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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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干队”全称为“东北干部工作队”，队长是张学思同志（张学良的胞弟，建国后曾任海军参谋长），副队长是高存信同志（东北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之子，建国后曾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和罗文同志。学员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军的中下级军人和原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这些人是我党为收复东北储备的骨干。在技术干部里只有姥爷是做电信工作的，还有两名医生和4名朝鲜同志。

“抗大”的学习虽是短期的，但相当紧张，除讲授军政一般理论外，还有哲学、联共（布）党史等马列主义基础课。讲课的教员都是些知名学者和中央领导同志，有时还能听到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讲话和周副主席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

“抗大”的学习和生活是比较艰苦的。窑洞是宿舍，露天为课堂，每人一个小马扎既是课桌又是坐凳，上课开会随身携带。吃的是小米，菜金每人每天一分钱，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一元。

尽管生活艰苦，但业余生活仍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学校经常可以看到话剧、京剧和歌曲演唱会。各单位自己动手排演一些小型文艺节目，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在大的集会会场上更是歌声不断，此起彼伏，“抗大”的啦啦队生龙活虎甚是活跃，很有知名度，连当时美军观察团和一些国民政府的官员来此参观都深受感染。

延安开展体育活动虽受到地形和器材条件限制，但篮球运动还是较为普遍，在篮球场上时常能见到朱德、贺龙等中央领导的身影。

开赴敌后

1940年抗大“东干队”结业后，全队集体调赴冀中军区，姥爷被分配到司令部三科任通讯参谋，分管司令部的电台和电话通讯工作。在冀中姥爷和在作战科当参谋的我的父亲同在一个司令部工作。后来，每逢说到这一段，姥爷总会自嘲地对我说：“哼！那时在我们这些老参谋眼里，你爸不过是一个只会接电话的小参谋。”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困难阶段，冀中根据地是靠近京津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日寇占据津浦、德石等铁路沿线，筑有碉堡，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斗争非常残酷，冀中的部队已没有条件集结进行大规模地运动作战。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冀中军区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把军区机关疏散到六分区的各个游击小分队坚持敌后斗争。当时武器弹药稀少，并优先保证一线作战部队。像姥爷这样的技术干部仅配给一颗手榴弹。姥爷说，这颗手榴弹是最后留给自己用的。姥爷曾自豪地对我说：“当年在冀中打鬼子，使用挑门帘子战术，我们在门后躲着，鬼子进来一个我们整死一个。”说得煞似轻松自如。但我也当过兵，很清楚被鬼子堵在屋里那种走投无路的滋味。整死一个好办，来一群呢？

为以防万一，不给敌人留下可以证实个人身份的东西，部队将所有的文件统统销毁，姥爷的一枚“抗大”毕业证章是无意中滑入衣服的夹层角里才得以保存下来。

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姥爷调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司令部通讯参谋和在职报务员培训队队长。当时冀中各部队报务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战指挥，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来自各部队40余名现职报务员参加了培训。由于战争形势恶化，鬼子连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培训队根本没有集中训练的条件。无奈之下，姥爷和指导员只能各带一个培训班分散活动。一次几乎与敌人遭遇，他们发现敌情后及时转移到山上。此时正值严冬，由于衣着单薄，不少同志被冻伤。

重回延安

1943年底，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为大反攻接收城市做好组织准备，军委三局决定在延安通信学校开办有线电报培训班，姥爷从前线调回“延安通校”任专职教员。

培训班的学员都是来自各部队从未接触过有线电报的通讯人员，约40名。授课没有教材，姥爷运用过去电信学校所学的有线电报常识和在国民政府电信部门的实践，亲自编写了《有线电报通报用语》小册子，要求学员下工夫熟记通报英文用语，同时概要地讲授了电磁学。为了掌握有线电报的通报技术，给学员的实践机会，姥爷利用仅有的两部音响机分别装到两个窑洞里进行实际操作收发电报训练。通过近一年的学习，学员基本掌握了有线收发报技能。

另外，姥爷利用课余时间给学员们介绍了国统区几个主要城市有线电报的几种机电设施和使用情况以及国际国内无线电台的设施和通报情况。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了解放后邮电系统的领导和骨干。

挺进东北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8年浴血抗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告终，然而蒋介石却下山摘桃子了。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以5个美械主力军向东北发动进攻。摆在我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巩固和扩大解放区。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报告，高屋建瓴地指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中央随即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组成了由2万名干部、22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的庞大班子和约11万部队向东北挺进。

1945年九十月间，中央军委三局派姥爷从延安来到东北，分配在西满军区司令部任三科副科长。

司令部进驻郑家屯（双辽）后，政委李富春指派姥爷筹建地方邮电管理机构，成立西满邮电管理局，被任命为代理局长。该局在西满军区司令部领导下，接管西满地区邮政、电信和电业（发电厂）机构，恢复并发展地方邮政、电信和电业业务。姥爷对我说，刚进入双辽，到处可见日本人遗弃的物资装备，东北野战军可发大财了。他甚至在一个日本遗弃的军医院里收集到不少药品和医疗设备，还有几个未来得及撤退的日本籍医护人员。他不仅动员他们参加了民主联军，还和吕正操司令撮合成一对日本医护人员的婚姻。到达双辽后，姥爷托人到沈阳将姥姥、母亲、舅舅接到了双辽。

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辽北地区进扰，邮电管理局奉命将大部分人员疏散至白城子，在白城子成立了西满邮电管理局的办事机构。齐齐哈尔市解放，姥爷率部进城，并接管了齐市邮政、电信和电业局。

齐齐哈尔解放不久，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我军曾一度准备撤出齐市，根据李富春政委指示，要做好再次打游击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为此，姥爷组织邮电干部职工除将电信局的无线发射台和器材移交给新华社外，又搜集了一些西药和医疗器具交给部队使用。

齐齐哈尔市是当时西满较大的城市。姥爷接管该市邮电和电业后，除了支援部队通信工作外，当务之急是保证对全市的供电。因为它影响全市粮食加工、报纸出版及生活用水和照明等。但当时齐市对外交通已被国民党阻断，煤无来源，电厂不能正常供电，这无疑是对我们新生政权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邮电管理局发动工人挖出电厂内铁路专线下残留的散旧煤，混合废油代煤发电；也曾拆用日伪军的木质马棚以木代煤发电；最后不得以还用电信局库房内的木质电柱来代煤发电。

在此期间，姥爷组织干部职工还接管了当时的嫩江地区邮电局以及毗邻的黑龙江省和内蒙古的部分邮电局，打通了各邮电局及辽北各局间的邮路和电路通信，从而在西满地区以齐市为中心较全面地恢复了邮电业务。同时，为开通电报业务需要，恢复了电信学校，培训了大量报务员。

东北邮电管理局于1946年10月在哈尔滨成立。姥爷11月从西满邮电管理局调总局任副局长，分管电信工作。当时国民党重兵压境，欲将东北野战军就地歼灭。中央根据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决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主动让出大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组织群众，搞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根据地，支持东北的解放战争。哈尔滨市是我东北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当时国民党正沿中长铁路由南向北进扰，已到达哈尔滨以南的陶赖昭，我东北党政机关已做好撤离准备。

东北局责成姥爷代表总局接管中长铁路以东的合江、牡丹江、吉林三地的邮电管理局和所属邮电局，统一开展邮电业务，支援解放战争的军事通信和开展城乡邮政业务。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和繁忙的工作中，姥爷利用休息时间拟定了东北邮电管理局的《电报、电话业务暂行章程》并经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颁布。此时他还兼任吉林邮电管理局局长。吉林省的延吉市是朝鲜族聚集地区，百分之九十五是鲜族人。姥爷在该地开办了一个40至50人的邮电学校，就地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邮电干部。至此，除了哈尔滨以南的中长铁路一线的几个城市和邮电局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外，东北解放区的邮电机构都由总局接管下来，并初步开通了邮电业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哈尔滨市电信局当时是东北解放区较大的电信局，又是当时东北解放区电信线路的枢纽所在。因此，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后，为了对各管区统一进行由点到面的技术、业务督查，东北局确定哈尔滨电信局为东北解放区的电信中心局，在技术、业务上对各地区的电信工作进行协助指导。为此，1947年10月，总局指派姥爷兼任哈尔滨市电信局长，同时还兼任该局电信处长。电信处成立后，建立健全了各管局电信技术和业务的管理规章制度，组织维修了以哈尔滨市为中心通向各管区的主要电信线路，如抢修五常——舒兰一段线路，这是通向吉林省邮电管理局的一条主要干线，也是为解放长春准备的一条外围电信线路。

确保辽沈战役进军号令的顺畅下达

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我东北野战军根据党中央部署，由北向南横扫国民党败军，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初夏，我军解放了陶赖昭松花江以北地区，国民党向南节节败退，逃窜中炸毁了陶赖昭松花江大桥，并将黑龙江双城至长春间的铁路和长途信线路全部炸毁破坏。当时哈尔滨以南的火车和长途电话只能通到双城，我军为了解放战争的需要，为确保辽沈战役号令的顺畅下达，决定全力以赴沟通哈尔滨至长春的通信联络，并将修复任务交给了哈尔滨电报电话局。

哈尔滨至长春的长途信线路原有一条架空明线和一条日伪时期敷设的地下电缆。架空明线因裸露在地面，电话杆被严重毁坏。要重新建设，当时的财力、物力、时间都不允许。最有希望修复的是地下电缆，但因地缆的埋设走向和破坏程度都不清楚，地缆入孔内还有敌人埋设的炸弹，且沿途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的骚扰，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哈局”挑选了政治素质好、技术水平高的线路员与东北民主联军通信三处联手，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沿着埋设地段逐段地进行测试检查，并在遭破坏处做了标记。

1947年底，我东北野战军继续向南挺进，驻守在陶赖昭松花江桥南的国民党军队逃离，哈尔滨电报电话局再次派人，在野战军三处协助下，检查双城至卡伦镇地下电缆情况。他们从双城出发到三岔河，逐段、逐孔井检查，一直查到卡伦镇。当时卡伦镇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地区，以南是尚未解放的长春，线路附近常有逃亡地主、土匪和国民党散兵袭击。时值数九隆冬、寒风凛冽，多数老百姓跑到解放区去了，没有走的连冻带饿走起路来直打晃。抢修队经一个多月艰苦工作，顺利完成了三岔河至卡伦镇地下电缆的调查任务。1948年春夏之交，兼任哈尔滨电报电话局长的姥爷再次派人三赴前线抢修通信线路。因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战争环境，上级从黑龙江、吉林等地邮电部门抽调了精兵强将，吉林省军区调来九九式步枪40支，子弹2000发；吉林省政府支援胶轮马车8辆，战马30匹组成了武装工程队。工程队的同志白天武装抢修，夜间和衣而睡，轮流站岗放哨；饥一顿，饱一顿，还时常遭受土匪袭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完成了哈尔滨到长春长途通信抢修任务。不久，辽沈战役打响，哈——长通信线路保证了战斗号令的顺畅下达，武装工程队因此集体荣立三等功。

接收长春、沈阳邮电局

济南战役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中央对解放的大城市接收工作下达指示：今后对大城市的接收工作，除要贯彻有关政策外，还要按组织有交、有接、有序地进行接收……

吉林解放后，东北局成立了接收长春的军管会，姥爷是军管会邮电系统的军代表。他率队经九台到达卡伦时已经夜幕降临，当时长春市尚未全部解放。国民党60军起义部队已经向人民解放军交防，并陆续开往指定地点接受整编。但局部战斗仍在进行，枪声不断，流弹四处乱窜。沿路上，邮电接收队伍遇到了总局线路工程队的同志，他们全副武装，一派战斗气氛。大家在战场相见，格外亲切，兴奋地互相打着招呼问候。

这时郑洞国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尚未彻底放下武器，直到第二天接收队伍才进入长春电信局。长春电信局是伪满时期东北最大的电信局，日本人为了全面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是下了大本钱的。局舍建设和电报电话技术设备当时在东北、乃至中国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尤其是电话容量大得惊人。姥爷兴奋地说，照这个容量，不扩容也足够我们使用30年！（1980年该局的电话使用量才达到设计容量）但长春被围困期间，电信局除市话机械室外，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队占用。动力室粪便满地，电报大楼的地下室被用做军队的弹药库，甚至在室内过道上还停放着一具尸体，在一个房间里还有被国民党遗弃的伤员20多人。由于对共产党缺乏了解，长春电信局内的职工绝大部分因无工作闲散在外，长期不上班。从接收情况看，这是个亟待整理的大乱摊子。

这时姥爷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孙辛改回了孙继述，以军代表孙继述的名义，召唤东北邮电职工返回工作岗位。参军前姥爷曾做过国际电信业务，在邮电系统有一定知名度。大家得知孙继述代表共产党回东北接收邮电，思想顾虑少了许多，很多老职工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

为了迅速恢复邮电业务，总局武装工程队主动承担了安全保卫工作，及时派人看守电报大楼的弹药库和处理国民党伤员。当时只有市内电话开通，但多为国民党军队使用。姥爷带领大家着手进行清理工作，控制了市内电话线枢纽——配线架，掐断了全部市内电话，采取逐一登记、逐一开通的办法，彻底清理了市内电话。在接收长春电信局的当天就开通了直达哈尔滨的长途电话，保证了野战军总部的作战指挥。

1948年10月底，随着沈阳的解放，总局令姥爷立即出发接收沈阳邮电局。接收沈阳的军管会设在沈阳的辽宁宾馆，主任是陈云、副主任是张学思，姥爷作为邮电系统的军代表，兼任沈阳电信局局长。

陈云同志对邮电工作的指示是：“为了政治影响，要在24小时内开通全沈阳市市内电话。”姥爷和同志们一道，利用电信局电信设备较完整、技术业务管理机构较健全的有利条件，在当天就开通了全市的市内电话，同时也打通了沈阳至哈尔滨的长途电话线路，新任沈阳市长朱其文同志参加了首次与哈尔滨的通话。

沈阳解放不久，总局由长春迁到沈阳市。为了加强总局与东北地区各管局的内部联系，总局请示了交通部部长古大存同意，由姥爷负责，在总局暂设无线电台。由于当时沈阳解放不久，电信部门留用人员很多，甚至还有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人员成分极为复杂。为了安全保密和便于管理，姥爷将这部美制450瓦发射机临时放在自己在邮电局的宿舍中，由两名自己的同志轮流值机。同时将电话二局库存的一部500门自动交换机经过整修拨给东北野战军三处专管专用；在二局为军用有线电报通信设置了保密报房；协助军区三处为苏军在沈阳的防空指挥部作战室安装了室内外线路和部分通信设备；拨给苏联空军一部单路载波机，做沈阳至辽阳两机场间的保密专用线路，并陪同苏联专家康纳不列夫等巡视了北满几个大城市的电信局。

担任中苏“热线”工程总队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它们千方百计地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封锁和破坏中国革命。国际上，随着美苏间冷战加剧，反映在通信领域，则是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更加激烈。

1950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当时中苏间通信靠短波电台联络，毛泽东出访苏联的决定，国内只有少数高层领导人知道，但美国报纸却公开报道了，蒋介石甚至还指派特务头子毛人凤制定了颠覆毛泽东专列的计划，铁路沿线的天津段甚至发现特务埋设的手榴弹。中方估计，完全可能是无线电码被破译。

有无线电常识的人都知道，无线电报是通过短波发射台发向天空，通过电离层反射后由收信机接收的。无线电波在宇宙空间是一种共享资源，保密系数很低。因此中国党政代表团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随访的中国邮电代表团与苏方邮电部签订了《建立电报电话联络协定》，决定修建北京至莫斯科间直达有线电信线路，以适应中苏间交往的需要。

北京至莫斯科间的国际电信线路，全长12000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陆上有线电线路。中国境内从北京经山海关、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我国边境城镇满洲里的国境线，与苏联远东通信线路接通。中国境内全长2478公里，东北地区（包括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为1900公里。工程任务是全线沟通两对可开通三路载波的铜线（3。5和2。9毫米径各一对），另根据国内通信需要架挂若干对铜线和铁线。这趟线路多是日伪时期留下的杆线，大部分在解放战争中或毁于战火，或被土匪盗毁。东北解放后，虽有部分段落抢修恢复，但按开通长距离载波通信要求需要重新改建。因此工程任务是绝大部分需新建或改建杆路、加挂线条、调整线位。全线均按我国电话专家侯德原设计的88式交叉调整交叉点施做交叉。在国际线路中还要完成哈尔滨至我国边境城镇绥芬河间的调整线位交叉工程，作为国际线路的备用线路。

为了完成这项规模庞大的工程任务，邮电部将它列为1950年的国家重点工程，全线开绿灯。东北邮电总局组建了由姥爷（副局长孙继述）兼任总队长的国际线路工程总队。供应处长白蕴章、财务处长孙绍迟兼任副总队长，分别负责器材、资金的筹措。工程师谢鼎为技术总负责人。总队只有六七个办事人员负责审查工程设计、审批器材和施工费用预算、器材分屯调拨、工程调度等工作。人员很精干，办事效率很高，急事不过夜、大事加班赶，甚至通宵达旦。

沈阳、锦州、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邮电管理局分别成立了工程大队或直属队，由各管理局局长或副局长兼任大队长或直属队长，连同总局工程队，共组建了9个施工队，每队30至50人。各管理局都从市县邮电局或驻段线务员中抽调觉悟高、技术好的线务员参加施工队，工人们都以参加国际线路工程为荣。

总队建立之初，对整个工程规模、沿线情况、原有杆线残存和可利用程度都不摸底，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说清从山海关到满洲里全线情况的人，特别是对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戈壁草原一段都没人去过。身为总队长的姥爷亲率工程技术人员深入沿线，逐段检查线路情况和施工及分屯器材条件，基本摸清了工程规模以及各段施工的难度。然后夜以继日地赶制总体工程设计、器材和工程费用概算、器材运输分屯计划，使这一规模宏大而又艰巨的工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0年4月初，东北邮电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修建国际线路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工程于5月1日开始，争取年底全线贯通。当时国家处于医治战争创伤的恢复时期。资金不足、器材匮乏、工程技术人员奇缺，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困难重重。在邮电部的苏联专家康纳布列夫疑虑地说：“这么短的时间，如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我给你们立碑！”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线路工人们真正发扬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总局队、长春等队在完成了山海关至沈阳间工程后，六七月份集中力量修通了齐齐哈尔至满洲里一线。这段线路原有杆线残存无几，完全要重新立杆架线。几个队分头从扎兰屯、牙克石、海拉尔施工，线路穿越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戈壁草原，不仅地形复杂，而且荒无人烟，气候异常，野狼成群，饮水也仅靠远地车运。施工人员住在帐篷或蒙古包里，中午戈壁草原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夜晚则降到10度以下。工人早晚上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