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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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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道德的角度评判衡量，袁世凯的个人品质令人非议之处着实多多。为了功名与升迁，他会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抓住关键人物加以利用。一旦可资利用的价值不多，“余热”有限，就会马上抛弃对方，甚至落井下石，反目为仇。他曾拜张謇为师，随着地位的上升，袁世凯对张謇的态度随之也起了变化，变得不甚尊重、不以为然了，称呼也由过去的老师变为先生，后又改为某翁、某兄，“愈变愈奇”。作为江南名流的张謇何曾受得这等闷气，恼怒之际，不禁与其他幕友联名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说他小人得志、忘恩负义，如此之类的话语送了一大堆，将他好一顿臭骂。袁世凯也被深深刺痛，两人于是断交。如果没有吴长庆的主动接纳与栽培举荐，袁世凯何去何从，命运还真难逆料，其发迹更是难以想象。应该说吴长庆不仅是他的世交长辈，也是他的大恩人。然而，当他径直攀缘上另一棵“大树”李鸿章，拥有一定的资质，声望逐渐提高后，便“露才扬己”，说吴长庆生性胆小，难图大事，开始有意夺权，两人关系日渐疏远。袁世凯能引起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注意并不断升迁，与李鸿章的大力赏识与多次保奏密切相关。李鸿章对他的称赞可谓绝无仅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者。”刚开始，他对李鸿章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做出不利于李鸿章的事情。袁世凯对中日两国实力、军力深有了解，甲午战争爆发，他料定清廷必败，那么李鸿章必将因此而失势。于是，袁世凯急欲改换门庭，加紧暗中活动，寻找新的晋身之阶。甲午战争还在进行之际，他便秘密进京，遍访好友，散布不利于李鸿章的真情内幕，如李鸿章对日交涉如何软弱，两次调回吴长庆军队如何失算，与伊藤博文所订条约如何错误，他本人在日处理朝鲜问题时李鸿章如何掣肘，淮军纪律如何败坏，等等等等。为表白洗刷自己，袁世凯还将自己与李鸿章之间的往来电文摘要抄录数十份，呈送京城意欲投靠的要人如军机大臣李鸿藻、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庆亲王奕劻等人。这些权贵大多与李鸿章有着方方面面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为博取他们的欢心，以图东山再起，袁世凯便以这种贬损李鸿章的方式，来迎合他们极欲“摧折”他的心理。本已处境不妙的李鸿章遭此一击，更是大受诟病，一时间弹章四起，言路纷乘。他在幕僚面前不禁叹道：“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
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很快就见成效，正是这些新靠山的联合保奏与举荐，光绪帝下旨，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大臣。
当然，袁世凯此次获得成功，部分出卖李鸿章，只是其“系统工程”的一个有机部分而已。为巴结这些达官权贵，他动用一切关系四处活动、八方经营，如拜李鸿藻之门，是经好友徐世昌介绍；与翁同龢结识，走的是堂兄袁世勋的路子。拜师托请拉关系，“走后门”只能混个脸儿熟，贬损李鸿章也只能获得他们的一点好感，而要让他们站出来真正说话办事，袁世凯凭借的，还是自己的才能与实力。甲午一败，清军的衰弱腐朽暴露无遗，朝野上下，自然出现了一片强军御侮的呼声。袁世凯“独具慧眼”，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要害，及时拿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包括拟建新式陆军的营制、饷章，聘请外国军官的合同等，上呈督办军务处。他还根据自己的治军经验写了一本名为《治兵管见》的军事专著，被凡见过此书的人“目为奇书”。袁世凯久居军营，在朝鲜有过编练新军的经验，对中、日双方军队也算得上知己知彼，理论与实践兼具一身，加之具有日军加害于他的深仇大恨，内心涌动着一股强军兴国的澎湃激情，因此，本来就对袁世凯已经认可的李鸿藻、翁同龢、荣禄、奕劻等人，对他的才华也就格外地赏识。在他们的共同举荐下，袁世凯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文韬与武略、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合适人选，除了袁世凯，一下子还真的找不出第二个。
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奉旨前往距天津六十余里，离北京三百里许，素有京津南大门之称的小站，接管定武军，督练新建陆军。
袁世凯的人生，也因此而进入了第二个重要阶段。
清军由八旗、绿营，经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早期的弓、矢、刀、矛等冷兵器，发展到鸟枪、火铳，然后又配以洋枪、大炮等新式军械，其发展趋势，已由中世纪的原始军队向近代化军队日渐过渡，且战斗力也在不断提升，湘军超过八旗、绿营，淮军又超出湘军之上。但就总体而言，清军之编练，并未达到真正近代化的程度。特别是中日两军对垒，清军简直可以称得上不堪一击、一触即溃、一溃千里。袁世凯投笔从戎置身庆字营，已深刻认识到淮军之不足。因此，他在编演朝鲜亲军时，在淮军勇营的操练之外，又采用了英美装备与德式操法。而小站练兵，他更是全盘更新：聘请了十多名德国、日本、美国军事教官；武器装备由德国进口，清一色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包括电台、手表、帐篷、雨衣、雨帽、毯子等，全部都是洋货；他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等，订立各种章程，完善军队的组织制度；建制更是以德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军队为准，分为步、炮、马、工程、辎重等五个兵种。
新建陆军（简称新军）以过去的四千七百五十名定武军为基础，后又在河南、山东、皖北、苏北、奉天等地招募了二千二百五十名，共计七千人。新军不像湘军、淮军那样私自招募组成，但袁世凯从曾国藩、李鸿章身上吸取养料，决心将其打造为一支替他效忠的“袁家军”。为此，袁世凯任命军官，多用自己亲信；还有一部分则为陆军大臣荫昌与李鸿章推荐的军事骨干，他便通过拜把兄弟、收义子门生等方式，建立紧密牢靠的宗法式关系，让他们成为他的心腹死党。为让官兵效忠，新军各营都供奉有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日上操、下操集合之时，将领都要大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所有士兵异口同声地回答：“吃袁宫保（袁世凯曾被宫廷封为太子少保，简称‘宫保’）的饭！”再问：“咱们穿谁的衣？”再答：“穿袁宫保的衣！”又问：“咱们为谁出力？”又答：“替袁宫保出力！”
如果说袁世凯发迹于朝鲜，那么他真正起家，便是小站练兵。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谁握有军权，谁就能够左右政局，主宰全国。历经十多年摸爬滚打，早已深谙官场之道的袁世凯自然十分看重这支即将崛起的新军，几乎将所有心血付诸其中。他每天都要身穿军服，足蹬马靴，腰扎皮带，斜挂佩刀，白天观操，夜晚巡营。且军令如山，法纪严明，一旦发现违法乱纪者，严惩不贷。比如一天晚上巡营时，他发现一名士兵偷偷吸食鸦片，当即抽出佩刀将其斩杀。袁世凯深知淮军克扣士兵饷银的陋习，为防止新军出现类似舞弊现象，每于饷银发放之时，他总是亲自监督，保证让每一分饷银如实发放到普通士兵手中，这也博得了士兵们对他的特殊好感。为让官兵效忠于己，打起仗来勇往直前，袁世凯不仅经常训话，要他们“公忠体国，深明大义”，“亲上死长”，还像曾国藩那样编了一首《劝兵歌》，让新军士兵扯开嗓门唱个不休：“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神鬼必不容。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熔为一炉，袁世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将操兵、练军、治军简直发挥到了极致，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次。于是，他编练的这支新建陆军，仿佛横空出世，很快就成为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
袁世凯练军成功，同时也使得小站新军成为创练新军的模范样板，全国各地再度添练新军，必从小站抽调军事骨干担任教官。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三十四个督军，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功劳，也是他创造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奇迹。
小站新军是袁世凯的看家资本与起家基础，他能继续前行，一步步迈向权力的顶峰，自然得益于这支一手创建起来的新军。然而，新军在给他带来权力与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与危险。袁世凯的最后失败与覆灭，也出自这支新军。
早在练军之初，袁世凯就被监察御史胡景桂参了一本，说他“徒尚虚文”，“浪费国帑”，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一般而言，只要被监察御史参奏，一旦查出什么纰漏，就会小命难保；哪怕没有什么问题，也会惹出一身臊，最轻也得撤职。因此，袁世凯闻讯，好似被人当头一棒，再度感到了官场的险恶，不觉“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幸而奉旨查办的荣禄在观看编练只有三个月的新军洋操表演之后，对其焕然一新的军纪军容大为赞赏，“旌旗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萧气象。”据有关资料记载，是令荣禄称奇的是，袁世凯居然能把军队练得像家养的鸽子一般，放收自如，一声唿哨，曲尽其妙。因此，他不仅以查无实据、“毋庸置议”复奏，还将袁世凯着实褒扬了一番，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一桩坏事就此变成好事，袁世凯“扭亏为赢”，不降反升，虽仍专管练兵事宜，但已加官为直隶按察使。
小站练军初成，一时间令各方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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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因其手中拥有的资本与实力，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缺乏实力的维新派感到变法有异，即将遭到慈禧太后的残酷扼杀之时，他们的目光，不禁落在了身居小站、手拥兵权的袁世凯身上。加之袁世凯一度倾向维新，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捐钱五千元，还提出过一套自己的改革变法方案。于是，康有为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他想利用这支雄居海内的新建陆军进攻京城，保护光绪皇帝，保证变法持续长久地进行下去。在他的建议下，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夸他兵练得好，将其提拔为候补侍郎，许以专折具奏之权，告诉他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只要稍具政治头脑的人，就可知道光绪的这种频繁召见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含义。这自然引起了慈禧、荣禄的警觉，为防袁世凯被维新派所用，狡猾的荣禄制造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趁机调动军队驻扎长辛店与天津陈家沟，切断新军由小站进入北京的必由之路。
一方倚重利用，一方早有防范，袁世凯就这样被置于帝党与后党两派势力并不对等的夹缝之中。
眼看光绪不保，戊戌变法即将失败，维新派领袖无计可施，只有将最后的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康有为道：“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于是，就有了见诸各种史书的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求他举兵诛杀荣禄，囚杀慈禧，发动军事政变的记载。
袁世凯在谭嗣同的一再追问下被迫表态，因慈禧与光绪有前往天津阅兵的计划，他流露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气概，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前提是“若皇上在仆营”，并表示马上返回天津加紧部署。
袁世凯虽未进入权力中枢，但对宫廷之争多少耳闻，凭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深知帝、后两党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且摊牌在即。他似乎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道。光绪虽为皇帝，实权却握于慈禧之手，军权尽归荣禄。就荣禄当时掌控的军队而言，北洋其他各军四五万，淮、泗各军七十多营，京城旗兵数万。而袁世凯的小站新军虽为一支劲旅，但只有区区七千人，出兵最多六千，怎么也不可能在后党警觉防范的情况下攻入北京。因此，他趁阅兵之际，在自己的地盘上收拾荣禄与慈禧，看似托词，实则切实可行。这也说明袁世凯的确能够审时度势，不好虚言空言。但问题的关键是，事情并未拖到阅兵那一天，慈禧就发动了宫廷政变，将光绪囚禁在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
过去的一致说法，都是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志士。但据近年来史学家的研究考证，事情似乎有了一定的变化与转机，那就慈禧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
以袁世凯的老奸巨滑，在没有最后角逐之前，他决不会轻举妄动，不论是帝党、后党，哪一方他都得罪不起。荣禄是袁世凯晋升得势的恩人，这对追求实利不以道德为准绳的他来说，越过这层障碍并不困难，但只要他稍有异动，或者说稍有不慎，那将不是他“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而是荣禄杀他“如诛一狗耳”。光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也不敢得罪，尽管光绪无权，可要整治袁世凯这样的臣下，还不是分分钟就可搞定的事吗？
袁世凯被逼到了一根细细的钢丝上，并且不走还不行。可只要一迈脚，身子就会失去平衡，摔得粉身碎骨。
事实真相是，袁世凯将维新党人的“杀禄围园”计划藏在了肚里，当时并未告密，而是从北京匆匆返回天津。在天津的他得知慈禧发动了宫廷政变，心头真是又惊又惧。结局已见分晓，现在不是他杀荣禄与慈禧，而是荣禄与慈禧决定他的命运与生死了。他心里十分清楚，戊戌政变的起因在于权力之争，并非他与谭嗣同的密谋泄露，不然的话，他就不可能全身回到天津了。但是，密谋暂时没有泄露并不等于永远不被泄露。怎么办？是将维新党人的计划继续深埋心中，还是向荣禄和盘托出？一时间，他彷徨无主，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说吧，又担心维新党人有所招供。说了吧，对自己很是不利。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皇权的国度，出卖百姓崇奉的皇帝，毫无疑问将被置于全体国人鞭挞拷问的境地；况且慈禧已是风烛残年，年轻的光绪一旦重新执政，那时的他，必将死无葬身之地，遭致诛灭九族之祸。并且就是说了，因有参与之嫌，且未及时告密，还有“马后炮”的投机之意，不仅难以博得慈禧、荣禄的欢颜，很有可能会加速他的灭亡。那两天的袁世凯，可真是绞尽脑汁、左右为难。说，还是不说？于他而言，真与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的命题相似，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两相权衡，袁世凯最终还是选择了说！
他说了，尽管情况不妙，或许还有一条生路。而不说，只是死路一条。因为他不说，并不等于别人不说，维新党人是一个群体，不少机密属于“共享”，他可以相信谭嗣同不说，但难保那些被捕获而知内情的其他维新党人面对严刑拷打的审讯能够守口如瓶。只要透出半点口风，他袁世凯哪怕有十条小命也将玩完。
于是，袁世凯先告密于荣禄，荣禄再呈于慈禧。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根本就没有引起慈禧的注意与重视，这便是直到政变发生四天之后，才有捉拿他的通缉令发布的缘故。如果说谭嗣同死于袁世凯之手，那可真是半点也没有冤枉他。袁世凯的告密并未直接造成维新变法的失败，但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内的大批维新党人被捕被杀、被革被逐，所有维新变法的成果尽遭毁弃。据说囚在瀛台的光绪不恨慈禧，说“我确实有对不起太后的地方，她把我拿下是应该的”；也不恨荣禄，说“他是太后的人，他为太后办事，这也是对的”；独有袁世凯，一直到死，都是他心头最为痛快之人。他先是在纸上常常提笔写下“袁世凯”三字撕碎；犹不解恨，后来便画一只乌龟，在龟背上填写袁世凯姓名贴在墙上，用小竹弓一个劲地射击；一阵射击过后，再一把扯下，剪成碎片，“令片片作蝴蝶飞……凡以此为常课。”
就戊戌变法的结果及评价而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及戊戌六君子是人们心目中的变法英雄，光绪是人们同情的受害者，慈禧、荣禄是既得利益者，最倒霉的似乎只有袁世凯一人。政变发生第七天，有人对荣禄说：“袁世凯奉诏杀你，既同谋又出首，此人首鼠两端，不是东西！”荣禄为他辩解道：“袁世凯是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决定袁世凯命运的关键人物还是慈禧，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慈禧仍将他归于维新一党，且参与围园密谋证据确凿，“居心叵测”，加之并未主动自首，所以“欲置之重典”。这“重典”会有多重？在一个“人治”社会里，不论轻重与否，只要慈禧一句话，袁世凯的脑袋就得搬家。所幸荣禄出面，力保相救，总算将功折过，就此逃过一劫。而最要命的是历史评说，长期以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都扮演了一个鼻梁涂白的不光彩角色，背上了“卖主求荣”的骂名。
就本质而言，袁世凯不仅同情维新，还真属维新一派，此后的事实将充分证明这一点。并且就维新变法这一事件本身而言，1914年，身为民国正式大总统的他，不仅追认“戊戌六君子”为先烈，还在京师建立祠宇，将事实宣付清史馆立传。当然，他这样做，也不排除对当年的出卖之举有着一定的忏悔与掩盖之意。
袁世凯简直像个魔术大师，眼看就要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的他，竟然摇摇晃晃地走过了那根细细的钢丝绳而安然无恙，除了投机取巧，也不能不归结于他运气不错。
将功折过，袁世凯的性命保住了，地位也保住了，走过一段人生的低潮期，他又开始往上升迁，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重要阶段。1899年6月16日，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年底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14日实授山东巡抚，正式成为实权在握的一方诸侯，这也是他由军权伸向政权而迈出的关键一步。这一年，以山东、直隶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如何对待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上如火如荼的义和团，是剿，还是抚？于袁世凯来说，又是一场新的考验。做对了，就是继续晋升的资本；而一旦出错，人命关天，后果不堪设想。在讲究实利的袁世凯眼里，事情无所谓是非与对错，只要于己有利，就是错，也会勇往直前，否则，他会立时退避三舍。
在处置义和团事件上，他还真动了不少脑筋，具有个人的分析、判断与见解。义和团宣传“扶清灭洋”，能否“扶清”，一时难见分晓，但“灭洋”之论，对西方列强深有了解的袁世凯自然嗤之以鼻。义和团宣传的请神附体、刀枪不入，特别是神乎其神的表演确实迷惑了不少官员百姓，这对十分讲究风水迷信，相信命由天定的袁世凯来说，多少也有些疑疑惑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崇尚实干精神的他决定亲自检验一番。那些吹嘘刀枪不入的神汉，此前之所以多次表演成功，是因为买通关节、内外配合之故。而袁世凯则动真格的，在他的严格监督下，哪有什么刀枪不入的肉体？于是乎，一枪一个，两枪一双，中弹者当即毙命。神话就此破灭，所有的吹嘘在一瞬间化为泡影。
谎言一旦戳穿，袁世凯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屠刀，对山东境内的义和团予以坚决镇压。据他自己对外国人所言，他在山东前后共杀拳民四千多人。
慈禧利用义和团剿灭洋人为己报仇，竟然丧失理智地向西方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袁世凯对辖内洋人洋教施以有效的保护措施；清廷多次令他派兵驰援勤王，他就是抗旨不遵；部下主动请缨，他也不准允；后又积极参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发起的东南互保运动之中……袁世凯这样做，无疑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他不派兵勤王，也就避免了像其他几支武卫军那样在八国联军的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的下场。庚子之乱后，清廷五支武卫军，只剩下袁世凯这支保存得相当完整的武卫右军，成为清末唯一拥兵自重的大臣。但他违抗朝廷圣旨，如若惹恼生性多疑、手段残忍的慈禧，决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对待慈禧太后，他与其他封疆大吏一样，唯恐巴结不及、效命不够。每次觐见，总是诚惶诚恐，回话时战战兢兢生怕说错了什么，一场召见下来，由于紧张过度，以致全身都是汗水。因此，袁世凯走的又是一着险棋，但他又不能不这样做。他不能听凭拳民驱洋教杀洋人造成混乱无法收拾，他更清楚地知道，以其编练的虽是国内一流劲旅的新军对付强大的八国联军，无疑以卵击石，除了像其他四支勤王的武卫军那样遭致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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