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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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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奇米诺和利马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他们将公共工程署这样一个卑微的市级单位变成了意大利最无耻、最赚钱的赞助发动机。1959…1963年间，即建筑热潮最火爆的时候，利马和钱奇米诺先后入驻公共工程署，并通过市议会将4205个建筑许可证的八成授予了五个人。当时，巴勒莫的大部分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公众投资的建筑业。于是，这座城市大部分的财富就通过这五个人被转移走了。
正如所料，这五个人并不是全国知名的建筑巨头，而实际上只是无名小卒。公共工程署只能将许可证授予那些有资质承担工程的土木工程师。然而有人却发现了一条始于1889年的规定，这条规定早在现代土木工程师资质认证之前就已存在。根据这条规定，获得建筑许可证的公司的花名册上需要有一位“大师级的石匠”或一位“有能力的承包商”。市议会保存有这些被认可人员的名单。利马和钱奇米诺体系里的五个最主要的执照持有者都在那张1924年之前的名单上。即使是这样，他们的资质证书看起来也十分像是伪造的。五个人中，其中有一个好像只是煤炭商人，还有一个就是个砖瓦匠。砖瓦匠后来在一处公寓住宅区里找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而那处公寓住宅区按说就是他负责监督建造的。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只是说，他是一个为了生存可以去干任何事情的人。他在许可证上签了名，只是为了给“朋友们”帮忙。
从“朋友们”的角度而非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巴勒莫的水泥麻袋”始于最底层。黑手党分子从前密切看护着柑橘林，而现在他们则密切看护着建筑工地。如果当地黑手党老板愿意的话，故意破坏和偷窃就能让任何一个建筑工程停下来。黑手党的第二层影响力还在于它拥有众多的小型转包商，能提供工人和原材料。即使没有利马和钱奇米诺的话，政治家和建筑公司也会在该层面上与黑手党势力达成妥协。在他们之上是一些大的建筑企业家，这些人在朋友、亲人、顾客和同伙之间形成了腐败网。我们调查的越仔细，这些网络就会越来越厚密，连接着当地的政治家、市政府公职人员、律师、警察、建筑承包商、银行家、企业家和黑手党分子。
这些网络的中心人物就是焦亚、利马和钱奇米诺。就如巴勒莫城镇规划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少壮派的方法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混乱形式。
这一规划早在1954年就开始了。但在1956…1959年问，每当这一规划将要最终确定下来的时候，上百条的修改意见就会为了回应公民的请求而被提出来，但据证实大多数公民是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黑手党分子及其亲属和同伙。这一规划最终在1962年得到批准。然而等到那时，公共工程署已经基于1959年的规定发放了很多建筑许可证，本可以用此规划进行管理的许多地方已经是公寓楼房林立了。甚至在1962年之后，凡是能接触到焦亚、利马和钱奇米诺的人也可以为了他们的利益改变规划，或者违反规划法之后再寻求宽恕。只有一次下令对违规建筑进行拆除，但却没有公司敢站出来履行合同将它拆掉。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方法里蕴涵着某种天才的智慧。这个城区规划就像那些为了决定谁能获得规划许可而制定出的规则一样是用来阻止非法建筑的。在利马和钱奇米诺的控制下，这些措施只是使得政治家手中握有的从事非法建筑的权力更为牢固。意大利人都很熟悉的一个痛苦的悖论就是：一个规则越是严格，政治家为回避这一规则所开的价码就越高。
这些方法中还有让人恐慌的因素。从佩科拉罗案例里就可粗略地看出钱奇米诺这位“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所带来的恐慌。1963年8月，一家建筑公司的合伙人洛伦索·佩科拉罗向巴勒莫的检察长寄去一封信，控告钱奇米诺贪污。这件案例起源于一件事，钱奇米诺非法地拒绝给予佩科拉罗的公司建筑许可证。与此同时，这个被允许在邻近土地上进行建设的许可证却授予了西西卡萨公司，而事实上这个成功提案在许多方面都违反了规划条例。
佩科拉罗的公司为应对工程遇到的障碍通过中间人与钱奇米诺进行接触，中间人是一个土地开发区的黑手党老板。接触似乎带来了结果，钱奇米诺保证发放许可证。但就在那时，一场市委工人罢工将此耽搁了。等罢工结束，佩科拉罗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而失去了黑手党分子的支持。钱奇米诺又实行了新的策略：佩科拉罗的公司的管理者们被告知只有存一大笔贿赂金给西西卡萨公司才能获得许可证。
佩科拉罗在给调查官的信里说出了一个证人的名字，他曾指出钱奇米诺是西西卡萨公司的一个秘密合伙人。佩科拉罗还说到他有一盒录音带，记录的是钱奇米诺吹嘘西西卡萨公司曾给他一套免费的公寓。佩科拉罗宣称在他拥有的另一盒录音中，大家能听到一个公证人坦白道，为获得规划许可证而支付的巨额回扣通过他这一渠道转移到公共工程署。在西西卡萨公司案子发生之后、佩科拉罗还未提交给检察官报告之前，黑手党的老板和西西卡萨公司的三个合伙人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尽管证据确凿，收到佩科拉罗检举信的那位法官却认为起诉的理由不充分。一年之后，这个案子才得到议会调查委员会的审查。但是审查刚开始，洛伦索·佩科拉罗就向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说他以前对钱奇米诺的指控是“错误信息导致的结果”。他还进一步说道，关于钱奇米诺贪污的造谣是起始于一些和钱奇米诺有个人和政治恩怨的人。佩科拉罗最后总结说，钱奇米诺“总是因为他的谦逊和诚实而成为我们的楷模”。这一事件就此结束。
钱奇米诺和利马是他们那个时代最臭名昭著的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也是走在财富和权势这条崭新而又蜿蜒的道路上的最快旅行者。几十年来，一群政治家们将西西里的基督教民主党变成了一个客户众多、党派林立、隐秘联盟和公开仇恨不断的迷宫。甚至连曾经试图了解这一切的资深新闻记者都感到无法深入这个迷宫。60年代末期，一位资深记者报道了被他称为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的重要人物。一进入这个政治家在巴勒莫的新寓所，记者就看到：
大理石的内室，古代大师的油画，各种风格的家居，保存完好的灿烂的古代黄金艺术品，陈列的宝石、钱币和考古文物，无价的象牙十字架和大肚子的玉佛像混杂的放在一起。我惊呆了，就好像是偶然发现一艘装满成堆战利品的海盗船一样。我所说的那个大人物就坐在那里，穿着一身睡衣，正和来自该地区的竞选首领们一一拥吻。这个人在其政治生涯初期我曾见到过，那时他还一贫如洗。我禁不住想到底是什么魔法使得黄金河从他的身旁流过。
钱奇米诺、利马以及其他人在50年代为他们自己创造的权力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84年，钱奇米诺才被逮捕，直到1992年才被定罪。钱奇米诺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因为被指控为黑手党工作而被成功起诉的政治家。同年的3月12日，正担任欧洲议会议员的萨尔沃·利马成为一个不太沉重的司法制度的牺牲品，他在离家不远的巴勒莫海滨度假胜地蒙德罗被枪杀。就如一些黑手党的“悔罪者”所声称的那样，利马到底是不是一个“君子”已经没有确定的答案了。布西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说利马的父亲曾经是巴勒莫中部一个黑手党家族的成员。无人能够否认的是，正是利马以前的朋友才将他的政治生涯突然带向终结。
一直以来，黑手党的故事总是会引起关于整个意大利的问题。在这个案子中，为什么意大利公众对于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大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愤怒并进而试图做些什么呢？勿须多说，原因肯定与权力和金钱都有关。
“巴勒莫的水泥麻袋”最狂热的年份恰好与意大利的经济“奇迹”同时发生。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开始进入工业化大生产时代。北方热那亚、都灵和米兰的工厂里不断赚得的利润汇聚而成的巨额资金都转移到了南方少壮派的手中。然而，意大利经济繁荣但却并不反对浪费。许多大的建筑公司都归北方所有。北方工业也需要受公共支出刺激的南方消费市场。在巴勒莫和那不勒斯闲置的资金通过购买收音机、冰箱、摩托车和汽车重新又流回了西西里半岛。几十年来，许多意大利人还愿意遵循由一个右翼记者明确定于70年代的一条原则：捏着你的鼻子为基督教民主党投票。
当然在那时，基督教民主党面对五六十年代各种变化时总是可以得到教会的支持。欧内斯托·鲁菲尼于1946年直至1967年去世一直担任巴勒莫的红衣主教。他使西西里教会对有组织犯罪和政治勾结前所未有地视而不见。鲁菲尼来自意大利北部的曼图亚，但是比西西里人还要更加固执地热爱着西西里岛。在这里，鲁菲尼想象着信仰要比个人的信念更加深入，一旦信仰进入到政治生活里，信仰就会在农民的习俗里扎下坚实的根。西西里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于建立一个基督教社会的理想地了。成为一名西西里人和成为一名信徒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意大利人的使命是将教会的信息带到全球，那么西西里人就肩负着意大利的一个特殊任务，即当工业化的北方屈服于物质主义的时候，这座信仰的快乐岛屿将会树立一个典范，成为反对物质财富、马克思和共济会的堡垒。一句话，鲁菲尼脑海中完全是一幅绚烂的世界图景。
这位红衣主教对共产主义怀有恐惧，并把黑手党看作是共产主义所发明的一种恐吓策略。早在1947年，当萨尔瓦多·朱利亚诺的团伙在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用机枪扫射那些农民家庭后，红衣主教就致函教皇解释说，尽管他当然不能赞同来自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但是“面对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欺凌、谎言和欺骗伎俩以及反意大利和反基督教的理论，抵抗和反抗是不可避免的”。1953年大选前，他宣布，信徒们要在选票上的基督教民主党党徽上划上十字，这是个“庄严的任务”。更有甚者，要是不投票反对“由耶稣基督的敌人即将带来的威胁”就无异于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尽管有此告诫，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在罗马有五年的历史，西西里的基督教民主党赢得的选票比例也急剧下降，从不到48％下降到刚刚超过36％。显然，这座岛上有许多难以饶恕的罪人。
对持有鲁菲尼观点的人来说，这段急剧的社会变革从一开始就像一系列的灾难一样。共产主义宣扬的“猖獗叛教”思想通过合作社和住房协会的密集网络而在意大利一些地区传播开来。紧接着，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经济繁荣将众多南方农民从当地的宗教组织里脱离出来，并将他们派遣到热那亚、都灵和米兰的建筑工地和工厂里工作。即使政府和教会审查制度也不能阻止好莱坞电影以不道德和消费主义的方式来教育年轻人。
更糟糕的是，基督教民主党这个因为与左派无神论者作斗争而被圣教会选出的先锋队似乎并没有实践自己的崇高使命。基督教民主党的组织混乱，内部派系恶斗以及对公款随意处置的行为都成为一向持谨慎态度的高级牧师的批评对象。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民主党在1953年选举失败之后被迫要依靠右派或者左派盟友才能继续执政。此时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些派系正试图引诱社会党脱离与共产党的联盟，于是社会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第一次组成的政府于1963年成立。与此同时，被教会称为自由市场的“假开明者”和“不可知论者”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获得支持力量，因为它在努力试图解决如何管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现实问题。
所有的这些形势变化都未能改变鲁菲尼对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或者说他终身的奋斗目标就是逃避当今的世界，但是他却无法永远回避黑手党的问题。在1964年的棕枝主日〔※（Palm Sunday），亦译“圣枝主日”。《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受难”前不久，骑驴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据称，当时群众手执棕枝踊跃欢迎耶稣。为表纪念，此日教堂多以棕枝为装饰，有时教徒也手持棕枝绕教堂一周。教会规定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举行。〕上，红衣主教鲁菲尼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西里的真面目”的牧师书信，这是教会自“黑手党”一词首次使用99年来第一次做出的正式、明确、公开的声明。“两两里的真面目”一文对于诽谤两两里岛的邪恶媒体阴谋进行了谴责，而这个阴谋来自三个方面。前两个方面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西西里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人物：被称为“西两里甘地”的达尼洛·多尔奇和贵族小说家朱塞佩·托马两·迪·兰佩杜萨。达尼洛·多尔奇的非暴力竞选活动吸引人们关注西两里西部艰苦的渔民社区和农民社区。兰佩杜萨则是《豹》（1958年出版）这本书的作者，书中以感伤、忧郁的笔调描绘了西西里岛的历史。媒体攻击西西里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黑手党，但是鲁菲尼断言，黑手党只不过是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和世界各地都能找到的犯罪活动的代名词而已。
度假中的“乔香蕉”
绰号为“乔香蕉”的朱塞佩·乔·博南诺是纽约五个黑手党家族里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老板。他1905年出生于戈尔福海堡的一个海边小镇上，20世纪20年代逃离了墨索里尼控制的意大利，并与他的同乡萨尔瓦多·马然赞诺一起反对“老板”乔·马赛里亚。“幸运小子”卢西阿诺1931年平息纽约黑手党之乱后，“乔香蕉”被提拔为他所在家族的老板。此后30多年来，乔香蕉领导着以布鲁克林为基地的博南诺家族。“乔香蕉”掌权时，博南诺家族一直是纽约最有西西里特色的家族。西西里方言就是他们在语言上做出的一种选择，而“乔香蕉”本人也在一直努力学习英语。连同与“乔香蕉”血脉相连的布法罗市的马加蒂诺家族一道，博南诺家族与戈尔福海堡的黑手党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
1983年，“乔香蕉”出版了《重信誉之士》一书，由别人代笔对其一生进行了叙述，在涉及“我的传统”即黑手党时，书中充满了荒谬的自我辩解。《重信誉之士》里最有趣的一章讲述了这位布鲁克林的老板如何在1957年10月荣返故里，回到他的传统的起源地，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周的时间。博南诺说自己是回西两里度假，他对度假经历的叙述里充满了陈词滥调，歌颂西西里岛重视家庭和自我尊重的古老传统。博南诺回去是要寻根，回到他在寻找自由和成功的过程中所抛弃的那个狭小世界。到达西西里岛后，他就对意大利人“生活的艺术”和“充沛的热情”表示钦佩。更有见地的是，他称意大利的政府结构“骇人听闻”。针对这一点他举例说明，当他首次降落在罗马机场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居然受到基督教民主党外贸部部长红地毯式的欢迎，而部长本人也是戈尔福海堡人。“难道我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朋友们对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不感到惊讶吗？”博南诺对此评论道。这个故事听起来匪夷所思，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它的真实性。但事实上从那之后这个故事被反复提起，也许是为了表明西西里基督教民主党获得的尊重很低。有一次在巴勒莫，正在访问的老板被贵族和“君子”们组成的代表团握手拉住，他们骄傲地向他介绍城市里迅速建起的崭新高速公路和办公大楼。也许出人意料的是，对巴勒莫早期建筑热潮的参观并没有构成博南诺度假的亮点。
尽管人们永远不会从博南诺书中的谎话猜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他在西西里岛的度假成为了大西洋两岸“我们的事业”的转折点。
博南诺在西两里岛的度假实际上是大西洋两岸“我们的事业”的转折点，尽管我们从博南诺的满篇谎话的书中猜到这一点。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美国黑手党将专营海洛因走私的特权授予了西西里的兄弟们。更为重要的是，西西里黑手党在戈尔福海堡战争结束后还以纽约的委员会为模型创建了自己的委员会。这两项密切相关的进展为黑手党在接下来40年里上演的历史戏剧搭好了舞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前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惊人的暴行都可以追溯到博南诺的这次西西里岛之行。
至于在那次旅行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残存的信息虽然不全面，但却给了我们一些暗示。弄清楚证据，不仅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搞明白事情发生的原因，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研究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学家认为有必要对已知的事实进行一连串有根据的假设。因此，本节下文中叙述的内容既有史实也有作者的推断，而这样叙述的目的只有一个：深入了解“我们的事业”的政治体系。“政治”这个很重要的词是不能随意使用的。如果“我们的事业”着手参与海洛因买卖是商业问题的话，那么黑手党设立的委员会就等同于宪法政治了。对于非意大利人来说，将黑手党成员当作生意人并不会招来别人的流言蜚语。那些曾经被看作是阴险的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黑手党老板现在也已经变成了电影里的僵化模式。然而，在意大利之外，作家仍然不愿意用“政治”一词来称呼杀人犯及盗徒们的阴谋诡计，认为这样有抬高他们之嫌。但是对于那些几十年来一直试图理解意大利黑手党的人来说，使用任何其他的词语都严重低估了“我们的事业”，因为西西里黑手党确实有名副其实的“政治”。正如今天的调查官不断强调的那样，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的事业”实际上是一个影子政府，是一个有时反抗、有时颠覆、有时寄居在合法政府机构内的政治组织的话，“我们的事业”就永远不会被打败。
在西西里短暂旅行期间，“乔香蕉”在巴勒莫会见了多玛索·布西达，并花费五小时与他在斯帕诺海边饭店共享了一顿豪华午宴——或者，至少根据布西达的说法，“乔香蕉”会见了布西达。那时，布西达这个未来的“两个世界的老板”和创造历史的黑手党背叛者当时只不过是一名朝气蓬勃的巴勒莫小卒。因此，两人的这次斯帕诺会面给布西达留下更深的印象就不足为怪了。“乔香蕉”根本就没有把这次会面写进度假回忆录里。与之相反，布西达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他将与其密切交谈的这个人描述为“杰出、优雅、充满独特智慧”的人。显然，布西达已经找到了一个榜样。
当时，布西达和博南诺之间除了地位差别之外，他们两个在叙述上也有很多方面的不同。布西达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已经是一名证人保护计划之下的忏悔者了；而当“乔香蕉”在1983年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最多处于半退休状态。基于这个简单的原因，布西达是目前为止这两人中更为可信的一个（尽管据说，美国当局对《重信誉之士》这本书非常重视，曾将该书作者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
这两名黑手党分子在他们的故事里都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空白：毒品，这一点很明显但并不令人奇怪。“乔香蕉”坚持说他从未与毒品有过任何瓜葛，对此他辩解道，这完全与他的“传统”相悖。有人认为博南诺访问西西里岛与海洛因有关，布西达对这一看法嗤之以鼻。这两人无疑都撒了谎，而且两个人撒谎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趣。这不仅仅是两名罪犯试图保护自己的问题。
比起博南诺，布西达无疑是一个更有趣的骗子。布西达直到去世都在否认自己曾经通过贩毒赚过钱。但是，布西达也说过“‘我们的事业，中，没有一个人和毒品走私没有关联”，他这样说无疑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些说法包括了这类策略性谎言的所有特征，西两里的“君子”们对此都十分擅长。实际上，有迹象清晰地表明，他们很有可能是故意这样说的。布西达确信，如果有人知道如何破译他的话——法尔科内法官就是其中一个——这个人一定会明白他在撒谎而且也明白他不准备再对这样一个明显重要的话题多说些什么。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因此他必须扯上一条防疫封锁线，以免影响到他所说过的其他事情的可信度。
所有这样的谎言都很必要，因为就在“乔香蕉”的飞机降落在巴勒莫的时候，在美国的“我们的事业”正处于十字路口。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决定想成为什么样的非法组织。在诸如禁酒令下的酒供应和博彩市场上，美国黑手党总是随心所欲的，这些行为“刚刚算得上非法”，因而不会让黑手党的政治朋友们感到尴尬。另一个例子就是赌博。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正值有组织犯罪向急剧膨胀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大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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