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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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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无疑以卵击石，除了像其他四支勤王的武卫军那样遭致覆亡的命运外，不会有更好的下场。事情既然做了，他只有尽快想法弥补，继续走荣禄的门子，向慈禧表达忠心。北京陷落后，慈禧让他接济经费，他半点不敢怠慢，先后派人送去白银二十一万两，绸缎二百匹及大量食物。仓促逃亡的慈禧得了袁世凯接济，心头的感激自不待言。慈禧到达西安，他奉送大批军火以供保卫之用。和约将成之际，他作好迎接慈禧回銮的充分准备。袁世凯摸准老佛爷的脾性与心思，一年多的逃亡生涯，使她受足了气吃够了苦，回京的她，需要的就是金钱、体面、豪华与排场。他献给慈禧的，首先是两座豪华的彩棚，一座扎在保定车站，一座落在北京城门，犹如“凯旋门”一样让败逃而回的慈禧在灿烂的鲜花、亮丽的彩灯照耀下，产生一种虚幻的凯旋而归的感觉，踏着虽老迈踉跄但自豪无比的步伐，回到她舒舒服服的安乐窝——颐和园。其次，袁世凯献上的是以巧取豪夺手段搜刮弄来的一百万两银子，在当时国库空空如也的情况下，一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乐得慈禧太后笑眯了双眼。最后，袁世凯别出心裁地准备了两只供太后赏玩的鹦鹉，当李莲英将鸟笼捧到离慈禧两三尺远的地方时，两只鹦鹉突然亮开嗓门清脆地叫道：“老佛爷吉祥如意！”“老佛爷平安！”慈禧见状，简直笑开了怀，一年来所有的窝囊委屈随着鸟儿殷切的叫声顿时烟消云散。袁世凯发现，老佛爷是真正地高兴了，直到这时，他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下。
于是，“众望所归”的袁世凯被清廷正式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后又一身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八个大臣之职，权势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与李鸿章。
于是，清朝末期一个新的时代——袁世凯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这是一个被史家与大众忽略了的多少算得上充满生机、焕然一新的时代，其中最亮丽的出彩之处，便是被称为“清末新政”的社会变革。清末新政无论就改革的广度，还是力度与深度，都超过了戊戌维新变法。慈禧为打消顾虑，清除镇压“百日维新”的负面影响，推动这场新的改革，赦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三人之外的其他所有维新派、革命派党人。就实质及影响而言，清末新政的有力推动者、实际执行者便是大权在握的袁世凯。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称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下去”，“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均出其手。”可见袁世凯是清末新政中名副其实的改革“旗手”。只因他后来称帝自为，一生中的诸多功绩被有意无意给抹杀殆尽了。
具体而言，袁世凯的清末新政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练新军。借助小站练军经验，袁世凯以“滚雪球”的方式扩练新军，使得北洋新军增至六镇八九万人，占当时全国新军总数一半以上，成为日后主宰中国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强大力量。他的计划，是要编练三十六镇新军。
二、创建巡警。袁世凯参照西法创设警务总局，开办巡警学堂。1902年8月接收被八国联军占领的天津时，因不准清廷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扎军队，袁世凯灵机一动，从北洋新军中抽调三千军人编为巡警，进行一番警务训练后堂而皇之地开进天津，明知内情的外国人也无法干涉。不久，袁世凯又在所辖范围内建立起一个遍及城乡的警察网。后清廷设立巡警部，直隶经验成为样板推向全国。
三、改革司法制度。1906年9月，清廷根据西方“三权分立”原则改革官制，改变传统的司法、行政不分状况。袁世凯在天津县率先改革试办，并设立专门学堂培养司法人才。他还改良监狱，制定监禁制度，对完善清末司法制度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推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清廷预备立宪，令直隶等省先行试办。袁世凯领命后马上创办自治局，成立自治研究所，开展普及自治教育活动。并严格按照西方的一套循序渐进，制订有关章程，开会讨论，完成选举，成立议事会等。这些能够体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程序制度，对铁板一块的封建专制统治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冲击与解构。
五、发展实业。袁世凯在这方面作出的成效最为显著，他开办了银元局、官银号等金融机构；依靠各地商会，制定一系列经济法令八十多条，完善了市场机制；从盛宣怀手中接管全国最大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创设了直隶工艺总局，兴建了机器造纸有限公司、万益有限公司、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工厂、北洋烟草公司及最著名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有限公司，仅工艺总局出资助办的就有初等工业学堂、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等一大批企业；他多方告贷筹措资金，排除各种干扰阻挠，督促修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筹资金、独立修筑的京张铁路。如果不是袁世凯慧眼识珠，委任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路务，詹天佑的个人才华未必能够得到及时而充分的发挥。铁路开工时，他派幕僚给詹天佑送去一座自鸣钟以示关怀，后又写有《致詹天佑函》，以“修筑京张铁路，乃大张我国人志气之举”相勉励。我们在讴歌詹天佑的同时，也应该记得袁世凯在修筑这条铁路时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一位美籍华人史学家在提及京张铁路时，曾客观地说道：“它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
六、广兴教育。袁世凯多次领衔上折，奏请停止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废除后，袁世凯大办新式学校。据有关资料统计，直隶所办各类学堂及学生总数位居全国第二，而直隶学务资产则名列各省之首……
面对袁世凯取得的这些引人注目的新政业绩，就连曾经怒斥过他并与之绝交的张謇，也不由得叹道：“颇觉袁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又说“颇感袁世凯才调在诸督上”。
然而，袁世凯并不满足于此，他想继续前进，将这场改革运动推向极致——由器物而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他逢人便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自告奋勇地提出将直隶作为立宪的试点省份，面奏慈禧太后，说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按袁世凯的改革方案，立宪最重要的是设立资政院与责任内阁。资政院为疏泻舆论的清议机构，责任内阁实质上就是架空皇帝，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袁世凯的这一涉及制度的深层改革方案，虽能推动大清帝国的封建专制向西方民主政体转型，但也不乏个人私心。他想在拥有京津军警力量的同时，进京与庆亲王奕劻同时组阁，奕劻为国务总理大臣，他做副总理大臣，在控制朝政的同时，为自己预留后路——慈禧已是日薄西山，说不定哪天腿一蹬眼一闭，光绪就会从瀛台走上前台，成为名副其实的皇上。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光绪对他的出卖定会不依不饶。而一旦架空皇位执掌朝政大权，哪怕慈禧故去，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袁世凯想象美妙的事情，做起来却招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宗族皇室得知袁世凯不让他们参与政事，醇亲王载沣拔出手枪抵住他的胸膛厉声叫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亏奕劻及时赶来排解，载沣才没有扣动扳机；守旧派认为这种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会引起社会动荡，难以施行；立宪派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只是“大臣专制政体”，而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体制；就连那些太监，听说袁世凯的改革方案中有一项是裁撤他们，于是，百余名太监趁他下朝之机将其拦住，百般谩骂围攻，又是奕劻出面劝解，担保绝不裁除太监，才给袁世凯解了一围。要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最关键的是引起了慈禧太后的疑忌与不满，她担心责任内阁制成立后君权旁落。因此，袁世凯的立宪改革不仅没有成功，反被慈禧太后的另外两名宠臣——瞿鸿禨与岑春煊借机参了一本（史称“丁未大参案”）。他几乎动用了所有看家本领，通过花钱打点、疏通关系、伪造假证等手段，好不容易才没有“翻船”。但仍被慈禧以明升暗降之法让他离开北洋新军，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该来的事情终于来了——慈禧太后病入膏肓，眼看就要死了，而光绪皇帝正年轻着呢。不过总算他命大，结果是光绪与慈禧在一天之内相继辞世。袁世凯正心惊肉跳地夜夜做着噩梦呢，光绪死在慈禧前面的消息让他吁了一口长气，也就难怪有人捕风捉影地放出谣言，说是袁世凯派人毒死了光绪皇帝。不过他的长气还未吁完，报应就从天而降了。宣统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为摄政王。早想一枪结果袁世凯性命的他大权在握，加之要为同父异母兄长光绪帝报仇，刚一上任就准备拿袁世凯开刀。
袁世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又一次被推到了鬼门关口。
好在张之洞极力劝谏，加之载沣担心处决袁世凯会引发新军闹事，也就手下留情饶他一命。但是，摄政王载沣仍给袁世凯以严厉的惩处——以“足疾”为由，罢免他的一切军政大权，将其开缺回籍。
在此稍加提及的是，辛亥革命成功，载沣被迫退位后的四十个春秋里，心头常常追悔莫及的事情，就是当年罢了袁世凯的官而没有干脆利落地将他杀掉。
袁世凯的性命是保住了，但他又从顶端跌落在地，从京城回到河南安阳洹上村，成为一介无官无职的平民，仿佛回到了人生的最初起点。
刚回河南安阳的日子，他垂钓、下棋、看戏、吟诗，过得十分悠闲。历经险恶风浪、大起大落的他，也真想就此隐居算了。读者见得最多的袁世凯“名照”，可能就是那张身穿蓑衣、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的“闲云野鹤”照。这是一张他曾寄往上海报纸发表过的照片，以示淡泊名利，再也无意于政事。其中虽不乏作秀成分，但多少也反映了袁世凯当时的心境。他还为此题诗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持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有人认为这是袁世凯一生中写得最好的诗，事实上这首诗无论是意境，还是气韵，也确属上乘之作，绝非一介武夫所能吟出，其诗才、文采远在此后的其他民国领导人段祺瑞、冯国璋、曹琨、张作霖等以及更后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李宗仁之上。
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袁世凯终归不是一介普通草民，他一手训练起来的新军，用心培植的党羽仍忠心于他。他们时不时地前来洹上村问计“请安”，他的心境实在难以安静、悠闲下来，不得不关注外面时局的发展。为此，洹上村专门设立了一个电报处，那看不见的频频电波又慢慢唤起了袁世凯心中沉睡的欲望。自信随着欲望也在不断地增长，他认为自己不会久处困境，总有一天将龙腾虎跃，再度出山。
机会说来就来，只是没有想到这机会竟由革命党人为他带来。武昌首义一声枪响，袁世凯又被送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他的人生，也因此而进入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时期。
这是一段人们十分熟悉的历史。革命党人占领武汉三镇，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前往镇压，可这些袁世凯的旧部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就是不听荫昌指挥。怎么办？唯有请出袁世凯，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就如李鸿章让他护送大院君返回朝鲜时所说的那样：“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而袁世凯也不是那么好请的，他以“足疾”未愈为由推辞不出，既是对载沣的当初开缺予以报复，也是继续要挟，增加出山筹码。直到被清廷由湖广总督改任为内阁总理大臣，提出的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解除党禁等六项条件被全部接受之后，“足疾”也就霍然痊愈了。想当初，袁世凯不过想捞一个内阁副总理大臣，就差点栽了跟头，如今则由清廷将内阁总理大臣的头衔拱手送上门来，他还要故作姿态地拿捏一番，也真算出够了气，玩足了味。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刚刚走马上任，北洋军队就一口气攻下了汉口，接着又拿下了汉阳。稍微鼓气，就可攻下武昌，收复武汉三镇。然而，袁世凯在占领汉阳后却主动叫停，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中间人，开始与革命党人谈判。他审时度势，觑准了这一谈判的有利机会：武昌岌岌可危，留而不攻，算是给了南方革命党人一个大大的“人情”，在对他袁世凯产生好感的同时，必将生出新的希望——让同是汉人的他反戈一击，取代满清，达到恢复中华的目的。是的，袁世凯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可不愿继续充当清廷鹰犬，像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永远让清廷玩弄着当枪使。不，他不能这样，他要向清廷报仇！所谓的以“足疾”对“足疾”，不过开开玩笑，小试牛刀而已。这些年，他袁世凯真是受够了清廷的鸟气，好几次在鬼关门前徘徊复徘徊。而这次，他再也不能继续低声下气当走狗了！同僚曾笑他，说他老袁不仅孝敬满清王爷，就连太监也要巴结，给他们塞钱不说，见了李莲英，还得单腿下跪呢。是的，他袁世凯真的给这位太监总管下跪过，可这是他心甘情愿的吗？不是，是残酷的现实逼的，逼他袁世凯比太监还要太监。这样的窝囊气他早就受够了，他不能再忍了，他要做主人，要取而代之。如今机会来了，稍纵即逝，他要紧紧地抓握在手。他留下武昌不攻，也可就此威胁、要挟清廷，以达一箭双雕之效。
事情一步一步地往他设计、预想的方向发展。南北双方派出代表，经过多次正式的及私下的谈判，双方条件渐趋一致，最后归结为两点：国家采何种体制，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以及袁世凯在新体制中的位置。若行君主立宪，肯定还得保留满清皇帝。这，不仅袁世凯不愿，革命党人更不会答应，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其首要任务，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还叫什么革命？袁世凯心中或许闪过直接由他接替皇帝的念头，可面对关山重重般的艰难险阻，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因此，南北议和最后达成的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只能是实行民主共和制，并允诺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
正在这时，孙中山由海外回国，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
袁世凯突然被孙中山斜插了这么“一杠子”，他的如意算盘被打乱，不禁恼羞成怒，马上指使北洋四十多名主要将领联名通电，以强硬而反弹的姿态，赞成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孙中山反应迅速，马上致电袁世凯，只要逼清帝退位，便让位于他。袁世凯不信，一面制造舆论“收拾大局非袁莫属”，一面加紧备战。孙中山毫不示弱，自任总指挥，出兵六路北伐。然而，孙中山此举很快就遭致列强的威吓及内部反动派的掣肘，如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结为拜把兄弟的革命党人汪精卫，就公开指责孙中山贪恋总统之位，破坏和议。于是，孙中山不得不停止北伐，在致伍廷芳电中要他转达北方代表，第三次强调，“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总统之位有了保证，袁世凯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开始回过头来对付清廷，加紧逼宫。
其实，袁世凯满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但他不愿背上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便以软硬兼施的手段，迫其主动让位。作为一名由中国封建社会脱胎而出的典型官僚，袁世凯每做一件名声不怎么好的事情，总要弄出一副冠冕堂皇、俨乎其然的样子。哪怕正事、好事，也不直截了当地明言，而是道出一些含含糊糊的话语，做出一些转弯抹角的样子，让部下去揣摩、领会、迎合。善用机谋、惯耍手段，是袁世凯的人生策略与信条之一。
早在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这位名叫托马斯·F·米拉德的美国记者就以其敏锐的嗅觉得出一个结论：袁世凯将满怀自信地登上权利的顶峰，与此同时，也将面临危机四伏的凶险。他认为袁世凯“不但十分明了这些危险的源头所在，而且也知道这些危险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作用”。
事实也正是如此，每当袁世凯向权力中心迈进一步，便会伴随大祸临头的凶险。就在他加紧逼宫之时，革命党人已将其列为实施暗杀的头号目标，死神又一次向他露出了狰狞的笑脸。1912年1月16日，约摸中午时分，袁世凯入宫议事后打道回府，途径王府井丁字街时，进入了革命党人的第一道伏击圈。严伯勋首先发难，奋力投出一颗炸弹，将袁世凯乘坐的马车炸翻，卫兵长袁金镖等十多人当场死亡。奇怪的是，浓浓的硝烟中，袁世凯居然毫发无损。由军营中崛起的他自然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只见他赶紧从翻倒的马车中爬了出来，猛然跃上马背，折入路南的一条胡同，不顾一切地向前奔窜。没想到正好闯向第二道伏击线，早已守候在街口酒楼的革命党人黄芝萌和张先培推开窗户，准备再次投弹。就在这时，军警出现了，弹未投出，两人束手就擒。紧接着，埋伏在安东市场门口进行第三道袭击的革命党人杨禹昌因自我暴露，也遭逮捕。革命党人密谋策划了相当严密的三道伏击线，仿佛冥冥中有神灵护佑似的，袁世凯竟然连闯三道鬼门关脱逃，平安回到家中。
刺杀虽然没有成功，但将袁世凯吓得魂飞魄散，不敢随便走出府中。想想也真够后怕的，当时要不是马车驶得太快，炸弹扔得稍稍滞后，他早就一命呜呼了。袁世凯能够一步步地攀升获取成功，除了坚忍不拔，上天眷顾，更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机灵与智慧——他特别善于利用机会，将坏事变成好事，转危为安，变祸为福。暗杀事件发生后，袁世凯称病不朝，借机要挟清室退位，否则他将辞职。隆裕太后眼见袁世凯都遭刺杀，一个没有多少胆子与主见的妇人更是吓得不行，也就准备接受《优待皇室条例》退位。但是，一批宗室亲贵成立宗社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共和。关键时刻，又是革命党人帮了袁世凯的忙，彭家珍冒死刺杀宗社党首领良弼成功，满清贵族闻风丧胆，纷纷逃离京城。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奄奄一息的清室再下一剂“猛药”，在他的鼓动下，原先反对共和的北洋新军突然转向，四十六名将领联名致电清廷，反对立宪，赞成共和。清室四面楚歌，走投无路，隆裕太后无奈之际，只好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发三道诏书，第一诏宣布退位，第二诏公布退位后的优待条件，第三诏劝谕臣民。
封建社会的每一次改朝换代，无不以皇族成员的血腥屠杀为代价，达到改姓易主的目的。清廷迫于压力下诏退位，国家权力以和平的方式交接更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然，这也不是传统的易代，不是由一姓交给另一姓的家族统治。清廷的退位，也意味着中国封建皇帝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哪怕有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有张勋的拥清复辟，有满洲国的群魔乱舞，不过回光返照耳。
南北和谈成功，清廷和平让位，不论袁世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如何玩弄手段，但在客观上避免了一场大的战乱，使得生灵免遭涂炭。以前的相关史书，特别是教科书，总将袁世凯称为“窃国大盗”。在民族与历史的转折关头，袁世凯的确有趁人之危、趁火打劫之嫌，但他也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算得上盗亦有道。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用“居功厥伟焉”加以形容，其实也不为过。
1912年2月12日，也即清室下诏退位的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交部大楼亲自动手剪掉那根拖在脑后，被汉人拖了两百六十多年的屈辱长辫。他一边剪，一边哈哈大笑。这恐怕是平日刻板、少有笑容的袁世凯一生中最为高兴的时刻。他怎能不高兴呢？他不仅让多次欲置他于死地的清廷干脆彻底地死掉，也替汉人大大地出了一口怨气，更为美妙的是，清廷那高高在上的位置，将由他取而代之。虽然共和了，不称皇帝了，可他就是实际上的皇帝。大总统与皇帝之间，其实是可以划上一道等号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不过呢，袁世凯似乎也过于乐观了一点，要是想到日后的一些磨难与坎坷，他肯定就会笑不起来了，至少是笑得不会这么天真与开心。
本来要实行美国的总统负责制，只因不信任他袁世凯，革命党人因人而宜，结果弄出一个内阁总理制，以限制总统之权，其实就是限制他袁世凯的权力。又提出不少要他接受的苛刻条件，比如建都南京，实际上就是让他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其架空，成为一个傀儡。若论谋略手段，孙中山为首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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