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1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谡接ū本┖妥辖撬度氲娜肆Γ痪们埃胧釉谄渲谱鞯募吐计豆使分兄赋觯骸熬菟党偻蛑唷！彼咕倮担霰：偷詈蟮囊豢榫扌秃喊子袷翱删投昧艘煌蚨嗝窆ず土Ф嗝勘送┏窃蚋杈蕖Ｊ蛎窆ぃ谠怂褪系牡缆妨脚裕蘼诽羁印Ｃ扛粢焕镒笥揖蛞豢诰诼《虾⒌嗡杀娜兆樱泳锛乘贸杀馈Ａ酵蛎窆ひ磺Ф嗤仿庾樱昧苏颂斓氖奔洌旁说骄┏恰！保�149｝虽然我没有直接掌握这些数字的来源，但出自作为国家电视台制作并有明史专家参与的作品，大约是可以采信的。
回到恩格斯那句话：“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无论如何，在评价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泯灭公正与爱心。关于迁都北京的战略意义，关于重复建设两座首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营建北京算不算“进步”或包含多大“进步”意义——这些争论都可以先放下不说，但当后人称颂北京和故宫的宏伟，并视之为朱棣的一件丰功时，我们该怎样面对当时那一百多万先后为此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劳工？怎样面对举国为此背负沉重的赋税负担、苦不堪言的普通百姓？难道说，只因为营建北京的过程中没有诞生一个类似孟姜女式的传说，我们对当时人民的苦痛就很难想象？在一些藏头露尾的记载中，其实仍可看到人民因为难以忍受而至于反抗的事例：如师逵在两湖督办采木，过于“严刻”，激荡民怨，民“多从李法良为乱”，此事被一个监察官员报告到中央，却“以帝所特遣，置不问”｛150｝。
至于迁都北京的所谓“战略意义”，不仅落空，而且实践证明，朱棣此举所依据的地缘政治认识，全然错误，是不自量力、自我膨胀的表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称“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对迁都北京的后果，有一段盖棺论定般的全局性评论：
有明都燕【明朝以北京为首都】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妄入，擅自进入】，崇祯间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疲惫，困乏，衰败】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以上论迁都北京过于靠近边防前线，极不利于国家安全，并数度造成严重危机】？江南之民命竭于输，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这两句是批评北京远离经济发达地区，致大量物力空耗于输送过程，在道路和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这的确会额外增加巨额费用而造成浪费】，皆都燕之为害也。｛151｝
「对外用兵」
明朝近三百年历史，大部分时间对外取守势，唯永乐年间主动出击。朱棣在南北两个方向，都发动大规模战争。南面战争的对象是安南（今越南北部。当时越南分为两国，北部是安南国，南部是占城国），北面则是老对手蒙古人。
秦汉唐三代，安南为中国所统治，宋以后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变成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属国。朱元璋时代的政策是尊重安南的独立，他开列过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名单，安南就在其中。
朱棣征安南起因于被愚弄。当时安南国内发生弑君自立事件，弑君者为骗取中国承认，诡称自己是前国王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152｝。朱棣信以为真，遣使前往，正式封其为国王。谁知不久前国王之孙成功逃至南京，朱棣方知被骗，特派征南副将军黄中等领五千人马护送该王孙回国继位，弑君者闻讯遂铤而走险，半道上设伏，杀了王孙，甚至连明廷使臣也一并杀掉。
弹丸小国胆敢愚弄、羞辱伟大的永乐大帝，竟然还杀死“天使”，朱棣的震怒可想而知。永乐四年七月，朱棣点起八十万大军，拜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分别从广西、云南两路进入安南。虽非师至捷闻，但小小安南，终不能当此大军；翌年五月，战争结束，罪魁祸首被生擒，随着南京受俘仪式完成，朱棣证明和恢复了他作为天朝上国君主不容挑战的荣耀。
事情到此为止，都还算理所应当。毕竟那个弑君者咎由自取，而且中国对于属国的责任与尊严，也确实应予维护。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超出了“正义”的范围——一个月后，朱棣以前国王家族尽被篡位者所杀、“无可继者”为由，将安南并入中国，改为交阯布政使司。
为什么这超出了“正义”范围？照说，历史上这块土地几次并入中国版图，到明代初年为止，脱离中国也只四百来年，朱棣的所为，蛮称得上“有史为证”。
问题在于明朝建国时，朱元璋对尊重安南主权，有过正式承诺。洪武元年，他在给安南的诏书中明确说：“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也。”｛153｝
朱元璋作此承诺，既非权宜之计，更不是耍心眼、说漂亮话以换取各国对明政权的拥护。他是通盘考虑方方面面，权衡利弊，而就明朝与周边“蛮夷诸国”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结论是：“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洪武四年九月十二日，朱元璋在南京奉天门临朝之际，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讲话，其中有这一句。｛154｝以后，《皇明祖训》里收录了朱元璋一段话，意思大致相当，文字则有区别，应该是另一次谈话——但“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一句则一字不易，说明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固定下来的基本观念。这句话中，“得其地不足供给”有鄙薄他人之嫌，但“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认识，却很清醒。他意识到，就算征服别国，由于民族心理与文化的不同，也势必使管理和统治极其费力，最终“徒慕虚名，自弊中土”，相当不明智。作为封建帝王，朱元璋有此认识，已属难能可贵。所以他在诏书中给予安南国的“非有意于臣服”的承诺，绝非权宜之计。
有了承诺而背弃之，就很有点理亏了。
本来，朱棣替安南平乱，干得比较漂亮，但关键时刻他好大喜功的癖性却忍不住发作。就算王族陈氏的确全被杀光，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吞并其国。
不出两年，安南人便为了复国而起来造反。镇压下去，再反，然后再镇压……如此反反复复，直到朱棣死，安南就不曾平静过。二十年中，安南人充分显示出其特有的顽强、桀黠。一如数百年后的法军和美军在越南的境遇，明军在安南亦陷于泥淖之中难以自拔：撤兵，面子不允许，不撤，又无法扑灭反抗，疲于奔命，焦头烂额。
不过，这样的局面势必要等到政策制订者本人亡故，才得消解；朱棣在世时，哪怕再难支撑，被派往安南的明朝士兵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下去。到了宣宗朱瞻基继位（中间仁宗朱高炽在位仅一年而崩），面子问题终于不是障碍，苦苦支撑再无必要，于是明军从安南脱身之事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此事在朱瞻基心中必酝酿已久，以致刚刚上台，他就在与杨士奇、杨荣两位亲信大臣的密谈中，透露“三二年内，朕必行之”｛155｝。然而，未待朱瞻基设计好体面收场的办法，宣德二年九月，驻安南的明军即遭受毁灭性打击，“官军大溃，聚被执……七万人皆没”｛156｝。明军统帅成山侯王通被迫与安南军队签订退兵盟约，而安南方面则适当照顾明廷面子，上表以示恭顺。消息传到北京，朱瞻基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前明军统帅、英国公张辅以及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竭力反对，主张增兵安南。而两年前即知朱瞻基心事的二杨，不失时机地提出罢兵，说：“兵兴以来，天下无宁岁，今疮痍未起，而复勤之兵，臣不忍闻……今请抚而建之，以息吾民。”这实际上就是朱瞻基本人的观点，他立即表示：“卿二人言极是。”｛157｝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安南战争，终于就此落幕。虽然此事收场方式不够体面，但朱瞻基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还是做出了勇敢的选择，这比他的祖父强很多。
征安南这件事，跟朱棣办的其他事，还不太一样。既有合乎情理的一面，又有蛮不讲理的另一面。最初，出兵也算应安南合法君主之后的请求，尽宗主国的义务，在当时总的来说是正义的。可是戡乱的责任尽到之后，朱棣却起了贪心，吞并其国，这完全是野心家本性的发作。这一点，一比较就很清楚——在他之前的朱元璋，和在他之后的朱瞻基，都不具备这性情，所采取的立场也都比他理性。
其次，对这件事哪怕我们宁愿从极端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不以为他不讲信义，反而称道他雄才大略、勇于拓疆——即便如此，二十年里国内百姓所承受的痛苦，和国家大量财力的抛掷，也是无法漠视的。征安南之首役，中国一次即动用八十万大军，超过后来北征鞑靼的规模，庶几举国兴兵，耗费之巨可想而知。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老百姓锅里、口里搜刮！这且不说，然后在安南一拖二十年，明明深陷泥潭，却为了个人面子死不抽身，而让国家背此沉重负担。永乐名臣解缙一度任交阯参议，比较了解安南的实际情况，他曾对朱棣“力言”，安南“得其地不足郡县”，只宜当做羁縻之国，与它建立“宾贡”的关系，但“文皇不悦”，听不进去。但最后结果证明解缙是对的，谷应泰评论道：“至是【指中国撤兵】言始验。”｛158｝朱瞻基做出撤出安南决定的理由是“息兵养民”，等于公开承认朱棣二十年的安南政策“兴兵害民”。专制君主的个人英雄主义，往往以民生凋敝为代价。
单单安南事件支出的军费已极庞大，再加上营建北京、造南京报恩寺及大琉璃宝塔——耗资二百五十万两、投入十万夫役，历二十年才完工——等巨型工程，以及郑和六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不可能不伴以横征暴敛。朱棣在位时，没人敢说真话；他死后，宣宗朱瞻基下诏求言，这时才有人敢讲真话。湖广左参政黄泽上了一道很长的折子，全面抨击永乐朝政，称“今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按：耕耘本男子之事，此语盖谓男子悉被抓丁充役，田间普遍要靠女人耕种】；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进而，就永乐之弊提出以下具体批评：
向也【一直以来，指永乐年以来】，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指北京工程】，江南疲于转输【大量物资要从南方输往北方，以供营造和战争之需】……向也，料差日繁，饥者弗食，土木屡作，劳者弗休。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运输及战争对马匹需求太大，以致为官府养马者由于不能完成任务，只好卖掉孩子换回马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由于同样的原因，租种官田者不得不靠典妻来完税】。｛159｝
显然，黄泽所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朱瞻基没有生气，而是“嘉纳之”，承认他言之有理。
就是在这情形下，朱棣居然双线作战，深陷安南泥潭的同时，又在北方连续发动五次对两大蒙古部落鞑靼和瓦剌的亲征。五次北征分别是：永乐八年征鞑靼，永乐十二年征瓦剌，永乐二十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
连续对蒙古部落亲征有无必要？肯定地说，有必要——如果确实收获了有人所称颂的“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160｝的成果。因为明代大部分时间来自蒙古部落的威胁和骚扰，证明了这件事的必要性。然而“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明显没有达到目的，否则绝不应该仅隔二十年就发生“土木之变”，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生俘的如此严重的危机。
五次北征，被很有气势地形容为“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像犁地一样把蒙古人的地盘连根翻了个底朝天。单看这些形容词，我们会以为朱棣给予敌人以何其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但细看随驾亲征的官员所做记录，则令人满腹狐疑。
翰林检讨金幼孜，跟随朱棣参加了永乐八年、十二年两次北征，其间，逐日记录经过，后成书《北征录》（亦称《北征前录》）、《北征后录》，是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师出北京，一路游山玩水、狩猎赏景，所获者野马、狡兔、黄羊耳，金幼孜能够记录下来的朱棣谈话，也无非“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汝等观此，四望空阔，又与每日所见者异”一类品鉴风光之语。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报第一次军情：某胡骑都指挥使“获虏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之后，敌又无踪影。直到六月九日，总算见到一小股比较整齐的敌人“列阵以待”，“上麾宿卫即催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这“十余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惊天动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战役。后面，仅偶遇“游虏”而已。六月十四在一河边发现“游虏”，“虏怆惶渡河，我骑乘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161｝。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军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征结束。
“获虏一人”、“追奔不十余里”、“生擒数人”……这就是永乐大帝从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历时长达五月有余、用兵五十万，如此波澜壮阔的北征，所取得的“自古所无有也”｛162｝的辉煌战果吗？而且最奇的是，“虏由是遂绝”——只抓了几个俘虏，怎么会“绝”呢，又怎么“绝”得了呢？
跟第一次比，永乐十二年第二次北征，战果堪称“巨大”，但也不过“毙贼数百人”｛163｝，且是以“五十万之众”对“可三万余人”｛164｝极悬殊的兵力所取得的。
以后三次，就近于搞笑了。
永乐二十年的北征，三十万大军未至，鞑靼首领阿鲁台率部望风而逃，朱棣完全扑空。即便一贯极尽粉饰之能事的《太宗实录》，在添油加醋编造“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之余，也还是闪烁其词地透露了实情：“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165｝既称“远遁”，当然连影子都见不着了，何来“首贼”可杀，且至“数十人”？彼此矛盾，其说不攻自破。真实情况如何呢？此次北征系因阿鲁台的鞑靼部寇兴和（今属内蒙）杀明朝守将王焕而起，可是阿鲁台听说朱棣亲统大军来伐，就溜之大吉，朱棣根本没有跟他所欲“惩罚”的鞑靼人交上手。没找着鞑靼人，他就拿另一部落即东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气，所杀数百人亦属该部落，而且多为老弱平民。时任礼部郎中的孙原贞随军参战，他描述说，蒙古人在明军将至之前，“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166｝。如入无人之境，杀俘老弱平民，这也算“盖世奇功”？
第四次即永乐二十一年的北征，如出一辙，阿鲁台又使用“敌进我退”这一手，朱棣则再次扑空，再次“如入无人之境”。他正懊丧之际——《明史》的说法是“帝方耻无功”｛167｝——另一蒙古部落首领前来归附，朱棣总算可以搪塞一把，就像前一次杀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战果那样。
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索性空手而回，连可以冒充的“战果”也没有。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辄【应为“辙”字之误，抄者所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人【应为“久”字之误】”。“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168｝无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师”，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多伦）一命西归。
如雷贯耳的“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实情原来如此。
每次北征，均出动二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的人马，声势这么浩大，但遭遇的敌人往往仅千百，最多一次“可三万余人”。这就好比动用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解一道最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式。明显多余，明显不上算。朱棣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我替他分析，可能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老话题了——作为非法的篡位者，他亟须以种种“不世”之伟业，来为自己正名，树立威信。我们看，即位以来他就不断折腾，而且全是极大的动静，几乎没有一天停歇过，最后连死都死在实施“壮举”的过程中，可见其心理压力之大。说实话，这也真够难为他的了。
第二，他是个很虚荣、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以厕身于历史上的伟大君主行列；或者说，他所理解的伟大君主，应当是轰轰烈烈的，气吞山河的，建立丰功伟绩的。这一点，跟他父亲颇不相同。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沙漠，是史上光复中华的第一人，原本很有理由自视甚高，然而他反倒相当谨慎，一生很少追求大而无当的虚荣，治国的基本思路是务实——国家一旦统一，立即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国防思想注重构建牢靠的防御体系，对外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修建南京，没搞过什么太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事。朱棣则是另一极端。试看从燕王时代到驾崩榆木川这二十来年时间里，他先后发动一场全面的国内战争（“靖难之役”）、六次大规模对外战争（一次对安南，五次对蒙古诸部落），决定并实施迁都和对北京的营造，六次派超大舰队远航，此外还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运河、修建大报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时代的三十年，好不容易从战乱中恢复并重建的经济，就被他如此没完没了的好大喜功挥霍掉。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为“伟人”。他的大臣们都懂他这心思，所以在每次明明华而不实的北征之后，纷纷献上如此的赞歌：“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刘邦】哉？”｛169｝“乘舆所至，盖汉武【刘彻】唐宗【李世民】所不到者。”｛170｝“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万世不拔之功业”｛171｝，“自古所无有也”，“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172｝别人歌功颂德不算，朱棣自己在北征途中，所到之处，也迫不及待地留名，树碑立传，制铭刻石，大书“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于铄六师，用歼丑虏”｛173｝之类的豪言壮语。
第三，或许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疑心朱棣五次兴致勃勃的北征，除展现其“雄伟抱负”外，也兼带有游山玩水之打算。其实，这样揣想朱棣并不见得过分，喜欢游山玩水，向来是帝王们的传统，那些性情不安分、爱折腾或自以为胸怀宽广的帝王，尤其在皇宫和京城待不住。秦始皇是个例子，隋炀帝是个例子，朱棣的六世孙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例子，以后的康熙、乾隆也是个例子。这几个人性情都比较“恢弘”，不能做到安安静静，故而喜欢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单说明朝皇帝，就是安静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很少离开；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这几个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兴致，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绝，过于安静，以致躲到西苑里不出来，钻研他的道教，许多大臣多年欲见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跟他们不一样，当燕王时他就带着兵到处跑，做了皇帝更闲不住，让他憋在京城和宫里，估计八成会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论在南京或后来的北京，正经待在那里的时间极有限。从他北征途中见着塞外风光而发的感慨，分明可以感到，除了是“御驾亲征”的天子，他也很有一番旅游者的意识，到处勒石留言，跟今天每每在景点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游客似乎没有多大分别；此外，对朱棣来说，塞外也算故地重游了，年轻时作为燕王他曾统军来到此地，所以不能排除他现在以当了皇帝的心情，到此旧梦重温，别样地体验往昔的荣光——人都是怀旧而自恋的，朱棣恐怕尤如此，他在给金幼孜等指点塞外风光时，言谈话语间很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炫示感。
第四，朱棣的北征，是他缜密谋划的某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涉及迁都北京、削藩这两件对巩固其到手的权力至关重要的大事；换言之，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他必须走出北征这招棋。思考不妨从这里开始：御驾亲征究竟有何必要？实际上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性。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也搞过一次北征，但是他没有也不必亲自出马，而由燕王朱棣和晋王朱棡担任统帅。历史上，皇帝向来不可轻动，如想表示重视，派亲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义出征，规格就足够了。征安南的时候，作为军事行动，其规模尚在北征之上，朱棣更有理由重视，但他却未自己挂帅。他何以单单对北征如此热衷，每次皆躬亲其事？还有，从前面所述可知，五次北征的隆重上演，实际上是小题大做，甚至所谓敌情也纯属子虚乌有，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我们可以留意，在时间上，北征恰恰是随着营建北京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以及工程开工日近而发生的。我们当还记得，永乐五年徐皇后病故，朱棣借机把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