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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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缃ǘ寄暇导噬暇褪侨盟肟约旱氖屏Ψ段В浼芸眨晌桓隹堋H袈勰甭允侄危镏猩轿椎母锩橙擞胨蛑辈皇敉坏荡巍U庑夏鄙钏愕脑揽唤鲆谎鄱聪ぃ夷苁┱辜颇币灰换庥谖扌巍2还灿腥盟咽艿慕艄恐洌蔷褪敲窆读偈痹挤ā贰�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二天就在南京公布《临时约法》。这是一个由革命党人单方面制定,并未经过他参与同意,而又一厢情愿地非要他接受执行不可的宪法。孙中山此后多次发动的护法运动,护的就是这个《临时约法》。

袁世凯在《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总理内阁制下开始行使总统职权,作为一个在清廷专制制度中执掌国家大权、实权的旧官僚,他几乎每办一件事,都要经过内阁审议,议员副署。而内阁与议员们之所以设立,为的就是限制总统的权利,所以他每动一议,每办一事,都深感掣肘。过去在军队,在朝廷,不论干什么,除了皇帝、太后而外,他袁世凯一言九鼎,谁敢说上半个不字?而当上了相当于皇帝的大总统,反而没有以前的权威了,反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发话办事了,袁世凯先是想不通,大发牢骚地说所谓的大总统,连一个省的都督都不如。在专制政体下做惯了官的他,自然无法适应民主政体。既不适应,以袁世凯的枭雄本色,肯定不会削足适履,不会去给谁当“小媳妇”,就想着突破既定的体制。于是,与内阁的矛盾冲突势不可免。军权、政权在握的袁世凯要想打破“游戏规则”,玩出一些新花样,还不是分分钟就可搞定的事吗?对待内阁与议员,他使出的杀手锏,与小站练兵无疑,也是一手拿票子,一手拿刀子,先是收买,收买利诱不成,继之以血腥镇压。

就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而言,推举临时大总统一职的主要人选有四位: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四人中呼声最高的当数袁世凯,他为当时各方政治势力所接受。十七省代表投票,袁世凯以多出孙中山一票的“大满贯”,全票当选为第二届民国临时大总统。

众望所归的袁世凯相当于一只“绩优股”被普遍看好,哪怕发生了刺杀宋教仁的案件,顺藤摸瓜地追查幕后凶手,结果拎出袁世凯与之有染。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尽管无法洗刷“宋案”罪责,但国内势力大多仍倾向于他。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锷,在“二次革命”中也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民众爱好和平不愿战争是一个原因,而更主要的,是袁世凯在当时的确具有统摄一切的威望。民心的向背与战争的实力都在袁世凯一边,所以“二月革命”爆发不到两个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便告彻底失败。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袁世凯的性格中有着一个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那就是一旦得势,便沾沾自喜,飘飘然不知东西南北,不谙节制之道,不懂韬光养晦,继续一个劲地向前向前再向前,非将事情做绝不可,直至事与愿违地走向反面。

随着议员的收买或迫害,控制了内阁的袁世凯仍不知足,先是下令解散社会党和一切“煽乱”的政党,不久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来干脆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他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又成立专门机构修改约法,出台《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废除责任内阁制,改行总统制,还弄出一些规定,使自己由任期总统成为实际上的终身大总统,并可传嗣子孙。名有了,利有了,权有了,一时间,袁世凯可谓高高在上,万民景仰,名义上是共和制的大总统,实则比封建时代的某些皇帝更加集权。可他仍不知足,一意孤行,要改共和体制为封建政体,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要做名实双至的皇帝称孤道寡。

当袁世凯成为实际上的终身大总统时,就已经站在了山峰之巅。他忘了自己曾经认识到的每前进一步必将伴随着的危险,他不知道仅能立足的峰巅四周全是悬崖峭壁,无论往哪个方向,只要向前跨出一步,全是万丈深渊。对此,以他的智力与资历应该深深懂得,可他偏偏进入了得意忘形的误区,以为上面还有高峰,还要不断地攀升。仿佛为了体验继续攀升的瞬间极度快感,袁世凯跨步朝前,“临门一脚”,只是这“门”不是生门,而是一道死门与鬼门。

由众望所归到众叛亲离,只有一步之遥;由胜利到失败,也只有一步之遥;由真理到谬误,仍然只有一步之遥……事上许多事物,从左到右,由上到下,从正到反,看似遥不可及,实则仅仅一步之遥。

袁世凯称帝自为,固然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与其性格、心理等密不可分,但主要的,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传统的文化土壤所致。

袁世凯逼退清帝,对相命、风水、堪舆之类的东西更加迷信,在确定总统府居时,他请来了一位所谓的“青鸟大师”相度吉凶。这位风水大师卜了一卦,认为中南海居震、离两方,而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乃帝王之所,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乎,袁世凯就这样在“青鸟大师”的指点下搬进了中南海居住。

自革命党人针对他的刺杀案后,袁世凯虽然侥幸逃过一死,但仍心有余悸,常怀杯弓蛇影之忧。住进中南海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恐怖案,不知是谁将一枚炸弹给扔进了府内,虽然是一枚没有爆炸的臭弹。但在袁世凯心头,自然又增加了一层恐惧的负担。此后一直到死,素有果敢勇毅之称的袁世凯长期深居中南海,只两次走出新华门——一次郊天祀孔,一次祭祀先圣,这是两次他非露面不可的重大活动,所以不得不撑着胆子亲自前往。

他住在中南海这个到处都是帝王遗迹的园子里,不做皇帝梦倒反而有点不正常了。这里的每栋楼宇、每棵树木、每块石头、每处墨迹,都是王者的符号与象征,似乎都在向他述说着皇家的霸气与帝王的梦想。袁世凯无时无刻不浸淫在这种浓浓的帝王氛围之中,他的身与心,也在这极度的诱惑中日渐膨胀。他学古代盛世君王,想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强盛伟大,所以他勤勉有加,每天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劳形于案牍之余,还让人呈进摘抄历代帝王政治言行的《居仁日览》,毕恭毕敬地捧读不已,以为借鉴。

那些与他同样居住中南海的家人仆人,也不断地为本已浓烈的帝王氛围“增光添彩”。袁世凯睡觉醒来必喝香茶一杯,一位茶童在送茶时,发现他还在鼾睡,下意识地朝床上望了一眼,一不小心,竟将朝鲜国王送他的一只上等碧玉雕刻茶杯给打碎了。于是,茶童就说刚才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全身闪闪发光、正欲腾飞的大金龙。此言说得袁世凯疑疑惑惑、恍恍惚惚,以为自己真是一条神龙下凡尘。结果撒谎的茶童不仅没有受罚,反而得了一份袁大总统的赏赐。

茶童这样说,其他仆人也捕风捉影,总说深宅大院深夜常有游龙掠过,还有意制造出多起令袁世凯深信不疑的假象与征兆。儿子袁克定为了自己日后能够继承皇位,更是推波助澜,极力怂恿父亲推行帝制。他私自刻了一枚“太皇子印”的金印,那些溜须拍马的人称他“大皇子殿下”,他也安然受之。他走得最远做得最为过分的事情,是对袁世凯封锁消息,每天伪造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送他呈览。本是一份反对称帝的日人报纸,结果让他弄得面目全非,尽是一些支持、同意袁世凯改行帝制的文字。据袁世凯三女儿袁静雪回忆,一次,她吩咐一名回家探亲的侍女,让她在返归中南海时给她买一些爱吃的黑皮五香酥蚕豆。侍女将蚕豆用整张《顺天时报》包了带回来,袁静雪一边嚼吃一边看报,无意中发现侍女带回的这张报纸,竟与平时看到的假版《顺天时报》不一样。把戏被戳穿,袁世凯气极,挥舞皮鞭将袁克定打得跪地求饶,他一边抽打,一边大骂长子“欺父误国”。

如果说仆人、家人、亲属要他当皇帝尚怀一份个人私心,而外人众口一词,本来十分机敏的袁世凯不禁变得十分迟钝起来,不得不跟着将信将疑了。他深居内宫,部下纷纷呈文,要求改行君主制,希望他早日登基称皇。“筹安会”六君子中,除严复确有勉强拉扯之嫌外,其他五人对复辟帝制全都不遗余力。特别是杨度,一直到死,都认为中国不适宜共和,“非君主不足以定乱,非立宪不足以求治。”据说有一次,杨度见两乞丐吵架,其中一人道:“似你这等无法无天,都是因为共和民国没有王法的缘故,假使皇帝复生,决不会让你这等东西如此横行。”杨度一听,不觉大受刺激,原来乞丐也信仰帝制呵!广大民众的帝制基础,恐怕是支撑杨度长期主张君主立宪的动力与源泉。洪宪帝制失败,主张君主立宪的首领遭到通缉,他们不是逃窜就是降服,唯有杨度处变不惊,继续坚持过去的观点。1916年5月1日,杨度在一篇发表在京津《泰晤士报》上的文章中写道:“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我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这四个字,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我认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在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的发动下,各省成立了人民请愿团,在北京还成立了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最让人大开眼界的千古奇观,是这些人居然别出心裁地拉出了两个相当特殊的团体——乞丐请愿团与妓女请愿团。这团那团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恢复中国自古就有的封建君主制,不要照搬什么西方的民主共和制,那是洋人的玩意儿,咱们中国人可学不来!为首的梁士诒之所以如此卖力,就因为他在五路借款时拿了回扣,其手下又吞款贪污,害怕他人揭发,便以拥戴袁世凯称帝,建立“殊世功勋”来赎罪。

作为一名专制体制的旧官僚,袁世凯一辈子与洋人、洋务打交道,与那些顽固派比较,思想并不保守,但就内心而言,他赞同、推崇的仍是君主立宪制,对共和、民主、平等、自由之类的概念不甚了解,也无法接受。不说他,就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孙中山,对其理解也不够深刻,特别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动不动就会露出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与底色的专制的一面,难以进入真正的民主层面。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在《宋氏三姐妹》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不明白民主政府的真谛。对于腐败透顶的旧专制统治变为民主政治的种种问题,他们谁也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让一个旧官僚搞民主革命,也真是难为了袁世凯。他不懂民主,更不懂操作,也就无法容忍与民主有关的一切。当初赞成共和,并不等于他真的拥护共和,很大程度是为了当上大总统的一种权宜之计。他本人信奉君主立宪,部下及全国人民似乎全都拥护君主立宪,就在这时,连外国人也跑来凑热闹。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认为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日本人贺长雄给袁世凯上了一道名曰《新式国家之三要件论》的条陈,条分缕析,认为中华民国不具备实行“新式共和制”必须具备的“三要件”。美国是西方民主制度最为彻底的国家,日本是采取君主立宪制相当成功的国家,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连美国人、日本人都认为共和制不适于中国,可见事实的确如此。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以及自己的认识,袁世凯对恢复帝制深以为然。一股鼓噪、拥戴、劝进、支持、怂恿的民意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似乎他袁世凯不称帝,国家反而就要动乱不堪了。过去的袁世凯十分清醒,并非那么好糊弄,以办实事著称的他,除了自己的判断外,还会进行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比如了解下情,他会派出两批互不相同的人前往调查,这两批人要么时间错开,要么互不认识。如果他们汇报相同,与他的个人推测、分析不甚离谱,他才确信获知了真实消息。如果两方的信息有出入,或是截然相反,他会再行派人调查,直到他认可为止。可自从进入中南海后,袁世凯的耳目就闭塞了,办什么事也不像以前那样派人实地考察了。况且这称帝的呼声是那样地高昂激烈,那样地众口一词,就是有人造假,也造不了那么多,维持得那么久呵!

专制与皇权长期凝结在中华帝国上空,几千年板结的封建文化土壤一时间难以长出民主的茁壮大树。在国民意识深处,人人都有帝王思想,只不过范围有大有小而已。一家之长的专制,各地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割据地盘称王称霸的军阀……要么为主,要么为奴,就是难以民主平等。拥护帝制,事实上也的确是广大民众的心声与反映。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他们实难适应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度,不知道如何生存,不懂得如何行为。一个刚刚学会站立的人,别说跑步,即便走起路来,也会踉跄不稳。不唯普通民众,哪怕社会精英也是如此。比如康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并非反对君主立宪政体,而是反对袁世凯本人,他极力扶持的,是清室复辟。后来那些由袁世凯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将领也反对他称帝,也不是这些旧军阀们多么信仰共和赞同民主,而是袁世凯称帝后,以一姓之尊传位于子,他们不想侍候、跪拜一个曾是晚辈的新皇袁克定,还因为帝制堵塞了他们通向最高权力的途径,打碎了他们极有可能继任总统的梦想。

就在这时,又传来消息,远在河南项城的袁世凯亲生父亲袁保中墓旁,长出了一条长达一丈多,形似龙状的紫藤。袁世凯速派袁克定回乡查看真伪,袁克定到达项城,很快写了一封回信:“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天命所归的远不止于此,各地呈送的关于袁世凯乃真龙天子的各种祥瑞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连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给袁世凯,说他夜观天象,发现一颗帝星高照某纬度,经勘测研究,帝星高照之地正是河南项城。今帝星正向北移,不久将抵达北京上空,照临袁大总统的皇帝宝座……

民意难违,天意更是难违!

事情到了这种份上,袁世凯就是不称帝,也不行了!

当然,也有反对他称帝的,只是这样的声音过于微弱,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既然称帝成了他所面临的唯一选择,于是乎,袁世凯只有称帝。

严格说来,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各种动物,还有植物的共同努力,多方合谋,迫使袁世凯走了一步“臭棋”。只因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步棋,所以连“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了。

其实,袁世凯也是华夏民族的一分子,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我们的许多基因不仅类似,且源于同一血脉。

一旦袁世凯称帝,革命党人就及时有力地喊出了《同盟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而首先发难的则是袁世凯倚为栋梁的蔡锷。他将蔡锷从云南调来京城,可谓一石二鸟,既为了削藩,也预备着重用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付以兵权,委以重任,彻底改造北洋系。蔡锷对他也是感激不已,极愿服从袁大总统的领导。孙中山“二次革命”时公开支持袁世凯的蔡锷,在他准备恢复帝制时也没有表示反对。可当杨度请他当说客,以弟子的身份劝说梁启超支持袁世凯称帝时,蔡锷不仅没有游说成功,反被梁启超一夜之间给拉了过去,坚定地站在老师这一边,成为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第一人。

当然,就凭蔡锷那几千缺少弹药、缺少粮秣、缺少后援的单薄兵力,袁世凯将其制服,根本不在话下。只因后院起火,¨wén ,rén ,shū, wū¨过去的亲信、北洋部下纷纷倒戈,才在气恨交加的病痛中画上了人生的句号。

据诸多史料记载,“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听说袁世凯有称帝之意,一次从南京前来拜望上司,便问外面的传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袁世凯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但袁世凯最后还是称帝了,冯国璋觉得老头子对他这样的铁杆亲信也要说假话、行欺骗、耍计谋,真是出尔反尔奸诈无比,因此,他背叛起袁世凯来,也就显得相当地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北洋将领中,冯国璋第一个通电劝袁退位。其实,就袁世凯一方而言,他当时说的也确是几句大实话。他极其担心自己像袁家的其他男人一样不到花甲而亡,一过五十六岁,袁世凯就心虚气短地念叨着,常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事实上他也真的没能迈过六十岁这道坎。身体那么强壮,精力那么旺盛的一个人,竟被尿毒症打倒,说死就死了,终年五十八岁。冯国璋问话的时候,袁世凯还真没打定主意要当这个皇帝,至少是当时不想当。后来决定要当了,也并非完全出于私心,他死后的传位遗嘱里,内定的三位继承人依次是黎元洪、段祺瑞与徐世昌,便没有三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位。

所谓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恢复帝制转瞬间成为一场闹剧,由众口一词、潮水般涌来的劝进,突然转为夜以继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弥留之际的袁世凯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哀与凄怆,什么奋斗、名誉、金钱、权力等等之类的东西,此时此刻,已变得全然没有意义。临终前,他向侍疾榻畔的徐世昌说道:“他害了我!”“他”是谁?是儿子袁克定,还是“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抑或另有所指?长期以来,这个“他”一直被人猜测不已。今日看来,袁世凯心中的“他”,应该说是一个泛指,凡是有着帝王思想的人,都是他所指的这个“他”。同时,袁世凯这不责己而怨人的临终之言,也从另一角度表明,其实他十分清楚封建帝制不可为,继续走下去危险莫测,只是被“他”牵制,受“他”所害,才极不情愿地,或者说迫不得已地迈出了这一步。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是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的诗句。真是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与淡泊名利的“假名士”袁克文还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文¤人··书·¤·屋←。袁克文所写,便是乃父称帝后的真实写照。

袁世凯一生拥有四顶“高帽”——“窃国大盗”、“大独裁者”、“卖国贼”、“复辟狂”。关于“窃国大盗”、“大独裁者”、“复辟狂”,我们多多少少有所论及,下面就“卖国贼”的历史真相,稍作还原与澄清。

袁世凯被指为“卖国贼”,是说他为了换取日本政府赞同复辟帝制的行为,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其实,他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已尽了最大努力,将国家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袁世凯“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日本政府向他发出最后通牒,逼他立刻签约。他不愿接受条约,但又不敢拒绝。如果拒绝,日本帝国主义肯定会再次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以疲弱的国力与强寇对垒,甲午之败的惨祸又将重演。条约虽然签下,但袁世凯却有意让秘书将其内幕透露出去,希望国际组织加以干涉。西方列强正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狡猾的日本政府也正是趁此机会强下毒手。袁世凯的目的没有达到,而条约的秘密却为国人所知,举国上下,顿时一片震惊、愤怒与斥骂。1915年5月8日,袁世凯在条约签字前一天通电全国,说不得已受欺,是国人的奇耻大辱。签约后他发布两道密谕,定“五·九”签字日为国耻日,望各省文武官员不忘国仇,要求“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并“申儆人民,忍辱负重”。

其实,袁世凯早年在朝鲜与日人结仇,他一直耿耿于怀,从未有过消解。没想到旧仇未报,又添新恨,他为此神志不宁、郁闷愤恨不已。乃命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五万册,秘密存放在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道:“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我们总有一天要打败他们。那时候,这部书就可以问世了。”

如果真有什么密谋,袁世凯称帝,日人就不会出尔反尔地在他背后猛插一刀了。只因刚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接着马上称帝,让人将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便想当然地推测幕后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袁世凯病逝之日,有人在其书案发现他亲笔写下的一幅用以自挽的对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诸多事实表明,所谓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换取复辟帝制的承诺,纯属子虚乌有。

蒋廷黼在《中国近代史》中评价袁世凯,说“他不过是我国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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