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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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案子需要复查一下。”“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证。”而且，刘晓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党的组织的完整保存，从反面证明了潘汉年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陈云明确提出：“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3月3日，胡耀邦批示接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纪委复查潘案。

同年11月18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特科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又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询问潘汉年材料的情况，并对在场的原特科工作人员说：“潘汉年的案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为他平反。我必信他将恢复名誉。”短短的几句话凝聚着陈云对战友的深重的情意和无比的信任！它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位特科老战士的心。

历史不容歪曲，这是铁的原则！中纪委在公检法有关部门的协同下，根据档案材料和大量人证物证，彻底否定了强加在潘汉年身上的“罪状”及错误结论。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应予彻底纠正。通知还充分肯定了潘汉年自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卓著功绩。

历史传扬着许多友谊的颂歌。陈云与潘汉年在白色恐怖及生与死面前所结下的战斗情谊，就是非常动人的一曲。时至今日，两人已相继谢世，但他们共同灌注的战友之情和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万古长存！

8。2　潘汉年与宋庆龄

林铭纲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潘汉年身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团结抗日谈判的重任离开陕北，经西安、南京，风尘仆仆到达上海，不顾旅途劳累，立刻前往位于法租界的莫利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今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拜访他十分景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对于宋庆龄的情况，潘汉年是相当熟悉的。他清楚地知道：宋庆龄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友谊与交往以及对左翼进步文化运动的关怀与支持；大革命失败后，她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八一南昌起义时，她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第一位成员；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她领衔担任执行委员，和沈钧儒、陶行知等人一起领导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潘汉年还知道，1936年初，宋庆龄曾接受宋子文请她帮助沟通国共两党联系的委托，派董健吾和张子华一起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面交重要信件，并带回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就在3个月前，潘汉年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还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向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她的赞同。

潘汉年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走进了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亲切而热诚地欢迎这位来自陕北的中共代表，并从他的手中接过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戴上了眼镜，一字一句地仔细看了起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①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①指蒋介石。

②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声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关于这次潘汉年与宋庆龄会见的详细情况，我们迄今尚未见到有关的史料。但是，从此后一连串的事态发展中可以判断，宋庆龄对于潘汉年转达的毛泽东信中提出的中共主张，是完全赞同与坚决支持的。她与中共驻沪办事处（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仍由潘汉年任主任。“八办”地址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经常保持联系，并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而竭尽全力。她于1936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同时，“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为了执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潘汉年日以继夜地从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一是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复杂的谈判；二是向各方面的朋友做好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在这两个方面，潘汉年都得到了宋庆龄有力的帮助与配合。

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委派潘汉年为代表，直接和国民党当局谈判。11月9日，周恩来又电告潘汉年，要他以【“文】党中央代表【“人】身份同国民党【“书】代表陈立夫正【“屋】式谈判。在谈判中，潘汉年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并及时用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同陈立夫谈判的情况。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给潘汉年打电报指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使谈判陷于僵局。同时，他对内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于11月26日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以“危害民国”罪名加以逮捕。在长达8个月营救“七君子”的过程中，潘汉年同宋庆龄经常联系，并亲自到苏州监狱去看望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人，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宋庆龄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对国民党镇压抗日的救国会领袖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发起了影响巨大的“救国入狱运动”，领衔和何香凝等16人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义正辞严地指出：“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救国之责任。’讲公开发表宣言说：“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肺腑、震撼人心！1937年7月5日，宋庆龄不顾天气炎热，胃病发作，疼痛难忍，坚持与胡子婴等12人亲赴苏州高等法院投狱，使该院院长、首席检察官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救国会本身并非犯罪。宋庆龄返沪后，又于7日致电蒋介石等，坚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7月底，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沈钧儒等7人，营救活动取得了胜利。当“七君子”回到上海时，潘汉年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了慰问，并转达了中共关于抗战的方针政策。他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会见七君子，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转向抗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用武力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何应钦宣布了“讨道令”，准备轰炸西安，企图置蒋于死地。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强烈要求南京与西安之间谋取妥协，把蒋介石救出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深知，如果蒋氏一死，宋氏利益难保。她不仅请兄长宋子文去见二姐宋庆龄，打听中共方面的立场与动向，而且急急忙忙找到二姐宋庆龄央求她出面斡旋，与中共联系，以求保住蒋的性命。宋庆龄立即将此情况转告潘汉年，征询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决定派出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商谈判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潘还建议宋庆龄劝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前往西安，和张、杨及中共代表团商谈，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

潘汉年还向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说明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表示陈立夫如果要去西安，他可以陪同前往。潘汉年从宋庆龄、张冲那里分别获悉了南京方面的种种动向之后，便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赶到南京秘密会见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商定由端纳陪同宋氏兄妹去西安参加谈判。另外，又同陈立夫面谈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西安事变很快就取得了比较圆满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共正确主张的胜利。也少不了潘汉年的一份努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经过周恩来等同蒋介石的多次谈判，终于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宋庆龄闻讯后“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在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潘汉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宋庆龄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贡献。

1937年12月23日，距芦沟桥事变仅5个月16天，上海、南京都已沦落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特地从延安连拍两次电报，建议她离沪去香港。潘汉年收到电报后，立即派交通联络员李云（祝秀贞）转达给宋庆龄。宋庆龄接到第一次电报，表示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暂缓离开上海。接到第二次电报，她才决定离沪去港。这天早晨，她惜别了居住多年的莫利哀路寓所，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护送和李燕娥陪同下，到达公和祥码头。由李燕娥陪同登上一艘德国邮船驶往香港，潘汉年派李云在船上陪同前往。

宋庆龄到达香港后，为了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五大洲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争取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的援助，支援抗日战争，支援正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依靠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于1938年6月组织了有国际友人参加与支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潘汉年也于1937年12月撤离上海到达香港，和廖承志一起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并领导一部分秘密工作。在香港，潘汉年参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廖承志一起向海外华侨募捐寒衣，运送给八路军。他还参加了宋庆龄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宋庆龄领导“保盟”向海内外许多友好团体和人士募集了大量医药物资等，源源不断地支援八路军、新四军，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周恩来紧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立即帮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离港。9日，宋庆龄从香港启德机场乘飞机飞抵重庆。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将工作重心移至上海，继续进行情报工作。1943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1944年11月，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在沈阳、北平、上海、香港等地开展统战工作及情报工作，并为解放区提供紧缺物资。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蒋介石政权覆亡。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5月初，潘汉年奉调到北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分别接见。随即南下经丹阳于26日进入上海。27日，苏州河边的枪声完全停息，上海解放了。当天，受命任副市长的潘汉年和陈毅市长一起到宋庆龄寓所（淮海中路1843号）拜会她，向她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征询她对接管上海的意见。作为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曾多次看望宋庆龄，并经常关心她的生活，宋庆龄为此曾亲笔写信给潘汉年表示谢意。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在从事国务活动的同时，始终特别关怀妇幼保健卫生和儿童文化教育工作。她认为，这是为祖国缔造未来的重要工作，应当更好地开展起来。1950年5月29日，宋庆龄致函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并附去25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以及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它的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计划、预算草案等抄件。信中说：“我建议他（周总理）通知你们关于接受我们的计划和预算一事，以便你们提供必要的经费，为我们开展工作之需。……中国福利基金会一直为上海和全国人民服务，将来，我们将更全心全意地做好这项服务工作。”宋庆龄还亲自提名潘汉年担任中国福利会首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潘汉年欣然表示同意。7月25日晚，宋庆龄在她的寓所（淮海中路1843号）主持召开了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潘汉年出席会议，参与讨论《中国福利会章程（草案）》。1954年5月30日，潘汉年还和谭震林、陈丕显等一起到少年宫参加少年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联欢晚会，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欢乐的夜晚。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从此，宋庆龄就再没有见到过这位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曾和她多次交往、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共代表和新上海的副市长了。1981年5月29日，88岁高龄的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在北京病逝。她在临终前并不知道潘汉年已于1977年4月14日逝世于长沙。

8。3　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①

①本文原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略作删改。

尹骐

文坛巨子、革命前辈、与世纪同龄的夏衍同志不幸逝世了，他正在写着的第二部《回忆录》，其中包括有最精彩内容的他与潘汉年的交往……未能写出就离我们而去了，这真是一大憾事。

笔者曾经接触到有关夏衍与潘汉年交往的若干资料，并为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战友深情所感动。我想把它们记述下来，虽然无法和当事人的直接回忆相比，但也可以窥见其中若干精彩的历史风貌。

20年代末，在左翼文学战线上共商团结大计

夏衍和潘汉年相识，是在他从日本回国后，到创造社出版部给《洪水》编辑部送稿，潘汉年当年在《洪水》当编辑。不过，这只是匆匆的一次会晤而已。还算不上真正相识。

夏衍与潘汉年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的秋天，即左联开始筹备的前夕。这时，夏衍从日本回国已经两年多。他是在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不久回国，并且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入党后，夏衍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活动，同时也开始了以翻译为主的著述生涯。到1928年冬，他就已经成为上海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员，并当选为执委，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文学翻译家。潘汉年入党的时间比夏衍只旱半年多一点。但他经过北伐战斗的洗礼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这时已经从一个普通青年作家成长为一个相当成熟的革命战士，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夏衍在会见潘汉年之前，已经听了洪灵菲传达的中央精神，应解决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纷争，停止由创造社、太阳社挑起的和鲁迅、茅盾之间有关革命文学问题的论战，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组织。潘汉年作为文委书记，原先也是创造社成员，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消除隔阂筹组左联的重任。他一面拜访鲁迅，虚心听取鲁迅的意见广面在他主编的《现代小说》上著文，带头作自我批评，以消除歧见，促进团结。与此同时，他约见夏衍谈话，要求夏衍和冯雪峰、柔石等党员作家在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隔阂方面多做工作，让这位从未写过文章卷入争论的党员作家充分发挥沟通对立双方促进团结的作用。

潘汉年约见夏衍的这次谈话，成了他们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成了他们后来建立深厚革命友情的起点。当时，29岁的夏衍虽然在学历和社会经验方面都胜于23岁的潘汉年，但因潘汉年是代表中央文委的上级领导，夏衍对潘的谈话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并且立即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积极推动左联筹备工作的进程。

数月之后，在潘汉年、夏衍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左翼文化战线终于出现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大好局面，组成了以鲁迅为旗帜，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分支机构。正是在左翼文化战线上共谋团结大计这一历史性的活动中，夏衍和潘汉年之间不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夏衍看到了潘汉年的朝气蓬勃、精明干炼和勇于负责的革命精神；潘汉年则看到夏衍的忠厚沉稳、博学多才和献身革命的宝贵品格。这两位文化名人和革命战士之间的战斗情谊便由此而建立、发展，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升华。

30年代初，在隐蔽战线上的心灵沟通

左联成立后不久，夏衍和潘汉年就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战斗。夏衍继续在左翼文化阵地上担负组织领导工作，为团结革命文艺工作者，为左翼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做着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戏剧与电影领域内，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我国左翼戏剧与电影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潘汉年则很快就离开了左翼文化运动领导岗位，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1930年夏开始，他便越出了左翼文艺工作范围代表党发起、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社会团体，包括“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反帝大同盟”等。还参加了以救援受难者及其家属为主旨的“中国革命互济会”的领导工作。1931年初，他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层的工作。1931年5月初，他又被调到中共中央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长职务，并参加特科的领导工作。

当年，中央特科的一切活动，包括它的存在，都是极为机密的。中共中央也只有少数主要领导人掌握特科的情况。为了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生存并发挥作用，特科干部都必须减少以至切断和外界的联系，包括要好的朋友乃至某些亲属在内。在一般情况下，特科干部不仅要严守机密，而且要求把自己的身份隐蔽起来，让自己的政治面目表现得灰色一些。潘汉年到特科工作后，就象他的老朋友之一楼适夷后来形容的那样，这位原先十分活跃的文化人，忽然就销声匿迹了，再也难见到他。即使偶然在某一场合碰见他，他也只是稍稍点个头，就算招呼过了，马上就避开去。

潘汉年的这种异常态度及其有时表现出来的灰色面目，曾经引起了不少同志和朋友的误解。但夏衍在潘汉年销声匿迹之后，不仅没有对他产生误解，而且依然是那样的完全给予信任和真诚地无保留地支持。

潘汉年离开左翼文化战线后，在思想上仍然关注文化战线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关心一些老朋友的工作情况。有一天，他忽然约夏衍到爵禄饭店见面。这时，他们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面了。一开始夏衍便忙着问潘汉年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潘回答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夏衍又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就避而不谈。夏衍对此也毫不介意，更未引起什么误解，仍象过去一样向潘谈了许多文艺工作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潘汉年也仍象过去一样仔细倾听着，随后便告诉夏衍两件事：一是要他转告主编《文艺新闻》的袁殊，对国民党社会局长吴醒亚不要存有幻想，以防不测；二是告知中央已决定由翟秋白来领导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今后这方面的事将会好办些的。

193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又一次约夏衍见面。见面后，潘汉年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夏衍带到薛立华路的一座小洋楼里去见一位50岁出头的绅士模样的人物。潘汉年对这位绅士说，他自己要出一趟远门。然后就将夏衍介绍给这位绅士：“今后由他和你单独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我们是老朋友。”潘汉年既不向夏衍说明这位绅士的姓名和身份，也不说明为什么要和他单独联系。离开小洋楼之后，潘汉年也只向夏衍简单交代说：“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