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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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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耗甑恼媸得婺俊Ｓ谑怯衷诔略频墓刈⒍酱傧拢上难艽吩凇度嗣袢毡ā飞戏⒈砑湍钆撕耗甑奈恼拢佣⒘�1982年至1983年间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回忆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和资料，终于使这位卓越的革命老战士，在革命文化战线、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领域内，以及在接管和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优秀人物的一生光辉业绩为世人所知。
为了进一步颂扬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在荧屏上重塑一个潘汉年的光彩形象，1992年初已经92年高龄的夏衍又牵头和阳翰笙、罗青长两位潘汉年的生前友好一起联名致函中央领导，建议拍摄一部反映潘汉年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中央领导迅即批复同意。虽然这部电视剧至今尚未出台，但已可以预期在1996年潘汉年的90诞辰前后推出。不幸的是，夏衍和阳翰笙这两位老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他们的建议完全实现，便也先后与世长辞了。
人固有一死，夏衍和潘汉年这两位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的革命业绩以及他们之间可贵的经受了长期严峻考验的友情，却是值得人们深深怀念。
1995年3月写于夏衍逝世1个月之后
8。4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
林铭纲
潘汉年同志在他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战斗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鉴于他长期在国统区、敌占区和香港从事统一战线与秘密情报工作，并且是一位“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①，从1955年起又蒙受了不白之冤，因此他的许多功绩至今仍鲜为人知。他为创建新四军所起过的重要作用，作出的历史贡献，仅仅是其中之一。
①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参加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联络工作，他和精通法语的胡愈之一起离开莫斯科，经巴黎于5月到达香港。
肩负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大使命，潘汉年一到香港便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他首先发信给国民党的陈果夫，要他即派员到港面谈，并派胡愈之到上海同地下党联系，了解党中央和红军到陕北后的情况。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会见各方面人士了解国内情况，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叶挺。
叶挺，这位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在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春末夏初出国。他在莫斯科遭到冷遇；在柏林开过饭馆；在维也纳靠卖豆腐维持生计。同年冬，周恩来路过柏林时对他进行了友好的劝导与批评。1932年秋，叶挺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夫人李秀文一起结束了国外流亡生活回到澳门。在澳门，叶挺没有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后来以客座参谋身份参加过福建事变，失败后又回到澳门，应邀担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军委委员，常到香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抗日将领。叶挺是在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①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和党脱离了关系。正当叶挺急切地寻找党的组织，了解党对当前时局的政策主张时，潘汉年来到了香港，并通过何麟（中共地下党员，医生）约见了他。
①见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35页。
5月的一天，潘汉年在香港弥敦饭店同叶挺进行了热诚的交谈。比潘汉年年长10岁的叶挺，倾听这位刚到而立之年、风度翩翩的同志和朋友侃侃而谈。潘汉年依据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诉叶挺说，中共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从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他诚挚地希望叶挺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将领中的影响，促进团结抗日的目标早日实现；同时，还希望叶挺在反蒋的两广和其他地方实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们能够同意联蒋抗日。叶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张，并愉快地接受了潘汉年的建议。
这是叶挺自从离开党的组织，在国外流亡多年回国后，在香港第一次同中共的重要干部面谈。这次会面，对叶挺未来10年的人生旅程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正是有了这次会面才有了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事情。”①
①见董保存：《叶挺与新四军初创》，载《世纪》1995年5月／6月总12期第22页。
自从潘汉年主动约见叶挺，把党的最新的政策主张告诉他，并且要求他继续为党工作之后，叶挺心情舒畅，情绪很高，遇到熟人常常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叶挺按照潘汉年传达的团结抗日的政策精神，访问了在苏州、嘉兴、常熟、江阴一带建设防御工程的国民党部队中的老朋友，还同中共华南工委书记宣侠父赴广西苍梧，向李济深等反蒋人士转达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初，叶挺在澳门会见了张云逸，表示拥护党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春节后，他带了全家从澳门迁到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
这时，潘汉年已从陕北保安返沪，受命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并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代表负责同国民党谈判。卢沟桥事变后，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当天，周恩来等赴庐山同蒋介石谈判路经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桥堍新亚大酒店。当潘汉年告诉他叶挺现在上海的时候，他请潘汉年安排与叶挺见了面。他们自从1928年柏林分手后，已有近十年没有见面，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在上海相逢，要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周恩来希望叶挺能够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并且示意他同陈诚、张发奎等人接触，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抗日，并通过他们争取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叶挺很快找到了正在上海的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这位当年保定军校的校友提出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并建议这支将要编成的部队的番号叫做“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表示继承北伐时期“老四军”的优良传统。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向蒋介石进言。蒋介石几经考虑，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方案。他认为叶挺不是共产党员，是一个合适的人选。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便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通报宣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此时尚不知此事。潘汉年得悉后，即于10月5日发出致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的电报：“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小开五日”“小开”是潘汉年使用最多的一个化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接到潘汉年的电报后，经过研究复电潘汉年，明确表示在下列条件下完全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即叶挺和国民党同意：（一）何鸣部人枪全数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往他处。其他地区游击队，候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毛泽东还致电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完全受共产党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是否来延安一次面商等问题。当博古、叶剑英向叶挺转达了毛泽东等人的意思后，叶挺明确表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经何应钦同意前往延安。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诚欢迎与亲自接待。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叶挺将军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热烈欢迎叶挺愿意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召开的欢迎大会，并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在会上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经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艰难交涉，组建新四军有关的编制、经费、干部任命等问题陆续得以解决。叶挺军长更以其特殊身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38年1月8日，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以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名义“核定”了下来，批准新四军编为第一、二、三、四共四个游击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队司令。此后，又委任了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等。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办公。2月11日凌晨，叶诞军长一行到达南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浙、粤、赣、湘、鄂、豫、皖八省红军游击队，终于汇成了一支抗日的铁流，在大江南北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胸膛，同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8。5 潘汉年和刘晓在抗战期间的亲密合作
沈忆琴
“送君西去诉离愁，长渡鄱阳作楚游。大别山中堪暂住，会师江左待经秋。”这是1943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晓奉命离开淮南根据地去新四军五师接受新任务前夕，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写的一首送行诗。依依惜别，期盼胜利重逢的战友之情，跃然纸上。潘汉年和刘晓，早在30年代的中共江苏省委和苏区，就曾并肩战斗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在上海地下斗争中重逢了。潘是中共上海情报战线的领导人，刘是上海地方党委的领导人。严酷艰辛的地下斗争，铸就了两人之间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他们相互支援，密切配合，机智勇敢地周旋于日、汪、蒋势力之间，为在上海坚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的政治影响，发展党和爱国进步的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地下党在1935年遭到严重破坏，留存下来的党员和党组织同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情况复杂。党中央为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刘晓来上海。上海地下党的重建，正值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历史转折关头，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继“七七”事变之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地下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组织和动员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支援前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顺应国共合作的历史潮流，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的活动，但又采取种种包办统制的办法控制爱国群众的抗日斗争，并且千方百计限制共产党的影响和作用。中共中央早就预计到上海地下党重建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1937年7月上旬，周恩来在上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前，特地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潘汉年和刘晓，高瞻远瞩地提出：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这三点，正是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对上海地下斗争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的切实纠正。潘汉年和刘晓从当时的上海实际环境出发，将这三方面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声有色地展开了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各项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对风起云涌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刘晓、潘汉年等决定先成立党的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委，王尧山任书记），将各抗日救亡团体中的党员组织起来，作为筹建江苏省委工作的第一步。当时，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正确与否，就是看是否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能有效地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潘汉年当时以八路军和中共统战代表的公开身份就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公开的国共谈判，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文化界的救亡运动。限于地下斗争的环境，上海地下党和“八办”组织上都是独立系统，一般不公开联系，双方负责人商谈工作要经过充分准备，但在“八办”和“群委”的协力配合下，抗日救亡工作中的上层“、中层和基层的统一战线迅速地建立和开展起来，使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健康地发展。当时，卓有成效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都争取了公开合法化，一切抗日救亡工作都采取合法的工作方法。当时的文化界救亡协会是联系各群众团体，开展救亡运动的枢纽，也是党的工作的中心，它是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的职业界救亡协会是会员人数最多、群众工作基础最雄厚的一个救亡团体，参加者不仅有店职员，还有经理、工商业者；领导层中还有各行业的知名人士，真正体现了上、中、下统一战线的结合。文协和职协这两个团体都参加了国民党当局主办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为团体会员，取得合法活动的地位。潘汉年负责同抗敌后援会和文协中的国民党人士杜月笙、潘公展等打交道，同各界上层人士加强联系。他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上层活动中尽量创造条件保证群众团体的抗日救亡工作顺利开展。文协、职协等救亡团体则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具体工作，发挥中层、基层统一战线的作用，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大胆放手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去。
当时的群众活动，也打破了陷于小圈子、动不动就大搞示威游行的老办法，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各种慰劳队、救护队、运输队、故地服务团的工作搞得如人如茶。
二是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建立公开合法的新闻出版阵地，组织正确的舆论导向，使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办的《救亡日报》，是在中共领导下采用国共合作合法形式出版的大型日报，一开始就是中共宣传抗战的舆论中心。它高举团结、抗战、救亡的旗帜，针对抗战形势的发展和群众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宣传、组织，使广大爱国群众逐步认识全面抗战和抗战必胜的意义和途径，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下紧密团结起来，如“八一三”战争期间，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不宣布绝交和宣战的政策，《救亡日报》发表文章鲜明地指出：那些坚持反对绝交、宣战的人是少数汉奸的观点，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当局的投降妥协倾向。当社会上出现“英美即将调停，日军将不向南京进攻”的谣言时，《救亡日报》将“主和者就是汉奸”、“战则存，和则亡”、“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反对妥协！”作为标题，并发表了潘汉年、胡愈之的评论文章，使人们认清抗战到底的阻力和困难，坚持斗争。上海失守前夕，当蒋介石谋求对日乞和时，《救亡日报？又及时组织文章揭露和反驳匡民党内主和派的阴谋。
在此期间，潘汉年在《救亡日报》等公开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观点鲜明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文章，充分发挥了他作为公开的中共代表的作用。这对党员和积极分子了解党的主张，提高对五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起了指导作用。
三是重新组织党员和干部队伍，为重建上海地下党打好组织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汇集在上海的各个方面的党员和干部人数众多，其中，有和中央失去联系的原来留在上海的各系统的党、力员；有出狱后到上海来寻找党的关系的各方面干部；有各系统在救匡会运动后发展的新党员，等等。但是，要建设一个隐蔽精干、长期作战的上海地下党，必须认真审查与物色适宜做地下斗争工作的党员。“八办”和“群委”担当起了当时审查和调配干部的大量工作。
1937年8月上旬，潘汉年、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在王尧山家中开会。这是“八一三”时期上海地下党两个方面主要负责人仅有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商量了两方面之间的分工和党员干部分配安排等事宜，确定了哪些人坚持在上海搞地下斗争，哪些人要转移到新的岗位去。之后，经过“八办”的调配，大部分干部被动员到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去，坚持上海地下斗争的只是少数党员。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都熟悉上海环境，在上海有隐蔽条件，并且经过多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
以上仅是“八办”和“群委”在“八一三”时期千头万绪工作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但由此可以看出，潘汉年和刘晓的密切合作，“八办”和“群委”的默契配合，为上海地下党的重建打下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良好基础，使得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一开始工作就比较顺利。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地区外全部失守。中共中央及时来电指示潘汉年和刘晓：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将更为困难；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准备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应有新的布置，严防敌人突然袭击；干部要重新分配，工作方法要有转变。来电特别提到：潘汉年应完全转入地下。12月中旬，潘汉年将各种应做的工作安排就绪后，撤离上海，前往香港。刘晓仍留在上海，负责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以后的二三年中，潘汉年在香港的情报工作和刘晓在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仍然息息相通，遥相呼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华南情报局主要负责人，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并逐渐将上海作为情报工作的重点，着手建立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和据点。这时，他同刘晓又建立了直接联系，不时在浴室、咖啡馆等公开场所和不引人注目的学生党员陈永箴家里交换意见，商量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加紧搜集日、伪、蒋之间勾结的政治动态，要加紧进行打入敌伪内部和高层，开展战略情报工作。其中争取和利用李士群，是潘汉年1939年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研究确定的工作。潘汉年在决定亲自会见李士群之前，曾和刘晓商量过。他们分析了李士群的处境和矛盾，一致认为争取李士群的工作既必要又可行。事实证明，李士群以后确曾为我党提供过一些有关日伪“扫荡”、“清乡”动向的情报。在1942年秋，刘晓和潘汉年从上海安全撤退到华中根据地，就是通过李士群的关系。
为配合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刘晓和江苏省委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协助潘汉年加强开展情报工作的基础，解决情报来源。譬如，江苏省委所属职委系统的何荦，学委系统的张征秉，都奉调去协助潘汉年搞政治交通工作；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往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的重要指示和发往根据地的重要情报，多是经过何荦等往返传递，及时沟通的。1942年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史永（沙文威，沙文汉的胞弟）和他领导下的人员都划归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史永划归潘汉年领导后，为党的情报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原来联系的地下党员赵铮兄弟两人，都打入汪伪“76号”搞内线工作，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他领导的地下党员蔡秉贤，从抗战一直到解放长期埋伏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他长期联系的汪维恒，在解放战争时期提供的蒋介石发动进攻大别山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等情报，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1943年，潘汉年和刘晓虽然身在华中局淮南根据地，但仍分别领导着上海的情报工作和上海地下党。他们一如既往地互相支持，互札配合，成绩卓然。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曾经口头表扬了潘汉年和刘晓领导的上海地下斗争的成功。这是对潘汉年和刘晓的赞扬，也是他们之间战斗情谊的写照。
8。6 于伶心中的汉年①
①本文原载《长夜行人——于伶传略》，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修订。题目为编者所加。
袁鹰
一
1955年初，上海电影厂厂长于伶肝病复发，又住进华东医院。
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潘汉年到病房来看望于伶。
“老于，我刚才专门去详细问过医生，他们说你这病问题不大，很快就会好转的。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病吧，不必着急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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