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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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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但仍未将这位知名人物的姓名告诉夏衍。直到后来夏衍和这位绅士熟悉了，才知他就是当年袁世凯搞复辟运动的大将之一杨度。
原来潘汉年主持特科情报工作，除了依靠特科自己的部分专职情报干部外，还通过各种关系建立情报网络。杨度就是其中之一。他表面上是失意政客杜月笙的老师和食客，实际上却是中共秘密党员，经常从杜月笙那里为特科搜集一些有关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这种特殊情报关系当然需要高度保密。夏衍不是特科干部，潘汉年要他和杨度联系，从杨那里接受情报，只是一种临时调用性质。因此，潘汉年向他交代任务时才显得那么简单、那么神秘。但是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位战友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心灵沟通，默契配合。潘不多解释一句，夏也决不多问一句。彼此都确信对方能够理解。这或许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不点也通了。
抗战爆发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同开创新局面
潘汉年1933年夏离开特科前往江西苏区。1936年10月又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并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忙于和国民党当权派陈立夫、宋子文等人打交道，同时又要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上海、南京的各界人士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经过西安事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到1937年夏初，国共谈判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共合作的局面即将形成。这时，大约在6月的一天，潘汉年设法找到了夏衍，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向他分析形势，传达党在上海即将实行的工作方针的转变，要他并通过他转告一些党内外的朋友作好思想准备。同时又询问了他个人的许多情况。
这次谈话，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已有的战友情谊，而且事实上决定了夏衍后来数十年的工作与生活道路。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扩大，党需要调集一批得力的适宜担负统战工作任务的干部去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打交道。、夏衍曾加入过国民党，认识许多国民党要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他的才干，他对党的事业的热诚，以及他在文化界具有的声望，更为潘汉年所看重。果然在7月10日，潘汉年又约夏衍见面，见面后便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人，究竟见谁也不明说。夏衍仍按地下工作的老规矩，不多问一句，老老实实跟着潘汉年坐上出租汽车上路。等到走进一座石库门房屋的二楼，才知道是周恩来要见他。周恩来是在前往庐山和蒋介石谈判的途中临时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很紧迫。正是潘汉年事先已经向周谈了夏衍的情况，并向周作了推荐，周才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决定亲自向夏衍交待今后的工作任务。夏衍这是第一次见周恩来，也是第一次见党内这样威望极高的领袖人物。虽然他在拘谨中向周表示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于和“大人物”打交道的特点，但周恩来已作出了决定，一向组织观念很强的夏衍当然只有服从。周恩来又指示夏衍说，他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以后的一切“就由汉年和你联系”。这就意味着，以后夏衍的工作将由潘汉年直接领导。如果说，左联时期和特科时期潘汉年虽在党内职务比夏衍高，但他们之间基本上还是某种横向联系与合作，是战友之间的理解与支持，现在又加上了一层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上下级关系丝毫也没有影响或妨碍他们已经固有的友情，而是继续不断地加深和升华这种情谊。
和周恩来见面之后不久，潘汉年便把夏衍派上了统战工作的第一线。先是派他去给刚刚回国的郭沫若当“参谋”和“顾问”，向离国10年对国内情况已经生疏了的郭沫若介绍各方面情况，帮助郭沫若处理某些难题等等。有意思的是：潘汉年派遣夏衍工作，每每总是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即使夏衍有所询问，也决不轻易透露具体情况，不提前多说一句。这虽然可以说是潘汉年长期地下工作养成的慎重和机警，但从另一侧面也恰好说明了他们之间的高度信任与理解。
接着，潘汉年又派夏衍参加由郭沫若领衔主持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救亡日报》工作，担任中共方面派出的总编一职。不言而喻，既是统战性质报纸，夏衍就必须和国民党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潘公展等人打交道，诚心诚意地和人家“联合办报”，同时也必须贯彻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主导与核心作用。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制定者之一，并且是这个领域内的杰出帅才。潘汉年是贯彻执行统战策略的高手，是周恩来在这一领域内的得力助手之一。夏衍在进入这一领域后，很快也显示了他的出色才干，把一张四开的《救亡日报》办得十分红火，销路与影响与日俱增。夏衍没有辜负周恩来和潘汉年的重托。这同时也反映了潘汉年对夏衍的真正了解与知人善任。
“八一三”以后，上海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从上海撤退和转移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政有权的国民党人士尚且争先恐后备找门路，在野无权的共产党及其进步的朋友们自然更是困难重重。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按照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紧张而有秩序地组织指挥了整个撤退和转移工作。首先是将一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或撤退到内地去；又指挥夏衍派先遣队去广州，准备在那里恢复《救亡日报》的出版。到12月中旬，即上海经沦陷一个月之后，潘汉年才安排夏衍撤退，让人给他送去一张船票。等到夏衍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后，才在船上发现潘汉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条船。潘汉年又是事先不加说明地安排夏衍和他自己差不多已是最后一批的撤离。这一对革命战友真正是患难与共，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虽然这是党的工作需要，但确实反映了这两位革命战士的可贵情怀。
抵达香港后，夏衍前往广州主持《救亡日报》，潘汉年留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后便被召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后又被留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这两位战友一别竟达9年之久。虽然在1941年间，他们两个都同时在香港活动一段时间，但因夏衍是公开的文化人身份，而潘汉年则是中央社会部（后改情报部）派往敌后主持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行踪飘忽，不时奔走于港沪之间，非常隐蔽，因而再没有机会和夏衍往来叙旧。
解放战争期间，在香港的全面合作
岁月如流，转眼就到了1946年的夏天。夏衍已从大后方重庆回到上海，继续在文化战线上从事艰难曲折的斗争。潘汉年又以中央情报部代表的身份受周恩来的调遣来到上海。他肩负双重任务：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前者隐蔽，后者公开或半公开。在这两条有分有合的战线上，潘汉年轻车熟路，驾驭自如。这时，他和夏衍又恢复了密切联系。
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烽火迅速蔓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不得不撤离南京、上海。在上海的中共机构及其成员也只能分别撤离、转移或转入地下完全隐蔽。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潘汉年和夏衍都属于转移到香港去开展工作的干部。而且潘汉年又负起了组织指挥撤离和转移的重任。这一次潘汉年又安排夏衍和自己同时撤离。不过这次乘的是飞机8月中旬的一天，他们从上海直飞香港。
在香港，潘汉年的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情报部的代表，又是中共上海局的成员。中共华南分局成立后，组织上则由上海局兼管，潘汉年便又以上海局成员的身份参加华南分局的领导工作。他的主要任务还是两个方面：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主持情报工作。夏衍是华南分局的成员，并主持分局所属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以文化宣传为其主要职责。从组织关系上，潘汉年又成了夏衍的直接或间接领导。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在香港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便往往要超越原有的分工范围而需要通力协作。潘汉年的特殊身份，使他实际上成了协作的总调度和总指挥。用夏衍的话来说，很多事都需要由潘汉年来“牵头”办理。当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时，各方面的人士都要来找共产党，向共产党询问方针政策，打听人事和各种消息，他们最想见到的也是潘汉年，从潘汉年那里得到权威的答复。因为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始终保持着和中央的直接联系。于是，潘汉年便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夏衍成了潘汉年的重要帮手之一，又正是在这新的频繁的接触与密切的合作中，他们之间进一步加深了战友情谊，从而成为莫逆之交。
1948年，为迎接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驻香港机构要设法把集中在香港和散居在国统区各地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三百多人邀请到解放区去。这些人士又大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的对象，一旦发现他们将去解放区“投共”，必将加以阻挠甚至谋害。这无疑是一项难度很大并且是充满着危险的任务。潘汉年调集了许多得力干部，经过周密计划和部署，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无一意外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这过程中，分管文化宣传的夏衍也被调积极参与其事，全力以赴协助潘汉年一批又一批地将中央指名邀请的人士通过海运送往已经解放了的大连、烟台等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潘汉年主持的情报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大。除了要不断搜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报向中央领导机关及时报告外，还要负责开展策反工作，以加快胜利步伐。国统区不断有人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关系，打听或联络有关起义投诚一类事情；各地地下党也常派人到香港报告他们那里已经策反或联系到的敌伪人员准备起义的情况。潘汉年行踪不定，住所难寻，于是许多人就先找到中共主办的公开报纸《华商报》，通过在《华商报》办公的夏衍再找潘汉年。例如1949年初，金山从上海到香港，要向党报告章士钊策动杜月笙参加和平谈判的情况，并请示处置意见，金山原是李克农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李克农知道。李克农曾向他交代，无法和李直接联系时，可去香港找潘汉年。金山无法知道潘汉年的行踪，只好先找到《华商报》的夏衍，通过夏衍才和潘汉年联系上。又如在淮海战役之后，上海地下党的蔡叔厚给夏衍写信，密报当时担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妻子正通过关系向中共方面打听他们汤家还有没有保全自己的退路。夏衍马上将蔡信转交给潘汉年。潘便派情报干部专程去上海了解具体情况，参与策反活动。
夏衍以满腔热情积极支持和参与潘汉年的工作，潘汉年自然也同样地关心和支持夏衍的工作。例如夏衍直接主持的《华商报》，1948年冬因亏损而陷入困境时，不得不进行募捐活动。潘汉年便通过情报系统，动员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拢的实业界人十，积极帮助募捐并带头捐助，从而使《华商报耀脱了困境。夏衍因此而十分高兴。
解放初期，在上海甘苦与共
1949年4月下旬，中央为了加强对即将解放的上海接管工作，急调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位“老上海”到北平。由李克农亲自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人部分别和他们会见谈话，听取汇报，指示工作任务。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对他们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和对去上海工作的重视。根据中央决定，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衍负责文化教育的接管工作，并担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许涤新负责工商统战工作。
夏衍和潘汉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匆匆赶到江苏丹阳，在丹阳仅仅停留数日，便开赴上海履行新职。
潘汉年作为陈毅的重要助手，为接管和治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陈毅的领导下，他先后主管政法、统战、财经和市政建设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世人公认的成绩。他和陈毅还在新四军时期就已相识相知。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工作中，他们的关系也很融洽、合作愉快。
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无论在开始的接管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恢复与发展时期，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文化艺术方面，上海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发挥着别处无法替代的作用。只是他个人作为一介书生，作为一个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已经多年养成了自由职业者的诸多习惯。当他进入上海当了执政党的高官后，有一个时期很不适应解放区的某些制度、习惯和作风，包括互相之间及上下级之间的称谓等等。不过，只要夏衍一踏进潘汉年家的门槛，那一切制度、习惯和作风便不复存在，他们仍一如既往地以老朋友相待，一切都毫不拘束。以称谓而论，当面或直称“汉年”，或和过去一样戏称“小开”。夏衍有时离开上海出差外地或出国访问，在给潘汉年写信时，那称呼就更随便而显得更亲切了：“汉年兄”、“开兄”或“凯兄”等等。有一次从国外访问归来，途经广州时给上海潘汉年夫妇写信，大约是在国外呆久了，思乡心切，信的开头称呼“慧姊转开兄”。那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跃然纸上。
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传的领导。解放后不久，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方面阶级斗争的弦便逐步绷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都使夏衍这个宣传部长难辞其咎。夏衍的老战友，直接主管电影的于伶所受压力更大。夏、于两位不得不在各种会议上做口头检讨和在报刊上公开自我批判。潘汉年自己虽然也并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为朋友和作为上级领导人，还是尽可能地给夏衍和于伶以真诚的宽慰与鼓励。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谓的问题受到批判的同时，潘汉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门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谓的问题。虽然他不是直接责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关主管单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战友扬帆作为直接责任者已经作了多次检讨后仍不能过关。对此，潘汉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压力和忧虑。
但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友谊仍然牢不可破。他们之间的交往频繁依旧。周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们促膝谈心，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们的艰巨努力与心血。他们同时也为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而不安。自然，也为他们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谓问题而困惑。他们在思想上经常互勉互励，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夏衍有什么心事，或是遇上了什么难题，往往要首先征求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有什么心事，或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也常常要求助于夏衍的理解与帮助。例如，有一段时间，中央考虑要调动潘汉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时便到李克农那里去打听有关的消息，并及时写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汉年。又如，潘汉年夫妇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想收养一个孩子，便和夏衍商谈。1955年3月31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为自己的一个历史情况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时，就主动去找夏衍谈心，倾诉自己内心的压抑与苦恼。这些都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寻常的深厚友情。
在历史的大灾难中，保持始终不渝的忠诚友情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往，在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显得很和谐亲密，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严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时，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避之惟恐不及忙着划清界线者有之，反戈一击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情谊却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始终不渝、忠贞不贰的，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对这位突然失踪的战友至为关切，到处打电话打听下落。直到上级领导出面通报情况为止。
日益猖獗的极左思潮，很快就给潘汉年案件定性。潘汉年这位革命老战士被强加上了“内奸”、“反革命”罪名。并且按照统一部署，在党内外发动了一个揭发批判的热潮。上海更是重点，在潘被捕后的几个月内，各种所谓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数以百计地转到了专案机构。但这里面竟没有见到过去和潘汉年的关系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写的揭发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机关将潘汉年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即又采取假释措施，将潘汉年夫妇从秦城监狱转到团河农场监管改造。按当时的某种宽松政策，潘汉年夫妇被允许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包括进城购物和探访亲友的自由。潘汉年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只想利用进城购书购物的自由，而不准备使用探访亲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已经“天天讲”的年月里，再给别人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有一天，潘汉年夫妇在东安市场书店里，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这位侠肝义胆的唐瑜坚持要求下，潘氏夫妇到了唐家作客，并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孙师毅。劫后余生，依然能够受到老朋友的欢迎和善待，对潘氏夫妇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后的两三年间，潘汉年夫妇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唐瑜和孙师毅家作客小叙。但当唐瑜问及可否将潘的近况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时，潘汉年坚持没有同意。潘汉年对唐瑜说，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级干部，不同于普通平头百姓。和他们往来对他们实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给朋友添麻烦呢？这样，从1963年夏到1967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潘汉年始终没有利用给予他的访友自由去见夏衍一面。虽然他在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能象过去那样和夏衍这位挚友一叙衷肠啊！
“文化大革命”风暴掀起后，夏衍也遭遇了几乎同潘汉年一样的恶运。“搞修正主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围攻鲁迅”等一系列罪名都加到了这位革命文艺老战士的头上，身陷囹圄，惨遭批斗，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汉年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汉年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监审查，也同样受到了“文革”期间那种对“政治犯”所特有的非人待遇。但他毕竟已是一只所谓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谓历史问题已经折腾了十多年，无论专案人员的政治嗅觉有多么灵敏，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然而潘汉年从20年代中期就参加革命参加党，又在好几条战线上奋斗过，经历过大量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大量的重要历史人物。于是，找他外调和要他写揭发某人某事材料的专案人员便络绎不绝，访问、审问、追逼，一心想要从潘汉年这里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专案组的人员当然更清楚潘汉年和夏衍之间的长期交往，过从甚密的历史。他们几次以中央专案办的名义提审潘汉年，要潘交代和揭发夏衍的“罪行”。潘汉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他和夏衍的交往经过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况。为了应付专案人员的外调与追逼，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夏衍情况的材料。由于这份材料的重要，有关部门还特地打印出来归档长期保存。20年之后，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深感这份材料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除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没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习惯用语外，就事实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虚构杜撰以及捕风捉影、蓄意夸大成分的。这既反映了潘汉年的政治品质，又反映了他对老战友夏衍的一片真诚负责态度。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转动。夏衍和潘汉年的命运也在不断地变迁。1975年，潘汉年在被加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被流放到湖南山区的一个劳改茶场去监督改造。1977年春，当历史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而天空的乌云还远没散尽的时候，潘汉年终因多种疾病缠磨含冤去世、遗恨终身。夏衍则在1977年的同一历史时空获得了“解放”，重新成为革命领导干部。
1979年后，潘汉年一案在陈云、廖承志等人的竭力推动下得以复查。到1982年8月，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由中央下达文件通知到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这和当年在报刊上大张旗鼓公开讨伐潘汉年的情况相比，一份党内文件显然不足以完全恢复潘汉年的真实面目。于是又在陈云的关注督促下，由夏衍带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从而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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