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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忍成历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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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不取，待视察完毕由蒙方统一移交。许大使表示同意。
勘察从现场北端看起，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至200米处有一段带舷窗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处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处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东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许大使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让孙一先等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叶群，是惟一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被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数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坠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像蜡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机上人员是做了些准备的。
许大使让孙一先等人抓紧落日前的阳光进行拍照，同时对现场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蒙古方面基本保护了飞机失事现场；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着陆时失去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但不知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据笔者了解，70年代初，因巴基斯坦发生水灾，中国政府向巴发放了为数不多的无息贷款，作为还贷的一部分，当时的叶海亚总统将巴方购买的三架英国三叉戟飞机以实物还贷形式转让给了中国。那时，在广州白云机场、北京首都机场和一些三叉戟航线上，经常能看见一些大眼睛、皮肤黝黑的巴基斯坦技师在培训我们的飞行员。
按蒙方意见土葬死难者
视察完现场后，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为灰烬的飞机机头旁讨论尸体处理问题。高陶布司长一再强调蒙古没有火化习惯，而且已裸尸三天令人不忍，必须立刻土葬。许大使观察了一下现场，也觉得当地根本没有火化条件。根据国内提示，便同意了按蒙方意见进行土葬。蒙方建议，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上，面向东方，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着吉祥。
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来到飞机主机西北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墓穴。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天完全黑透了，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士兵。这班士兵还穿着夏季军装，在寒风中冻得瑟缩发抖，嘟嘟囔囔颇有怨言。许大使让孙一先拿来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蒙古民族是一个好饮酒的民族，乌兰巴托酒厂生产的白酒不好喝，而苏联的伏特加度数又不够，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战士们立刻精神抖擞，叽叽呱呱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回到温都尔汗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中蒙双方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便下楼与蒙方人员一起用餐。由于对方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大家虽然鞍马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为了酬谢蒙方人员的合作，许大使又拿来几瓶汾酒、一听罐装中华香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便活跃起来了。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这个问题饭后商量。”许大使趁机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高陶布说，飞机在空中时没人看到，但燃烧时火光冲天，有人看到了。至于飞机迫降原因，也许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对于第二天安葬事宜，许大使提出四项建议：
一、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二、按照蒙古习俗，在墓顶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三、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中方，我们写张收条。
四、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高陶布表示他们要研究一下，还要向上级请示。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中方人员正准备就寝，蒙方又提出马上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9月16日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谈判部分见后）。双方协议当天为死者举行安葬，然后双方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9月16日上午7时30分，双方人员再次乘车驶往苏布拉嘎盆地，在途中发生了一起事故。许大使和沈庆沂乘坐的汽车因司机车速过快，在丘岭间颠簸前行时，一个塄坎将车高高弹起，坐在后排的沈庆沂鼻梁蹭在车棚横梁上，擦破了好长一块，血流不止，眼镜也蹭掉了。幸亏许大使坐在前排死死抓住了车把手，否则也要受伤。车子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后面大车上的医疗小组救援。古尔斯德专员上来后看到这样情景大为恼火，咆哮着将那个司机训斥了一通。
上午9时30分，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到达现场。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的秋气显得格外浓重。许大使嘱咐随行人员利用天气晴朗光照好的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特别注意观察飞机失事的原因。多拍些照片，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高布陶司长询问许大使，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逐个进行检验？许大使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尽管如此，双方对尸体仍然看得比较仔细，我使馆人员从各个角度拍摄照片。蒙方摄影人员除了拍摄尸体外，还对准许大使和随员拍个不停。
上午10时许，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尸体旁。大家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驱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许大使的意见，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嚓喀嚓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用劲按住棺盖钉上钉子，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往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刚到的卡车对许大使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在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许大使表示同意，并感谢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后，许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后执铲做象征性填土，接着使馆其他同志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谈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谈蒙方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许大使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一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埋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一段机翼放到墓上，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气口环放在墓顶，蒙方接受了。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拉来放在坟顶上，一眼望去，明晃晃的十分扎眼，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著的航空标志。随后，许大使带领使馆人员站成一排，怀着难言的心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
艰难地谈判
在第一天视察现场后，蒙方便提出要签署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双方连夜进行谈判，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多次发生激烈地争执，关键在于飞机的性质是“军用”还是“民用”。
安葬遗体后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送来他们起草的《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许大使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视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某些方面态度很强硬。他们虽然不再称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对方抓住“军事”不放，显然是别有用心，想在政治上置我于不利地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坚持是我方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主意已定，心情里反而松弛下来，竟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凌晨1时文件翻译完毕，我方人员立即研究，准备了应对方案。
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许大使首先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合作表示感谢，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修改意见：
一、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二、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应标明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三、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物，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方提交的《安葬纪要》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安葬。
大使发言后，蒙方建议休会10分钟。然而以后蒙方却迟迟不来复会。大使利用这个时间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此时外电报道，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他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很可能与这架失事飞机有关，这更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匆匆往邮电局跑，很可能是急于向上级请示。许大使考虑形势紧迫，此地不宜久留，要尽快回使馆向国内汇报情况。他让孙一先通告蒙方，鉴于我国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回乌兰巴托后继续会谈。
在蒙方要求下，上午10时15分继续复会。桑加上校对许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因为死者都穿军装，并带有枪支”，我方坚持飞机上那个女性是非军人，现场还有她一双白皮鞋。而且“文革”期间，我国民航均由空军管理（蒙古民航也是由空军管理），不能以军人驾机就片面认为是军用飞机。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唇枪舌剑非常紧张，谈判陷入僵局。谈判在温都尔汗进行了五轮，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蒙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单方签定了《现场调查纪要》和《安葬纪要》。一场夜以继日的紧张谈判不欢而散。这时中国使馆打来长途，让许大使速返乌市，想必国内急于得到飞机失事的情况。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事后回想起来，蒙方强调“军用”二字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由于当时国内没有讲明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只是告知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驻外机构必须按上级指示和口径办事；同时蒙方一再强调飞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由于自身不明原因坠毁”，似乎在有意躲闪什么。加之不久前，苏联以间谍侦察为名，在某军事敏感区上空将一架他国民航客机击落，这就加重了我方对飞机坠毁原因的怀疑，在实地勘察中也偏重这方面调查；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我们没有提出索要，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使馆人员当时没有这方面常识，国内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据航空专家讲，三叉戟“1E型”已装有“黑匣子”，这使对飞机失事的调查缺少了许多宝贵资料。其实早在许大使到达失事现场之前，“黑匣子”和飞机上的一个发动机已被苏联人取走了。就在许大使离开现场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又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墓穴，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架起大锅煮烫去皮后带回莫斯科（苏联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
回到乌兰巴托后，许大使立即向外交部做了汇报，根据国内指示就尸体和遗物索要工作继续与蒙方交涉。中方急切的态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为了防止蒙方要价，许大使奉命停止了外交交涉，并派孙一先带着有关资料返回国内汇报。
我的姥爷孙继述
小时候，姥爷在我的记忆中很遥远。我在南国广州，对远在东北沈阳的姥爷只有一个浅浅的印象。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母很少提及他，只知道沈阳的姥爷生活低调，长期赋闲在家，但有知识，手很巧。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经济和科技尚不发达，姥爷给我们寄来了自己制作的矿石收音机。那用硬纸板压出的弧形机壳，用红色电线做出的刻度盘，犹如一件工艺品，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着实让我们这些外孙们惊诧不已且爱不释手。到了60年代，姥爷又给我们寄来了用塑料肥皂盒做的半导体收音机。1968年我参军入伍，正值文化大革命，按部队规定，战士是不允许使用半导体收音机的。可是我太喜欢了，于是，我采取瞒天过海之术瞒过连长的检查，将这个冒充“肥皂盒”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到了连队。尽管当时不便使用，但它却在我的行囊中伴随了我的军旅全程。
长大了，我逐渐对姥爷有所了解。记得是1979年3月上旬，我恰从广州回京探亲。父亲刚刚解除审查回家的第四天，有人来访，我去开门。见门口站着一位身着军装、略显福态、慈眉善目的老人，旁边还有位清瘦的女同志。他们用浓重的东北口音问到：“这是孙辛女儿家吗？你是孙辛什么人？”谁是孙辛？我一时愕然！后来我得知来访者是军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和夫人白竟凡阿姨。他们不仅是父亲在冀中军区的老上级，也是延安时期与姥爷同在“东干队”的领导。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姥爷曾经使用过两个名字，参加革命前叫孙继述，参加革命后叫孙辛。
后来我回到北京，离东北近了，与姥爷接触多了起来。加上我在部队曾做过无线电报务员，和姥爷过去曾是同行，因此共同语言也格外多些，日久天长，我对姥爷有了更多了解。
投身抗日
姥爷1911年出生在沈阳市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虽不富裕，还算殷实，兄妹5人均受到过良好教育。
16岁那年，受父母之命，经媒妁之言与比他大一岁的姥姥结婚。听姥爷说，结婚前，在双方家长策划下，曾在沈阳中街的一家杂货店里“偶遇”过一回，远远地“瞄”了姥姥一眼，长得咋样也没怎么看清楚，成亲那天不免有些忐忑。进洞房后掀开姥姥的盖头，只觉眼前一亮，哎呀！长得还挺漂亮。
18岁那年，姥爷从沈阳电报学校毕业就业于沈阳电报局做国际电报报务员，邮电局属国家公务员系列，每月工资80块现大洋。按当时的物价，生活绝对是温饱有余。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在不做亡国奴的思想驱使下，姥爷毅然携家眷（姥姥、母亲、）离开沈阳赴天津，在天津电报局任打字员、无线电报务员。
1937年“七七”事变，天津也沦陷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命令天津电报局停业并决定：职工家在北方的一律停薪留职；家在南方的可去南方各局就业复职。
根据这一规定，姥爷属停薪留职一类。但他既不能回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老家，这有违当初逃离沈阳的初衷，又不能继续留在正沦为日本人统治的天津。为了寻找生计，只能将姥姥、母亲、舅舅寄放在沈阳的大哥家，孑然一身投奔汉口交通部要求复职。临别时与姥姥约定：“打不倒日本我不回家，打倒日本要饭也要回家！”满怀生离死别的悲愤，姥爷乘船离津绕道香港，经广州抵达汉口，并获准在汉口电报局国际电台工作。
在当时的形势下，汉口本应呈现一片同仇敌忾积极抗日的景象。但战时的武汉灯红酒绿，到处可见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日。所幸姥爷有读书看报的习惯，他从《新华日报》上经常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消息，同时从三联书店的进步书刊中得到启迪。姥爷不仅萌生而且坚定了投身抗日的信念，也确定了投奔革命的方向，到延安去！
此时恰逢西安电报局要报务员，姥爷便申请到西安电报局工作。在国共合作期间，西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和东北救亡总会。由于这些机构的合法存在和活动，西安街头到处可见抗日救亡的标语，这就更坚定了姥爷去延安的信念和决心。
去延安
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各界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但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参加革命并非一件易事，要冲破重重险阻，须经受重重考验。
根据当时规定，电报局的报务员即视为国家公务员，若擅离职守即是非法行为，何况是去投奔共产党。因此首先必须取得合法手续离开电报局，惟一的选择就是请病假获准离开。
其次，去延安参加革命还需要相当单位的介绍。姥爷是经过“西安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但如何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办理去延安的手续还是一大难关。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周围遍布国民党的特务，必须提高警惕，稍有不慎即会被跟踪和绑架。
从西安去延安是第二难关。原有的交通工具已被国民党阻断，去延安只有徒步而行，800里路程要走十几天。不仅如此，由于去延安途径的大小县城、村镇都有国民党军特驻守，对去延安人员倍加注意，时有绑架发生。因此只能躲开城镇一路绕行，食宿在偏远的乡下，这对于城市青年来说也是一次磨练和考验。姥爷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毛主席说，……你们来延安参加革命要学会三件事。第一件你们已经做到了，你们步行800里走到延安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你们还要学会开荒种地；也要学会打草鞋……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我党在延安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并在敌后建立了“抗大”分校，培养造就了大批党的干部，成为敌后和根据地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姥爷是1939年4月底到达延安并进入“抗大”八队学习，他将原名孙继述改为孙辛，3个月后提前结业调到抗大直属二队（即“东干队”）学习。
“东干队”全称为“东北干部工作队”，队长是张学思同志（张学良的胞弟，建国后曾任海军参谋长），副队长是高存信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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