、许涤新、吴雪之等党政领导都先后应邀来学习会做报告，讲解党的工商政策，起了指导方向的作用。对工商界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学习组织。它帮助我们工商业者走上康庄大道。从此以后，工商业者参加了一系列爱国活动，如拥护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全行业公私大合营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也能经受严竣考验，对党坚信不疑。“七一”学习会，帮助工商界高层中坚分子的思想认识提高，积极带头，发挥了重大作用。“七一”学习会是一座使我们工商业者跟党走社会主义大道的“高架桥”。今天回忆起来，更令人怀念设计与建造这座“高架桥”的工程师潘汉年同志。

“七一”学习会，会员入会限制很严，有不成文的入学标准，如：政治＇文＇上要求＇人＇进步，经济＇书＇实力＇屋＇雄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能广泛联系群众等。申请入会者，先由已入会的会员介绍，经干事会讨论一致同意后（注：干事会由荣毅仁、刘靖基、刘念义、严谔声、经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组成。盛康年是召集人，负责干事会的具体工作），向全体会员会议提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接纳新会员的原则是宁缺毋滥，只要有一票否决即不予批准。由于把关极严，直到1952年2月仅有会员49人。

学习会的会员虽少，能量却很大。会员中大工商业家最多，占65％，工商界代表人物占25％，其他知名人士占10％。就政治地位而言，会员中有上海市副市长兼市民建、市工商联主委盛丕华；上海市财委副秘书长严愕声；市协商会副秘书长盛康年；市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另有市政府委员；市协商会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委、常委、执委；主要行业同业公会主任或负责人。学习会中有民建会员33人，占会员总人数约三分之一。虽然民建会员一般不以民主党派的身份活动，但是民建会员对“七一”学习会潜在的影响是显著的。就社会关系而言，成员分别代表棉纺织、毛纺织、麻织、染织、橡胶、火柴、水泥、化工、造纸、制药、卷烟、机器及公用事业等14个大工业。纸品、百货、金融、棉布、地产、国际贸易等六大商业。以上情况表明，“七一”学习会汇集了上海工商界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是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工商业者众目所瞩的塔尖，对工商界颇具吸引力和影响力，它的一举一动都起着表率与示范作用。

今天我缅怀这段往事，饮水思源，不能忘怀我们的启蒙导师、解放上海后与工商界接触的潘汉年副市长。他以多年的革命工作经验，深远眼光、特殊的方式，把工商界中的上层中坚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分子。目前，我们工商界中荣毅仁同志光荣担任了国家副主席要职，刘靖基同志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在负责全国工商联工作。其他我们工商界不少同志都在各省市的人大、政协中担任重要职务，还有不少人在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我们有今天，不能不想念“七一”学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